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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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比如“偏移鏡頭”“虛化背景”“調整焦距”什麼的，但是，很快她的問題就變得更加複雜，他不得不去查閱書架上的《攝影技術》雜志。
“年輕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語道，那時米娅已經十五歲了，“年輕的女士得換一台大畫幅相機。
” 米娅還是第一次聽說這種相機，但是，過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藥房做收銀員和在汽車餐廳端盤子的收入），準備買新相機。
她會捧着威爾金森先生的相機産品目錄和攝影雜志研究，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
“你在選相機上投入的時間比拍照的時間還多。
”威爾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終選定了一台心儀的——GraphicViewⅡ——連威爾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這台機器很可靠，”他說，“物有所值。
好好愛護，它會陪伴你一生。
”GraphicViewⅡ（米娅從郵購目錄上買的二手貨）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樣包裹在精緻的盒子裡，米娅立刻意識到威爾金森先生說得沒錯。
對她的父母來說，這台相機就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了。
“你花了多少錢買的？”她母親問，她父親則在一旁搖頭。
在他們看來，這東西就像來自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董，安置在細長的三腳架上，皺巴巴的機身像一台手風琴，米娅用它拍照時還得躲在一塊黑布後面。
她試圖向父母解釋相機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傾斜”之類的術語，他們就會開始走神，連她心愛的沃倫也聽不進去。
“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麼工作的，”他表示求饒，“我隻想看到你用它拍出來的照片。
”自此，米娅意識到，以後的攝影之路都得她一個人走了。
她拍過公園裡的樹林、夜晚的街燈、園林工人砍倒被雷電劈中的橡樹。
她拖着大畫幅相機，到市中心拍攝一座橫跨三河交彙處的生鏽的大橋。
她拍過沃倫的橄榄球賽，從看台俯視球場，球員們就像火車模型裡的微型人偶。
“那是我？”沃倫凝視着其中的一個小人偶問。
“就是你，小鹌鹑。
”米娅說。
她突然覺得自己像個女巫，對着球場魔杖一揮，少年們就變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這張照片拿到威爾金森先生家，準備給他看，可開門的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威爾金森先生的兒媳。
“黛拉昨晚去世了，”兒媳掃了一眼米娅脖子上的相機和手中的照片，問她，“你有什麼事嗎？”葬禮結束後，威爾金森先生的兒媳和兒子勸說他搬到了銀泉的退休之家，因為那裡離他們住的地方更近，米娅甚至沒有機會和威爾金森先生道别，更不用說給他看照片了。
她背着她的相機，又成了一個人。
1979年秋天，讀高三的米娅申請了紐約美術學院，申請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鎮子附近的一座廢棄建築中拍攝的一組照片。
趁感光劑沒有幹透的時候，她拿濕布擦拭相紙表面，用針尖刮去照片中的圖像，隻留下像針一樣細的白色線條，營造出一種翻轉過來的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靈在廢棄工廠門外的台階上徘徊，傑米森汽修廠的液壓起重機頂部停着一台隻有輪廓的轎車，兩個幽靈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
