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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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濟 四傳而至吉藏，為三論宗之初祖。
）。
佛教從學理上得一健實基礎，而為有系統的發展，自什始也。
道安、羅什，實當時佛教之中心人物。
而安公以其高尚之人格，宏遠之規劃，提挈衆流；什公以其邃密之學識，銳敏之辯才創建宗派，可謂相得益彰也矣。
兩公弘法之根據也，皆在長安，而其徒侶布于全國。
其在吳者則法汰也，道生、慧觀、僧導也；其在皖者，則道融也；其在鄂者，則昙翼、昙鑒也；其在贛者，則慧遠、慧睿也。
沿長江全域，皆兩公宗風所被矣。
于茲有一重要之地點宜特叙者，曰涼域。
讀吾書者，當已熟知佛教與西域之關系。
夫西涼則西域交通之孔道也。
西涼佛教界有兩要人，其一法護，其二昙無谶。
兩人功績，皆在翻譯，而護為西行求法之先登者，純大乘的教理之輸入，且先于羅什，但系統未立耳。
其在西陲之感化力亦至偉，有敦煌菩薩之号。
谶之大業，在譯《涅磐》，與羅針之《般若》，譬猶雙峰對峙，二水中分也，其異同之點，下方論之。
今宜論江南矣。
吾不嘗言佛教之初輸入在江淮間耶？自楚王英、安世高以來，此教在南方，已獲有頗深厚之根柢，然以其地非政治中心點所在，發展未充其量也。
及孫吳、東晉以迄宋齊梁陳，政治上分立之局數百年，且中原故家遺族，相率南渡，與其地固有之風土民習相結合，粲然成一新文化，與北地對峙，凡百皆然，而佛教亦其例也。
江南佛教教理的開展，以優婆塞支謙為首功。
謙舊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漢靈帝世率種人數百歸化，故為中國人焉。
謙十三歲學梵書，通文國語，孫權時避地歸吳，譯《維摩诘》、《首楞嚴》、《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經，其文最流便曉暢，然喜雜采老莊理解以入佛典，在譯界中實自為風氣（梁啟超原注：僧睿著《思益梵天所問經序》雲：“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謬文，至味淡于華豔。
”道安著《摩诃缽羅若波羅蜜鈔經序》雲：“叉羅、支越，斫鑿之巧者也。
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
”（《出三藏集記》卷八引）觀此可知支謙流之譯風。
）。
吾固嘗言之矣，江淮間人好談玄，自西漢時已見端，及晉南渡，而斯風大■，蓋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發揮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蛻化之以外來之名理，“中國的佛教”，實自茲發育，而支謙則最足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現象宜特别注意者，則東晉宋齊梁約二百餘年間，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
此其間，江左僧侶，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顯、智嚴、寶雲、法勇輩者，雖一無有，慧遠、慧睿輩，皆北産也。
而導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輩出。
夫支謙則固一導士矣，其尤著者，若與慧遠手創蓮社之彭城劉程之，若注《安般經》之會稽謝敷，若著《喻道論》之會稽孫綽，若以三禮大家而歸心淨土之南昌雷次宗，若著《神不滅論》之南陽宗炳，若對宋文帝問而護法有功之廬江何尚之，及其子何點、何胤，若著《持達性論》之琅琊顔延之，若再治南本《涅磐》之陽夏謝靈運，若難張融《門論》之汝南周■，若創造雕刻藝術之會稽戴逵，若作《滅惑論》之東莞劉勰，若作《心王銘》為禅宗開祖之義烏傅翕，若注《法華經》之南陽劉虬，若駁顧歡《夷夏論》之攝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
除弘教外，其文學及他種事業，皆足以傳于後。
若是者，求諸北地，亦雖一無有也。
（？）最奇特者，佐梁元帝翦除兇逆之荊山居士陸法和，擁軍數萬，開府數州，然自幼至老，嚴守戒律，其部曲皆呼為弟子也。
其餘為王導、庾亮、周■、謝鲲、桓彜、王■、王珉、許詢、謝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谧、蕩汪、殷觊、王■、習鑿齒、陶潛輩，或執政有聲，或高文擅譽，然皆與佛教有甚深之因緣。
至如齊竟陵王蕭子良，梁昭明太子蕭統，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
若梁武帝之舍身臨講，又衆所共知矣（梁啟超原注：所舉諸居士之事迹及著述，參看清彭際清《居士傳》、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廣弘明集》，及《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各本傳。
）。
要之，此二百餘年間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會化”——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勢力乃在缁徒上，而其發展方向，全屬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儀式的出家，反不甚以為重也。
其所為相率趨于此途者，則亦政治上、社會上種種環境有以促之。
劉遺民（即程之）答慧遠雲：“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為哉？”（《居士傳》本傳）此語可代表當時士大夫之心理，蓋賢智之士，本已浸淫于老莊之虛無思想，而所遭值之時勢，又常迫之使有托而逃，其聞此極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義，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
然因此與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違。
消極的精神，遂為我佛教界之主要原素矣。
南朝僧侶第一人，端推慧遠。
遠，固北人（雁門樓煩人，俗姓賈），為道安大弟子。
生于晉成帝鹹和八年，卒于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西紀三三三——四一六）。
其卒年即法顯歸自印度之年也。
彼其一生，略與東晉相終始。
安分遣弟子弘法四方，遠遂渡江而南，與其徒四十餘人偕，初止江陵，欲詣羅浮。
過廬山，樂其幽靜，栖焉。
曆史上有名之東林寺，其遺迹也。
遠宅廬三十餘年，未嘗出山一步。
