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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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下一次,也就是十或十一天之後再去他那裡的時候,他已經拿到了這封信,而且他還告訴我說,他決定對此緘口不言。

    他臉色慘白,給人一種他好像是受到沉重打擊的印象——之所以會給人以這樣一種印象,這其中的一個特别的原因是他的身體所呈現出來的一種傾向,也就是說,他喜歡在走路的時候把頭和上身歪向一邊,當然,他的這種傾向我其實已經發現有一陣子了,隻是現在更突出、更紮眼而已。

    不過,他整個人确實是,或者是做出一副非常平靜,甚至是冷漠的樣子,面對這樣的背叛,他隻是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鎮定自若地予以藐視,我覺得,他幾乎都快因為自己的這種過于泰然處之的态度而需要向我表示歉意了。

     “我想,”他說道,“你是不會希望我勃然大怒地來上一通道德聲讨的吧。

    一個不忠誠的朋友。

    還能是什麼呢?世道就是這樣,我是不會為此大動肝火的。

    事情雖然讓人感到痛苦,我也會問自己,如果連你最信任的人都來傷害你,你還能夠相信誰。

    可你又能指望什麼呢?現在的朋友就這樣。

    我所剩下的隻有羞愧——再有就是覺得自己該打。

    ” 我告訴他我很想知道,他為何感到羞愧。

     “為一種行為,”他回答道,“太荒唐了,以至于我會情不自禁地覺得,這感覺就好像是一個上學的小男孩,他發現了一個鳥窩,于是就興高采烈地把事情告訴給了他的一個同學,而這個同學卻跑去把他的鳥窩偷走了,太像了。

    ” 我還能說什麼呢,除了說: “你将不會因為信任而犯下罪孽和恥辱。

    犯下罪孽和恥辱的是那個小偷。

    ” 要是我能夠更有說服力地去制止他的這種自責該有多好啊!然而,事與願違,我這心裡卻禁不住地贊同起這些自責來,因為他的行為,這整個的找人代言、求婚的做法,而且還偏偏是找魯道夫的做法,在我看來是不自然的,是矯揉造作的,是應該受到懲罰的,而我隻消想象一下,假如我當初不是自己親自開口,而是打發一個風度翩翩的男性朋友去我的海倫那裡,通過他來向她吐露我的心扉,那麼,我就不難看出他的整個行為方式是多麼的莫名其妙和荒唐。

    可他為何又要一個勁兒地表示後悔不疊呢——如果他的言語、他的表情所流露的是後悔的話?他一下子就失去了朋友和愛人,因為自身的過錯,人們不由得要這樣說——要是人們,要是我,哪怕隻是能夠完全确定,這裡所涉及的是一個過錯,一個無意識的錯誤,一種後果嚴重的輕率,那該有多好啊!要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哪怕我隻是别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暗中懷疑他,懷疑他多少是已經事先預見到将要發生的事情的,而事情的發生又是他刻意促成的,要是我不這樣去懷疑他,那該有多好啊!讓那種“出自”魯道夫身上的東西,讓那種不可否認的一個人的性的吸引力為自己所用,為自己做宣傳,他真的就是這樣想的嗎?你可以相信他對他是完全放心的嗎?我偶爾也會猜測,他苛求那另外一個人作出犧牲,那隻不過是裝裝樣子而已,他其實已經為自己選擇了最大的犧牲——他是有意成人之美,讓有情人終成眷屬,讓就可愛性而言本應屬于一體的結合為一體,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放棄自我,重返孤獨。

    可這更像是我的想法,而不是他的想法。

    其實,真正符合我和我對他的尊敬的想法應該是這樣的才是,即他犯下這個表面的錯誤,刻意幹下這件所謂的蠢事,完全是出于一種非常溫柔的、充滿痛苦和善意的動機!然而,一系列的事件卻讓我不得不去直面一個事實,其程度之無情、之冷酷、之殘暴,遠非我那善良的天性所能承受,以至于我那善良的天性會在它的面前不寒而栗地變得僵硬起來——一個無法求證的、沉默的,隻有通過其呆滞的目光才能被辨認出來的事實,但願這個事實能夠永遠堅守沉默,因為我并不是那個對此作出承諾的人。

    —— 我敢肯定,施維爾特費格是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是懷着最美好、最正确的決心去找的瑪麗·戈多的。

    但我同樣肯定的是,這些決心從一開始就不是建立在最牢靠的根基之上的,而是從内部來看就是岌岌可危,大有松懈、瓦解、改變之勢的。

    阿德裡安對他的一再表白,即他個人對他這位朋友的生活和人性所具有的重要性,這對他的虛榮心還是起到了一定的讨好和激勵作用的,另外,他對事情所做的老謀深算的诠釋也令他欣然接受他的想法,即他目前的使命就是源自這個意義。

    但是,這個被他征服了的男人居然改變主意,而且他在他眼裡又僅僅就隻是一個手段和工具而已,這些都傷害了他的感情,也引發了他的醋意,從而抵消了上述那些影響,我認為,他從内心深處其實是覺得獲得了解脫的,也就是說:他覺得沒有義務去用忠誠來回報刁鑽的不忠誠了。

    這一點我是相當清楚的。

    而且我還清楚的是,為了另外一個人而遊走在愛情的道路上,這可是一種充滿了誘惑的漫步——尤其是對于一個醉心于調情的人而言,對于這種人的道德而言,隻要稍微意識到他是要去調情或者是要去做類似于調情的事情,僅僅這種意識本身就肯定能夠多少給他帶來一些愉快輕松。

     正如發生在普菲弗爾林的那次談話一樣,發生在魯道夫和瑪麗·戈多之間的事情,我同樣也可以逐字逐句地複述出來,對此,還會有什麼人表示懷疑嗎?我當時“在場”,還會有人對此表示懷疑嗎?我想不會了。

    不過,我也在想,詳細地發布這件事情的經過對任何人都不再是有必要的了,或者說連希望這樣做的人都沒有了。

    這件事情,它起初——即使不是在我眼裡,但卻是在别人眼裡——看起來是那樣的明快,它的災難性的結局,并不隻是一次交談的成果,對于我所做的這種猜測,将不會有人表示反對。

    為了導緻這樣的結局,必須進行第二次交談,而瑪麗在第一次交談之後為他送行的那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