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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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的任力好勇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聞名的國君是秦武王，他也長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認為天下無敵，因此常常喜歡和那些大力士們比武取樂。
當時秦國有兩位前代将領的子弟，一名烏獲，一句任鄙，都因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一寵一愛，加倍封給他們高官厚祿。
後來齊國也出了一個叫孟贲的大力士。
據說他走水路不怕蚊龍，走旱路不怕虎狼，哪裡都敢去，如果發起脾氣來，怒吼一聲，就像打雷一樣地驚天動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見兩頭牛正在相鬥，他上前去勸架，用手把兩頭牛分開來。
其中一頭牛聽勸，伏在地上不鬥了，另外一頭牛還要打。
他大為惱火，左手按住牛頭，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來，這頭牛當場斃命。
後來他聽說秦武王正在招納天下勇武之人，于是離開齊國去投奔秦國。
往秦國的路上，正要渡黃河的時候，他不按先後秩序，搶着要在衆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槳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
他氣得大吼一聲，這一吼，河水被震動得起了浪頭，翻動船身，一船人都被沖到黃河裡去了。
孟贲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撐，腳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離岸射出去好幾丈遠，不多時就到了對岸，下了船直奔鹹一陽一。
見了秦王以後，和烏獲、任鄙一樣，也得到秦武王的一寵一愛，做了大官。
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長在中國的西陲邊地。
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原鼎盛的現象，因此他頗為仰慕中原的文化。
他覺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帶觀光一次，則死而無憾了。
奈何他好勇，不循正當的外一交一途徑作正式的訪問，卻計劃要把隔在中間的韓國打下來，以達到他這個願望。
後來居然打下了韓國，進了洛一陽一。
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歡迎他，他卻不去觐見。
帶了幾個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廟去參觀寶鼎。
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圖騰，指着镌有&ldquo雍&rdquo字的鼎說，這是秦鼎，我将來要把它帶回鹹一陽一去。
又聽守鼎的人說，這九個鼎每個千斤之重，從來就沒有人能夠移動過。
秦武王問身邊的任鄙、孟贲兩人，能不能舉起來，任鄙比較聰明，他說我隻能舉百斤，這鼎有十倍重，我沒有辦法舉起來。
孟贲就不同了，他說讓我試試，他把鼎舉離了地面半尺，可是因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來，眼眶裂開，流血不止。
秦武王看了說，你既然能舉，難道我不能舉？任鄙在旁邊勸他，以一國之君的身份，不要随便去嘗試。
可是他不聽，反而說任鄙自己舉不起來，唯恐他能舉得起來。
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
秦武王也舉起了半尺，他還想走幾步以勝過孟贲，不料一轉步，力盡失手，寶鼎掉下來，把他的胫骨壓斷，昏了過去。
當天晚上，就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了。
這就是好小勇的結果。
秦武王身邊三名力氣最大的武士，他們的結果，也不相同。
烏獲在攻打韓國宜一陽一城的時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牆一樣高，用手抓住了城頭的雉堞，可是他力氣太大了，雉堞被他一把抓壞，崩裂下來，他也就掉了下來，跌落在一塊大石頭上，肋骨折斷而死。
至于孟贲，則在昭襄王即位後，檢讨舉鼎這次事件的時候，被認為是他闖出來的禍，于是把他磔死&mdash&mdash裂身而死，并且滅族。
而任鄙則因為當時曾經進谏，勸過秦武王不可輕易嘗試，于是派他作了漢中太守。
他們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場，值得後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為借鏡。
項羽和劉邦 再将偏好個人武勇，與能任大勇的人，在對立之下，作個比較。
曆史上對這兩個人，記載得很詳盡。
一個是項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戰時單槍匹馬，闖到敵人的陣中，縱橫馳騁，誰也不敢阻擋。
當漢高祖和他最後一次會戰，用了許多兵力，圍困他許久，雖然楚軍已敗，可是誰都不敢接近項羽。
在這之前的另一次戰役中，項羽和漢高祖在陣前見了面。
項羽說，天下這多年來的戰亂，就隻是你我雙方打來打去，今天你我見面了，我們雙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許動手，你我兩人出來單打獨鬥，作一死戰，來決定勝負，免得再打下去，傷了許多無辜的生命。
漢高祖說，對不住，我絕不和你單打獨鬥，我是鬥智不鬥力的。
這就是漢高祖與楚霸王不同之處。
趙武靈王、秦武王、項羽等等，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
在曆代帝王中，不問他們好的是大勇或小勇，隻要是好勇的，從他們的谥号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像趙武靈王、秦武王、漢武帝等等，凡是有一個武字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勇。
但這些卻不是中國文化中，孔子所标榜&ldquo智仁勇&rdquo之勇的真正精神。
墨子談勇
如何才是正确的好勇？我們再看一段曆史上的紀錄。
墨子謂駱猾厘曰：&ldquo吾聞子好勇。
&rdquo曰：&ldquo然。
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鬥而殺之&rdquo。
墨子曰：&ldquo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
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鬥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rdquo 恐怕一般人，都是&ldquo駱猾厘式&rdquo的好勇，或簡稱之為&ldquo駱式&rdquo的好勇。
現在電視、電一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們，聽說某人拳頭厲害，就不服氣，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較量較量，勢必将對方打垮才甘心。
以此來表現自己的本領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還自鳴得意，認為自己勇敢，不怕死。
而墨子對這種心理，痛下針砭地說，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于自己所愛好的，就加以保護、照顧，而對于自己所厭惡的，則揚棄或者銷毀。
就好像你喜歡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讨厭吃人的野獸，就殺掉它。
現在你聽到哪裡有勇士就去殺他，這是惡勇，而不是好勇。
這是墨子所講個人好勇的哲學。
