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們在歌樂山上聽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那時在&ldquo中央大學&rdquo和在&ldquo上海醫學院&rdquo學習的我們的甥女和表侄女們，都高興得熱淚縱橫。我們都恨不得一時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擁擠，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們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們作北上繼續教學的決定時，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将軍受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約文藻擔任該團的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文藻正想了解戰後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況和形勢，他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來考察、做專題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财閥解體、工人運動等等，在中日邦交沒有恢複，沒有友好往來之前，趁這機會去日，倒是一個方便，但他隻作一年打算。因此當他和朱世明将軍到日本去的時候，我自己将兩個大些的孩子吳平和吳冰送回北京就學，住在我的大弟婦家裡；我自己帶着小女兒吳青暫住在南京親戚家裡，這一段事我都寫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元家樂》那一篇文章裡。當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來接我帶着小女兒到了東京。

    現在回想起來，在東京的一段時間，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文藻利用一切機會，同美國來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觸。我自己也接觸了當年在美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和一些婦女界人士，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當時日本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深入地體會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mdash&mdash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産黨員。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内有了聯系。文藻有個很&ldquo不好&rdquo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據說有五個之多。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讨毛澤東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等到我知道了從卧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mdash&mdash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産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隻有記者和商人。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将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系，取得了《星槟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裡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買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他把我們給國内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裡，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聯系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因為他選的是建築系，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mdash&mdash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