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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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說孟子相當大膽，憑他的浩然正氣而對宣王進谏直言。
接着，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鳏、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
文王當時，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
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ldquo哿以富人，哀此茕獨&rdquo來強調窮人的可憐。
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仃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ldquo王政&rdquo說到這裡，剛剛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ldquo善哉言乎！&rdquo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
又把&ldquo王政&rdquo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
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王曰：&ldquo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rdquo對曰：&ldquo昔者公劉好貨，詩雲：&lsquo乃積乃倉，乃裹糇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
弓夫斯張，于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rdquo 寡人好貨 孟子采緊逼盯人的姿态，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非常愛好财富。
古代&ldquo貨&rdquo字的意思和現代的&ldquo财&rdquo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
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問，但也很妙。
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愛錢，舍不得花鈔票啦！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逼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
奈何孟子還是不放松，對他說，這沒有關系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
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後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窋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窋丢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ldquo自漆沮度渭，取材用&rdquo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邠縣至耀縣會沮水。
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
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
《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詩經》的記載作補充說明。
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
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産。
在秋天豐收時，将糧食堆滿在倉庫裡，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隻好堆積在倉外。
另外，制造幹糧，放在橐裡、囊裡，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随身攜帶。
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
于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着幹戈斧钺等各種武器，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複興他祖先後稷的舊業。
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谷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幹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
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财富是應該的。
像周朝的先祖&mdash&mdash公劉，創建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
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從事生産工作，藏富于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逼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ldquo太極拳&rdquo由&ldquo好樂&rdquo、&ldquo好勇&rdquo，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ldquo好貨&rdquo了。
現在讓我們再來讨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ldquo聲、色、貨、利&rdquo。
在曆史上隻要帝王好&ldquo聲色貨利&rdquo，那個社會。
國家，沒有不亂的。
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
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愛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ldquo聲色貨利&rdquo，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于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
隻是對這四件事的欲一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
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隻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隻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并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
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ldquo聲色貨利&rdquo最先進的國家。
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
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曆史上成大名。
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管子對話的記載。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
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
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
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
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
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
不愛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