沃倫曾經仔細打量照片中的這兩個小孩，發現其中一個頭頂翹起一撮頭發，很像他本人，另外那個脖子上系着絲巾，應該是米娅，絲巾上挂着的相機很沉，壓得她的腰稍微有點兒彎。
雖然兩人不曾有過這樣的合影，但這幅作品讓人覺得他倆經常在這座公園裡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将姐弟倆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過去的時光。
“等他們把照片寄回來，可以把這一張給我嗎？”他問。
兩人的父母卻不覺得這些照片——還有米娅的其他作品——多麼有魅力，他們甚至不把女兒所做的事稱為“工作”或者“藝術”，認為那是不務正業。
他們是中産階級，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産階級城鎮住了一輩子。
在他們眼中，“工作”是一種務實的行為，目的是修複或者制造有用的東西，假如制造出來的東西沒有用，那就沒有做這件事的必要。
因此，所謂“藝術”是有錢有閑的人才玩得起的遊戲，不過是一種奢侈的消遣。
其實，也不能為此責怪她的父母，賴特先生的本職是修理工，一手創辦了賴特維修公司，有時給教堂修理屋檐（一窩松鼠在教堂房頂挖洞，碰掉了一塊屋檐闆），有時為鄰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鏽的U形管。
賴特太太在醫院做護士，職責是數藥片、抽血、換便盆，最熟悉的莫過于值夜班和兩班倒。
他倆都是長期勞作的人，攢下的錢用來還房貸和兩輛别克的車貸，還得養育兒女，對于兩個孩子，賴特夫婦可以自豪地說，姐弟倆什麼都不缺，更難得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被寵壞。
可現在米娅卻變成這樣。
她在地闆上一趴就是好幾個小時，先給沃倫照一張全身相，然後把他的形象剪下來，貼在舊鞋盒的表面，做成立體模型，把模型擺在一圈橡果中間，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圍的小矮人。
這樣的創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認為不值得女兒浪費這麼多的時間。
有時賴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還沒有脫，手上的油污也沒來得及洗，米娅就跑過去懇求父親給她幾美元買膠卷，嘴裡說着“我會還你的，我保證”，可實際上她卻很少還錢。
母親給她錢買新校服，米娅會把舊衣服上的破洞補好，省下這些錢買膠卷，穿着因為身高增長而短得過分又洗得發白的裙子到處跑，拍攝更多的照片。
雖然在汽車餐廳找了個服務員的工作，但米娅不會用賺來的錢買衣服或者二手車，而是攢下來買攝影器材，買的相機也很奇怪，家裡的其他人根本不會用——每當米娅給他們講解使用原理，他們會立刻失去興趣。
不過，高三時，米娅倒是給一家四口拍過一張全家福，她母親給照片鑲框，挂在起居室的牆上。
盡管如此，看到裝在旅行袋裡像公文包那麼大的那台相機，父母還是會覺得失望：花了那麼多的錢，就買來一件這麼小的東西。
正如前面說的，也不能怪米娅的父母不理解她。
他們出生在戰争年代，他們的父母則是在大蕭條時期長大的，連發了黴的食物都不舍得扔，他們本人則記得破布條可以變為軍用物資，罐頭盒和廢鐵能制作成子彈和炸彈殼。
“務實”一詞早已深入他們的骨髓，他們什麼都不浪費，尤其是不浪費時間。
所以，在申請大學方面，他們希望米娅選擇一所傳授實用知識的高校，比如匹茲堡大學或者賓州州立大學，學習商科或者酒店管理。
他們以為女兒的攝影愛好隻是青春期的心血來潮，早晚會失去興趣。
賴特夫婦覺得學藝術就是浪費錢，所以，假如米娅選擇了美術學院，他們不會為女兒支付學費，她得自己想辦法。
米娅的父母堅信，自己的做法并非小氣，而是理智——通過經濟威脅，他們希望女兒放棄學藝術的想法。
父母告訴米娅，他們并沒有生氣，但學藝術完全是浪費時間，他們對她很失望，所以不打算為她交學費。
“我們把你養大，是為了讓你變得更聰明的。
”她母親怨怼地說。
米娅傷心地聽着，但父母的反應在她的預料之中，她早就知道他們不會贊成。
十八歲以前，他們縱容她沉迷于自己的興趣，而成年之後就不一樣了，父母期望她變成熟，抛棄幼稚的想法，不再任性。
米娅覺得，假如父母全力支持她學藝術，這才是怪事。
