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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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
其若是，孰能禦之？&rdquo 緣木求魚 齊宣王聽孟子說得那麼嚴重，以他多年來的經營，到達了《戰國策》中所描寫的富強情形，還說有後遺症，當然覺得不可思議，于是對孟子說，你說得那麼嚴重，到底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是不是可以說來聽聽看。
孟子說，假如我自己的故國&mdash&mdash鄒，和現在南方的強國&mdash&mdash楚國打仗。
你看是哪一方面勝利？ 齊宣王說，那當然是楚國會打勝的。
于是，孟子說，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小國當然不能去敵對大國，兵少的不能和兵多的打仗，力量弱小的也不能去對抗力量強大的，這是不變的原則。
如今，你齊國雖有千裡之廣的土地，但卻隻占了天下的九分之一而已。
你現在以九分之一的力量，想去征服其他九分之八的力量，以達到稱霸天下、統一中國的目的，就等于鄒國去打楚國一樣，最後一定失敗的，而失敗的後果就嚴重了。
所以你最好從根本思想上，回過頭來重作考慮，放棄用武力統一天下的想法，改變國策，從實施仁政做起，使天下讀書人&mdash&mdash知識分子，想做官的人，都願意做你的幹部；所有的農人，都喜歡到齊國來耕種；所有的商人，都願意到齊國來作生意；而觀光客們也都願意到齊國來遊覽；國際上，所有對他們領導階層不滿意的，都到齊國來向你投靠。
到了這個地步，雖然你不動一兵一卒，誰又能和你相對抗呢？ 孟子的這些主張，是反緣木求魚的。
而他把齊宣王的做法，比為緣木求魚，的确比喻得很妙，所以這句話也就成了後世幾千年來，大家常引用的成語。
說到緣木求魚，想起另外一句成語&mdash&mdash&ldquo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dquo。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句鼓勵别人的話，和緣木求魚的意義不一樣，作用也是不相同。
一般人聽了&ldquo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dquo的話，都很高興，認為是被誇獎勵，而沒有仔細去想一想，為什麼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試想想看，在地上豎立了一根一百尺高的竿子，當一個由地面向上爬，爬到了一百尺的竿上，已經到了頂點了，還鼓勵他更進一步？這一步進到哪裡去？再一步就落空了，落空可不就又掉到地下來了嗎？所以這句話的意義，是勉勵人，要由崇高歸于平實。
也就是《中庸》所說的&ldquo極高明而道中庸&rdquo。
一個人的人生，在絢爛以後，要歸于平淡。
在明人的筆記中，有一則類似&ldquo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dquo的故事。
叙述一位道學家求道的故事。
這位道學家修道，研究了許多年，始終搞不出一個名堂來，得不了道，非常苦惱。
于是有一天，帶了一些銀子，出門去訪名師。
不料在路上遇到一名騙子，知道他是出外訪師求道的，身邊帶有許多銀子。
就打他的主意，設法和他接近。
騙子當然是很聰明的，和他一聊上天，兩人就很談得來。
可是盡管這個騙子，假裝是得了道的道學家，使這位求訪名師的書呆子道學家，對他十分欽佩，但就是騙不到他的錢。
後來，到了一個渡口，要過河了。
這名騙子腦筋一轉，對道學家說，要傳道給他了，而且選擇在船上把道傳給他。
這位道學家聽到有道可得，非常高興。
兩人上了船，那個騙子告訴道學家，爬到船桅頂上就可以得道。
這位求道心切的道學家，為了求道，為了便于爬桅杆，他那放有銀子而永不離身的包袱、這時就不能不放下來了。
當他爬到桅杆的頂端，再無寸木可爬的時候，也沒有看見什麼道，便回過頭來，向這位傳道的高人請教：道在哪裡？不料那名騙子早已把他留在甲闆上的包袱銀子拿去，走得無影無蹤了。
船上的其他乘客都拍手笑他，上了騙子的當。
可是這位道學家，在大家拍手笑他的時候，他在桅頂上，突然之間真的悟了，所謂道就在平實之處，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什麼東西啦。
于是立刻爬下桅杆來，對大家說，他不是騙子，的确是高明！的确是吾師也！他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這雖然是一則諷刺道學家迂腐的笑話，透過這個笑話來看，實在有其至理。
和&ldquo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squo那句話一樣，道就在平庸、平淡之中，也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
笑話說過了，再回到《孟子》的本文。
我們看他在大原則上，對齊宣王說，不要用武力，而以仁政，使天下歸心，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都會願意到齊國來，作齊國的臣民。
如此，自然就可以&ldquo蒞中國而撫四夷&rdquo，齊宣王的大欲，就可以達到了，這當然是沒有錯的。
但是參考蘇秦、張儀，這些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們，依據各國的情勢、地理環境、時代背景、戰略地位，再配合國際關系的說辭，則與孟子之說有所不同了。
就戰略、政略問題的讨論上來說，我們不妨牽扯一點孫武子所著《兵法》中的兩段記載。
孫子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者，詭道也。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驷，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裡饋糧，則内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hellip&hellip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如果我們假設一下，由孫子來與齊宣王見面，那麼他将會說出上面這些話的。
從這裡看到，以一師之衆，要十萬人作後盾，而所花費的戰費，是多麼龐大，所以作戰用兵久了，絕對不可能對國家有利。
後人也說兵貴神速，如果戰争拖下去，絕沒有好處。
抗戰期間，日本人估計，隻要三個月便可征服中國了。
而我們對日本人的戰略，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盡力設法把戰争拖延下去，使日本人渡太平洋而戰的部隊，師老兵疲，自嘗敗亡的苦果。
所以，如果沒有把作戰的害處弄清楚，就不會懂得用兵，當然也就不會得到戰争的勝果。
因此，作戰并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又是個不同的論點。
經濟和政治 王曰：&ldquo吾瑉，不能進于是矣。
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rdquo 曰：&ldquo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
