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初輸入附尋二：《四十二章經》辨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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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理趣文筆，皆與支謙諸書，系統相近，指為謙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書必為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
其年代，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而其與漢明無關系，則可斷言也。
今當研究佛教初輸入地之問題。
——向來史家，為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于北，謂自康僧會人吳，乃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
其北方輸入所取途，則西域陸路也。
以漢代與月支、■賓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絕無影。
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
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
然非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
蓋漢代黃支，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時以廣東之徐聞、合浦為海行起點，以彼土之已程不為終點，賈船轉相送緻（梁啟超原注：《漢書地理志》雲：“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安皆今縣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
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
又船行二十餘日，有谌離國。
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
自夫甘都盧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有譯長……蠻夷賈船，轉送緻之。
……平帝時，王莽厚遺黃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
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雲。
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右所列國名，除黃支外，皆難确考其今地。
大約皆在南洋群島、錫蘭及南印度境也。
宮書中記其行程，則交通已頗頻繁，蓋可想見。
）。
自爾以來，天竺大秦貢獻，皆遵海道（梁啟超原注：《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條下雲：“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
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徼外來獻。
”又“大秦國”條下雲：“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字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
”安敦即羅馬皇旁Antony也。
此皆中國海通最古之史迹。
）。
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與南方佛教之關系，蓋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屬個人信仰。
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蓋有不可誣者。
我國南北思想兩系統，在先秦本極著明。
北方孔墨之徒，雖陳義有異同，然其重視實、貴實行則一。
南方自楚先君■熊，相傳已有遺書，為後世道家所祖。
老莊籍貫，以當時論，固南人也。
其治學則尚談玄，其論道則慕出世。
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其思想文表現于《遠遊》諸篇者，亦與老莊極相近。
蓋江淮間學風與中原對峙，由來久矣。
西漢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與其地學者蘇飛、李尚輩講論，成《淮南鴻烈》解傳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
然則在全國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對于佛教最易感受，對于佛學最易了解，固其所也。
中印交通樞紐，本在廣東，但其時粵人太蒙味，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
漢武平南粵後，大遷其人于江淮（《漢書南粵傳》）此後百數十年中，粵準間交通當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鄉，此事理之最順者。
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種曆史事實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後漢書陶謙傳》稱：“丹陽（今鎮江）人笮融，在徐州廣陵（今揚州）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下為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辄多設欽飯，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
”融與曹操同時，其人為南人，其所治地為南土。
其時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塗、佛徒之供養，如此奢麗，此雖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曆史家眼光觀之，謂其不受社會環境幾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後之佛教，度不過極粗淺之迷信談耳。
于後此教宗之建設，不能謂有多關系。
其真為佛教理的輸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
世高為譯經之第一人。
其書傳于今者，真僞合計，尚三十餘種。
其為中國佛教開山之祖，固無待言。
舊說皆謂世高譯業在洛陽，然按諸《高僧傳》本傳，則世高在廣州、在豫章、在荊州、在丹陽、在會稽，皆有遺迹，淮以北則無有（梁啟超原注：安世高傳記，幾純屬神話的性質，頗難悉認為史料。
即其年代，非無可征信。
通常之說，謂為漢桓帝時入中國，然有謂晉時猶生存者。
又有謂彼前身死于廣州
要之，此書必為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
其年代，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而其與漢明無關系，則可斷言也。
今當研究佛教初輸入地之問題。
——向來史家，為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于北，謂自康僧會人吳，乃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
其北方輸入所取途，則西域陸路也。
以漢代與月支、■賓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絕無影。
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
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
然非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
蓋漢代黃支，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時以廣東之徐聞、合浦為海行起點，以彼土之已程不為終點，賈船轉相送緻（梁啟超原注：《漢書地理志》雲：“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安皆今縣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
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
又船行二十餘日，有谌離國。
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
自夫甘都盧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有譯長……蠻夷賈船，轉送緻之。
……平帝時，王莽厚遺黃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
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雲。
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右所列國名，除黃支外，皆難确考其今地。
大約皆在南洋群島、錫蘭及南印度境也。
宮書中記其行程，則交通已頗頻繁，蓋可想見。
）。
自爾以來，天竺大秦貢獻，皆遵海道（梁啟超原注：《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條下雲：“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
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徼外來獻。
”又“大秦國”條下雲：“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字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
”安敦即羅馬皇旁Antony也。
此皆中國海通最古之史迹。
）。
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與南方佛教之關系，蓋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屬個人信仰。
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蓋有不可誣者。
我國南北思想兩系統，在先秦本極著明。
北方孔墨之徒，雖陳義有異同，然其重視實、貴實行則一。
南方自楚先君■熊，相傳已有遺書，為後世道家所祖。
老莊籍貫，以當時論，固南人也。
其治學則尚談玄，其論道則慕出世。
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其思想文表現于《遠遊》諸篇者，亦與老莊極相近。
蓋江淮間學風與中原對峙，由來久矣。
西漢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與其地學者蘇飛、李尚輩講論，成《淮南鴻烈》解傳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
然則在全國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對于佛教最易感受，對于佛學最易了解，固其所也。
中印交通樞紐，本在廣東，但其時粵人太蒙味，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
漢武平南粵後，大遷其人于江淮（《漢書南粵傳》）此後百數十年中，粵準間交通當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鄉，此事理之最順者。
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種曆史事實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後漢書陶謙傳》稱：“丹陽（今鎮江）人笮融，在徐州廣陵（今揚州）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下為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辄多設欽飯，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
”融與曹操同時，其人為南人，其所治地為南土。
其時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塗、佛徒之供養，如此奢麗，此雖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曆史家眼光觀之，謂其不受社會環境幾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後之佛教，度不過極粗淺之迷信談耳。
于後此教宗之建設，不能謂有多關系。
其真為佛教理的輸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
世高為譯經之第一人。
其書傳于今者，真僞合計，尚三十餘種。
其為中國佛教開山之祖，固無待言。
舊說皆謂世高譯業在洛陽，然按諸《高僧傳》本傳，則世高在廣州、在豫章、在荊州、在丹陽、在會稽，皆有遺迹，淮以北則無有（梁啟超原注：安世高傳記，幾純屬神話的性質，頗難悉認為史料。
即其年代，非無可征信。
通常之說，謂為漢桓帝時入中國，然有謂晉時猶生存者。
又有謂彼前身死于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