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欲，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
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
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
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
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
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悅于桓公。
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
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ldquo忠&rdquo。
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讨論。
易牙是壞蛋，曆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
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
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幹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
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
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
隻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毛病，的确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
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
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
管仲隻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不愛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
因為沒有愛心，不能&ldquo愛民&rdquo的話，就不會有群衆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ldquo勤政&rdquo的話，就會政務荒弛。
因此，&ldquo勤政愛民&rdquo，是領一導一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
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标榜管仲是曆史上的大政治家。
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
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内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内容是一樣的。
而談話的态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
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
至于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于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着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mdash&mdash老闆，在人格、個性上，也有許多差異。
因此，在曆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讨論的&ldquo聲、色、貨、利&rdquo四事，我國曆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
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
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緻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滞的一面。
《貨殖列傳》的一斑 中國文化真是如此呆滞醜陋的嗎？我們不必歸罪于什麼理學家、道學家或哪一家上去，隻是由于少數讀書人，把觀念搞錯了，把大家的觀念帶到歧路上去。
中國文化的本身，并非如此。
曆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ldquo貨利&rdquo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
當時别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隻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記》中寫了《貨殖列傳》，成為中國經濟學上的第一篇傳記，也是中國讨論經濟哲學思想的好著作。
另外，《平準書》也是财政學上的重要資料。
司馬遷看法與衆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
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範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
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老子曰：&ldquo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一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rdquo必用此為務，娩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ldquo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刍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
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争。
夫山西饒材、竹、谷、纟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一江一南出枬、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玑、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裡，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進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甯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ldquo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财匾少。
&rdquo财匾少而山澤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故大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灣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會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
故曰：&ldquo倉禀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rdquo禮生于有而廢于無。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
《諺》曰：&ldquo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
&rdquo此非空言也。
故日：&ldquo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rdquo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文中所述範蠡、子夏等人緻富之道，從略。
）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赢利。