好在紐約美術學院對她提交的申請材料印象十分深刻，願意為她提供獎學金，她還可以做些兼職賺錢。
聽了女兒的計劃，父母面面相觑，知道女兒無論如何都不會聽勸，隻好沉默地接受了這個消息。
米娅去紐約上大學的前一周，沃倫出現在她的房間門口。
“我一直在想，”他說，看到沃倫一本正經的表情，米娅差點兒笑出聲來，隻見他從褲子後袋裡掏出一沓鈔票，“我認為你應該拿着這些，應該足夠支付大部分學費的。
” “你不要車了，小鹌鹑？”米娅問。
沃倫一直在攢錢買車，經過認真研究，他決定買一輛大衆“兔子”。
她沒料到沃倫會選擇這樣的車，還以為他會買特蘭斯-艾姆或者雷鳥那一類型的——華而不實但是有趣。
可當時每加侖的油價已經漲到1.1美元，“兔子”的油耗小，他能負擔得起，而且廣告上也承諾說，這種車跑三十八英裡才會消耗一加侖汽油。
現在沃倫竟然也沾染了務實精神，知道精打細算了，米娅覺得很有意思。
她攥住他拿着鈔票的手，輕輕推到一邊。
“去買你的車吧，小鹌鹑，”她說，“等我回家時，你可以開着它去車站接我。
” 米娅乘坐“灰狗”長途汽車前往費城，然後轉車到紐約，隻帶了一箱衣服和一台相機。
在學校的公告闆上，她找到一條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出租信息，房子離學校不遠，而且她可以和另外兩個女孩合租。
她在中央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廳找了個服務生的工作，同時也在蘇荷區的迪克布裡克畫材商店做服務員。
她來到西十七街的攝影器材店，用最後一點積蓄買了膠卷和紙張，男店員頭上的猶太小帽令她很是好奇。
帶着這些裝備，她開始學習各種課程：初級人物畫、初級光影與顔色、初級藝術鑒定、藝術批評導論，還有——最令她激動的——攝影學導論，授課教師是著名的波琳·霍桑。
事實證明，雖然反對女兒學藝術，但父母無意間引導女兒養成的習慣，讓她非常适應美術學院的學習生活。
米娅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趕到餐廳上班，給趕地鐵的上班族顧客送咖啡，從廚房裡端出來的熱盤子在她的小臂上燙出弧形的傷疤。
她做護士的母親在醫院照顧病人時，喜歡邊幹活邊陪他們聊天解悶，哪怕在兩班倒的時候也不會冷落他們，和病人們談論他們的女兒最近參加的舞蹈表演，兒子如何開車闖禍，分享寵物的趣事——經過多年的耳濡目染，米娅也從母親那裡學來了這種一心多用的本領：記得誰的咖啡加奶，誰
“年輕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語道，那時米娅已經十五歲了，“年輕的女士得換一台大畫幅相機。
” 米娅還是第一次聽說這種相機，但是，過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藥房做收銀員和在汽車餐廳端盤子的收入），準備買新相機。
她會捧着威爾金森先生的相機産品目錄和攝影雜志研究，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
“你在選相機上投入的時間比拍照的時間還多。
”威爾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終選定了一台心儀的——GraphicViewⅡ——連威爾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這台機器很可靠，”他說，“物有所值。
好好愛護，它會陪伴你一生。
”GraphicViewⅡ（米娅從郵購目錄上買的二手貨）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樣包裹在精緻的盒子裡，米娅立刻意識到威爾金森先生說得沒錯。
對她的父母來說，這台相機就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了。
“你花了多少錢買的？”她母親問，她父親則在一旁搖頭。
在他們看來，這東西就像來自維多利亞時代的古董，安置在細長的三腳架上，皺巴巴的機身像一台手風琴，米娅用它拍照時還得躲在一塊黑布後面。
她試圖向父母解釋相機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傾斜”之類的術語，他們就會開始走神，連她心愛的沃倫也聽不進去。
