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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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重要的。
隻有當青年人的自我讨論危及生命的直接性的時候，我才會去反對這種讨論。
不過，這種青年人的自我讨論作為自我意識也強化了存在，而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說在這個範圍内，我是歡迎它的。
這個關于青年的思想是我們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一種特權和專長——别的民族基本上不知其為何物，作為有自我意識的青年人對他們而言幾乎是陌生的，德意志青年強調本質和受到年長階層贊許的氣派乃至其非市民的裝束，都讓他們驚訝不已。
那就讓他們去吧。
正是作為青年人，德意志青年代表着民族精神自身，代表着年輕而前途光明的德意志精神——不成熟，讓人家說去吧，這又能說明什麼呢！德意志曆史上的壯舉總是發自某種了不起的不成熟，而我們能成為宗教改革的民族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宗教改革也是不成熟的産物。
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市民是成熟的，他在做禮拜之前會對他的太太說：‘好吧，就讓我們向這個流行的錯誤鞠躬緻敬吧！’就帶來新的得到淨化的信仰而言，就此而言，路德可是夠不成熟的，夠民族的，夠德意志民族的了。
如果成熟是最後的抉擇，哪裡還有什麼世界可言！我們将再度以我們的不成熟對世界進行一些革新和一些革命。
” 德意志林說完這番話之後，我們陷入一陣沉思。
顯然，黑暗之中的每個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那種個性的和民族的青春煥發，他們因此而激情澎湃，因此而熱血沸騰。
“了不起的不成熟”這句話肯定讓大多數人感到十分受用。
“怎麼不早說啊，”我聽見阿德裡安打破沉默，開口說道，“我們原本是這樣的不成熟，這樣的年輕，如你所說，我指的是作為民族。
可我們終究還是做到了和其他的民族平起平坐，也許隻是我們的曆史，即我們統一并形成共同的自我意識的時間稍遲，給我們造成了一種特别年輕的假象。
” “這可是另外一碼事，”德意志林強調說，“最高意義上的青年和政治曆史無關，根本就和曆史無關。
最高意義上的青年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天賦，是一種本質的東西，是一種結構和一種命中注定。
德意志的形成，德意志的遊牧，德意志的永無止盡的浪迹天涯的本質，你難道從來沒有聽說過嗎？不管你怎麼想，德國人都是永遠的大學生，都是地球上所有民族當中永遠的追求者……” “還有他們的革命，”阿德裡安突然大笑着插話道，“都是世界曆史的狂歡節。
” “很有見地，萊韋屈恩。
但讓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的新教教義竟然允許你變得如此機智。
我稱之為青年的東西，在緊急關頭，還有可能受到更多的重視。
青年意味着質樸，意味着接近生活的源泉，意味着能夠一躍而起，擺脫一個喪失了活力的文明的束縛，敢為天下先，敢做别人沒有勇氣做的事情，即重新潛入基本要素之中。
青年的勇氣，這就是新陳代謝的精神，就是深知什麼是死而後生。
” “這就是你所說的德意志？”阿德裡安問道。
“再生曾經叫做rinascimento[3]，産自意大利。
而‘回歸自然’，最先是用法文推介的。
” “這一個是一場教育革新，”德意志林回應道，“這另一個則是一種感傷的牧羊人的遊戲。
” “法國大革命就是出自牧羊人的遊戲，”阿德裡安堅持道，“而路德的宗教改革隻不過是文藝複興的一個分店和倫理分岔以及其在宗教上的一個運用而已。