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同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民也輕。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剛益反其本矣。
&rdquo 齊宣王聽了孟子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論，似乎還聽得進去，對孟子的态度也算客氣，稱&ldquo夫子&rdquo，不像梁惠王隻稱他&ldquo叟&rdquo。
所以他對孟子說，我真有點糊塗，沒有你看得那麼遠，這方面還有什麼更高深的道理，希望你幫助我，明白地告訴我。
雖然我還不夠聰明，或者可以聽你的辦法，試着去做。
于是孟子提出一個原則來，也成為後世的千載名言。
不過名言是名言，有時候又會事實歸事實。
因為在某一種時代，某一種情況，或某一種特殊的因素，這種種客觀的條件下，現實與理論會互相違背的。
孟子這句名言的意思是，有恒産的人才有恒心。
他說&ldquo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
&rdquo假使一個人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而對一件事，一個觀念，或一個中心思想，能夠專心一緻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窮困而改變他的節操，不見異思遷，不改行跳槽的，隻有那些品德好、有修養、有學問的人才做得到。
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之後，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講禮義廉恥。
四川朋友有兩句諺語：&ldquo最窮無非讨飯，不死總會出頭。
&rdquo一個人既然窮到了讨飯，他還有什麼顧慮？這時候名譽根本無所謂了，什麼操守、人格的，更是管他去的。
為了填飽肚子，為了活命，什麼都做得出來。
一般沒有固定産業的人，既沒有恒心，就沒有中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為，或者是任意妄為，放肆一胡一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兒郎當，或者走邪門，或者揮霍無度。
因為在沒有恒産的心理上，認為反正就是這麼點錢，花了再說，享受了再說，所以沒有錢的，反而舍得花錢。
錢花慣了，虛榮心越來越大，總有一天錢不夠用了，于是心存僥幸，動起腦筋作奸犯科，無所不為了。
等他們犯了罪以後，你齊宣王用法令，又把他們抓來，再處罰他們，一定是這樣辦的。
現在，你看見他們犯了罪以後，隻曉得去處罰他們，而不改善你的政策，使他們不緻于走上犯罪的路，這就等于你設下犯罪的陷阱引他們跳下去，結果又來責罰他們，這就是陷他們于不義。
一個真正行仁政的領一導一人，是不會如此對待老百姓的。
看完了這一段孟子的談話，我們就可以作幾點研究了。
第一，我們讀了《戰國策》中蘇秦描寫齊國，尤其描寫齊國首都臨淄的情形，是那麼繁華，那麼奢靡，而這種社會形态的内在精神又是什麼呢？所表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呢？就是孟子這裡所講的：&ldquo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rdquo而終于&ldquo陷于罪&rdquo的一種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是病态的，而不是健康的。
以現代的理論去衡量齊宣王時代的社會，是沒有真正實行民生主義，使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庭，都得到富足、安樂、和睦、健康的生活，而隻是表面的繁華而已，隻是一個所謂&ldquo浮華&rdquo的社會，并不是踏實的安和康樂。
第二，孟子的這段話，雖然是對齊宣王說的，可并不一定齊國才如此。
戰國時代，各國的情況，也都是如此，無以強國為然。
所以孟子的話，也可以說是針對整個時代而說的。
第三，在任何時代，任何政權下，政治不上軌道，社會形成病态，都會産生這類現象。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強國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樂的社會？孟子繼續說出了他的意見，在現代來說，他指出了民生主義的重要性。
他主張先要使每個人經濟安定，每個家庭經濟充裕，然後達到社會的富裕，國家的富強，仁政一定要以經濟安定，安和康樂的社會為基礎。
在當時，是沒有現代這些分門别類的術語，來表達這種政治的境界，孟子隻有以具體的事實狀況作說明。
所以他說，一位英明的政治領導者，實行建設安和康樂社會的政策，必須要使得每個國民，對上能夠養得起父母，對下能夠娶得起妻子，生兒育女後，要有撫養孩子的能力，更重要的，到年成好，豐收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吃飽；即使遇到歉收的兇年，大家也不會有餓死、流亡的痛苦。
假如社會建設到這個地步，每個國民都可以安居樂業，然後再施以教化，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往好的方面去求進步。
這些也都做到了，你有事下一道命令出去，老百姓們很自然地都樂于聽從了。
現在你齊宣王在民生問題上的措施，究竟如何呢？你走軍國主義的路線，武力第一，隻求國家的強大，實施專制的、獨一裁的、集權統治的政治。
拼命榨取人民，擴充國家的武力軍備，結果弄得老百姓養不起父母妻兒，家庭破碎。
即使年成好，農産豐收，也被集權統治的政權&mdash&mdash征斂去充實軍備了，老百姓還是吃不飽。
假如是遇到年歲不好，糧食歉收，那就更慘了，隻有餓死。
到了這個地步，活都活不下去了，還談什麼教育，講什麼禮義。
所以齊宣王你，如果想行仁政，使全國國民都很樂于服從你，然後以王道領導天下，那麼你就應該一反今日的作法，回到根本原則上去檢讨，有所改變才行。
我們看到孟子這項主張，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并不是像後儒所說的那樣，坐在那裡空談、講道，鑽研心性微言，講授孔孟理學，靜坐終日，眼觀鼻，鼻觀心，觀到後來，隻有&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
那才真是誤了道，造了孽了。
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濟民的，正如管子政治哲學的名言：&ldquo倉凜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rdquo都是先要個人的經濟充裕了，才有安和康樂的社會，然後才能談文化教育，談禮樂。
孟子也是如此，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以為他們是坐在那裡眼觀鼻，鼻觀心的，隻講養浩然之氣，講盡心修道而已！ 為而不有的農民 &ldquo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美。
謹庫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rdquo 這一段話，前面孟子見梁惠王的記載中，已經有過。