“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麼工作的，”他表示求饒，“我隻想看到你用它拍出來的照片。
”自此，米娅意識到，以後的攝影之路都得她一個人走了。
她拍過公園裡的樹林、夜晚的街燈、園林工人砍倒被雷電劈中的橡樹。
她拖着大畫幅相機，到市中心拍攝一座橫跨三河交彙處的生鏽的大橋。
她拍過沃倫的橄榄球賽，從看台俯視球場，球員們就像火車模型裡的微型人偶。
“那是我？”沃倫凝視着其中的一個小人偶問。
“就是你，小鹌鹑。
”米娅說。
她突然覺得自己像個女巫，對着球場魔杖一揮，少年們就變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這張照片拿到威爾金森先生家，準備給他看，可開門的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威爾金森先生的兒媳。
“黛拉昨晚去世了，”兒媳掃了一眼米娅脖子上的相機和手中的照片，問她，“你有什麼事嗎？”葬禮結束後，威爾金森先生的兒媳和兒子勸說他搬到了銀泉的退休之家，因為那裡離他們住的地方更近，米娅甚至沒有機會和威爾金森先生道别，更不用說給他看照片了。
她背着她的相機，又成了一個人。
1979年秋天，讀高三的米娅申請了紐約美術學院，申請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鎮子附近的一座廢棄建築中拍攝的一組照片。
趁感光劑沒有幹透的時候，她拿濕布擦拭相紙表面，用針尖刮去照片中的圖像，隻留下像針一樣細的白色線條，營造出一種翻轉過來的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靈在廢棄工廠門外的台階上徘徊，傑米森汽修廠的液壓起重機頂部停着一台隻有輪廓的轎車，兩個幽靈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
沃倫曾經仔細打量照片中的這兩個小孩，發現其中一個頭頂翹起一撮頭發，很像他本人，另外那個脖子上系着絲巾，應該是米娅，絲巾上挂着的相機很沉，壓得她的腰稍微有點兒彎。
雖然兩人不曾有過這樣的合影，但這幅作品讓人覺得他倆經常在這座公園裡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将姐弟倆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過去的時光。
“等他們把照片寄回來，可以把這一張給我嗎？”他問。
兩人的父母卻不覺得這些照片——還有米娅的其他作品——多麼有魅力，他們甚至不把女兒所做的事稱為“工作”或者“藝術”，認為那是不務正業。
他們是中産階級，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産階級城鎮住了一輩子。
在他們眼中，“工作”是一種務實的行為，目的是修複或者制造有用的東西，假如制造出來的東西沒有用，那就沒有做這件事的必要。
因此，所謂“藝術”是有錢有閑的人才玩得起的遊戲，不過是一種奢侈的消遣。
其實，也不能為此責怪她的父母，賴特先生的本職是修理工，一手創辦了賴特維修公司，有時給教堂修理屋檐（一窩松鼠在教堂房頂挖洞，碰掉了一塊屋檐闆），有時為鄰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鏽的U形管。
賴特太太在醫院做護士，職責是數藥片、抽血、換便盆，最熟悉的莫過于值夜班和兩班倒。
他倆都是長期勞作的人，攢下的錢用來還房貸和兩輛别克的車貸，還得養育兒女，對于兩個孩子，賴特夫婦可以自豪地說，姐弟倆什麼都不缺，更難得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被寵壞。
可現在米娅卻變成這樣。
她在地闆上一趴就是好幾個小時，先給沃倫照一張全身相，然後把他的形象剪下來，貼在舊鞋盒的表面，做成立體模型，把模型擺在一圈橡果中間，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圍的小矮人。
這樣的創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認為不值得女兒浪費這麼多的時間。
有時賴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還沒有脫，手上的油污也沒來得及洗，米娅就跑過去懇求父親給她幾美元買膠卷，嘴裡說着“我會還你的，我保證”，可實際上她卻很少還錢。