以末緻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若緻力農畜。
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頃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裡者，不可勝數。
夫纖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
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
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
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謂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馬醫，淺方，張裡擊鐘。
此皆誠壹之所緻。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轅，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ldquo素封&rdquo者邪？非也？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
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一主自一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
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
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丁的衣服；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一騷一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
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别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法并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篇》則是原則的叙述。
二者都是根源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們硬分為兩派，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遊世界一番，&ldquo到老死不相往來&rdquo，不出國門，活着有什麼意思。
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于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
先從近處說起，就在台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台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
而現代許多曾經環遊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後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着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ldquo至老死不相往來&rdquo？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ldquo至治之極&rdquo，以及接下去的描寫。
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麼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麼又有誰不願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闆呢？現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過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
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ldquo至老死不相往來&rdquo的現象。
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牆；我們與大一陸之間的一衣帶水。
由此可見，想要達到&ldquo至老死不相往來&rdquo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曆史社會演變的趨勢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
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隻圖聲色耳目的享受。
、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
接着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像《詩經》、《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迹、自虞、夏兩代以後，由于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欲。
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
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
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欲，尋求精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ldquo因之&rdquo。
依着百姓的本質和禀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着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ldquo利道之&rdquo，以利為引導，導緻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ldquo其次教誨之&rdquo，如果還是不能，于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隻好用更次等的方法，&ldquo整齊之&rdquo，以法令來糾正了。
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ldquo與民争利&rdquo，和百姓對立相争。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曆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争利之中。
達爾文的進化論&ldquo物競天擇&rdquo，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争當中發展的。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
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曆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叙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曆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
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于物資利用的觀點。
&ldquo待農而食之&rdquo，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産，才有飯吃。
&ldquo虞而出之&rdquo，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
&ldquo工而成之&rdquo，然後将農林、畜牧的産品加工制造。
&ldquo商而通之&rdquo，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産品，于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态的發展，是順着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
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