隻是&ldquo數口之家&rdquo，在這裡記的是&ldquo八口之家&rdquo；&ldquo七十者衣帛食肉&rdquo，在這裡記的是&ldquo老者衣帛食肉&rdquo；這些具體數字的些許差别而已，在文義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這裡就不再作字句上的講解了。
從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開始，到這裡為止，他和孟子一波三折，數度起伏的談話，告一個小小的段落。
就在這一小小段落中，有好幾個值得我們研究讨論的重點。
後世常引用孟子的許多名言名句，如&ldquo君子遠庖廚&rdquo，&ldquo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rdquo，&ldquo是不為也，非不能也&rdquo，&ldquo猶緣木求魚&rdquo，&ldquo鄒人與楚人戰&rdquo，&ldquo無恒産，無恒心&rdquo及&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等等，不但是文學上的名句，也是學術思想上的名言。
無論研究政治，研究經濟，研究社會，乃至于研究民生問題，土地改革，以及心理建設，文化教育等等，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原則。
它涵蓋的意義，相當廣泛，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齊國當時的社會，尤其首都臨淄的景象，表面上是商旅輻接，經濟繁榮，市面一片景氣，簡直如歐洲的羅馬鼎盛時期，又如今天新大一陸的紐約一樣。
然而，這種繁榮的現象，是真實的嗎？是表裡一緻的嗎？不然！在齊宣王的戰國時代的政體，一般學說上，稱之為封建制度，這是對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而言。
如果以諸侯各國的内部施政，就諸侯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而言，則與秦以後的專制政體，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一般以為在秦商鞅變法以後，才有&ldquo私有财産制&rdquo，其實春秋諸侯各國，早已演變成了私有财産制。
從孟子建議梁惠王和齊宣王&ldquo五畝之地，樹之以桑&rdquo。
發展農村副業以達到&ldquo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rdquo的目的，就證明了當時的财産私有制。
商鞅不過是就當時演變發展所形成的事實，制作一套更完整的法令制度出來，更便于征斂而已。
當時各國的财政、軍用，都靠征斂而來。
而征斂的對象，唯有從土地上去不斷壓榨，在農産品上去征收了。
不但戰國時代如此，後世兩千年來，盡管在漢以後，有了鹽、鐵資源的開發，所謂&ldquo上山下海&rdquo，擴大了生的領域，增加了這兩方面以及其他商業貨物方面的稅賦收入。
可是直到幾十年前，我們還是以農立國，于是不可避免的，農民就挑起了國家财政的重擔，成為征斂的主要對象。
尤其在戰國時代，國家一旦用兵，軍費支出之浩大，人力消耗之慘重，如前面孫子所說的那樣，實在是農民們的苦難。
所以孟子&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不隻是對齊宣王說的，也是對當時各國說的。
不隻是戰國時代如此，後世幾千年來的事實，大多如此。
而他的&ldquo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rdquo的希望，也是幾千年來國民共有的希望。
盡管幾千年來的曆史，都在歌頌農民，贊歎農民，但在沒有實施&ldquo耕者有其田&rdquo的平均地權政策以前，農民的生活始終沒有獲得保障，始終是一個問題。
生民何計樂樵蘇 其次，我們研究政治的也好，研究社會的也好，研究軍事的也好，許多都認為曆史上朝代的變更，是由于農民不滿于政府的壓榨，而起義革命，也有的說是農民與知識分子結合而起義。
認真地說，隻有來自農村的人，知道民間的疾苦，與知識分子結合，起來革命的則有，至于農民本身起來革命的事情則沒有。
固然漢高祖、朱元璋曾經種過田，但也隻是一個短時期，不算是真正的農民。
但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社會，幾千年來，都停留在&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的狀況之中，有人起來鼓動一下的時候，社會就亂了。
以上這些是中國的情形，我們放眼看世界各國，又有所不同。
例如歐洲的古希臘、西班牙等等國家，先天上沒有辦法向農業方面發展，隻有在商業上找出路。
而商業的最好出路，是航海到别的島嶼或陸地做生意，于是形成了海運的發達。
當時的所謂海運，老實說，到了陸地，有王法的地方就是貿易，在海上一般人看不見，就是海盜。
至于一奴一隸的買賣，女一奴一的掠奪，乃至新大一陸的惡行劣迹，都是有史可尋的。
大概說，十六世紀以前，歐洲國家并不富裕，連黃金都少有，許多都是這些海盜們搶印度，騙中國，這樣從東方劫掠過去的。
等到歐洲的産業革命以後，機器發達，代替了人力，資本集中，大量生産以後，資本家的财富愈來愈多，工人愈來愈苦。
這時馬克思看到當時的景象，才提出了勞工第一，勞工神聖等意識，才有共産主義思想的産生。
但是也說明了，在歐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不問其是以農立國或工商立國，在過去的曆史，一般百姓們總是過着&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的生活。
至于今後如何呢？經濟不斷地發展，社會福利等措施也不停地擴展，大家都汲汲于全人類的&ldquo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rdquo。
結果如何呢？問題似乎并不單純，也不樂觀。
因為還有一個複雜的心理問題有待處理，在心靈的修養，達到相當的程度，精神、物質兩方面都滿足了，人類才有安定的可能。
不然，仍會造成&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的痛苦。
孟子和齊宣王的這段談話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兩人思想上，最大的一個分歧點。
孟子是聖賢，聖賢的思想，處處是為了大多數人，普遍的、平等的和長遠利益着想，要大家&ldquo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rdquo。
而齊宣王是一個國君，尤其是戰國時代的典型君主，他的為政，是為了他那笑而不答，隐藏在心裡的&ldquo蒞中國而撫四夷&rdquo的個人一大欲。
所以我在前面講到，曆代帝王出來打天下，口裡都是說為人民解倒懸之苦，而事實上是為了滿足他們個人的權力欲。
過去由英雄主義一變而躍登帝王寶座的帝王與強盜，都一樣會造成社會的不安和動亂。
元朝時有人就曾寫過這樣一首詩：&ldquo中原莫遣生強盜，強盜生時豈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原是盜根株。
&rdquo 元人還有一首諷刺帝王政治時代官一場的白話詩說：&ldquo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
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争多。
