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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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自發的和自然的東西，在它那裡未能奏響凱歌。
我的朋友在這裡所編織的音樂從藝術的角度而言是極其值得欽佩的。
鄙視任何揮霍奢侈的他，原本是隻打算為貝多芬式的古典管弦樂隊寫總譜的，可是，不曾想，僅僅為了亞馬多這個人物，一個滑稽浮誇的西班牙人，他就把第二對圓号、三個長号和一個大号收進了他的管弦樂隊。
不過，一切皆為嚴格的室内樂風格，是用金銀絲編織的裝飾品，一種由聲音組成的聰明的怪誕，富于聯想和幽默，充滿一種純粹狂妄的靈感，一個音樂愛好者，假如他厭倦了浪漫主義的民主和面向大衆的道德說教，渴望過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一種沒有野心的或者隻在最為高雅的意義上有野心的為藝術家和行家而存在的藝術的話，那麼，他是肯定能夠從這種以自我為中心而又冷若冰霜的深奧之中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份狂喜的。
不過這種深奧，作為深奧，卻又依據作品的精神，想盡各種方法進行自我嘲弄，滑稽模仿式地進行自我誇張，從而使得這份狂喜裡又同時夾雜了一點悲傷、一絲絕望。
是的，傾慕和悲哀在凝視這種音樂的過程中非常奇特地相互交融。
“多麼美啊！”心在說——至少我的心在這樣對自己說。
“——可同時又是多麼悲傷啊！”因為，這種傾慕的對象是一件既幽默又感傷的藝術作品，是一項可以稱作英雄壯舉的知識成就，是一種以傲慢的滑稽模仿的姿态出現的勉強，我稱之為一種永不松弛的、緊張得令人窒息的藝術行走在不可能性的邊緣的遊戲，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叫法能夠更好地說明它的特點了。
悲傷的基調就是這樣定下的。
然而，傾慕和悲哀，傾慕和憂愁，這不幾乎就是愛情的定義麼？我對于他和他的一切懷有一種充滿痛苦和期待的愛，我就是懷着這種愛來傾聽阿德裡安的演奏的。
我不是很能說的人；席爾德克納普則不然，始終充當着一個接受力很強的好觀衆的角色，他對他呈獻的東西所作的評論比我敏捷，比我知性——我事後還會，在吃中飯的時候，恍恍惚惚、若有所思地坐在馬納爾迪家的那張桌子旁，心潮起伏，而我們所聽到的那個音樂對于這樣的感情是根本不予理睬的。
“多喝點啊！多喝點啊！”女主人用意大利語說道，“葡萄酒能夠強血補血！”阿美莉亞在她的眼前晃動着那把勺子，嘴裡同時喃喃自語道：“妖怪……妖怪……” 這個晚上已經是我們，我的好老婆和我，在我的兩位朋友的獨特的生活環境裡所度過的最後幾個晚上之一。
過不了多久，呆了三周的我們就又得離開這裡回到家鄉德國去了，而那倆呢，他們還将呆上數月之久，直到秋天來臨，在這期間，他們将繼續忠實于他們那介于修道院花園、家宴、邊緣粘稠而金黃的田間地頭以及他們挑燈夜讀的石頭地起居廳之間四點一線的田園般的有規律的生活。
他們上一年的整個夏天就是這樣過來的，而他們在城裡的生活方式，整整一個冬天，也同這裡的這種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别。
他們住在科斯坦佐戲院和萬神殿附近的阿根廷塔樓路，四層，女房東為他們提供早餐和兩餐之間的點心。
正餐他們則以包月價在相鄰的一家飯館吃。
帕萊斯特裡納修道院花園的角色在羅馬由多利亞·潘菲利别墅替代，春光明媚和秋高氣爽之時，他們會在一個造型優美、不時有奶牛和自由放養的馬兒跑來飲水的噴泉附近埋頭于他們的工作。
阿德裡安很少缺席市立小樂隊在圓柱廣場上舉行的午後音樂會。
晚上偶爾也會去聽歌劇，但一般情況下都是去咖啡館，找個安靜的角落，一邊玩多米諾骨牌，一邊喝杯熱乎乎的橙汁潘趣酒。
他們沒有任何别的交往——或者說幾乎沒有，他們的封閉狀态在羅馬幾乎跟在鄉下一樣徹底。
他們完全回避德國分子，尤其是席爾德克納普，隻要聽見有人用母語說話，就能不出任何差錯地溜之大吉：如果公共汽車、火車車廂裡出現了“Germans”[17]，他甚至有本事再從車上跳下來。
不過，即便是結識本地人，他們的獨居，或者不妨說雙居的生活方式幾乎提供不了這樣的機會。