” “在宗教上的運用，這可是你說的。
但宗教從各方面看都不同于考古式的振興和批判性的推翻社會。
宗教的虔誠，這也許就是青年本身，就是個人生活的直接性、勇氣和深邃，就是意志和能力，就是存在的自然屬性和魔性，而這種宗教的虔誠，我們其實已經開始通過克爾凱郭爾[4]而重新有意識地去積極體驗和充分感受其豐盈和四射的活力了。
” “你認為宗教的虔誠是一種特别德國的天賦嗎？”阿德裡安問道。
“在我們賦予它的意義上，作為心靈的青年，作為自發的行為，作為生命的信仰和丢勒之穿行在死神和魔鬼之間的騎士[5]——當然是了。
” “那法國呢，這個主教座堂國，它的一國之君曾經号稱是全體基督徒的國王，而且這個國家還出了像博絮埃[6]、帕斯卡[7]這樣的神學家？”
“這說來話長。
幾個世紀以來，法國一直受到曆史的垂青，成為歐洲範圍内負有反基督教使命的大國。
而德國則正好相反，對此，萊韋屈恩，如果你還是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話，你是會有所感觸的，也就是說：你太冷漠了，所以你少年老成，你太聰明了，所以缺乏虔誠之心。
憑着聰明，一個人也許能在教會裡騰達，但在宗教裡卻幾乎是不可能的。
” “多謝，德意志林，”阿德裡安笑了起來，“你，用宗教改革之前的德語，正如艾倫弗利德·庫姆甫所說的那樣，把你的想法直言不諱地告訴給了我。
我有一種預感，我即便是在教會裡也不會騰達，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教會我也成不了神學系的學生。
我也知道，你們之中最有才華的人，全都讀過克爾凱郭爾，全都把真理、包括倫理的真理搬進主觀，反對随波逐流。
但我卻是不可能和你們一起搞極端主義的，再說了，你們的極端主義肯定也是不會長久的，這種極端主義是大學生的通行證，而你們學着克爾凱郭爾的樣子，把教會和基督教分開，對此我也不敢苟同。
在我看來，今天世俗化了的、市民化了的教會，仍然還是一座秩序的堡壘，一個服務于宗教生活的執行客觀懲戒、疏導和阻止的機構，沒有它，宗教生活就會陷入主觀主義的荒蕪和神的權力的混亂，成為陰森恐怖的幻想世界，成為惡魔的海洋。
把教會和宗教分開，意味着放棄把宗教性的東西從瘋狂之中分離出來……” “啊，聽哪！”好幾個人同時說道。
可是： “他是對的！”發布這樣的坦率聲明的是馬特烏斯·阿爾茲特，人稱“社會醫生”，因為社會是他的熱情所在，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常常引用歌德的話說，基督教是一場政治革命，但這場革命卻失敗了，成為了道德的。
他現在也說，基督教必須重新成為政治的，也就是社會的：這是真正的和唯一的懲戒宗教的手段，至于宗教的退化危險，萊韋屈恩剛才已經作了相當不錯的描述。
宗教社會主義，與社會相連的宗教，要的就是它，因為，找到正确的聯系，是一切事物的關鍵之所在，而神控的責任必須和社會的責任，和承擔上帝提出的社會完善任務的義務結合起來。
“你們相信我好了，”他說道，“這一切全都取決于一個負責任的工業民族，取決于一個國際性的工業國家的成長，這個國家有朝一日将形成一個真正完善的歐洲經濟社會。
所有的創造沖動都由它而起，并且現在也已經漸露端倪，不單是為了一個新的經濟組織的技術發展，不僅是為了對這些自然的生活聯系來一個徹底的大掃除，也是為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 我是按照這些年輕人的原話進行複述的，他們用的都是文绉绉的術語，然而，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語言的矯揉造作；相反，他們用起這種矯揉造作來還滿心歡喜和得意洋洋得很呢，他們娴熟地知足地把踩着高跷的刁鑽苛求彼此抛來抛去，自然而然得很哪。
“自然的生活聯系”和“神控的責任”，就是這類的忸怩作态；他們完全可以說得簡單一些，但那樣的話，就不是他們的神學科學的語言了。