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ldquo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rdquo。
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mdash&mdash&ldquo賤物不可丢，貴物不可收。
&rdquo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
儲存在那裡，将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制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
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着去買，因為不久的将來，很可能會跌價。
所以，&ldquo賤價不賣，貴不買&rdquo。
&ldquo各勸其業，樂其事&rdquo。
各人安于本分，敬業樂群。
這種趨勢，像一江一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着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
一切物資的生産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
這不就是老子&ldquo自然&rdquo之道嗎？ 接着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産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
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
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
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
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
直到現代，山東煙台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
在台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産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姜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
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
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ldquo冠帶衣履天下&rdquo，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
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并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複興起來。
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财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财務的官員，行&ldquo輕重法&rdquo，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ldquo三歸&rdquo建築，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
政治地位到了陪臣&mdash&mdash和國君近于朋友的關系，财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拟。
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系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并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财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後，又引用&ldquo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rdquo這兩句名言，讨論财富和德業的關系，提出&ldquo禮生于有而廢于無&rdquo的主張。
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财富為基礎的。
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于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奸犯科。
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
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
溝裡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隐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
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
所以，有了财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
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
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财的他鄉遊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
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财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ldquo利&rdquo字。
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 接着，他又繼續舉出範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曆史上名人的緻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财富和德業事功的關系。
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隻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經營，把握了時機，去規規矩矩地發展，以最平實的方法來賺錢，而以最高明的原則來守成。
至于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裡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發财的正道。
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财也要靠機運。
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财，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
于是他陳列出一些曆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于現在富過一省。
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一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緻富；至于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
接着，孟子又舉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會福利事業的成功，他說：鳏、寡、孤、獨這四種人，是社會上最困苦無依的人。
文王當時，凡是仁政愛民的措施，一定先顧及到這些人，使孤苦無依的人優先得到利益。
他同時引用了《詩經·小雅·節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後兩句&ldquo哿以富人，哀此茕獨&rdquo來強調窮人的可憐。
詩的意思是說，社會上一般衣食無憂的人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仃的人還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對這些人，我們必須伸出關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說&ldquo王政&rdquo說到這裡，剛剛才一開頭，還沒有講到正題上去，可是齊宣王似乎已經聽不下去，又打起太極拳來了，插上一句&ldquo善哉言乎！&rdquo意思是說，你講得好，講得很好。
