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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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王■、謝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謝敷、戴逵、孫綽輩，鹹相尊奉（見《弘明集》卷十一引何尚之答宋文帝問）。
及宋，則文帝虛心延訪，下诏獎勵，谯王義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謝靈運等闡揚尤力。
及齊，則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約輩皆嘗在其幕府，相與鼓吹。
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稱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講論，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緒，疊相宏獎，佛教于是極盛。
陳祚短促，無甚可紀。
東晉南北朝及随帝王執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後，儒者始與佛徒哄，前此無之也。
兩晉南北朝之儒者，對于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悅，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間有此種學說者然。
其在當時，深妒佛教而專與之為難者，則道士也。
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廣弘明集》中所載諸文，其與道家抗辯者殆居三之一。
其中，如劉宋時道士顧歡著《夷夏論》，謝鎮之、朱昭之、慧通、僧佑等駁之。
南朝蕭齊時，張融著《門論》，周■駁之。
道士複假融名著《三破論》，劉勰著《辯惑論》駁之。
其最著者也，所謂道教者，并非老莊之“道家言”，乃張道陵餘孽之邪說，其于教義本一無所有，及睹佛經，乃剽竊其一二，而膚淺矛盾，無一是處，乃反僞造《老子化胡經》等，謂佛道實出于彼，可謂誕妄已極。
其壁壘本不足以自立，乃利用國民排外之心理，倡所謂夷夏論者，此較足以動人。
謝、朱輩本非佛徒，亦起而駁之，于學術無國界之義，略有所發揮焉，蓋非得已也。
然在南朝則以言論相排擠而已，北朝則勢力相劫制。
北魏太武帝時，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鬥米道教”之寇謙之，薦之魏主，拜為天師，改年号曰“太平真君”。
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忽诏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長安行事。
其诏書所标榜者，曰：“蕩除胡神，擊破胡經。
”其法，則“沙門少長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門者誅一門”（《魏書釋老志》）。
我國有史以來，皆主信仰自由。
其以宗教興大獄者，隻此一役。
元魏起自東胡，犷悍之性未馴也。
後四年，浩亦族誅，備五刑焉。
魏毀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複之，後轉益昌，後七十餘年，孝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又再集佛道徒使計論。
道士姜斌以誣罔當伏誅，而佛徒菩提支為之乞殺。
又五十餘年，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下诏并廢佛道兩教，尋複道教。
越十年（大象元年），并複之。
然此役僅有遣散，并無誅戮雲。
計自佛法入中國後，受政府幹涉禁止者，僅此兩次，時皆極短，故無損其流通，其間沙汰僧尼，曆代多有，然于大教固保護不替也。
佛教發達，南北骈進，而其性質有大不同者。
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
南方為社會思潮，北方為帝王勢力。
故其結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專制盲從。
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論不過比較的，并非謂絕對如此，勿誤會）。
此不徒在佛教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
南朝所流行者為道家言，質言之，即老莊哲學也。
其張道陵、寇謙之之妖誣邪教，南方并不盛行。
其與釋道異同之争，亦多以名理相角。
若崔浩焚坑之舉，南人所必不肯出也。
南方帝王，傾心信奉者固多，實則因并時聰俊，鹹趨此途，乃風氣包圍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風氣，不似北方之以帝者之好惡為興替也。
嘗觀當時自由研究之風，有與他時代極差别者。
宋文帝時，僧慧琳著《白黑論》、何承天著《達性論》，皆多曲解佛法之處，宗炳與顔延之駁之，四人彼此往複各四五書，而文帝亦樂觀之，每得一劄，辄與何尚之評骘之。
梁武帝時，範缜著《神滅論》，帝不謂然也，自為短簡難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贊成缜說者亦四焉。
在東晉時，“沙門應否敬禮王者”成一大部問題。
庾冰、恒玄先後以執政之威，持之甚力。
慧遠不為之屈，著論抗争，舉朝和之，冰、玄卒從衆議（以上皆雜采正史各本傳、《高僧傳》及兩《弘明集》，原文不具引）。
諸類此者，不可枚舉。
學術上一問題出，而朝野上下相率為公開讨論，興會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諸史乘，殆不多■也。
若北方，則惟見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論教理之文，絕元傳者，即僧徒名著亦極希。
後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
然則南北兩派，何派能代表我國民性耶？吾敢斷言曰南也。
五胡以後，我先民之優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則匈、羯、鮮、羌諸族雜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實，非根于我國民性也。
北方之迷信的佛教，其發達之速實可驚。
《釋老志》嘗列有簡單之三度統計，今錄如下： 年代寺數僧尼數 太和元年（四七七）六四七八七七二五八 延昌二年（五一八）一三七二七不詳 武定八年（五五○）三○○○○二○○○○○○ 前後七十三年間，而寺數由六千餘增至三萬，僧尼數由七萬餘增至二百萬，以何故而緻此耶？試檢《釋老志》中所記當時制度及事實，可以知其梗概。
