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星星草》到《少年天子》的創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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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互相滲透和互相融和；清入關初年，存在着大量奴隸社會遺迹和滿洲由關外帶來的落後風俗。
在這樣的特殊曆史條件下，出現烏雲珠這樣一朵滿漢交融的奇葩，産生這樣一段奇特的愛情故事，我認為是可能的，不違背曆史。
所以，以此為前提，以虛構補充史料，完成烏雲珠的形象，鋪寫了福臨和烏雲珠一段相知相愛的刻骨銘心的感情生活。
又如，濟度發動政變，史書沒有記載。
福臨要殺康妃的事，也是發生在清代的其他皇帝身上而被寫進宮詞裡的。
然而，到順治十六年，由于福臨的一系列體制政策的變革，皇帝和貴族之間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關系十分緊張，幾乎到了破裂的邊沿。
貴族中威望最高、地位最尊、同父親濟爾哈朗的保守一脈相承的簡親王濟度，是無法忍受皇帝的“胡鬧”的。
他領過兵，打過仗，本人又武藝高強，性情剛烈、正直，對愛新覺羅氏祖先忠心耿耿，正逢康妃險些被殺，這如同危險信号向他示警。
為了保國保民和自保，他完全有可能發動一次廢除福臨的政變。
至于福臨要殺康妃，則是由他那暴戾的、喜怒無常的性格所決定，因而也是合理的。
事實上，由于這樣的虛構基本上合情合理，把福臨的悲劇推上了高潮，使他最後的心灰意懶、出家做和尚有了更充分的依據，讀者也沒有覺得突兀、牽強，反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感。
這也許就屬于雖非曆史的真實，卻是為藝術的真實所需要的一筆吧？ 二 文學的本意乃是人學。
這個觀念在我創作之初，并不十分明确。
所以《星星草》的初稿存在大量的事件和情節淹沒人物和人物的概念化、臉譜化的問題。
通過一次次修改，才把“寫人是第一位”的觀念逐步建立起來。
但創作實踐卻未能立即跟上認識，《星星草》裡的人物，尤其是作為主要人物的撚軍領袖賴文光、張宗禹、任化邦等人，沒有站起來，更談不上活起來。
倒是清朝方面的将帥，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比較有深度，能給讀者留下印象。
于是，《星星草》的人物，在總體上就形成了喧賓奪主的情況。
究其原因，主觀上，是由于我把農民英雄理想化，試圖把所有起義領袖的美好品質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歌頌他們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而不忍去寫他們的錯誤和缺陷。
客觀上，長期存在的極左思潮，文藝創作上“高、大、全”的唯心主義創作觀念和方法，對我也産生了一定影響，突不破束縛和框框，表現了自身的曆史局限性。
我的老師戴逸同志曾對我說：“如果你能把這次農民起義的失敗寫清楚，你的作品就成功了。
”我終于未能從根本上寫清楚這次失敗。
雖然我很喜愛《星星草》，卻又感到很不滿意，感到遺憾，原因就在于此。
從這點認識出發，在《少年天子》的創作過程中，主觀上，便把人作為創作中心，具體地說，就是這位少年天子順治皇帝福臨。
全書的所有人物、情節、各條線索，都圍繞着他、都是為了寫他的；而通過他的命運、他的奮鬥和成敗，又力圖反映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福臨五歲即位，十三歲親政，面臨着與南明争奪天下的嚴重鬥争。
滿洲雖然占有軍事上的優勢，但農奴制社會形态帶來的落後傳統，加劇了滿漢矛盾，造成社會動亂，阻礙着統一事業。
順治帝有兩個方面的追求。
首先，是要打垮南明，征服漢民族，奪取全國的統治權。
這也是滿洲統治集團的一緻目标。
但軍事鬥争的勝敗往往取決于政治上的競争，順治帝以明睿的目光和極大的決心，克服内部阻力，轉變政策，抛棄某些落後的傳統，緩和了民族矛盾，逐漸獲得政治上的優勢，終于戰勝南明，實現了統一，為此後一個半世紀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他的另一方面的更高層次的追求，是要接受元、明兩朝亡國的教訓，用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儒家學說來治理國家，以求長治久安、江山永固。
所以他要推行漢化，要加速封建化進程，要加強君主集權。
但他在這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卻受到滿洲貴族勢力的頑固抵抗而最終失敗。
在他死後的第二天，便以罪己诏的形式宣布了君權的妥協。
福臨，既是一個銳意求治、具有雄心大志、暴戾自尊、喜怒無常的至高無上的皇帝，又是一個聰明好學、溫文爾雅、熱烈多情的少年男子。
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他自幼的微妙境遇，形成了他充滿矛盾的十分複雜的性格。
他短短的二十四歲的人生，大喜大怒，大悲大歡，跌宕起落，曲折變化，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卻受着種種壓抑和限制，經曆了許多痛苦。
他對事業和愛情的執着追求和努力奮鬥，最終都幻滅了。
當我不得不用筆送他走向死亡時，心裡很為他難過。