&rdquo鑼是金屬制成的，所以金字也就是代表鑼。
不敢為天下先的後儒 我們研究《孟子》到這裡，從書上記載的編排次序，可以知道孟子已見過了梁惠王、梁襄王和齊宣王。
前後三位國君，每一位國君的思想觀念、處境以及素養，都有所不同。
而孟子對他們，卻一貫地闡揚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
從他和這三位國君的談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就教育的方法看，他是用誘導的方式，就教化的立場而言，他始終走的是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
例如：他對齊宣王的談話，一開頭就把握住齊宣王不忍殺牛這一點善念，然後教他将這一點擴而充之，推及到愛人、愛世上面。
這就是順其所念所行而誘導，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說教的理論，以辨别是非善惡的方式，在可以與不可以、善良與罪惡的種種對比中，作強制性的說教。
而是先同意、贊成對方的意見，而後誘導對方，使他擴而充之，知道自己所愛好的别人也愛好，自己所要的别人也要，這就是孔子&ldquo推己及人&rdquo的恕道，也是實施仁義之道的方法。
所以跟着下面齊宣王說到自己好樂、好勇、好色、好貨的時候，孟子都說沒有關系，不要緊，不過要擴而充之，使天下人都能達到富強康樂的生活水準。
我們看到孟子這種教化的方式，聯想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衆所周知，兩千多年以來，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也是儒家思想的中心。
但是幾千年來，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發揮仁道精神的作為上，雖然秉持着師道的原則，但事實上，始終是走臣道的路線。
換言之，是&ldquo依草附木&rdquo式的，依靠一個既成的力量借以推行王道的理想。
盡管儒家标榜的是堯、舜、禹、湯、文、武曆代帝王的盛德，可是他們本身所走的路線，都是依據既成的力量，推行他們的理想；依附别人的門戶，并沒有自己去走出一條路來，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實現他們的理想。
簡要而切實地說，儒家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為堯，為舜，也沒有這樣做過，他們隻是希望已經在位的帝王，能夠變成堯，變成舜，因此影響到後世兩千年來的儒家思想，永遠是走臣道的路線，隻希望做到&ldquo緻君堯舜&rdquo，使在位的帝王，能夠像堯舜一樣，施行仁政。
可是，&ldquo緻君堯舜&rdquo又談何容易！自秦漢以後，曆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質上，他們不但并非堯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
正如杜甫《過昭陵》詩說：&ldquo草昧英雄起，诓歌曆數歸。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rdquo 這一首五言絕句，短短的二十個字，對于曆史哲學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言無隐，和司馬遷寫《史記》的哲學觀點，完全一樣，隻要懂得古詩寫作原則，了解所謂一溫一柔敦厚的含蓄藝術，便可透過他每一句的字面，明了他所說的深邃含義。
第一句&ldquo草昧英雄起&rdquo，一開頭就說明生當亂世時期，英雄都起于草澤之中，成王敗寇，很難論斷，到了成功以後，便四海漚歌贊頌，認為是天命有歸，曆數更代，成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
事實上，他們無非都起于風塵之中，猶如漢高祖，手提三尺劍，斬白蛇而起家。
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後，一江一山社稷便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
他由唐太宗的開基創業，而聯想到漢高祖等曆代帝王，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出來的。
便&ldquo乃翁天下&rdquo雖在馬上得之，當然不能在馬上治之。
于是乎才輪到了後世标榜儒家的讀書人們，來坐而論道，大談其治平之學，與孔孟之道了。
事實上，那些天子的禀賦，既非堯舜的本質，要想&ldquo緻君堯舜&rdquo，豈非癡人說夢。
曆史上雖然也出過極少數幾個比較好的皇帝，到底距離孔孟所标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遠。
可憐的後世儒生們，在文章上拼命講述&ldquo緻君堯舜&rdquo，而事實上每況愈下，都隻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後，&ldquo緻身富貴&rdquo而已。
像孟子一樣，極盡所能誘導齊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何況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聖，哪有可能？此所以我們過去的文化曆史，始終在帝王專制政體中，&ldquo内用黃老，外示儒術&rdquo的一個模式之下，度過了兩千多年。
也使孔孟的道統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體之下，綿延存續了兩千多年。
以前我在讀《孟子》的時候，也曾為古聖先賢們發出同情的一歎，寫了一首不成才的詩：&ldquo千秋禮樂論興亡，儒墨家家争辯忙。
堯舜不來周孔遠，古今人事莽倉倉。
&rdquo我說是不成才的詩，那是老實話，絕不是自謙。
在文藝與哲學相凝結的唐詩裡，前有杜甫《過昭陵》的五言絕句，後有唐彥謙《過長陵》的一首七言絕句，都是很好的曆史哲學寫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一溫一柔敦厚的詩人風格。
他的詩說：&ldquo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
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
&rdquo 第一句&ldquo耳聞明主提三尺&rdquo，是說由曆史得知，凡是開國的君主帝王，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
這一句和杜甫詩的涵義一樣。
第二句&ldquo眼見愚民盜一杯&rdquo，其典故出在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說&ldquo愚民有盜長陵一杯土即斬首&rdquo的法令，此處影射曆史上成王（奪得天下即為天子）敗寇（侵犯帝陵即便殺頭）的人生悲劇。
下面兩句，也便是我們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來，後世的讀書人&mdash&mdash儒家們，雖然滿腹詩書，究竟有何用？比較有成就的，也隻是引經據典，成為第一流的幫閑而已。