老實說，個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過是&ldquo任氣尚俠&rdquo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睚眦必報，犯禁殺人而自取滅亡。
至于帝王好勇的偏差，則必然會窮兵黩武，以殘殺侵略為能事，那就弄得生靈塗炭，造成社會、國家、人類的大禍害了。
最後的結果，不但害了别人，自己的社會國家也同樣受害，乃至于本身生命都不保。
現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戰的日本軍閥們，就是如此。
隻有一怒而&ldquo安&rdquo天下，這才是大勇。
不管齊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麼勇，但他和孟子談話時，是很夠味道的。
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禮貌，對于孟子所提的意見，講的大道理，都還算能聽得進，認為不錯，可是做不來，不能接受。
到了要緊關頭，受不了了，就想開溜，把話岔開。
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說到樂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說，你這種高見實在很偉大，隻可惜我是個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
王曰：&ldquo賢者亦有此樂乎？&rdquo孟子對曰：&ldquo有。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曰：&lsquo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rsquo晏子對四：&lsquo善哉問也！天子适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
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懇，方命虐民，飲食若浪，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rsquo景公說，大戒于國，出合于郊。
于是始興發，補不足。
召太師曰：&lsquo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rsquo蓋征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lsquo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rdquo 雪宮論政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别墅&mdash&mdash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ldquo賢者亦有此樂乎？&rdquo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
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
我們可以想象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煙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ldquo雖南面而王，不易也&rdquo的味道。
孟子答複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
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
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
然而一個領一導一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
一個領一導一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一導一人的快樂為快樂。
領一導一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
所以，如果領一導一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于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随時随地都在叫賣：&ldquo王道！王道！&rdquo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
晏嬰是曆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
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
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曆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儛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
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ldquo放于琅邪&rdquo和&ldquo比于先王觀&rdquo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并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
隻是當時有尊周&mdash&mdash尊重中央政權的口号，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曆史哲學答複他說：&ldquo善哉，問也。
&rdquo你這問題好極了。
中國的佛經常有&ldquo善哉！善哉！&rdquo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
原文就是&ldquo好的&rdquo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
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ldquo善哉&rdquo，閉口&ldquo善哉&rdquo，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ldquo這個問題很好&rdquo之後，接着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周，叫做&ldquo巡狩&rdquo，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
而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見天子，名為&ldquo述職&rdquo，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内的事務。
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衆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
在秋天，則出外看着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
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适，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
所謂&ldquo龍行一步，百草沾恩。
&rdquo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
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ldquo注意民生疾苦&rdquo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
他感歎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
