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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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臣豪門們的生活是相當糜爛奢侈，而老百姓卻相當窮困。
如果移用孟子這兩句話來形容今天的美國，也有點相像。
美國人養狗，有狗醫生不說，還有特制的狗衣狗帽，以及狗的美容院，為狗理發修毛。
平日有專門喂狗的罐頭食品，其中牛肉、雞肉都是上等貨，不次于落後地區人們的食物，近來還有狗飯店，專門為那些&ldquo天之驕犬&rdquo準備它們喜歡吃的東西。
在美國雖然很少聽到餓死人的事，可是失業的問題卻很嚴重。
孟子對梁惠王指出了魏國當時的不良政風，更加強了語氣說，這樣狗食人食的情形，你不做一番檢讨；路上餓死了人，你也沒有開倉發糧去救濟。
透過這兩句話，我們就知道，魏國的政治的确不好。
所以孟子就針對梁惠王自誇移民輸糧的話，加強了語氣說，在這樣狗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情形下，你還自誇河東兇年移民河内，把河内糧食送到河東就是德政。
對于死了的人，你還說是天災，是兇年造成的，并不是政治不好。
這種說法，和用刀殺了人，而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刀殺的，又有什麼兩樣？ 最後，孟子說，你不必把這些造成一人民痛苦的責任，推到天災荒年上去。
如能自己檢讨，承認在政治上還沒有真正為民謀福利，然後向王道的政治上去努力，那麼就可以使天下歸心，大家都會擁護你，欽仰你，到你魏國來的人民自然就多了。
讀了這段記載，又使人想到五代的一些故事。
在唐末以後，乃至于曆代變亂的時候，中原的知識分子和高階層人士，多向南方逃到廣東、福建一帶避亂。
唐一人詩所說的&ldquo避地衣冠盡向南&rdquo，就是這一階段的事。
唐末有一個藩鎮王審知，在福建擁兵割據，他的後代曾自稱閩王。
王審知倒很有大量，收羅了這些自北邊逃來的文人名士，都在福建落籍，名詩人韓惺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當時目睹唐末的現況，所作的詩中曾有&ldquo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隻見花&rdquo的句子，這是何等凄涼的景象（在古代，清明節前二日為寒食節，禁火三天，全國都不舉煙火，沒有炊煙）。
走遍了上千的村落，像是在寒食節的日子，看不見人煙，而郊野的山花，依然開放，卻沒有人去欣賞，又是多麼落寞。
光是這詩人筆下的風光，就夠使人酸鼻的了。
在明代張式之撫閩的時候，亦有&ldquo除夕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rdquo的詩句，描寫戰亂的景象。
至于五代詩人杜苟鶴的詩，就是把戰亂中的百姓苦難，刻畫得更詳盡而深刻了。
在這裡介紹他十首時世吟中的兩首，就可見其一斑： 夫因兵亂守蓬茆，麻芒裙衫鬓發焦。
桑拓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
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帶葉燒。
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遙。
其二雲：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
因供寨木無桑拓，為點鄉兵絕子孫。
還似升平催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
至今雞犬皆星散，落日西山哭倚門。
用文藝的眼光看，這兩首七律，不但是詩中有畫，而且畫中有淚又有血，可不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時，所說&ldquo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rdquo的放大麼？這正如清末日據時期台灣詩人王松的詩說：&ldquo不合時宜知多少，生逢亂世做人難。
&rdquo 談到五代的詩，又令人想起五代時馮道的典故來。
馮道這個人，後代批評他無一恥。
指責他自稱儒者，竟然&ldquo有奶便是娘&rdquo，前後做了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十個皇帝的官。
但是深入地仔細研究馮道的詩文以及他為官時的作為，當可知道，在他心目中，五代時的那些君主，都是不值得去盡忠的。
他之所以曆代為官，目的并不在于貪圖富貴，而是怕五代那些外族皇帝亂來，毀了中華文化。
為了保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才不得已廁身于那亂世中的宦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後世的誤解而為官。
這并不是故意捧他，而是有事迹可尋的。
像後唐的明宗皇帝李嗣源，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各方來的奏章他都不會看，要叫别人讀給他聽。
這位老粗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全國豐收，自然很高興，也不再粗裡粗氣，一副不像皇帝的樣子了，懂得斯斯文文，從從容容和馮道談起國内豐收、四方無事的樂事。
這時馮道并沒有一味圓滑、錦上添花地順着明宗說話，他卻對明宗說：&ldquo我以前在先帝莊宗幕府做事的時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經過井陉縣。
那裡的地形非常險惡，路況又不好，崎岖不平的，我深恐摔下馬來跌死了，所以兩手緊緊地抓住緩繩辔口，兩腿用力夾住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僥幸沒有出事。
等走過了這段險路，到達平坦大道上的時候，心理上放松了，手腳也放松了。
可不料在這平坦大道上，卻狼狽地摔下馬來，跌了一大跤。
所以我想到，身為一個國家領一導一人，從事天下國家大業的時候，大概更要時時留意。
&rdquo 他就這樣澆了明宗一頭冷水。
這盆冷水當然不敢直潑，以免惹禍，于是拐了許多彎子，也可見他用心良苦。
