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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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她真的隻是個臨時模特,碰巧為波琳·霍桑擺過一次造型。

    然而伊奇并不滿意這個結論,她認為這樣的巧合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最後,她隻能求助自己能夠想到的唯一信息來源:她的母親。

    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記者,至少在名義上是。

    誠然,她報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聞,但合格的記者具有求證事實的才能,而且擁有人脈,有辦法調查别人查不到的東西。

    從很小的時候起,伊奇就表現出極為獨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頑固的程度,無論遇到什麼事,她都拒絕尋求幫助,為了這張照片,她竟然會找母親幫忙,可見她是多麼想要解開這個謎題。

     “媽媽,”一天晚上,調查多日卻毫無進展的伊奇對母親說,“你能幫我做點事嗎?” 像往常一樣,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經心地(她隻對小女兒這樣)聽伊奇講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趕死線,需要盡快完成西克爾高地自然博物館植物展會的報道。

     “伊奇,這張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爾的母親,也許是某個長得像她的人,我相信這是個巧合。

    ” “不是巧合,”伊奇堅持道,“珀爾認出那是她母親,我也覺得是她。

    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張照片呢?給博物館打個電話什麼的,看看能找到什麼信息,求你了。

    ”伊奇從來都不擅長哄人——因為總覺得那是變相的撒謊——但她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記者嘛。

    ” 理查德森太太讓步了。

    “好吧,”她說,“我來試試看,但是,你得等我趕完死線,我明天就得把這篇報道交上去。

    ” “也許結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

    ”她補充道。

    而這時候伊奇已經手舞足蹈地回房間去了,那股興奮勁怎麼也壓抑不住。

     如同手指輕戳舊傷口,伊奇的最後一句話——你不是記者嘛——觸動了她母親的職業自尊,做記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時候,在一次題為“我的職業夢想”的演講中,她說:“記者的職責是記錄我們的日常生活,披露公衆有權知曉的真相與信息,為後人提供當下曆史的記錄,從而讓未來的世代了解我們曾經犯下的錯誤,提高我們的績效。

    ”自從她記事起,她母親就總是忙于幫助别人,包括為學校籌款、為公平正義奔走呼号,而且總是把年幼的女兒帶在身邊。

    “改變不會自動發生,”她母親經常這樣說,這句口頭禅顯然與西克爾高地的宗旨彼此呼應,“必須主動籌劃。

    ”曆史課上,年輕的埃琳娜學到一個詞“位高者的責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

    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記者是個高貴的職業,可以在體制之内做出力所能及的善舉,她心目中的理想記者是内莉·布萊和羅伊斯·萊恩的混合體,尤其是在為高中校報工作四年(并且在高三那年成為主編之一)後,走上記者之路對她而言更是成了順理成章的選項。

     她以全班第二名的優秀成績畢業,可以在俄亥俄州的範圍内選擇多所大學,包括著名的奧柏林學院和丹尼森大學(提供部分獎學金),母親希望她第一志願就選擇奧柏林,但參觀了奧柏林學院之後,該校男女混合的宿舍令她十分困擾:穿背心短褲的男生和穿浴袍的女生在走廊裡閑逛,想到可能會有男生随時闖進自己的房間,甚至浴室,她就覺得害怕。

    在校園裡的一座建築門口,她看到三個穿流裡流氣的花襯衫、留長頭發的學生坐在台階上吹哨笛,對面的草坪上有一大群學生舉着橫幅靜默示威,橫幅上寫着“打仗最沒勁,不如嗨起來”“總統算個屁”“為了和平扔炸彈,好比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

    埃琳娜覺得,這裡簡直是個無法無天的蠻荒之地,走在奧柏林的校園中,她就像穿了一件刺撓皮膚的毛衣那樣煩躁不安,隻能暗自忍耐。

     正因如此,第二年秋天,她選擇了丹尼森大學,同時野心勃勃地為自己的将來規劃了宏偉的藍圖。

    入校第二天,她就遇到了比爾·理查德森,這個小夥子高大英俊,酷似超人。

    不到一個月,兩人就建立了穩定的戀愛關系,他們對未來的打算相當穩妥,并且非常認真地執行了自己的計劃:在克利夫蘭舉行一場浪漫的婚禮,在西克爾高地買房子,生許多孩子,他進入法學院,她成為記者。

    結婚并搬進西克爾高地一處租來的複式住宅後不久,理查德森先生就被法學院錄取,理查德森太太成為緻力于報道本地新聞的《陽光日報》社的初級記者。

    盡管薪酬微薄,但她覺得這裡是個有利于職業發展的好起點,待時機成熟,她或許可以跳槽到克利夫蘭的“真正”報紙——《實話報》社去,雖然她并不想離開西克爾,也無法想象去到别處養家糊口的生活。

     她全心全意地忠實報道了當地所有的新聞發布會、城市政策、地區新規頒行後對本地事務(從橋梁到綠化)産生的各種影響,盡力與其他初級記者同事(比她小一歲的德賴特)分擔責任。

    《陽光日報》社的待遇很好,每生一個孩子,她都能休六周産假。

    伊奇出生時,理查德森太太蓦然驚覺,自己竟然還在這家報社待着,雖說已經成為高級記者,但她的職責依舊是報道瑣細的小故事和小新聞。

    而當年的同事德賴特卻早已搬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論壇報》社找到了工作。

    但她也早就發現,自己或許并不願意挖掘那些意義更為深刻的故事和令人酸楚憤懑的悲劇,而且時間過去得越久,到别處去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為《實話報》社以及無論其他什麼報社應該不會有興趣接收一位年近四十歲,帶着四個孩子,有許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