于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一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
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
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
閑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
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
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待。
隻要&ldquo流、連、荒、亡&rdquo四種現象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
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炀帝出遊揚州，極盡奢靡，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
國君們隻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
天怒人怨的結果，隻有&ldquo好頭顱&rdquo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
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于是地方官紳們的仆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
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裡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裡聯歡，吟詩作對。
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贊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遊，一頓素齋，太舒服了。
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
這就是&ldquo勞者弗息&rdquo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一導一人的生活堕落，遂其私欲，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ldquo流&rdquo。
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ldquo連&rdquo。
時常像野獸那樣沖動，暴發獸性而不加節制，就叫做&ldquo荒&rdquo。
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ldquo亡&rdquo。
這些都是領一導一人容易犯的錯誤。
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于先王的壯觀。
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ldquo流&rdquo&ldquo連&rdquo之樂，也不會有這種&ldquo荒&rdquo&ldquo亡&rdquo的行徑的。
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
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内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并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
景公将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并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
《征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
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欲一望大，但是沒有關系，這并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欲一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愛好享受的心理，借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精神。
這次他運用的是鑒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
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
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内涵，并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
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
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
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裡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饑餓沒飯吃的人。
自己一溫一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
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饑寒，當着晏子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隐。
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
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
被狐白裘，坐于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饑，一溫一則知人寒。
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一精一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一導一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内涵豐富而一精一辟。
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
所以講中國文化的複興紮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ldquo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rdquo 孟子對曰：&ldquo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正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rdquo王曰：&ldquo王政可得聞與？&rdquo對曰：&ldquo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鳏，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雲：&lsquo寄矣富人，哀此茕獨。
&rsquo&rdquo王曰：&ldquo善哉言乎！&rdquo曰：&ldquo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rdquo 什麼明堂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ldquo明堂&rdquo，就是&ldquo明政教化之堂&rdquo，周代初期的建築。