母親給她錢買新校服，米娅會把舊衣服上的破洞補好，省下這些錢買膠卷，穿着因為身高增長而短得過分又洗得發白的裙子到處跑，拍攝更多的照片。
雖然在汽車餐廳找了個服務員的工作，但米娅不會用賺來的錢買衣服或者二手車，而是攢下來買攝影器材，買的相機也很奇怪，家裡的其他人根本不會用——每當米娅給他們講解使用原理，他們會立刻失去興趣。
不過，高三時，米娅倒是給一家四口拍過一張全家福，她母親給照片鑲框，挂在起居室的牆上。
盡管如此，看到裝在旅行袋裡像公文包那麼大的那台相機，父母還是會覺得失望：花了那麼多的錢，就買來一件這麼小的東西。
正如前面說的，也不能怪米娅的父母不理解她。
他們出生在戰争年代，他們的父母則是在大蕭條時期長大的，連發了黴的食物都不舍得扔，他們本人則記得破布條可以變為軍用物資，罐頭盒和廢鐵能制作成子彈和炸彈殼。
“務實”一詞早已深入他們的骨髓，他們什麼都不浪費，尤其是不浪費時間。
所以，在申請大學方面，他們希望米娅選擇一所傳授實用知識的高校，比如匹茲堡大學或者賓州州立大學，學習商科或者酒店管理。
他們以為女兒的攝影愛好隻是青春期的心血來潮，早晚會失去興趣。
賴特夫婦覺得學藝術就是浪費錢，所以，假如米娅選擇了美術學院，他們不會為女兒支付學費，她得自己想辦法。
米娅的父母堅信，自己的做法并非小氣，而是理智——通過經濟威脅，他們希望女兒放棄學藝術的想法。
父母告訴米娅，他們并沒有生氣，但學藝術完全是浪費時間，他們對她很失望，所以不打算為她交學費。
“我們把你養大，是為了讓你變得更聰明的。
”她母親怨怼地說。
米娅傷心地聽着，但父母的反應在她的預料之中，她早就知道他們不會贊成。
十八歲以前，他們縱容她沉迷于自己的興趣，而成年之後就不一樣了，父母期望她變成熟，抛棄幼稚的想法，不再任性。
米娅覺得，假如父母全力支持她學藝術，這才是怪事。
好在紐約美術學院對她提交的申請材料印象十分深刻，願意為她提供獎學金，她還可以做些兼職賺錢。
聽了女兒的計劃，父母面面相觑，知道女兒無論如何都不會聽勸，隻好沉默地接受了這個消息。
米娅去紐約上大學的前一周，沃倫出現在她的房間門口。
“我一直在想，”他說，看到沃倫一本正經的表情，米娅差點兒笑出聲來，隻見他從褲子後袋裡掏出一沓鈔票，“我認為你應該拿着這些，應該足夠支付大部分學費的。
” “你不要車了，小鹌鹑？”米娅問。
沃倫一直在攢錢買車，經過認真研究，他決定買一輛大衆“兔子”。
她沒料到沃倫會選擇這樣的車，還以為他會買特蘭斯-艾姆或者雷鳥那一類型的——華而不實但是有趣。
可當時每加侖的油價已經漲到1.1美元，“兔子”的油耗小，他能負擔得起，而且廣告上也承諾說，這種車跑三十八英裡才會消耗一加侖汽油。
現在沃倫竟然也沾染了務實精神，知道精打細算了，米娅覺得很有意思。
她攥住他拿着鈔票的手，輕輕推到一邊。
“去買你的車吧，小鹌鹑，”她說，“等我回家時，你可以開着它去車站接我。
” 米娅乘坐“灰狗”長途汽車前往費城，然後轉車到紐約，隻帶了一箱衣服和一台相機。
在學校的公告闆上，她找到一條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出租信息，房子離學校不遠，而且她可以和另外兩個女孩合租。
她在中央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廳找了個服務生的工作，同時也在蘇荷區的迪克布裡克畫材商店做服務員。
她來到西十七街的攝影器材店，用最後一點積蓄買了膠卷和紙張，男店員頭上的猶太小帽令她很是好奇。
帶着這些裝備，她開始學習各種課程：初級人物畫、初級光影與顔色、初級藝術鑒定、藝術批評導論，還有——最令她激動的——攝影學導論，授課教師是著名的波琳·霍桑。
事實證明，雖然反對女兒學藝術，但父母無意間引導女兒養成的習慣，讓她非常适應美術學院的學習生活。
米娅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趕到餐廳上班，給趕地鐵的上班族顧客送咖啡，從廚房裡端出來的熱盤子在她的小臂上燙出弧形的傷疤。
她做護士的母親在醫院照顧病人時，喜歡邊幹活邊陪他們聊天解悶，哪怕在兩班倒的時候也不會冷落他們，和病人們談論他們的女兒最近參加的舞蹈表演，兒子如何開車闖禍，分享寵物的趣事——經過多年的耳濡目染，米娅也從母親那裡學來了這種一心多用的本領：記得誰的咖啡加奶，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