福臨若不是皇帝，可以成為一個英勇的騎士或出色的獵手；如果生在今日，他的素質和他的努力，可以使他做一個生氣勃勃、思想解放的企業家，甚至成為一位詩人、一位畫家。
他不幸生在那個時代、那個環境，承受着一次次嚴酷打擊，經曆了一次次精神痛苦，用極端的方式——削發出家，對守舊勢力
在這樣的特殊曆史條件下，出現烏雲珠這樣一朵滿漢交融的奇葩，産生這樣一段奇特的愛情故事，我認為是可能的，不違背曆史。
所以，以此為前提，以虛構補充史料，完成烏雲珠的形象，鋪寫了福臨和烏雲珠一段相知相愛的刻骨銘心的感情生活。
又如，濟度發動政變，史書沒有記載。
福臨要殺康妃的事，也是發生在清代的其他皇帝身上而被寫進宮詞裡的。
然而，到順治十六年，由于福臨的一系列體制政策的變革，皇帝和貴族之間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關系十分緊張，幾乎到了破裂的邊沿。
貴族中威望最高、地位最尊、同父親濟爾哈朗的保守一脈相承的簡親王濟度，是無法忍受皇帝的“胡鬧”的。
他領過兵，打過仗，本人又武藝高強，性情剛烈、正直，對愛新覺羅氏祖先忠心耿耿，正逢康妃險些被殺，這如同危險信号向他示警。
為了保國保民和自保，他完全有可能發動一次廢除福臨的政變。
至于福臨要殺康妃，則是由他那暴戾的、喜怒無常的性格所決定，因而也是合理的。
事實上，由于這樣的虛構基本上合情合理，把福臨的悲劇推上了高潮，使他最後的心灰意懶、出家做和尚有了更充分的依據，讀者也沒有覺得突兀、牽強，反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感。
這也許就屬于雖非曆史的真實，卻是為藝術的真實所需要的一筆吧？ 二 文學的本意乃是人學。
這個觀念在我創作之初，并不十分明确。
所以《星星草》的初稿存在大量的事件和情節淹沒人物和人物的概念化、臉譜化的問題。
通過一次次修改，才把“寫人是第一位”的觀念逐步建立起來。
但創作實踐卻未能立即跟上認識，《星星草》裡的人物，尤其是作為主要人物的撚軍領袖賴文光、張宗禹、任化邦等人，沒有站起來，更談不上活起來。
倒是清朝方面的将帥，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比較有深度，能給讀者留下印象。
于是，《星星草》的人物，在總體上就形成了喧賓奪主的情況。
究其原因，主觀上，是由于我把農民英雄理想化，試圖把所有起義領袖的美好品質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歌頌他們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而不忍去寫他們的錯誤和缺陷。
客觀上，長期存在的極左思潮，文藝創作上“高、大、全”的唯心主義創作觀念和方法，對我也産生了一定影響，突不破束縛和框框，表現了自身的曆史局限性。
我的老師戴逸同志曾對我說：“如果你能把這次農民起義的失敗寫清楚，你的作品就成功了。
”我終于未能從根本上寫清楚這次失敗。
雖然我很喜愛《星星草》，卻又感到很不滿意，感到遺憾，原因就在于此。
從這點認識出發，在《少年天子》的創作過程中，主觀上，便把人作為創作中心，具體地說，就是這位少年天子順治皇帝福臨。
全書的所有人物、情節、各條線索，都圍繞着他、都是為了寫他的；而通過他的命運、他的奮鬥和成敗，又力圖反映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福臨五歲即位，十三歲親政，面臨着與南明争奪天下的嚴重鬥争。
滿洲雖然占有軍事上的優勢，但農奴制社會形态帶來的落後傳統，加劇了滿漢矛盾，造成社會動亂，阻礙着統一事業。
順治帝有兩個方面的追求。
首先，是要打垮南明，征服漢民族，奪取全國的統治權。
這也是滿洲統治集團的一緻目标。
但軍事鬥争的勝敗往往取決于政治上的競争，順治帝以明睿的目光和極大的決心，克服内部阻力，轉變政策，抛棄某些落後的傳統，緩和了民族矛盾，逐漸獲得政治上的優勢，終于戰勝南明，實現了統一，為此後一個半世紀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他的另一方面的更高層次的追求，是要接受元、明兩朝亡國的教訓，用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儒家學說來治理國家，以求長治久安、江山永固。
所以他要推行漢化，要加速封建化進程，要加強君主集權。
但他在這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卻受到滿洲貴族勢力的頑固抵抗而最終失敗。
在他死後的第二天，便以罪己诏的形式宣布了君權的妥協。
福臨，既是一個銳意求治、具有雄心大志、暴戾自尊、喜怒無常的至高無上的皇帝，又是一個聰明好學、溫文爾雅、熱烈多情的少年男子。
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他自幼的微妙境遇，形成了他充滿矛盾的十分複雜的性格。
他短短的二十四歲的人生，大喜大怒，大悲大歡，跌宕起落，曲折變化，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卻受着種種壓抑和限制，經曆了許多痛苦。
他對事業和愛情的執着追求和努力奮鬥，最終都幻滅了。
當我不得不用筆送他走向死亡時，心裡很為他難過。
福臨若不是皇帝，可以成為一個英勇的騎士或出色的獵手；如果生在今日，他的素質和他的努力，可以使他做一個生氣勃勃、思想解放的企業家，甚至成為一位詩人、一位畫家。
他不幸生在那個時代、那個環境，承受着一次次嚴酷打擊，經曆了一次次精神痛苦，用極端的方式——削發出家，對守舊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