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飨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
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征，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
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内容。
以現代觀念而言，它象征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一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内涵與神聖的精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
當然，它表征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征了當時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嚴。
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号，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周的主張。
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
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
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于是借口是外面有人傳說。
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借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
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複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
他隻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征着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
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于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
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
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并，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
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
于是他又&ldquo打蛇貼棍上&rdquo式的，再順着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
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
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标榜。
而孔子對于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
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複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
第一點：&ldquo耕者九一&rdquo，對農民隻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ldquo井田制度&rdquo。
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财産制，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
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ldquo井&rdquo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獲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别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府，所以說隻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ldquo井田制度&rdquo。
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隻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
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曆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
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态了，商鞅隻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曆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向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複它。
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複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财産制。
當然，王莽并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隻是盲目的好古，妄想複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
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ldquo仁者世祿&rdquo，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
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
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
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
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
我們以現在民一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
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讨這種制度的精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
總之，我們論史，應該盡量客觀厚道，就&ldquo時&rdquo論事。
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ldquo關市&rdquo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
這在文王時期是&ldquo譏而不征&rdquo的。
隻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了解貨物的議價狀況，并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一交一易稅之類。
因為在戰國當時，征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ldquo澤梁無禁&rdquo。
澤為水澤，梁指山林。
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
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産是自一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于弄到資源枯竭。
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
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ldquo罪人不孥&rdquo。
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
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
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一主制度的法治精神。
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于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
所謂&ldquo人主&rdquo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征，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
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
當時秦國有兩位前代将領的子弟，一名烏獲，一句任鄙，都因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一寵一愛，加倍封給他們高官厚祿。
後來齊國也出了一個叫孟贲的大力士。
據說他走水路不怕蚊龍，走旱路不怕虎狼，哪裡都敢去，如果發起脾氣來，怒吼一聲，就像打雷一樣地驚天動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見兩頭牛正在相鬥，他上前去勸架，用手把兩頭牛分開來。
其中一頭牛聽勸，伏在地上不鬥了，另外一頭牛還要打。
他大為惱火，左手按住牛頭，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來，這頭牛當場斃命。
後來他聽說秦武王正在招納天下勇武之人，于是離開齊國去投奔秦國。
往秦國的路上，正要渡黃河的時候，他不按先後秩序，搶着要在衆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槳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
他氣得大吼一聲，這一吼，河水被震動得起了浪頭，翻動船身，一船人都被沖到黃河裡去了。
孟贲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撐，腳底下稍一用力，一艘船就離岸射出去好幾丈遠，不多時就到了對岸，下了船直奔鹹一陽一。
見了秦王以後，和烏獲、任鄙一樣，也得到秦武王的一寵一愛，做了大官。
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長在中國的西陲邊地。
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原鼎盛的現象，因此他頗為仰慕中原的文化。
他覺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帶觀光一次，則死而無憾了。
奈何他好勇，不循正當的外一交一途徑作正式的訪問，卻計劃要把隔在中間的韓國打下來，以達到他這個願望。
後來居然打下了韓國，進了洛一陽一。
周赧王派人到城外歡迎他，他卻不去觐見。
帶了幾個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廟去參觀寶鼎。
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圖騰，指着镌有&ldquo雍&rdquo字的鼎說，這是秦鼎，我将來要把它帶回鹹一陽一去。
又聽守鼎的人說，這九個鼎每個千斤之重，從來就沒有人能夠移動過。
秦武王問身邊的任鄙、孟贲兩人，能不能舉起來，任鄙比較聰明，他說我隻能舉百斤，這鼎有十倍重，我沒有辦法舉起來。
孟贲就不同了，他說讓我試試，他把鼎舉離了地面半尺，可是因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來，眼眶裂開，流血不止。
秦武王看了說，你既然能舉，難道我不能舉？任鄙在旁邊勸他，以一國之君的身份，不要随便去嘗試。
可是他不聽，反而說任鄙自己舉不起來，唯恐他能舉得起來。
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
秦武王也舉起了半尺，他還想走幾步以勝過孟贲，不料一轉步，力盡失手，寶鼎掉下來，把他的胫骨壓斷，昏了過去。
當天晚上，就因為流血過多而死了。
這就是好小勇的結果。
秦武王身邊三名力氣最大的武士，他們的結果，也不相同。
烏獲在攻打韓國宜一陽一城的時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牆一樣高，用手抓住了城頭的雉堞，可是他力氣太大了，雉堞被他一把抓壞，崩裂下來，他也就掉了下來，跌落在一塊大石頭上，肋骨折斷而死。
至于孟贲，則在昭襄王即位後，檢讨舉鼎這次事件的時候，被認為是他闖出來的禍，于是把他磔死&mdash&mdash裂身而死，并且滅族。
而任鄙則因為當時曾經進谏，勸過秦武王不可輕易嘗試，于是派他作了漢中太守。
他們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場，值得後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為借鏡。
項羽和劉邦 再将偏好個人武勇，與能任大勇的人，在對立之下，作個比較。
曆史上對這兩個人，記載得很詳盡。
一個是項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戰時單槍匹馬，闖到敵人的陣中，縱橫馳騁，誰也不敢阻擋。
當漢高祖和他最後一次會戰，用了許多兵力，圍困他許久，雖然楚軍已敗，可是誰都不敢接近項羽。
在這之前的另一次戰役中，項羽和漢高祖在陣前見了面。
項羽說，天下這多年來的戰亂，就隻是你我雙方打來打去，今天你我見面了，我們雙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許動手，你我兩人出來單打獨鬥，作一死戰，來決定勝負，免得再打下去，傷了許多無辜的生命。
漢高祖說，對不住，我絕不和你單打獨鬥，我是鬥智不鬥力的。
這就是漢高祖與楚霸王不同之處。
趙武靈王、秦武王、項羽等等，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
在曆代帝王中，不問他們好的是大勇或小勇，隻要是好勇的，從他們的谥号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像趙武靈王、秦武王、漢武帝等等，凡是有一個武字的人，大多數都是好勇。
但這些卻不是中國文化中，孔子所标榜&ldquo智仁勇&rdquo之勇的真正精神。
墨子謂駱猾厘曰：&ldquo吾聞子好勇。
&rdquo曰：&ldquo然。
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鬥而殺之&rdquo。
墨子曰：&ldquo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
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鬥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rdquo 恐怕一般人，都是&ldquo駱猾厘式&rdquo的好勇，或簡稱之為&ldquo駱式&rdquo的好勇。
現在電視、電一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們，聽說某人拳頭厲害，就不服氣，一定要想辦法，找到對方較量較量，勢必将對方打垮才甘心。
以此來表現自己的本領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還自鳴得意，認為自己勇敢，不怕死。