又把&ldquo王政&rdquo這個正題用太極拳的推手往外一推。
可是孟子還是用打蛇貼棍上的辦法說，您既然認為這個道理很好，可是為什麼不去實行呢？ 王曰：&ldquo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rdquo對曰：&ldquo昔者公劉好貨，詩雲：&lsquo乃積乃倉，乃裹糇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
弓夫斯張，于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金，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rdquo 寡人好貨 孟子采緊逼盯人的姿态，追問齊宣王，您既然認為很好，為什麼又不實行王政呢？齊宣王答得很妙，他說我有一個毛病，我非常愛好财富。
古代&ldquo貨&rdquo字的意思和現代的&ldquo财&rdquo字相同，包括了金錢、物資等等。
齊宣王這句答話，在表面上是牛頭不對馬嘴，答非所問，但也很妙。
孟子要他優先救濟社會上最困苦的四種人，這當然是要花錢的，而他卻說我愛錢，舍不得花鈔票啦！這就像籃球場上的大國手們，你從後面緊逼盯人，我就來個轉身，擺脫你。
奈何孟子還是不放松，對他說，這沒有關系呀！周朝的先祖公劉，就是一位好貨的人，而且有詩為證呢！ 公劉，據《周紀》說，是棄的後代。
棄是唐堯的兄弟，到虞舜時，被封為後稷，有相當偉大的德業，傳到不窋這一代的時候，因政治的衰退，不窋丢了官，就流亡異域，到戎、狄這兩個外族之間的漆沮&ldquo自漆沮度渭，取材用&rdquo一帶去求發展（漆水源出陝西省同官縣東北大神山，西南流經邠縣至耀縣會沮水。
沮水出耀縣北分水嶺）。
當傳到公劉的時候，才又振作起來。
《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公劉》篇，就是歌頌這段故事。
孟子又繼續引用《詩經》的記載作補充說明。
他說，公劉當年好貨，但能推己及人。
他首先教導人民，因地制宜，努力耕作，增加生産。
在秋天豐收時，将糧食堆滿在倉庫裡，還有許多糧食放不下時，隻好堆積在倉外。
另外，制造幹糧，放在橐裡、囊裡，以便人民遷移時，可以随身攜帶。
由于仁心德政的措施，投靠他的百姓愈來愈多，逐漸地便富強起來了。
于是他又整軍經武，把老百姓集中起來訓練，等這些都差不多了，才帶了弓箭，裝備着幹戈斧钺等各種武器，浩浩蕩蕩地由漆沮出發，回到他原來的封地豳邑，複興他祖先後稷的舊業。
所以留守的人有露天堆積的米粟和充實豐富的谷倉，出發的人有包裹好的幹糧，如此準備妥善，才向自地進發。
周代也就從這時開始，漸漸興盛起來。
所以當齊宣王說他自己好貨時，孟子卻故意裝作不懂地說，您身為一國之君，喜歡财富是應該的。
像周朝的先祖&mdash&mdash公劉，創建基業時，也是積極地從事經濟發展。
如果您也能效法先人積極進取的精神，從事生産工作，藏富于民的話，如此，齊國得以富強，而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這不是很好的事嗎？在這裡，可見孟子的誘導教育，以及緊逼盯人的技術，和齊宣王的推拖工夫是同樣高明。
齊宣王的&ldquo太極拳&rdquo由&ldquo好樂&rdquo、&ldquo好勇&rdquo，這裡又段數升高到第三段的&ldquo好貨&rdquo了。
現在讓我們再來讨論一下好貨的問題。
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句話，包括四件事：&ldquo聲、色、貨、利&rdquo。
在曆史上隻要帝王好&ldquo聲色貨利&rdquo，那個社會。
國家，沒有不亂的。
這四件事，沒有一件是好事，全是壞事。
而齊宣王對這四大壞事，沒有不好的，他全都愛好。
後世一些讀書人，讀了《孟子》這一類的書，學了這一派的論調，每提到&ldquo聲色貨利&rdquo，就視同毒蛇猛獸，像有劇毒一樣的恐懼。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于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
隻是對這四件事的欲一望，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
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隻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隻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并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
我們所謂現代化的第一流強國，正是&ldquo聲色貨利&rdquo最先進的國家。
反之，就是尚在落後，尚未開發中的國家。
從這裡，使我們想起齊桓公，他也有像齊宣王所說的三好。
但在當時，他有幸得到一位好幫手管仲，能在當世成大功，後世曆史上成大名。
讓我們看看齊桓公與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
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及，一。
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
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
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
人君惟不愛與不敏，不可耳。
不愛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
齊桓公有一天對管仲說，我這個人，有很不正經、很邪門的三個嗜好，你看多糟糕！怎麼辦？喜歡打獵，常常跑出去玩，有時追捕獵物，玩到天黑了還不肯回來，第二天當然沒有精神理政問事了。
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我喜歡喝酒，講究口腹之欲，白天晚上都吃喝個不停。
齊桓公好吃，是有名的饕餮，天下所有的美味，他都找來吃。
他的一個部下易牙，專以燒一手好菜來侍候他、滿足他。
有一天，他吃喝得高興了，對易牙說，天下的美味，我都吃過了，可就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人肉的味道如何。
後來齊桓公吃了一碗以前沒有吃過的肉類，問易牙這是什麼肉，易牙說是人肉。
原來易牙殺了他自己兒子，來取悅于桓公。
因此齊桓公認為易牙很忠心。
當然有人說連自己兒子都會殺掉的人，一點仁心都沒有，怎麼談得上&ldquo忠&rdquo。
這是另一段公案，我們暫時不去讨論。
易牙是壞蛋，曆史早有明證和定評了。
但由此可知齊桓公的好吃好喝，到了什麼程度。
他自己也對管仲說，這是他的第二件缺德。
他又說，更不幸的，我有比前面兩項，更不幹淨的行為，說起來都難為情，我還喜歡女色。
好女色倒是小事，我的同宗姊妹中，還有尚未出嫁的。
他的姊妹為什麼不出嫁，這當然是使他最難為情，難以啟齒的話。
隻說這是他第三項劣行，就意在不言中了，所以他的毛病可真大，比齊宣王嚴重多了。
可是管仲怎麼說呢？他說，你這三個大毛病，的确很不好，壞是壞透了，但對你現在來說，還不是最重的要的事，不一定要立即改正。
事實上，管仲明知他一下子改不過來。
如果管仲說，要他馬上改，反而會弄僵了。
管仲隻是說，一個作領袖的人，如果沒有愛心，不愛天下人，智慧反應都不夠敏捷，這才是最大的忌諱。
因為沒有愛心，不能&ldquo愛民&rdquo的話，就不會有群衆和人民擁護他；不夠積極，不能&ldquo勤政&rdquo的話，就會政務荒弛。
因此，&ldquo勤政愛民&rdquo，是領一導一人所最需具備的條件（就是在管仲之後的孟子所說的仁政）。
這是管仲對君主輔助的一個範例。
幾千年來直到現在，我們一直都标榜管仲是曆史上的大政治家。
他不但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實行家，連孔子都很推崇他。
現在管仲與齊桓公所談的内容，和齊宣王與孟子之間的談話内容是一樣的。
而談話的态度與方法，孟子與管子也差不多一樣。
所不同的一點，管子是站在大政治家的立場，作臣道的建議和提醒，針對現實政治的具體做法而言。
至于我們這位孟夫子，則更偏重于政治哲學的原則，同時帶着師道的誘導方式，在境界上當然比管仲更高一層，可惜效果上，卻差了許多。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孟子和管仲所遇到的兩個主顧&mdash&mdash老闆，在人格、個性上，也有許多差異。
因此，在曆史上的成就，也就不相大同了。
其次，我們要讨論的&ldquo聲、色、貨、利&rdquo四事，我國曆史文化上，幾千年來，都認為是要不得的壞事。
直至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還是看不起工商業，尤其是看不起商人。
過去習慣上所謂的士、農、工、商，商人被列為四民之末，這都是中國文化受這些傳統觀念的影響，緻使工商業不發達，科學不進步，而形成中國文化呆滞的一面。
《貨殖列傳》的一斑 中國文化真是如此呆滞醜陋的嗎？我們不必歸罪于什麼理學家、道學家或哪一家上去，隻是由于少數讀書人，把觀念搞錯了，把大家的觀念帶到歧路上去。
中國文化的本身，并非如此。
曆史上，漢代的司馬遷曾經就&ldquo貨利&rdquo的問題，正式提出來談經濟思想。