等而下之，差一點的，一輩子死于頭巾之下，談今論古，滿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漢高祖&mdash&mdash劉邦口頭常常愛罵的&ldquo豎儒&rdquo或&ldquo鲰生&rdquo、&ldquo腐儒&rdquo之類，等于近代常用的&ldquo酸秀才&rdquo、&ldquo書呆子&rdquo，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唐彥謙在他後兩句詩裡便感慨地說，最可憐的是像我們這些念書的，生逢亂世，&ldquo千古腐儒騎瘦馬&rdquo，隻有一副窮酸落魄的樣子，在那夕一陽一古道，經過漢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頭望望，發思古之幽情，作一副無可奈何的窮酸樣，所謂&ldquo灞陵斜日重回頭&rdquo而已。
在宋人筆記上記載着一則故事更有趣。
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經過一道城門，擡頭一看，城門上寫着&ldquo某某之門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
其若是，孰能禦之？&rdquo 緣木求魚 齊宣王聽孟子說得那麼嚴重，以他多年來的經營，到達了《戰國策》中所描寫的富強情形，還說有後遺症，當然覺得不可思議，于是對孟子說，你說得那麼嚴重，到底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是不是可以說來聽聽看。
孟子說，假如我自己的故國&mdash&mdash鄒，和現在南方的強國&mdash&mdash楚國打仗。
你看是哪一方面勝利？ 齊宣王說，那當然是楚國會打勝的。
于是，孟子說，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小國當然不能去敵對大國，兵少的不能和兵多的打仗，力量弱小的也不能去對抗力量強大的，這是不變的原則。
如今，你齊國雖有千裡之廣的土地，但卻隻占了天下的九分之一而已。
你現在以九分之一的力量，想去征服其他九分之八的力量，以達到稱霸天下、統一中國的目的，就等于鄒國去打楚國一樣，最後一定失敗的，而失敗的後果就嚴重了。
所以你最好從根本思想上，回過頭來重作考慮，放棄用武力統一天下的想法，改變國策，從實施仁政做起，使天下讀書人&mdash&mdash知識分子，想做官的人，都願意做你的幹部；所有的農人，都喜歡到齊國來耕種；所有的商人，都願意到齊國來作生意；而觀光客們也都願意到齊國來遊覽；國際上，所有對他們領導階層不滿意的，都到齊國來向你投靠。
到了這個地步，雖然你不動一兵一卒，誰又能和你相對抗呢？ 孟子的這些主張，是反緣木求魚的。
而他把齊宣王的做法，比為緣木求魚，的确比喻得很妙，所以這句話也就成了後世幾千年來，大家常引用的成語。
說到緣木求魚，想起另外一句成語&mdash&mdash&ldquo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dquo。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句鼓勵别人的話，和緣木求魚的意義不一樣，作用也是不相同。
一般人聽了&ldquo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dquo的話，都很高興，認為是被誇獎勵，而沒有仔細去想一想，為什麼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呢？試想想看，在地上豎立了一根一百尺高的竿子，當一個由地面向上爬，爬到了一百尺的竿上，已經到了頂點了，還鼓勵他更進一步？這一步進到哪裡去？再一步就落空了，落空可不就又掉到地下來了嗎？所以這句話的意義，是勉勵人，要由崇高歸于平實。
也就是《
一個人的人生，在絢爛以後，要歸于平淡。
在明人的筆記中，有一則類似&ldquo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dquo的故事。
叙述一位道學家求道的故事。
這位道學家修道，研究了許多年，始終搞不出一個名堂來，得不了道，非常苦惱。
于是有一天，帶了一些銀子，出門去訪名師。
不料在路上遇到一名騙子，知道他是出外訪師求道的，身邊帶有許多銀子。
就打他的主意，設法和他接近。
騙子當然是很聰明的，和他一聊上天，兩人就很談得來。
可是盡管這個騙子，假裝是得了道的道學家，使這位求訪名師的書呆子道學家，對他十分欽佩，但就是騙不到他的錢。
後來，到了一個渡口，要過河了。
這名騙子腦筋一轉，對道學家說，要傳道給他了，而且選擇在船上把道傳給他。
這位道學家聽到有道可得，非常高興。
兩人上了船，那個騙子告訴道學家，爬到船桅頂上就可以得道。
這位求道心切的道學家，為了求道，為了便于爬桅杆，他那放有銀子而永不離身的包袱、這時就不能不放下來了。
當他爬到桅杆的頂端，再無寸木可爬的時候，也沒有看見什麼道，便回過頭來，向這位傳道的高人請教：道在哪裡？不料那名騙子早已把他留在甲闆上的包袱銀子拿去，走得無影無蹤了。
船上的其他乘客都拍手笑他，上了騙子的當。
可是這位道學家，在大家拍手笑他的時候，他在桅頂上，突然之間真的悟了，所謂道就在平實之處，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什麼東西啦。
于是立刻爬下桅杆來，對大家說，他不是騙子，的确是高明！的确是吾師也！他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這雖然是一則諷刺道學家迂腐的笑話，透過這個笑話來看，實在有其至理。
和&ldquo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squo那句話一樣，道就在平庸、平淡之中，也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道理。
笑話說過了，再回到《孟子》的本文。
我們看他在大原則上，對齊宣王說，不要用武力，而以仁政，使天下歸心，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都會願意到齊國來，作齊國的臣民。
如此，自然就可以&ldquo蒞中國而撫四夷&rdquo，齊宣王的大欲，就可以達到了，這當然是沒有錯的。
但是參考蘇秦、張儀，這些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們，依據各國的情勢、地理環境、時代背景、戰略地位，再配合國際關系的說辭，則與孟子之說有所不同了。
就戰略、政略問題的讨論上來說，我們不妨牽扯一點孫武子所著《兵法》中的兩段記載。
孫子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者，詭道也。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驷，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裡饋糧，則内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hellip&hellip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如果我們假設一下，由孫子來與齊宣王見面，那麼他将會說出上面這些話的。
從這裡看到，以一師之衆，要十萬人作後盾，而所花費的戰費，是多麼龐大，所以作戰用兵久了，絕對不可能對國家有利。
後人也說兵貴神速，如果戰争拖下去，絕沒有好處。
抗戰期間，日本人估計，隻要三個月便可征服中國了。