而墨子對這種心理，痛下針砭地說，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于自己所愛好的，就加以保護、照顧，而對于自己所厭惡的，則揚棄或者銷毀。
就好像你喜歡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讨厭吃人的野獸，就殺掉它。
現在你聽到哪裡有勇士就去殺他，這是惡勇，而不是好勇。
這是墨子所講個人好勇的哲學。
老實說，個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過是&ldquo任氣尚俠&rdquo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睚眦必報，犯禁殺人而自取滅亡。
至于帝王好勇的偏差，則必然會窮兵黩武，以殘殺侵略為能事，那就弄得生靈塗炭，造成社會、國家、人類的大禍害了。
最後的結果，不但害了别人，自己的社會國家也同樣受害，乃至于本身生命都不保。
現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戰的日本軍閥們，就是如此。
隻有一怒而&ldquo安&rdquo天下，這才是大勇。
不管齊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麼勇，但他和
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禮貌，對于孟子所提的意見，講的大道理，都還算能聽得進，認為不錯，可是做不來，不能接受。
到了要緊關頭，受不了了，就想開溜，把話岔開。
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說到樂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說，你這種高見實在很偉大，隻可惜我是個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
王曰：&ldquo賢者亦有此樂乎？&rdquo孟子對曰：&ldquo有。
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曰：&lsquo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rsquo晏子對四：&lsquo善哉問也！天子适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
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懇，方命虐民，飲食若浪，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rsquo景公說，大戒于國，出合于郊。
于是始興發，補不足。
召太師曰：&lsquo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rsquo蓋征招、角招是也。
其詩曰：&lsquo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rdquo 雪宮論政 齊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宮，也許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許是下雪時取暖的宮殿，但應該不是辦公室，或會議廳之類處理政務的場所，多半是供享樂納福的别墅&mdash&mdash和孟子見面，他就眼前的享樂和設施問孟子：&ldquo賢者亦有此樂乎？&rdquo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問的話一樣。
可見戰國時那些諸侯們，不顧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
我們可以想象另一種畫面，好像老農夫們一天工作完畢，吃飽了晚飯，在門前大樹下一坐，一支煙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ldquo雖南面而王，不易也&rdquo的味道。
孟子答複他說：有啊！誰有了這種環境都會感到快樂的，誰都希望能有這種享受。
不過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這樣的享受，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
老百姓如果因為得不到這快樂，而埋怨國君，實在是不對的。
然而一個領一導一人，沒有做到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
一個領一導一人，以人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老百姓也就會以領一導一人的快樂為快樂。
領一導一人能把人民的憂苦，看成自己的憂苦來解決，那麼老百姓也會把國君的憂煩，看成為自己的憂煩去盡忠。
所以，如果領一導一人以天下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天下人的憂苦為憂苦，而說他不能行王道于天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又在這裡推銷王道了，他好像推銷員似的，随時随地都在叫賣：&ldquo王道！王道！&rdquo這也可見他憂世之急切了。
他說了這番理論，似乎意猶未盡，又舉出一件事例，企圖說服齊宣王，他舉的正是春秋時代齊景公和相國晏嬰的一段故事。
晏嬰是曆史上的名相，《
當然，齊景公是姜太公的後人，而現在和孟子說話的齊宣王已經不是姜太公之後，他的祖先原是齊國的權臣田家，後來篡了位，而傳給宣王的。
孟子舉出這段故事來也是一種很高明的說話技巧。
從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說出他人（晏子）的意見來，而實際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來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舉出的這段曆史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齊景公對晏子說，我想去看看轉附和朝儛這兩座名山，然後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為止。
你看看，此行要怎麼樣才能夠比得上先王他們那樣的壯觀呢？從&ldquo放于琅邪&rdquo和&ldquo比于先王觀&rdquo這兩句話上看，很明顯地透露了齊景公當時，也是有統一天下的大志，并不是普通的觀光旅行、遊山玩水而已。
隻是當時有尊周&mdash&mdash尊重中央政權的口号，不便把心意直接說出來。
晏子不愧為名相，他很聰明，聽了景公的問話，就先用一套曆史哲學答複他說：&ldquo善哉，問也。
&rdquo你這問題好極了。
中國的佛經常有&ldquo善哉！善哉！&rdquo的說法，當時的譯文就是套這些書來的。
原文就是&ldquo好的&rdquo意思，佛家譯經時，借用了這個名辭。
後經佛家多年的開口&ldquo善哉&rdquo，閉口&ldquo善哉&rdquo，慢慢地似乎這兩個字，就含了更多的意義，而有濃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說了&ldquo這個問題很好&rdquo之後，接着就說，依照禮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諸侯那裡去巡視一周，叫做&ldquo巡狩&rdquo，意思是巡視諸侯所守的地方。
而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見天子，名為&ldquo述職&rdquo，意思是向天子報告自己職務以内的事務。
如果天下安定，沒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話，在春天，要出外視察民衆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況欠佳的，就要設法補助。
在秋天，則出外看着大家的收成和賦稅狀況，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設法貼補。