志雲： “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沙門統’（僧正）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 “和平初
及宋，則文帝虛心延訪，下诏獎勵，谯王義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謝靈運等闡揚尤力。
及齊，則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約輩皆嘗在其幕府，相與鼓吹。
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稱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講論，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緒，疊相宏獎，佛教于是極盛。
陳祚短促，無甚可紀。
東晉南北朝及随帝王執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後，儒者始與佛徒哄，前此無之也。
兩晉南北朝之儒者，對于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悅，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間有此種學說者然。
其在當時，深妒佛教而專與之為難者，則道士也。
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廣弘明集》中所載諸文，其與道家抗辯者殆居三之一。
其中，如劉宋時道士顧歡著《夷夏論》，謝鎮之、朱昭之、慧通、僧佑等駁之。
南朝蕭齊時，張融著《門論》，周■駁之。
道士複假融名著《三破論》，劉勰著《辯惑論》駁之。
其最著者也，所謂道教者，并非老莊之“道家言”，乃張道陵餘孽之邪說，其于教義本一無所有，及睹佛經，乃剽竊其一二，而膚淺矛盾，無一是處，乃反僞造《老子化胡經》等，謂佛道實出于彼，可謂誕妄已極。
其壁壘本不足以自立，乃利用國民排外之心理，倡所謂夷夏論者，此較足以動人。
謝、朱輩本非佛徒，亦起而駁之，于學術無國界之義，略有所發揮焉，蓋非得已也。
然在南朝則以言論相排擠而已，北朝則勢力相劫制。
北魏太武帝時，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鬥米道教”之寇謙之，薦之魏主，拜為天師，改年号曰“太平真君”。
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忽诏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長安行事。
其诏書所标榜者，曰：“蕩除胡神，擊破胡經。
”其法，則“沙門少長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門者誅一門”（《魏書釋老志》）。
我國有史以來，皆主信仰自由。
其以宗教興大獄者，隻此一役。
元魏起自東胡，犷悍之性未馴也。
後四年，浩亦族誅，備五刑焉。
魏毀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複之，後轉益昌，後七十餘年，孝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又再集佛道徒使計論。
道士姜斌以誣罔當伏誅，而佛徒菩提支為之乞殺。
又五十餘年，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下诏并廢佛道兩教，尋複道教。
越十年（大象元年），并複之。
然此役僅有遣散，并無誅戮雲。
計自佛法入中國後，受政府幹涉禁止者，僅此兩次，時皆極短，故無損其流通，其間沙汰僧尼，曆代多有，然于大教固保護不替也。
佛教發達，南北骈進，而其性質有大不同者。
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
南方為社會思潮，北方為帝王勢力。
故其結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專制盲從。
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論不過比較的，并非謂絕對如此，勿誤會）。
此不徒在佛教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
南朝所流行者為道家言，質言之，即老莊哲學也。
其張道陵、寇謙之之妖誣邪教，南方并不盛行。
其與釋道異同之争，亦多以名理相角。
若崔浩焚坑之舉，南人所必不肯出也。
南方帝王，傾心信奉者固多，實則因并時聰俊，鹹趨此途，乃風氣包圍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風氣，不似北方之以帝者之好惡為興替也。
嘗觀當時自由研究之風，有與他時代極差别者。
宋文帝時，僧慧琳著《白黑論》、何承天著《達性論》，皆多曲解佛法之處，宗炳與顔延之駁之，四人彼此往複各四五書，而文帝亦樂觀之，每得一劄，辄與何尚之評骘之。
梁武帝時，範缜著《神滅論》，帝不謂然也，自為短簡難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贊成缜說者亦四焉。
在東晉時，“沙門應否敬禮王者”成一大部問題。
庾冰、恒玄先後以執政之威，持之甚力。
慧遠不為之屈，著論抗争，舉朝和之，冰、玄卒從衆議（以上皆雜采正史各本傳、《高僧傳》及兩《弘明集》，原文不具引）。
諸類此者，不可枚舉。
學術上一問題出，而朝野上下相率為公開讨論，興會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諸史乘，殆不多■也。
若北方，則惟見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論教理之文，絕元傳者，即僧徒名著亦極希。
後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
然則南北兩派，何派能代表我國民性耶？吾敢斷言曰南也。
五胡以後，我先民之優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則匈、羯、鮮、羌諸族雜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實，非根于我國民性也。
北方之迷信的佛教，其發達之速實可驚。
《釋老志》嘗列有簡單之三度統計，今錄如下： 年代寺數僧尼數 太和元年（四七七）六四七八七七二五八 延昌二年（五一八）一三七二七不詳 武定八年（五五○）三○○○○二○○○○○○ 前後七十三年間，而寺數由六千餘增至三萬，僧尼數由七萬餘增至二百萬，以何故而緻此耶？試檢《釋老志》中所記當時制度及事實，可以知其梗概。
志雲： “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沙門統’（僧正）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 “和平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