整個冬天裡，他們一共被一位來路不明的資助藝術和藝術家的女士邀請過兩次：德·科尼亞爾夫人，是由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在慕尼黑的一個關系介紹過去的。
這位夫人的居室位于主幹道上，居室裡點綴有絲絨鏡框和銀鏡框，鏡框裡面裝的是題詞相片，他們在這裡得以遇見形形色色的國際藝術人士，戲劇界的芸芸衆生，畫家和音樂家，波蘭人、匈牙利人、法國人以及意大利人，而其中一些人轉眼又會消失得無影無蹤，讓他們聯系不上。
席爾德克納普偶爾也會和阿德裡安分開一下，以便跟着那些對他深表好感的英國青年一起去小酒館喝馬利瓦西亞葡萄酒[18]，到提沃黎[19]去遊玩遊玩或者上四泉的特拉普會[20]會員們那兒喝喝桉樹燒酒，和人家胡侃亂侃一番，也好乘機放松放松自己，要知道，翻譯藝術的艱難困苦可沒讓他少傷腦筋。
總之，不論是在這座城市，還是在那個偏遠的山區小鎮，這兩個人過的都是一種回避世界和人群的生活，他們的心裡隻有他們的工作。
我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
難道我現在應該說，離開馬納爾迪家，同往常一樣，就我個人而言是極不情願的事情，但從阿德裡安那邊來講，他心裡肯定又會暗自感到一絲輕松？既然話已出口，那麼也就有義務再說明一下産生這種感覺的原因，而要想較為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我就隻好當着我自己和别人的面獻點醜了。
事實是：在一個明确的問題上，用青年人時下愛說的字眼，在首要問題上，我在這些同樓住戶中應該算是一個有些滑稽的例外；也就是說，我不符合常規：即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我是一個認同那種事情的丈夫，我們懷着既抱歉又神往的心情稱之為“自然”。
而在這座依傍着階梯胡同的城堡之家裡，别人都不這樣幹。
我們的優秀的女房東，佩羅内拉太太，長年守寡，她的女兒阿美莉亞是個不大聰明的孩子。
馬納爾迪兄弟，無論是那個律師，還是那個農民，均以硬邦邦的老光棍形象示人，不難想象，這兩個男人恐怕從未碰過一個女人。
還有頭發灰白、性情柔和的堂兄達利奧，以及他那個子矮得很且病歪歪的妻子，肯定是一對隻在名副其實的最最博愛意義上互相取悅的夫婦。
最後再來看看阿德裡安和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月複一月地固守在這個已經為我們所熟悉了的甯靜而又嚴肅的圈子裡，他們的這種活法，無異于山上修道院裡的那些修士和修女。
我這個
我的朋友在這裡所編織的音樂從藝術的角度而言是極其值得欽佩的。
鄙視任何揮霍奢侈的他，原本是隻打算為貝多芬式的古典管弦樂隊寫總譜的，可是，不曾想，僅僅為了亞馬多這個人物，一個滑稽浮誇的西班牙人，他就把第二對圓号、三個長号和一個大号收進了他的管弦樂隊。
不過，一切皆為嚴格的室内樂風格，是用金銀絲編織的裝飾品，一種由聲音組成的聰明的怪誕，富于聯想和幽默，充滿一種純粹狂妄的靈感，一個音樂愛好者，假如他厭倦了浪漫主義的民主和面向大衆的道德說教，渴望過一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一種沒有野心的或者隻在最為高雅的意義上有野心的為藝術家和行家而存在的藝術的話，那麼，他是肯定能夠從這種以自我為中心而又冷若冰霜的深奧之中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份狂喜的。
不過這種深奧，作為深奧，卻又依據作品的精神，想盡各種方法進行自我嘲弄，滑稽模仿式地進行自我誇張，從而使得這份狂喜裡又同時夾雜了一點悲傷、一絲絕望。
是的，傾慕和悲哀在凝視這種音樂的過程中非常奇特地相互交融。
“多麼美啊！”心在說——至少我的心在這樣對自己說。
“——可同時又是多麼悲傷啊！”因為，這種傾慕的對象是一件既幽默又感傷的藝術作品，是一項可以稱作英雄壯舉的知識成就，是一種以傲慢的滑稽模仿的姿态出現的勉強，我稱之為一種永不松弛的、緊張得令人窒息的藝術行走在不可能性的邊緣的遊戲，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叫法能夠更好地說明它的特點了。
悲傷的基調就是這樣定下的。
然而，傾慕和悲哀，傾慕和憂愁，這不幾乎就是愛情的定義麼？我對于他和他的一切懷有一種充滿痛苦和期待的愛，我就是懷着這種愛來傾聽阿德裡安的演奏的。