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時候，民間流行的諺語說，君王不出來走走，我們哪裡能喘口氣？君王如果身心不适，我們又怎麼得到他的幫助呢？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來玩玩，好沾點光，得些好處。
所謂&ldquo龍行一步，百草沾恩。
&rdquo龍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養。
所以那時候天子每次出來巡狩，不但給諸侯、大臣們一個警惕，同時也為&ldquo注意民生疾苦&rdquo樹立一個榜樣。
晏子說了過去的，又說到當時的。
他感歎今不如昔地說，現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諸侯們離開國都，一有行動，就帶了大批的軍隊侍衛。
于是後勤的各種補給，諸如糧食的供一應，一大批、一大批地運送出去。
如此一來，原本吃不飽的老百姓們，大家工作得更勞苦了。
在強烈的對比之下，老百姓的眼裡難免就有了怨恨之色。
閑話、怨言當然也就開始了。
日積月累地，就造成社會上的反感心理。
諸侯們的這種行為，違背了天理人道，對老百姓不但沒有善盡保護之責，反而加以虐待。
隻要&ldquo流、連、荒、亡&rdquo四種現象一出現，政權就要出問題了。
今天這些諸侯們的所作所為，真讓人擔心啊！ 像隋炀帝出遊揚州，極盡奢靡，老百姓沒有飯吃，他也不管。
國君們隻要動一動，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慘兮兮的。
天怒人怨的結果，隻有&ldquo好頭顱&rdquo被搬家了。
這使我們想到一個明朝的小故事。
從前的某些小廟，相當可憐，住在廟裡的小和尚，等于是地方官紳們的仆役，常要聽他們的差使。
有的人做了官，衣錦榮歸，事先通知廟裡和尚準備素齋，約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廟裡聯歡，吟詩作對。
有一次，這些大人先生們，吃罷素齋，悠遊半日，大為贊賞，對和尚說，大家勞碌半生，今天這次清遊，一頓素齋，太舒服了。
老和尚說，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們已經忙碌了三天啦。
這就是&ldquo勞者弗息&rdquo了。
晏子又解釋說，領一導一人的生活堕落，遂其私欲，像水勢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ldquo流&rdquo。
違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ldquo連&rdquo。
時常像野獸那樣沖動，暴發獸性而不加節制，就叫做&ldquo荒&rdquo。
沉溺酒色，永不滿足，就叫做&ldquo亡&rdquo。
這些都是領一導一人容易犯的錯誤。
您景公方才問到，如何才可以比于先王的壯觀。
據我所知，先王們是不會有這樣的&ldquo流&rdquo&ldquo連&rdquo之樂，也不會有這種&ldquo荒&rdquo&ldquo亡&rdquo的行徑的。
你自己看看該怎麼辦吧！ 齊景公聽了他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
同時以身作則，走出深宮内院，接近百姓，訪察民情，并且積極從事地方建設，注意到社會福利。
景公将行政工作處理妥當以後，就把兼管國史、文化、禮樂的太師找來，要他在國史上記下這件事，并且為他和晏子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譜下一段樂章。
《征招》、《角招》兩篇樂章，就是由此而來。
這樂章中有一句詩，意思是說，我們的國君雖然是欲一望大，但是沒有關系，這并沒有錯，因為他擴充他的大欲一望，建設了我們這個康樂的社會，正是一位好的國君。
這裡孟子又針對齊宣王愛好享受的心理，借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民共享的精神。
這次他運用的是鑒古以觀今的手法，拿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加以闡述，孟子的用心，可謂良苦。
他所講的晏子，是春秋戰國之間的名臣賢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讀《晏子春秋》這本書，相信也會獲益不淺。
由齊宣王在雪宮中與孟子的一段對話，又聯想到齊景公與晏子的另一則故事，幾乎和孟子對齊宣王的回答同樣有趣。
這個故事簡短而生動，而且更有内涵，并不像孟子的長篇大論。
這件事故的資料記載在《晏子春秋》裡。
有一年的冬天，連下三天的大雪。
齊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宮裡納福，他對晏子說，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沒有什麼寒冷的感覺！晏子聽了便說，一個賢明的君主，自己吃飽的時候，應該要想到社會上還有饑餓沒飯吃的人。
自己一溫一暖的時候，更應該想到世上還有沒有衣服穿，受寒凍死的人。
齊景公聽到晏子這樣一說，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脫了下來，當然他脫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氣，他是被晏子說醒了，覺得自己過分享受，忘記了百姓的饑寒，當着晏子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齊景公到底還不失為當時的一個好國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盡忠而直言無隐。
可惜孟子碰到的齊宣王，比齊景公要差了些。
原先的記述是這樣的： 景公時，雨雪三日。
被狐白裘，坐于堂側，謂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饑，一溫一則知人寒。
公乃去裘。
古書上短短五十字的一精一簡記述，便說明了一個領一導一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為上，應當如何自處的道理，内涵豐富而一精一辟。
如果用現代話來寫，又要用很多字了。
所以講中國文化的複興紮根，實在應當要注意國學的素養，這是刻不容緩的事。
齊宣王問曰：&ldquo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rdquo 孟子對曰：&ldquo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正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rdquo王曰：&ldquo王政可得聞與？&rdquo對曰：&ldquo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鳏，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雲：&lsquo寄矣富人，哀此茕獨。
&rsquo&rdquo王曰：&ldquo善哉言乎！&rdquo曰：&ldquo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rdquo 什麼明堂 有一天，齊宣王提出一個問題對孟子說，現在外面有人建議我，要把明堂拆毀，你孟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如一般人所說，把這座不實用的建築拆除掉呢？還是保留下來好呢？ 所謂&ldquo明堂&rdquo，就是&ldquo明政教化之堂&rdquo，周代初期的建築。
也就是天子的廟堂，舉凡祭祀、朝會諸侯、飨功、養老、教學、選士等，意義重大的活動，當在這裡舉行。
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征，具有崇高的意義和文化的價值。
在《禮記》中有一篇，專門記述明堂的建築規格，以及政教活動的内容。
以現代觀念而言，它象征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壘，比起法國的凱旋門，美國的自一由女神像，乃至丹麥的美人魚等等，不可同日而語，具有特殊的内涵與神聖的精神。
齊宣王所說的這個明堂，是周武王東征時所建的，直到漢朝還存在，後世才逐漸湮滅。
當然，它表征了中國文化，同時象征了當時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嚴。
在齊宣王的心目中，雖然久已不聞尊周的口号，可是還沒有一個諸侯敢明目張膽地提出滅周的主張。