當時别人都不大注重經濟問題，隻有他特别注意，而在《
另外，《平準書》也是财政學上的重要資料。
司馬遷看法與衆不同，在當時大家看不起貨利的時候，他卻認為貨利非常重要。
他提出來的第一位經濟專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範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學生子貢。
接下來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擇要摘錄下他這篇文章，來作個研究。
老子曰：&ldquo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一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rdquo必用此為務，娩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ldquo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刍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
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吵論，終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争。
夫山西饒材、竹、谷、纟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一江一南出枬、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玑、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裡，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進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甯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
&rdquo财匾少而山澤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故大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灣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會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
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
故曰：&ldquo倉禀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rdquo禮生于有而廢于無。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
《諺》曰：&ldquo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
&rdquo此非空言也。
故日：&ldquo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rdquo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文中所述範蠡、子夏等人緻富之道，從略。
）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赢利。
以末緻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若緻力農畜。
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頃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裡者，不可勝數。
夫纖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
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
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
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
謂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馬醫，淺方，張裡擊鐘。
此皆誠壹之所緻。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轅，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豈所謂&ldquo素封&rdquo者邪？非也？ 《史記》作者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是比較偏愛黃老道家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
他寫的《貨殖列傳》，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話，描寫社會到了富強康樂，民一主自一由的極點，才能真正進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達到老子所說的無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
老子前面的一段話，意思是說，比鄰的國家，國界相接，或隔一條路，或隔一條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見，連雞鳴狗吠的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
而各國的老百姓，都能夠吃得好，營養足；穿得好，沒有穿打補丁的衣服；社會風氣安定，沒有不良分子的一騷一擾；對自己的事業、職業，都很滿意，各人安守本分。
生活在這樣安定快樂的社會中，人人都很滿足，終此一生，都不會去羨慕别人，更不會為了生存，而離鄉背井去外地謀生。
本來老子的說法，在我看來，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說法并沒有兩樣，不過老子是對理想境界描寫，儒家的《禮運篇》則是原則的叙述。
二者都是根源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們硬分為兩派，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曾經聽一位青年人說，現在日子過得好，有了錢，退了休，就該環遊世界一番，&ldquo到老死不相往來&rdquo，不出國門，活着有什麼意思。
出國走走，這是一種很時髦的觀念，而且也可增廣見聞，但對于老子這句話的反駁，則似有斷章取義之嫌。
先從近處說起，就在台灣的山區或農林中，還是有一些人，不但沒有到過台北，甚至連他居處的縣治所在地也沒有去過，一生沒有離開家鄉一步，但因生活過得安定快樂，臨終之時，心中了無遺憾。
而現代許多曾經環遊過世界的人，在他臨終之際，或對後代子孫，或對國家社會，或對他自己的一些事情，還是很不放心，帶着滿腔的無奈而去。
也還有人說，至美國、或到歐洲，去求學深造，或發展事業又有什麼不好？為什麼要&ldquo至老死不相往來&rdquo？這也是忘記了這句話前面的&ldquo至治之極&rdquo，以及接下去的描寫。
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句，假如我們今天成為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準最高，科技最發達，軍事力量最強大，社會也最安定的國家，那麼你還會想到外國去求深造，求發展嗎？再進一步說，全世界，全人類，每個社會都達到了這個水準，那麼又有誰不願安安穩穩在自己家鄉努力，反而到處奔波勞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闆呢？現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過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國跑了。
不過，在現代也有一種反面的&ldquo至老死不相往來&rdquo的現象。
那是南北韓之間的三十八度線；東西德的圍牆；我們與大一陸之間的一衣帶水。
由此可見，想要達到&ldquo至老死不相往來&rdquo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類，都富強康樂了，才能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
曆史社會演變的趨勢 所以司馬遷說，人類最好往這種美好的理想去努力。
但是近代（司馬遷當時的近代），一般人都隻圖聲色耳目的享受。
、已經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境界了。