而東林為佛界中心，殆與長安之逍遙園中分天下，宰輔若王谧、劉裕，方鎮若桓伊、陶侃、殷仲堪，篡賊若桓玄，海盜若盧循，鹹入山或赍書緻
）。
佛教從學理上得一健實基礎，而為有系統的發展，自什始也。
道安、羅什，實當時佛教之中心人物。
而安公以其高尚之人格，宏遠之規劃，提挈衆流；什公以其邃密之學識，銳敏之辯才創建宗派，可謂相得益彰也矣。
兩公弘法之根據也，皆在長安，而其徒侶布于全國。
其在吳者則法汰也，道生、慧觀、僧導也；其在皖者，則道融也；其在鄂者，則昙翼、昙鑒也；其在贛者，則慧遠、慧睿也。
沿長江全域，皆兩公宗風所被矣。
于茲有一重要之地點宜特叙者，曰涼域。
讀吾書者，當已熟知佛教與西域之關系。
夫西涼則西域交通之孔道也。
西涼佛教界有兩要人，其一法護，其二昙無谶。
兩人功績，皆在翻譯，而護為西行求法之先登者，純大乘的教理之輸入，且先于羅什，但系統未立耳。
其在西陲之感化力亦至偉，有敦煌菩薩之号。
谶之大業，在譯《涅磐》，與羅針之《般若》，譬猶雙峰對峙，二水中分也，其異同之點，下方論之。
今宜論江南矣。
吾不嘗言佛教之初輸入在江淮間耶？自楚王英、安世高以來，此教在南方，已獲有頗深厚之根柢，然以其地非政治中心點所在，發展未充其量也。
及孫吳、東晉以迄宋齊梁陳，政治上分立之局數百年，且中原故家遺族，相率南渡，與其地固有之風土民習相結合，粲然成一新文化，與北地對峙，凡百皆然，而佛教亦其例也。
江南佛教教理的開展，以優婆塞支謙為首功。
謙舊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漢靈帝世率種人數百歸化，故為中國人焉。
謙十三歲學梵書，通文國語，孫權時避地歸吳，譯《維摩诘》、《首楞嚴》、《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經，其文最流便曉暢，然喜雜采老莊理解以入佛典，在譯界中實自為風氣（梁啟超原注：僧睿著《思益梵天所問經序》雲：“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謬文，至味淡于華豔。
”道安著《摩诃缽羅若波羅蜜鈔經序》雲：“叉羅、支越，斫鑿之巧者也。
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
”（《出三藏集記》卷八引）觀此可知支謙流之譯風。
）。
吾固嘗言之矣，江淮間人好談玄，自西漢時已見端，及晉南渡，而斯風大■，蓋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發揮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蛻化之以外來之名理，“中國的佛教”，實自茲發育，而支謙則最足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現象宜特别注意者，則東晉宋齊梁約二百餘年間，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
此其間，江左僧侶，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顯、智嚴、寶雲、法勇輩者，雖一無有，慧遠、慧睿輩，皆北産也。
而導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輩出。
夫支謙則固一導士矣，其尤著者，若與慧遠手創蓮社之彭城劉程之，若注《安般經》之會稽謝敷，若著《喻道論》之會稽孫綽，若以三禮大家而歸心淨土之南昌雷次宗，若著《神不滅論》之南陽宗炳，若對宋文帝問而護法有功之廬江何尚之，及其子何點、何胤，若著《持達性論》之琅琊顔延之，若再治南本《涅磐》之陽夏謝靈運，若難張融《門論》之汝南周■，若創造雕刻藝術之會稽戴逵，若作《滅惑論》之東莞劉勰，若作《心王銘》為禅宗開祖之義烏傅翕，若注《法華經》之南陽劉虬，若駁顧歡《夷夏論》之攝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
除弘教外，其文學及他種事業，皆足以傳于後。
若是者，求諸北地，亦雖一無有也。
（？）最奇特者，佐梁元帝翦除兇逆之荊山居士陸法和，擁軍數萬，開府數州，然自幼至老，嚴守戒律，其部曲皆呼為弟子也。
其餘為王導、庾亮、周■、謝鲲、桓彜、王■、王珉、許詢、謝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谧、蕩汪、殷觊、王■、習鑿齒、陶潛輩，或執政有聲，或高文擅譽，然皆與佛教有甚深之因緣。
至如齊竟陵王蕭子良，梁昭明太子蕭統，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
若梁武帝之舍身臨講，又衆所共知矣（梁啟超原注：所舉諸居士之事迹及著述，參看清彭際清《居士傳》、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廣弘明集》，及《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各本傳。
）。
要之，此二百餘年間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會化”——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勢力乃在缁徒上，而其發展方向，全屬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儀式的出家，反不甚以為重也。
其所為相率趨于此途者，則亦政治上、社會上種種環境有以促之。
劉遺民（即程之）答慧遠雲：“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為哉？”（《居士傳》本傳）此語可代表當時士大夫之心理，蓋賢智之士，本已浸淫于老莊之虛無思想，而所遭值之時勢，又常迫之使有托而逃，其聞此極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義，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
然因此與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違。
消極的精神，遂為我佛教界之主要原素矣。
南朝僧侶第一人，端推慧遠。
遠，固北人（雁門樓煩人，俗姓賈），為道安大弟子。
生于晉成帝鹹和八年，卒于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西紀三三三——四一六）。
其卒年即法顯歸自印度之年也。
彼其一生，略與東晉相終始。
安分遣弟子弘法四方，遠遂渡江而南，與其徒四十餘人偕，初止江陵，欲詣羅浮。
過廬山，樂其幽靜，栖焉。
曆史上有名之東林寺，其遺迹也。
遠宅廬三十餘年，未嘗出山一步。
而東林為佛界中心，殆與長安之逍遙園中分天下，宰輔若王谧、劉裕，方鎮若桓伊、陶侃、殷仲堪，篡賊若桓玄，海盜若盧循，鹹入山或赍書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