而我們對日本人的戰略，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盡力設法把戰争拖延下去，使日本人渡太平洋而戰的部隊，師老兵疲，自嘗敗亡的苦果。
所以，如果沒有把作戰的害處弄清楚，就不會懂得用兵，當然也就不會得到戰争的勝果。
因此，作戰并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又是個不同的論點。
經濟和政治 王曰：&ldquo吾瑉，不能進于是矣。
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rdquo 曰：&ldquo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
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同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民也輕。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剛益反其本矣。
&rdquo 齊宣王聽了孟子這一番行仁政的王道理論，似乎還聽得進去，對孟子的态度也算客氣，稱&ldquo夫子&rdquo，不像梁惠王隻稱他&ldquo叟&rdquo。
所以他對孟子說，我真有點糊塗，沒有你看得那麼遠，這方面還有什麼更高深的道理，希望你幫助我，明白地告訴我。
雖然我還不夠聰明，或者可以聽你的辦法，試着去做。
于是孟子提出一個原則來，也成為後世的千載名言。
不過名言是名言，有時候又會事實歸事實。
因為在某一種時代，某一種情況，或某一種特殊的因素，這種種客觀的條件下，現實與理論會互相違背的。
孟子這句名言的意思是，有恒産的人才有恒心。
他說&ldquo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
&rdquo假使一個人沒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而對一件事，一個觀念，或一個中心思想，能夠專心一緻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窮困而改變他的節操，不見異思遷，不改行跳槽的，隻有那些品德好、有修養、有學問的人才做得到。
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之後，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講禮義廉恥。
四川朋友有兩句諺語：&ldquo最窮無非讨飯，不死總會出頭。
&rdquo一個人既然窮到了讨飯，他還有什麼顧慮？這時候名譽根本無所謂了，什麼操守、人格的，更是管他去的。
為了填飽肚子，為了活命，什麼都做得出來。
一般沒有固定産業的人，既沒有恒心，就沒有中心思想，平日的生活行為，或者是任意妄為，放肆一胡一搞，或者是稀奇古怪，吊兒郎當，或者走邪門，或者揮霍無度。
因為在沒有恒産的心理上，認為反正就是這麼點錢，花了再說，享受了再說，所以沒有錢的，反而舍得花錢。
錢花慣了，虛榮心越來越大，總有一天錢不夠用了，于是心存僥幸，動起腦筋作奸犯科，無所不為了。
等他們犯了罪以後，你齊宣王用法令，又把他們抓來，再處罰他們，一定是這樣辦的。
現在，你看見他們犯了罪以後，隻曉得去處罰他們，而不改善你的政策，使他們不緻于走上犯罪的路，這就等于你設下犯罪的陷阱引他們跳下去，結果又來責罰他們，這就是陷他們于不義。
一個真正行仁政的領一導一人，是不會如此對待老百姓的。
看完了這一段孟子的談話，我們就可以作幾點研究了。
第一，我們讀了《戰國策》中蘇秦描寫齊國，尤其描寫齊國首都臨淄的情形，是那麼繁華，那麼奢靡，而這種社會形态的内在精神又是什麼呢？所表現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呢？就是孟子這裡所講的：&ldquo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rdquo而終于&ldquo陷于罪&rdquo的一種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是病态的，而不是健康的。
以現代的理論去衡量齊宣王時代的社會，是沒有真正實行民生主義，使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庭，都得到富足、安樂、和睦、健康的生活，而隻是表面的繁華而已，隻是一個所謂&ldquo浮華&rdquo的社會，并不是踏實的安和康樂。
第二，孟子的這段話，雖然是對齊宣王說的，可并不一定齊國才如此。
戰國時代，各國的情況，也都是如此，無以強國為然。
所以孟子的話，也可以說是針對整個時代而說的。
第三，在任何時代，任何政權下，政治不上軌道，社會形成病态，都會産生這類現象。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強國富民的均富政治，建立安和康樂的社會？孟子繼續說出了他的意見，在現代來說，他指出了民生主義的重要性。
他主張先要使每個人經濟安定，每個家庭經濟充裕，然後達到社會的富裕，國家的富強，仁政一定要以經濟安定，安和康樂的社會為基礎。
在當時，是沒有現代這些分門别類的術語，來表達這種政治的境界，孟子隻有以具體的事實狀況作說明。
所以他說，一位英明的政治領導者，實行建設安和康樂社會的政策，必須要使得每個國民，對上能夠養得起父母，對下能夠娶得起妻子，生兒育女後，要有撫養孩子的能力，更重要的，到年成好，豐收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吃飽；即使遇到歉收的兇年，大家也不會有餓死、流亡的痛苦。
假如社會建設到這個地步，每個國民都可以安居樂業，然後再施以教化，教百姓都向好的一面去努力，往好的方面去求進步。
這些也都做到了，你有事下一道命令出去，老百姓們很自然地都樂于聽從了。
現在你齊宣王在民生問題上的措施，究竟如何呢？你走軍國主義的路線，武力第一，隻求國家的強大，實施專制的、獨一裁的、集權統治的政治。
拼命榨取人民，擴充國家的武力軍備，結果弄得老百姓養不起父母妻兒，家庭破碎。
即使年成好，農産豐收，也被集權統治的政權&mdash&mdash征斂去充實軍備了，老百姓還是吃不飽。
假如是遇到年歲不好，糧食歉收，那就更慘了，隻有餓死。
到了這個地步，活都活不下去了，還談什麼教育，講什麼禮義。
所以齊宣王你，如果想行仁政，使全國國民都很樂于服從你，然後以王道領導天下，那麼你就應該一反今日的作法，回到根本原則上去檢讨，有所改變才行。
我們看到孟子這項主張，就知道儒家的孔孟之道，并不是像後儒所說的那樣，坐在那裡空談、講道，鑽研心性微言，講授孔孟理學，靜坐終日，眼觀鼻，鼻觀心，觀到後來，隻有&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
那才真是誤了道，造了孽了。
所以孔孟之道是救世濟民的，正如
&rdquo都是先要個人的經濟充裕了，才有安和康樂的社會，然後才能談文化教育，談禮樂。
孟子也是如此，大家可不要冤枉了孟子，以為他們是坐在那裡眼觀鼻，鼻觀心的，隻講養浩然之氣，講盡心修道而已！ 為而不有的農民 &ldquo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美。
謹庫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rdquo 這一段話，前面孟子見梁惠王的記載中，已經有過。