他們喜歡提“本質問題”，喜歡說“神聖空間”或“政治空間”，或者說“學術空間”、“結構原則”、“存在的對應”等等。
德意志林現在也兩手交叉抱着後腦勺地提了一個本質問題，是關于阿爾茲特的經濟社會的生物起源的。
他說，這不是别的，隻可能是經濟理性，
隻有當青年人的自我讨論危及生命的直接性的時候，我才會去反對這種讨論。
不過，這種青年人的自我讨論作為自我意識也強化了存在，而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說在這個範圍内，我是歡迎它的。
這個關于青年的思想是我們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一種特權和專長——别的民族基本上不知其為何物，作為有自我意識的青年人對他們而言幾乎是陌生的，德意志青年強調本質和受到年長階層贊許的氣派乃至其非市民的裝束，都讓他們驚訝不已。
那就讓他們去吧。
正是作為青年人，德意志青年代表着民族精神自身，代表着年輕而前途光明的德意志精神——不成熟，讓人家說去吧，這又能說明什麼呢！德意志曆史上的壯舉總是發自某種了不起的不成熟，而我們能成為宗教改革的民族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宗教改革也是不成熟的産物。
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市民是成熟的，他在做禮拜之前會對他的太太說：‘好吧，就讓我們向這個流行的錯誤鞠躬緻敬吧！’就帶來新的得到淨化的信仰而言，就此而言，路德可是夠不成熟的，夠民族的，夠德意志民族的了。
如果成熟是最後的抉擇，哪裡還有什麼世界可言！我們将再度以我們的不成熟對世界進行一些革新和一些革命。
” 德意志林說完這番話之後，我們陷入一陣沉思。
顯然，黑暗之中的每個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那種個性的和民族的青春煥發，他們因此而激情澎湃，因此而熱血沸騰。
“了不起的不成熟”這句話肯定讓大多數人感到十分受用。
“怎麼不早說啊，”我聽見阿德裡安打破沉默，開口說道，“我們原本是這樣的不成熟，這樣的年輕，如你所說，我指的是作為民族。
可我們終究還是做到了和其他的民族平起平坐，也許隻是我們的曆史，即我們統一并形成共同的自我意識的時間稍遲，給我們造成了一種特别年輕的假象。
” “這可是另外一碼事，”德意志林強調說，“最高意義上的青年和政治曆史無關，根本就和曆史無關。
最高意義上的青年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天賦，是一種本質的東西，是一種結構和一種命中注定。
德意志的形成，德意志的遊牧，德意志的永無止盡的浪迹天涯的本質，你難道從來沒有聽說過嗎？不管你怎麼想，德國人都是永遠的大學生，都是地球上所有民族當中永遠的追求者……” “還有他們的革命，”阿德裡安突然大笑着插話道，“都是世界曆史的狂歡節。
” “很有見地，萊韋屈恩。
但讓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的新教教義竟然允許你變得如此機智。
我稱之為青年的東西，在緊急關頭，還有可能受到更多的重視。
青年意味着質樸，意味着接近生活的源泉，意味着能夠一躍而起，擺脫一個喪失了活力的文明的束縛，敢為天下先，敢做别人沒有勇氣做的事情，即重新潛入基本要素之中。
青年的勇氣，這就是新陳代謝的精神，就是深知什麼是死而後生。
” “這就是你所說的德意志？”阿德裡安問道。
“再生曾經叫做rinascimento
而‘回歸自然’，最先是用法文推介的。
” “這一個是一場教育革新，”德意志林回應道，“這另一個則是一種感傷的牧羊人的遊戲。
” “法國大革命就是出自牧羊人的遊戲，”阿德裡安堅持道，“而路德的宗教改革隻不過是文藝複興的一個分店和倫理分岔以及其在宗教上的一個運用而已。
” “在宗教上的運用，這可是你說的。