齊宣王這時把國家治理得蠻有規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說沒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
拆毀明堂，何嘗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見他有蔑視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
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釘子，不敢開口，于是借口是外面有人傳說。
換言之，是民間的輿論如此，借此來試探孟子的意向。
否則的話，他假如沒有這個念頭，根本認為不可行，就不必問孟子拆了好呢？還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複齊宣王的話，卻也避開正面，不談尊周與否的問題。
他隻說，這是王者之堂，象征着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話，最好不要把明堂毀掉。
齊宣王就說，你所說的王政，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對于王道仁政，孟子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而這裡齊宣王還問孟子什麼是王政，這就顯示出齊宣王對孟子的意見，也許是根本沒興趣，從來就沒有專心聽過，所以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來。
也許孟子所提倡的有關仁政學說，頗受當時社會民間的歡迎，各方予以好評，齊宣王不得不對孟子表示尊敬。
也許這時候仁義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披起仁義的外衣，而進行實質上的侵奪兼并，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請教。
這也可以說是齊宣王的可憐處。
再反過來看孟子，他也很難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屢次被齊宣王在重要關頭，來個太極拳的推手，推得遠遠的。
于是他又&ldquo打蛇貼棍上&rdquo式的，再順着齊宣王的話，接上去，還是推銷他的王道思想。
用心之苦，實在苦得也很可憐！他們兩個，雖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話不投機。
在這裡，孟子被直接問到王政的本題上去，自然有點興奮了。
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學說為标榜。
而孔子對于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風範的。
所以孟子就舉出周文王的政績答複說，以前周文王在歧山發祥之初，走的就是傳統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線。
第一點：&ldquo耕者九一&rdquo，對農民隻收九分之一的田賦。
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後世稱作&ldquo井田制度&rdquo。
當時地廣人稀，沒有私人财産制，土地均屬國有，田園都依照方整觀念來劃一。
每一田園，在規制上區分&ldquo井&rdquo字式，分成九部分，收獲的時候，四周八分，分别歸八戶農民所私有，中間一份公田，收成歸政府，所以說隻收九分之一的田賦，後世稱此為&ldquo井田制度&rdquo。
其實九分之一的田賦稅收，也隻是後世人根據古代資料來講的。
究竟實際情形如何？這種制度，曆代學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證的，但到底還不夠詳細，同時我們不要忘記，當時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而沒有太多利用和開發。
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态了，商鞅隻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在曆史上，秦以後，曾經有不少人向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經有幾度，意欲恢複它。
最顯著的莫如漢朝的王莽，想恢複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财産制。
當然，王莽并不是因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見地，隻是盲目的好古，妄想複古而已，所以沒有成功。
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也想走這個路子，因為用人不當，也失敗了。
孟子說到第二點&ldquo仁者世祿&rdquo，是說當時的政府官職，大多數是世代相襲的。
這一點，和我們今天的觀念不同。
但在孟子當時，卻不能說他百分之百是錯誤的。
因為在那個時代，一直延續這樣的制度。
不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沒有發展出全民教育的觀念，讀書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襲的。
我們以現在民一主思想為基礎，就會批評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為封建餘毒。
可是我們如果綜合了時間、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讨這種制度的精神，則可發現，它的功用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可能還是鼓勵人們保護及發揚傳統文化的最好制度。
總之，我們論史，應該盡量客觀厚道，就&ldquo時&rdquo論事。
不能純出主觀，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無；也不能以古之所無，便否認今之所有。
第三點，孟子說到&ldquo關市&rdquo方面，關卡和互市，也就是現在的關稅和商業市場上的捐稅。
這在文王時期是&ldquo譏而不征&rdquo的。
隻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沒有非法之物，順便了解貨物的議價狀況，并不需要收什麼關稅、一交一易稅之類。
因為在戰國當時，征斂相當繁瑣、嚴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這一點。
再其次，說到周文王時&ldquo澤梁無禁&rdquo。
澤為水澤，梁指山林。
廣義地說，就是無論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資源開發，山林資源的開發，都是沒有什麼禁令的。
人民在這方面的生産是自一由的，但人民也懂得節制，不至于弄到資源枯竭。
這裡有一點我們要知道，倒退回去兩千多年看，那時候的社會結構，可以說一切都還在尚未開發的階段。
情況和現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ldquo罪人不孥&rdquo。
就是罪不及妻子，個人犯罪個人承當，自己受法律制裁，與家屬無關。
這句話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覺得沒有什麼道理，因為大家目前所認識的法律，本來就是如此，似乎這句話是多餘的。
可是在還沒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國幾千年來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一主制度的法治精神。
由春秋戰國到清代的幾千年帝制中，有許多情況，都是罪及妻孥，乃至于一人犯罪，可以誅滅九族，全憑當時專制帝王的意思而定。
所謂&ldquo人主&rdquo者，朕即國家，朕即法律，他是國家主權的象征，他說的話就是最高的法律。
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子講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