我不是很能說的人；席爾德克納普則不然，始終充當着一個接受力很強的好觀衆的角色，他對他呈獻的東西所作的評論比我敏捷，比我知性——我事後還會，在吃中飯的時候，恍恍惚惚、若有所思地坐在馬納爾迪家的那張桌子旁，心潮起伏，而我們所聽到的那個音樂對于這樣的感情是根本不予理睬的。
“多喝點啊！多喝點啊！”女主人用意大利語說道，“葡萄酒能夠強血補血！”阿美莉亞在她的眼前晃動着那把勺子，嘴裡同時喃喃自語道：“妖怪……妖怪……” 這個晚上已經是我們，我的好老婆和我，在我的兩位朋友的獨特的生活環境裡所度過的最後幾個晚上之一。
過不了多久，呆了三周的我們就又得離開這裡回到家鄉德國去了，而那倆呢，他們還将呆上數月之久，直到秋天來臨，在這期間，他們将繼續忠實于他們那介于修道院花園、家宴、邊緣粘稠而金黃的田間地頭以及他們挑燈夜讀的石頭地起居廳之間四點一線的田園般的有規律的生活。
他們上一年的整個夏天就是這樣過來的，而他們在城裡的生活方式，整整一個冬天，也同這裡的這種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别。
他們住在科斯坦佐戲院和萬神殿附近的阿根廷塔樓路，四層，女房東為他們提供早餐和兩餐之間的點心。
正餐他們則以包月價在相鄰的一家飯館吃。
帕萊斯特裡納修道院花園的角色在羅馬由多利亞·潘菲利别墅替代，春光明媚和秋高氣爽之時，他們會在一個造型優美、不時有奶牛和自由放養的馬兒跑來飲水的噴泉附近埋頭于他們的工作。
阿德裡安很少缺席市立小樂隊在圓柱廣場上舉行的午後音樂會。
晚上偶爾也會去聽歌劇，但一般情況下都是去咖啡館，找個安靜的角落，一邊玩多米諾骨牌，一邊喝杯熱乎乎的橙汁潘趣酒。
他們沒有任何别的交往——或者說幾乎沒有，他們的封閉狀态在羅馬幾乎跟在鄉下一樣徹底。
他們完全回避德國分子，尤其是席爾德克納普，隻要聽見有人用母語說話，就能不出任何差錯地溜之大吉：如果公共汽車、火車車廂裡出現了“Germans”
不過，即便是結識本地人，他們的獨居，或者不妨說雙居的生活方式幾乎提供不了這樣的機會。
整個冬天裡，他們一共被一位來路不明的資助藝術和藝術家的女士邀請過兩次：德·科尼亞爾夫人，是由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在慕尼黑的一個關系介紹過去的。
這位夫人的居室位于主幹道上，居室裡點綴有絲絨鏡框和銀鏡框，鏡框裡面裝的是題詞相片，他們在這裡得以遇見形形色色的國際藝術人士，戲劇界的芸芸衆生，畫家和音樂家，波蘭人、匈牙利人、法國人以及意大利人，而其中一些人轉眼又會消失得無影無蹤，讓他們聯系不上。
席爾德克納普偶爾也會和阿德裡安分開一下，以便跟着那些對他深表好感的英國青年一起去小酒館喝馬利瓦西亞葡萄酒
總之，不論是在這座城市，還是在那個偏遠的山區小鎮，這兩個人過的都是一種回避世界和人群的生活，他們的心裡隻有他們的工作。
我這樣說一點也不過分。
難道我現在應該說，離開馬納爾迪家，同往常一樣，就我個人而言是極不情願的事情，但從阿德裡安那邊來講，他心裡肯定又會暗自感到一絲輕松？既然話已出口，那麼也就有義務再說明一下産生這種感覺的原因，而要想較為容易地做到這一點，我就隻好當着我自己和别人的面獻點醜了。
事實是：在一個明确的問題上，用青年人時下愛說的字眼，在首要問題上，我在這些同樓住戶中應該算是一個有些滑稽的例外；也就是說，我不符合常規：即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我是一個認同那種事情的丈夫，我們懷着既抱歉又神往的心情稱之為“自然”。
而在這座依傍着階梯胡同的城堡之家裡，别人都不這樣幹。
我們的優秀的女房東，佩羅内拉太太，長年守寡，她的女兒阿美莉亞是個不大聰明的孩子。
馬納爾迪兄弟，無論是那個律師，還是那個農民，均以硬邦邦的老光棍形象示人，不難想象，這兩個男人恐怕從未碰過一個女人。
還有頭發灰白、性情柔和的堂兄達利奧，以及他那個子矮得很且病歪歪的妻子，肯定是一對隻在名副其實的最最博愛意義上互相取悅的夫婦。
最後再來看看阿德裡安和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月複一月地固守在這個已經為我們所熟悉了的甯靜而又嚴肅的圈子裡，他們的這種活法，無異于山上修道院裡的那些修士和修女。
我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