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星星草》到《少年天子》的創作反思
關燈
小
中
大
1981年初，長篇曆史小說《星星草》下卷發稿。
當年完成了一個寫給兒童的中篇小說《火炬在燃燒》之後，便轉向了我早已向往的題材——康熙皇帝。
用了近兩年的時間蹲檔案館、圖書館，收集、閱讀、抄錄史料。
這期間，我常常思索《星星草》的創作得失，又聽了許多直接的、間接的、贊揚的、批評的意見，為創作《少年天子》做準備。
我們民族五千年的光輝曆史，是曆史文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然而作者選擇的，隻能是那些令作者激動、能夠引發創作沖動的題材。
在這一點上，《星星草》和《少年天子》是相同的。
十年動亂中，我被撚軍英雄們身處逆境而奮鬥不止的精神所鼓舞所激勵，寫下了《星星草》；處于改革的80年代，我被立志變革而又步履艱難的順治皇帝的獨特命運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閉的傳統意識壓制不住的人性光華所感動，又寫了《少年天子》。
《星星草》的主人公們，是我精神上崇敬的英雄；而《少年天子》中的福臨、莊太後等人，像是我自認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
或許因此而造成兩部作品的藝術效果不同？ 對《星星草》創作的總結和思索，展寬了眼界，深化了認識。
可以說，《少年天子》的創作之所以比較順暢，是因為有《星星草》的基礎。
一 我理解的曆史小說，必須是文學，有曆史感。
強調文學，是要求它有藝術感染力，有形象，有審美價值；強調曆史感，便是曆史小說之所以區别于現實題材小說的基本屬性。
這就要求曆史小說的作者既要尊重史實，又不能拘泥于史實。
處理好這對矛盾，我以為正是曆史小說創作的一個難點。
嚴格說起來，當代人所寫的曆史小說，絕大部分都是依靠虛構和想象來完成的。
誰也無法證明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場景以及大量的語言、動作、表情、心理活動等等，确實存在于曆史中；隻要虛構得合情合理，就不會損傷作品的曆史感。
“情”、“理”的标準在于：作品中情節的産生、發展和終結，必須為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條件所允許；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運，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生活邏輯，也應該是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産物。
這就要求作者深入曆史，認識曆史的發展規律，弄清所要表現的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各種因素，弄清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和傳統影響下形成的各種人物類型等等。
用當代的觀念來說，就是要比較準确地認識你所表現的時代及人物的橫向聯系和縱向聯系。
隻要這些創作前提和創作根據了然在胸，那麼，不論是七實三虛，三實七虛，或是一實九虛，甚至全都虛構，我想，作品都能給人以深厚的曆史感。
從創作《星星草》到創作《少年天子》，我都力求深入曆史而後跳出曆史。
不過，寫《星星草》時，考慮得較多的是再現曆史原貌，甚至是再現史實。
撚軍最後四年的戰鬥曆程，大大小小的戰役，忽東忽西的進軍路線，撚、清雙方調兵遣将等等，都比較嚴格地遵照史實去寫。
我覺得，非這樣寫不足以真實地反映那次氣勢磅礴、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
然而這樣一來，就産生了一個問題，即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發展之間缺少必然的緊密聯系。
介紹《星星草》的文章常常提到作品的“傳奇色彩”。
我想，這既是作品的一個優點，增強了它的可讀性，又是一個弱點，表明作品有寫事掩蓋寫人的傾向。
《星星草》中也有虛構的情節和人物，如不少同志認為寫得比較好的曾國藩、李鴻章遊滄浪亭、微服私訪鳳凰街一節。
這是根據史料記載的曾國藩、李鴻章當時的動向，他們的互相來往書信，以及曾國藩平撚的總的戰略思想虛構出來的。
雖是虛構，但也要達到言之有據的程度，心裡才踏實。
可見作者的立足點主要是在再現史實，解釋史實。
所以《星星草》有曆史感強的特點，卻缺少性格突出、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
《少年天子》卻是以寫人為中心的。
為了完成主要人物順治皇帝的形象，我感到僅僅再現史實就不夠了。
除了對大量繁複的史料整理加工、為人物的典型化進行必要的取舍之外，還必須進行大膽的虛構。
當然，虛構要合理，不能瞎編亂造。
但這個合理，就不僅僅是不脫離史料的言之有據了，它應該是作者對曆史可能性的推理和補充。
福臨和烏雲珠的愛情曆程，是描寫福臨形象的重要的一筆。
這段愛情的産生有沒有可能性？董鄂妃這樣一個“賢妃”的産生有沒有可能性？ 史料記載，董鄂妃是順治帝的寵妃，這可以從順治帝的《禦制孝獻皇後行狀》及順治朝大學士金之俊所撰《董皇後傳》裡得到證實。
但關于她的來曆，史書中卻諱莫如深，不見蹤迹。
曆史學家陳垣先生根據《湯若望回憶錄》考證推斷，認為董鄂妃原是順治帝的弟弟、皇十一子博穆博果爾的妻子。
看了他提到的一些原始史料，同史書記載相印證，我認為這個推論是正确的。
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造成滿、漢兩大民族文化——即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互相沖