但宗教從各方面看都不同于考古式的振興和批判性的推翻社會。
宗教的虔誠，這也許就是青年本身，就是個人生活的直接性、勇氣和深邃，就是意志和能力，就是存在的自然屬性和魔性，而這種宗教的虔誠，我們其實已經開始通過克爾凱郭爾
” “你認為宗教的虔誠是一種特别德國的天賦嗎？”阿德裡安問道。
“在我們賦予它的意義上，作為心靈的青年，作為自發的行為，作為生命的信仰和丢勒之穿行在死神和魔鬼之間的騎士
” “那法國呢，這個主教座堂國，它的一國之君曾經号稱是全體基督徒的國王，而且這個國家還出了像博絮埃
幾個世紀以來，法國一直受到曆史的垂青，成為歐洲範圍内負有反基督教使命的大國。
而德國則正好相反，對此，萊韋屈恩，如果你還是阿德裡安·萊韋屈恩的話，你是會有所感觸的，也就是說：你太冷漠了，所以你少年老成，你太聰明了，所以缺乏虔誠之心。
憑着聰明，一個人也許能在教會裡騰達，但在宗教裡卻幾乎是不可能的。
” “多謝，德意志林，”阿德裡安笑了起來，“你，用宗教改革之前的德語，正如艾倫弗利德·庫姆甫所說的那樣，把你的想法直言不諱地告訴給了我。
我有一種預感，我即便是在教會裡也不會騰達，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教會我也成不了神學系的學生。
我也知道，你們之中最有才華的人，全都讀過克爾凱郭爾，全都把真理、包括倫理的真理搬進主觀，反對随波逐流。
但我卻是不可能和你們一起搞極端主義的，再說了，你們的極端主義肯定也是不會長久的，這種極端主義是大學生的通行證，而你們學着克爾凱郭爾的樣子，把教會和基督教分開，對此我也不敢苟同。
在我看來，今天世俗化了的、市民化了的教會，仍然還是一座秩序的堡壘，一個服務于宗教生活的執行客觀懲戒、疏導和阻止的機構，沒有它，宗教生活就會陷入主觀主義的荒蕪和神的權力的混亂，成為陰森恐怖的幻想世界，成為惡魔的海洋。
把教會和宗教分開，意味着放棄把宗教性的東西從瘋狂之中分離出來……” “啊，聽哪！”好幾個人同時說道。
可是： “他是對的！”發布這樣的坦率聲明的是馬特烏斯·阿爾茲特，人稱“社會醫生”，因為社會是他的熱情所在，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常常引用歌德的話說，基督教是一場政治革命，但這場革命卻失敗了，成為了道德的。
他現在也說，基督教必須重新成為政治的，也就是社會的：這是真正的和唯一的懲戒宗教的手段，至于宗教的退化危險，萊韋屈恩剛才已經作了相當不錯的描述。
宗教社會主義，與社會相連的宗教，要的就是它，因為，找到正确的聯系，是一切事物的關鍵之所在，而神控的責任必須和社會的責任，和承擔上帝提出的社會完善任務的義務結合起來。
“你們相信我好了，”他說道，“這一切全都取決于一個負責任的工業民族，取決于一個國際性的工業國家的成長，這個國家有朝一日将形成一個真正完善的歐洲經濟社會。
所有的創造沖動都由它而起，并且現在也已經漸露端倪，不單是為了一個新的經濟組織的技術發展，不僅是為了對這些自然的生活聯系來一個徹底的大掃除，也是為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 我是按照這些年輕人的原話進行複述的，他們用的都是文绉绉的術語，然而，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語言的矯揉造作；相反，他們用起這種矯揉造作來還滿心歡喜和得意洋洋得很呢，他們娴熟地知足地把踩着高跷的刁鑽苛求彼此抛來抛去，自然而然得很哪。
“自然的生活聯系”和“神控的責任”，就是這類的忸怩作态；他們完全可以說得簡單一些，但那樣的話，就不是他們的神學科學的語言了。
他們喜歡提“本質問題”，喜歡說“神聖空間”或“政治空間”，或者說“學術空間”、“結構原則”、“存在的對應”等等。
德意志林現在也兩手交叉抱着後腦勺地提了一個本質問題，是關于阿爾茲特的經濟社會的生物起源的。
他說，這不是别的，隻可能是經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