隻是&ldquo數口之家&rdquo，在這裡記的是&ldquo八口之家&rdquo；&ldquo七十者衣帛食肉&rdquo，在這裡記的是&ldquo老者衣帛食肉&rdquo；這些具體數字的些許差别而已，在文義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這裡就不再作字句上的講解了。
從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開始，到這裡為止，他和孟子一波三折，數度起伏的談話，告一個小小的段落。
就在這一小小段落中，有好幾個值得我們研究讨論的重點。
後世常引用孟子的許多名言名句，如&ldquo君子遠庖廚&rdquo，&ldquo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rdquo，&ldquo是不為也，非不能也&rdquo，&ldquo猶緣木求魚&rdquo，&ldquo鄒人與楚人戰&rdquo，&ldquo無恒産，無恒心&rdquo及&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等等，不但是文學上的名句，也是學術思想上的名言。
無論研究政治，研究經濟，研究社會，乃至于研究民生問題，土地改革，以及心理建設，文化教育等等，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至理名言和最高原則。
它涵蓋的意義，相當廣泛，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齊國當時的社會，尤其首都臨淄的景象，表面上是商旅輻接，經濟繁榮，市面一片景氣，簡直如歐洲的羅馬鼎盛時期，又如今天新大一陸的紐約一樣。
然而，這種繁榮的現象，是真實的嗎？是表裡一緻的嗎？不然！在齊宣王的戰國時代的政體，一般學說上，稱之為封建制度，這是對中央政府的周天子而言。
如果以諸侯各國的内部施政，就諸侯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而言，則與秦以後的專制政體，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一般以為在秦商鞅變法以後，才有&ldquo私有财産制&rdquo，其實春秋諸侯各國，早已演變成了私有财産制。
從孟子建議梁惠王和齊宣王&ldquo五畝之地，樹之以桑&rdquo。
發展農村副業以達到&ldquo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rdquo的目的，就證明了當時的财産私有制。
商鞅不過是就當時演變發展所形成的事實，制作一套更完整的法令制度出來，更便于征斂而已。
當時各國的财政、軍用，都靠征斂而來。
而征斂的對象，唯有從土地上去不斷壓榨，在農産品上去征收了。
不但戰國時代如此，後世兩千年來，盡管在漢以後，有了鹽、鐵資源的開發，所謂&ldquo上山下海&rdquo，擴大了生的領域，增加了這兩方面以及其他商業貨物方面的稅賦收入。
可是直到幾十年前，我們還是以農立國，于是不可避免的，農民就挑起了國家财政的重擔，成為征斂的主要對象。
尤其在戰國時代，國家一旦用兵，軍費支出之浩大，人力消耗之慘重，如前面孫子所說的那樣，實在是農民們的苦難。
所以孟子&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不隻是對齊宣王說的，也是對當時各國說的。
不隻是戰國時代如此，後世幾千年來的事實，大多如此。
而他的&ldquo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rdquo的希望，也是幾千年來國民共有的希望。
盡管幾千年來的曆史，都在歌頌農民，贊歎農民，但在沒有實施&ldquo耕者有其田&rdquo的平均地權政策以前，農民的生活始終沒有獲得保障，始終是一個問題。
生民何計樂樵蘇 其次，我們研究政治的也好，研究社會的也好，研究軍事的也好，許多都認為曆史上朝代的變更，是由于農民不滿于政府的壓榨，而起義革命，也有的說是農民與知識分子結合而起義。
認真地說，隻有來自農村的人，知道民間的疾苦，與知識分子結合，起來革命的則有，至于農民本身起來革命的事情則沒有。
固然漢高祖、朱元璋曾經種過田，但也隻是一個短時期，不算是真正的農民。
但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社會，幾千年來，都停留在&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的狀況之中，有人起來鼓動一下的時候，社會就亂了。
以上這些是中國的情形，我們放眼看世界各國，又有所不同。
例如歐洲的古希臘、西班牙等等國家，先天上沒有辦法向農業方面發展，隻有在商業上找出路。
而商業的最好出路，是航海到别的島嶼或陸地做生意，于是形成了海運的發達。
當時的所謂海運，老實說，到了陸地，有王法的地方就是貿易，在海上一般人看不見，就是海盜。
至于一奴一隸的買賣，女一奴一的掠奪，乃至新大一陸的惡行劣迹，都是有史可尋的。
大概說，十六世紀以前，歐洲國家并不富裕，連黃金都少有，許多都是這些海盜們搶印度，騙中國，這樣從東方劫掠過去的。
等到歐洲的産業革命以後，機器發達，代替了人力，資本集中，大量生産以後，資本家的财富愈來愈多，工人愈來愈苦。
這時馬克思看到當時的景象，才提出了勞工第一，勞工神聖等意識，才有共産主義思想的産生。
但是也說明了，在歐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不問其是以農立國或工商立國，在過去的曆史，一般百姓們總是過着&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的生活。
至于今後如何呢？經濟不斷地發展，社會福利等措施也不停地擴展，大家都汲汲于全人類的&ldquo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rdquo。
結果如何呢？問題似乎并不單純，也不樂觀。
因為還有一個複雜的心理問題有待處理，在心靈的修養，達到相當的程度，精神、物質兩方面都滿足了，人類才有安定的可能。
不然，仍會造成&ldquo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rdquo的痛苦。
孟子和齊宣王的這段談話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兩人思想上，最大的一個分歧點。
孟子是聖賢，聖賢的思想，處處是為了大多數人，普遍的、平等的和長遠利益着想，要大家&ldquo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rdquo。
而齊宣王是一個國君，尤其是戰國時代的典型君主，他的為政，是為了他那笑而不答，隐藏在心裡的&ldquo蒞中國而撫四夷&rdquo的個人一大欲。
所以我在前面講到，曆代帝王出來打天下，口裡都是說為人民解倒懸之苦，而事實上是為了滿足他們個人的權力欲。
過去由英雄主義一變而躍登帝王寶座的帝王與強盜，都一樣會造成社會的不安和動亂。
元朝時有人就曾寫過這樣一首詩：&ldquo中原莫遣生強盜，強盜生時豈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原是盜根株。
&rdquo 元人還有一首諷刺帝王政治時代官一場的白話詩說：&ldquo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
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争多。
&rdquo鑼是金屬制成的，所以金字也就是代表鑼。