接着他又發表他史家立場的意見說，神農以前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像《詩經》、《書經》這些書上所記載的事迹、自虞、夏兩代以後，由于社會的演進，人們都偏好物質生活的享受，喜歡追求聲色之娛，以及口腹之欲。
身安逸樂而汲汲名利，人人都如此，沒有什麼稀奇。
這種風俗的演變，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從虞夏時代開始，就逐漸轉變成近代這個樣子。
社會風氣到了這一步，你即使以最高的哲理，挨家逐戶地去勸他們，放下物欲，尋求精神生活的趨脫，也是沒有用的。
因此，自上古以來，最高明的為政方法是&ldquo因之&rdquo。
依着百姓的本質和禀賦，在立法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們引到好的方向。
如果這樣行不通，退而求其次，順着他們的興趣嗜好，針對他們重視現實的心理，&ldquo利道之&rdquo，以利為引導，導緻他們走到良善的路上。
&ldquo其次教誨之&rdquo，如果還是不能，于是用再次一等的方法，也就是用比較強硬一點的方法，教育他們，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是應該的，什麼是不對的，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仍然沒有效果，這就隻好用更次等的方法，&ldquo整齊之&rdquo，以法令來糾正了。
糾正不了的話，等而下之，&ldquo與民争利&rdquo，和百姓對立相争。
從這套理論來看，幾千年的曆史，都是等而之下，在與民争利之中。
達爾文的進化論&ldquo物競天擇&rdquo，也同樣認為人類文化，是在競争當中發展的。
司馬遷這幾句話，把人類社會演變的程度，以及人心不可挽回的超勢，全都說完了。
我們無論研究政治、哲學，或者經濟、曆史，對司馬遷這裡所說，和孔子《禮記·禮運篇》的叙述，互相參合研究，便可成為一部中國文化曆史演進哲學的專書。
其次，司馬遷舉出當時中國所發現的資源情形，也相當富饒，很有利用價值的。
但是現在我們新發現的資源，在質與量上都增加了許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介紹了，且看他對于物資利用的觀點。
&ldquo待農而食之&rdquo，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許多資源技術還沒發掘，社會經濟的必然趨勢，當然是要依賴農業生産，才有飯吃。
&ldquo虞而出之&rdquo，還要開發山林和畜牧的資源。
&ldquo工而成之&rdquo，然後将農林、畜牧的産品加工制造。
&ldquo商而通之&rdquo，最後，再由商業的經營，來流通農林畜牧和工業的産品，于是才能達到有無相濟，各獲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說，這種經濟形态的發展，是順着人類社會的需要，而自然演變出來的一種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規定而來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
而是大家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發展出來的。
所以每個人都是各盡自己的能力，換取自己的需要。
在商業的經營上，是&ldquo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rdquo。
也就是中國商業一句傳統的成語&mdash&mdash&ldquo賤物不可丢，貴物不可收。
&rdquo一樣貨品，價錢跌了，不要賠本賣掉。
儲存在那裡，将來一定回漲，甚至還可以加工制造，再賣出去，很可能還會賺大錢。
一樣東西漲價了，貴了許多，千萬不要一窩風地跟着去買，因為不久的将來，很可能會跌價。
所以，&ldquo賤價不賣，貴不買&rdquo。
&ldquo各勸其業，樂其事&rdquo。
各人安于本分，敬業樂群。
這種趨勢，像一江一河的水往下流一樣，是很自然的發展，用不着特地訂立法令規章，自然而然就來了。
一切物資的生産分配，也用不着刻意去營謀，社會上自然會有妥善的調配。
這不就是老子&ldquo自然&rdquo之道嗎？ 接着他又引據《書經》上的話，強調農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這些來自農林、畜牧，以及工商業的産品，是富國富家的基礎。
雖然各地的氣候、土壤、人力不同，資源的儲藏與開發也不一樣，但經營得好就富足，經營不好就貧窮。
上天是不會厚此薄彼的。
像齊國的姜太公初被封到營丘時，那裡靠海邊，土裡的鹽份很重，老百姓很少。
當地的土質根本就無法耕種，簡直無飯可吃。
可是姜太公不為地理環境所困，他教導婦女發展手工業。
直到現代，山東煙台一帶的刺繡、抽絲等工業還是很有名的。
在台灣具有這種技術的人，也在生産從事外銷，可能就是從古老的姜太公時代所流傳發展下來的。
除此之外，他又設法開發鹽業和漁業，外銷他國。
齊國就此繁榮富庶起來，&ldquo冠帶衣履天下&rdquo，各國聞風相望，連服飾都以模仿齊國為時尚。
不論是靠山或臨海的國家，都希望能到齊國去見識見識，一如今天世界各國的人，一窩風地往美國跑一樣。
後來齊國到了中葉，國力曾經一度衰落，直到齊桓公的時代，用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經濟政治為主，并以經商出名的管仲為輔相，把齊國的國勢再度複興起來。
他設立了九個有關财經的行政機構，設置掌财務的官員，行&ldquo輕重法&rdquo，而使齊桓公完成他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而管仲個人亦有富埒王侯的&ldquo三歸&rdquo建築，愛好豪華，也相當奢侈。
政治地位到了陪臣&mdash&mdash和國君近于朋友的關系，财富可和其他諸國的國君相比拟。
可是他使得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的時代。
經濟、文化、道德的連鎖關系 司馬遷引《周書》的話，并舉出齊國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說明經濟财富對政治功業的重要以後，又引用&ldquo倉凜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rdquo這兩句名言，讨論财富和德業的關系，提出&ldquo禮生于有而廢于無&rdquo的主張。
因為禮節、仁義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與财富為基礎的。
一個君子富有了，就更樂于行善積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會作奸犯科。
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澤，把品德比作山澤間的生物。
水深了，自然有魚，山高了，各種獸類自然繁殖其中。
溝裡水淺是養不活魚的；小山也隐藏保護不了大的獸類。
換句話說，貧窮就難有高超的道德修養，也難做出對人有益的善行。
所以，有了财富，才能發揮出仁心義行。
一個人有了錢，如果再得權勢，就更容易彰顯善舉。
反之，既無勢力，又無錢财的他鄉遊子，自身難保，更何況其他。
這是對有文化根基的中國而言，在文化低落的邊疆來說，财富對德性的影響就更嚴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的，都是為了一個&ldquo利&rdquo字。
不論千乘之國，或者萬戶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們都一個個唯恐受到貧窮的困擾，更何況一般老百姓！ 接着，他又繼續舉出範蠡、子貢、猗頓、卓氏、程鄭、宛孔氏、師史、任氏等十幾位曆史上名人的緻富之道，以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來強調财富和德業事功的關系。
同時他強調說，所舉的這些人，還隻是少數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繼承祖業，或世襲俸祿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
至于其他，以發展農林工商而富可傾城的，或者富甲一縣，或者稱富鄉裡的，這些就多得數不清了。
結論說，靠自己的勞力，從小生意做起，一點點積蓄起來，這是謀生發财的正道。
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發大财也要靠機運。
同時司馬遷又強調，發大财，還要有頭腦，譬如用兵，要出奇制勝。
于是他陳列出一些曆史資料說，像秦揚這個人，以種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蓋過了一州，等于現在富過一省。
照理說，挖人家的墳墓，偷盜葬物，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這樣起來的；賭一博說起來也是壞事情，但桓發卻因此緻富；至于行賈，類似我們現在所說跑單幫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業，而雍樂成由此起家；賣油脂，當然也是低賤的行業，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這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