當年完成了一個寫給兒童的中篇小說《火炬在燃燒》之後，便轉向了我早已向往的題材——康熙皇帝。
用了近兩年的時間蹲檔案館、圖書館，收集、閱讀、抄錄史料。
這期間，我常常思索《星星草》的創作得失，又聽了許多直接的、間接的、贊揚的、批評的意見，為創作《少年天子》做準備。
我們民族五千年的光輝曆史，是曆史文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然而作者選擇的，隻能是那些令作者激動、能夠引發創作沖動的題材。
在這一點上，《星星草》和《少年天子》是相同的。
十年動亂中，我被撚軍英雄們身處逆境而奮鬥不止的精神所鼓舞所激勵，寫下了《星星草》；處于改革的80年代，我被立志變革而又步履艱難的順治皇帝的獨特命運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閉的傳統意識壓制不住的人性光華所感動，又寫了《少年天子》。
《星星草》的主人公們，是我精神上崇敬的英雄；而《少年天子》中的福臨、莊太後等人，像是我自認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
或許因此而造成兩部作品的藝術效果不同？ 對《星星草》創作的總結和思索，展寬了眼界，深化了認識。
可以說，《少年天子》的創作之所以比較順暢，是因為有《星星草》的基礎。
一 我理解的曆史小說，必須是文學，有曆史感。
強調文學，是要求它有藝術感染力，有形象，有審美價值；強調曆史感，便是曆史小說之所以區别于現實題材小說的基本屬性。
這就要求曆史小說的作者既要尊重史實，又不能拘泥于史實。
處理好這對矛盾，我以為正是曆史小說創作的一個難點。
嚴格說起來，當代人所寫的曆史小說，絕大部分都是依靠虛構和想象來完成的。
誰也無法證明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場景以及大量的語言、動作、表情、心理活動等等，确實存在于曆史中；隻要虛構得合情合理，就不會損傷作品的曆史感。
“情”、“理”的标準在于：作品中情節的産生、發展和終結，必須為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條件所允許；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運，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生活邏輯，也應該是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産物。
這就要求作者深入曆史，認識曆史的發展規律，弄清所要表現的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各種因素，弄清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和傳統影響下形成的各種人物類型等等。
用當代的觀念來說，就是要比較準确地認識你所表現的時代及人物的橫向聯系和縱向聯系。
隻要這些創作前提和創作根據了然在胸，那麼，不論是七實三虛，三實七虛，或是一實九虛，甚至全都虛構，我想，作品都能給人以深厚的曆史感。
從創作《星星草》到創作《少年天子》，我都力求深入曆史而後跳出曆史。
不過，寫《星星草》時，考慮得較多的是再現曆史原貌，甚至是再現史實。
撚軍最後四年的戰鬥曆程，大大小小的戰役，忽東忽西的進軍路線，撚、清雙方調兵遣将等等，都比較嚴格地遵照史實去寫。
我覺得，非這樣寫不足以真實地反映那次氣勢磅礴、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
然而這樣一來，就産生了一個問題，即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發展之間缺少必然的緊密聯系。
介紹《星星草》的文章常常提到作品的“傳奇色彩”。
我想，這既是作品的一個優點，增強了它的可讀性，又是一個弱點，表明作品有寫事掩蓋寫人的傾向。
《星星草》中也有虛構的情節和人物，如不少同志認為寫得比較好的曾國藩、李鴻章遊滄浪亭、微服私訪鳳凰街一節。
這是根據史料記載的曾國藩、李鴻章當時的動向，他們的互相來往書信，以及曾國藩平撚的總的戰略思想虛構出來的。
雖是虛構，但也要達到言之有據的程度，心裡才踏實。
可見作者的立足點主要是在再現史實，解釋史實。
所以《星星草》有曆史感強的特點，卻缺少性格突出、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
《少年天子》卻是以寫人為中心的。
為了完成主要人物順治皇帝的形象，我感到僅僅再現史實就不夠了。
除了對大量繁複的史料整理加工、為人物的典型化進行必要的取舍之外，還必須進行大膽的虛構。
當然，虛構要合理，不能瞎編亂造。
但這個合理，就不僅僅是不脫離史料的言之有據了，它應該是作者對曆史可能性的推理和補充。
福臨和烏雲珠的愛情曆程，是描寫福臨形象的重要的一筆。
這段愛情的産生有沒有可能性？董鄂妃這樣一個“賢妃”的産生有沒有可能性？ 史料記載，董鄂妃是順治帝的寵妃，這可以從順治帝的《禦制孝獻皇後行狀》及順治朝大學士金之俊所撰《董皇後傳》裡得到證實。
但關于她的來曆，史書中卻諱莫如深，不見蹤迹。
曆史學家陳垣先生根據《湯若望回憶錄》考證推斷，認為董鄂妃原是順治帝的弟弟、皇十一子博穆博果爾的妻子。
看了他提到的一些原始史料，同史書記載相印證，我認為這個推論是正确的。
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造成滿、漢兩大民族文化——即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互相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