不敢為天下先的後儒 我們研究《孟子》到這裡，從書上記載的編排次序，可以知道孟子已見過了梁惠王、梁襄王和齊宣王。
前後三位國君，每一位國君的思想觀念、處境以及素養，都有所不同。
而孟子對他們，卻一貫地闡揚王道政治的哲理和政策。
從他和這三位國君的談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就教育的方法看，他是用誘導的方式，就教化的立場而言，他始終走的是師道與臣道之間的路線。
例如：他對齊宣王的談話，一開頭就把握住齊宣王不忍殺牛這一點善念，然後教他将這一點擴而充之，推及到愛人、愛世上面。
這就是順其所念所行而誘導，不像一般宗教或其他說教的理論，以辨别是非善惡的方式，在可以與不可以、善良與罪惡的種種對比中，作強制性的說教。
而是先同意、贊成對方的意見，而後誘導對方，使他擴而充之，知道自己所愛好的别人也愛好，自己所要的别人也要，這就是孔子&ldquo推己及人&rdquo的恕道，也是實施仁義之道的方法。
所以跟着下面齊宣王說到自己好樂、好勇、好色、好貨的時候，孟子都說沒有關系，不要緊，不過要擴而充之，使天下人都能達到富強康樂的生活水準。
我們看到孟子這種教化的方式，聯想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衆所周知，兩千多年以來，孔孟之道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也是
但是幾千年來，儒家在推行王道政治，發揮仁道精神的作為上，雖然秉持着師道的原則，但事實上，始終是走臣道的路線。
換言之，是&ldquo依草附木&rdquo式的，依靠一個既成的力量借以推行王道的理想。
盡管儒家标榜的是堯、舜、禹、湯、文、武曆代帝王的盛德，可是他們本身所走的路線，都是依據既成的力量，推行他們的理想；依附别人的門戶，并沒有自己去走出一條路來，或自己起而行之，去實現他們的理想。
簡要而切實地說，儒家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為堯，為舜，也沒有這樣做過，他們隻是希望已經在位的帝王，能夠變成堯，變成舜，因此影響到後世兩千年來的儒家思想，永遠是走臣道的路線，隻希望做到&ldquo緻君堯舜&rdquo，使在位的帝王，能夠像堯舜一樣，施行仁政。
可是，&ldquo緻君堯舜&rdquo又談何容易！自秦漢以後，曆代的帝王，在基本素質上，他們不但并非堯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
正如杜甫《過昭陵》詩說：&ldquo草昧英雄起，诓歌曆數歸。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rdquo 這一首五言絕句，短短的二十個字，對于曆史哲學的感慨，既含蓄又坦率，直言無隐，和司馬遷寫《史記》的哲學觀點，完全一樣，隻要懂得古詩寫作原則，了解所謂一溫一柔敦厚的含蓄藝術，便可透過他每一句的字面，明了他所說的深邃含義。
第一句&ldquo草昧英雄起&rdquo，一開頭就說明生當亂世時期，英雄都起于草澤之中，成王敗寇，很難論斷，到了成功以後，便四海漚歌贊頌，認為是天命有歸，曆數更代，成為不可置疑的真命天子。
事實上，他們無非都起于風塵之中，猶如漢高祖，手提三尺劍，斬白蛇而起家。
到了以戎衣而平定群雄之後，一江一山社稷便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了。
他由唐太宗的開基創業，而聯想到漢高祖等曆代帝王，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出來的。
便&ldquo乃翁天下&rdquo雖在馬上得之，當然不能在馬上治之。
于是乎才輪到了後世标榜儒家的讀書人們，來坐而論道，大談其治平之學，與孔孟之道了。
事實上，那些天子的禀賦，既非堯舜的本質，要想&ldquo緻君堯舜&rdquo，豈非癡人說夢。
曆史上雖然也出過極少數幾個比較好的皇帝，到底距離孔孟所标榜的先王之道，相差太遠。
可憐的後世儒生們，在文章上拼命講述&ldquo緻君堯舜&rdquo，而事實上每況愈下，都隻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後，&ldquo緻身富貴&rdquo而已。
像孟子一樣，極盡所能誘導齊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何況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聖，哪有可能？此所以我們過去的文化曆史，始終在帝王專制政體中，&ldquo内用黃老，外示儒術&rdquo的一個模式之下，度過了兩千多年。
也使孔孟的道統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體之下，綿延存續了兩千多年。
以前我在讀《孟子》的時候，也曾為古聖先賢們發出同情的一歎，寫了一首不成才的詩：&ldquo千秋禮樂論興亡，儒墨家家争辯忙。
堯舜不來周孔遠，古今人事莽倉倉。
&rdquo我說是不成才的詩，那是老實話，絕不是自謙。
在文藝與哲學相凝結的唐詩裡，前有杜甫《過昭陵》的五言絕句，後有唐彥謙《過長陵》的一首七言絕句，都是很好的曆史哲學寫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一溫一柔敦厚的詩人風格。
他的詩說：&ldquo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
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
&rdquo 第一句&ldquo耳聞明主提三尺&rdquo，是說由曆史得知，凡是開國的君主帝王，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
這一句和杜甫詩的涵義一樣。
第二句&ldquo眼見愚民盜一杯&rdquo，其典故出在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說&ldquo愚民有盜長陵一杯土即斬首&rdquo的法令，此處影射曆史上成王（奪得天下即為天子）敗寇（侵犯帝陵即便殺頭）的人生悲劇。
下面兩句，也便是我們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來，後世的讀書人&mdash&mdash儒家們，雖然滿腹詩書，究竟有何用？比較有成就的，也隻是引經據典，成為第一流的幫閑而已。
等而下之，差一點的，一輩子死于頭巾之下，談今論古，滿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漢高祖&mdash&mdash劉邦口頭常常愛罵的&ldquo豎儒&rdquo或&ldquo鲰生&rdquo、&ldquo腐儒&rdquo之類，等于近代常用的&ldquo酸秀才&rdquo、&ldquo書呆子&rdquo，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唐彥謙在他後兩句詩裡便感慨地說，最可憐的是像我們這些念書的，生逢亂世，&ldquo千古腐儒騎瘦馬&rdquo，隻有一副窮酸落魄的樣子，在那夕一陽一古道，經過漢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頭望望，發思古之幽情，作一副無可奈何的窮酸樣，所謂&ldquo灞陵斜日重回頭&rdquo而已。
在宋人筆記上記載着一則故事更有趣。
有一次，宋太祖趙匡胤經過一道城門，擡頭一看，城門上寫着&ldquo某某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