這位不識字的皇帝，倒蠻有器量的，聽了馮道的反調，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認為馮道的話很有道理，甚至有一點向馮道讨好的意味，接着問馮道說：&ldquo今年雖然豐收了，老百姓的糧食夠吃了嗎？&rdquo這種态度和剛剛志得意滿的味道不同了，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
可是馮道還是沒有阿谀奉承的話，他還是講實際的情形和正确的道理。
所以他說：&ldquo農家在歉收的兇年，很可能會餓死。
如果是豐收，則所謂谷賤傷農，谷米多了，賣不出高價，還是吃虧受損。
所以無論是豐收或歉收，農民的生活都是很苦。
我記得進士聶夷中曾經有這樣一首詩：&lsquo二月賣新絲，五月粜新谷。
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rsquo這首詩雖然句子很白話，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可是委婉地寫盡了種田人家的實在情形，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農民是最辛勞也是最困苦的，這是身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rdquo 明宗聽了他這些話，大為高興，立刻命令旁邊的人，把聶夷中的這首詩記錄下來，并且要常常朗誦給他聽。
我們引述這些曆史故事以後，對于孟子這幾句一精一煉的話，才能夠有深刻的認識，而了解他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就不會覺得孟子的話枯燥無味，平淡無奇了。
同時，把曆史和經書綜合起來研究以後，我們更可以發現中國曆史幾千年來的一大缺失，就是農田水利問題。
直到現代，還沒有獲得徹底圓滿的解決。
如馮道所說&ldquo豐兇兩病，惟農家為然。
&rdquo的農村情形，自漢、唐、宋、元、明、清曆代中，除了各有一段極短時期例外，農村都是如此困苦，未獲解決。
隻有現在三十年來，積極改良土地，建設水庫水壩，再加配肥等等措施及農技，才免除了兇年歉收的現象。
豐收中又實施了以高市價的标準價格，收購餘糧，避免了谷賤傷農的弊病，的确是中國曆史上的善舉；但農村經濟受到現代工商業發展的沖擊，新的問題又複不斷産生，因此有關當局仍須繼續努力。
二郎神和都一江一堰 而過去幾千年來，農田水利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尤其黃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百裡地田園廬墓為廢墟。
耕種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于祖宗的墳墓都保不住，這又和孟子所說的中國政治哲學的&ldquo養生喪死無憾&rdquo的原則違背了。
造成這種弊害的，水利不興的原因尤重。
我國自大禹治水以後，三代以下近兩三千年以來，時有水患，而以黃河長一江一兩大河流為烈。
黃河的水利，根本就沒有治好過；長一江一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隻有上遊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遠在秦始皇時代治好的都一江一堰。
那是在四川青城山下，灌縣縣治旁邊的一個峽口，名為灌口，也就是杜甫詩中&ldquo錦一江一春一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rdquo所謂的&ldquo玉壘&rdquo和&ldquo離堆&rdquo等名勝地區所在。
此地築有一座水壩，在壩上有一座二郎廟，廟中所供的神像，并不是《封神榜》小說中的二郎神楊戳，而是秦昭王時，蜀中太守主持建築都一江一堰的李冰父子。
說到李冰父子，現在讓我們看看清人錢茂所撰《曆代都一江一堰功小傳》中對他們的簡述： 秦李冰 李冰，戰國時人。
知天文地理，隐居氓峨，與鬼谷友。
時張若守蜀，與張儀築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薦冰代若。
冰營郡治，緻神龜，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
壅一江一作堋，穿鄲檢兩一江一，别支流過郡下，以行舟船。
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随水流，坐收其利。
又引溉田疇，以萬億計。
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镌石定水則，傀無失度。
作大堰以扼蓄洩咽喉，稱都安堰。
即今都一江一堰。
蜀以此無饑謹，号天府焉。
冰複導洛通山洛水，與鄲别一江一會新津大渡，穿廣都鹽井諸陂池，鑿南安溷崖，以殺沫水，世鹹飨其利，都一江一堰乃其較著者也。
其作堰，破竹為籠，以石累其中，或鎮以石牛石人，設象鼻魚鈎護岸。
有石刻《深淘灘，低作堰》六大字，尤心傳之妙者，曆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飼緻祭，元至順元年，封聖德英惠王。
至國朝，封敷澤興濟通祐王，載在祀典。
李二郎王叕 二郎為李冰仲子，喜弛獵，史轶其事，名字無考，世傳種種異迹，薦紳先生難言之。
可征者，誰作五石犀，以壓水怪，穿石犀溪于一江一南，命日犀牛裡，與其友七人靳蛟。
又假飾美一女，就婚**（第一字：上薛下蟲，第二字：左角右粦），以入祠勸酒。
或謂即冰為牛鬥刺殺一江一神事傅會之，詳見《水經注》。
然考亭朱子雲：二郎與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固有在也。
元至順元年，封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
國朝封承績廣惠顯王。
王叕事轶，蜀典姓源韻譜，謂與李冰同時人。
方氏通雅作王*（上叕下土），謂與冰同穿二一江一，其他無聞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來灌口這個地方，河床有一個彎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時候，這條一江一上遊源頭的雪山上，整個冬天的大量積雪開始融化，雪水自廣闊的雪山山脈數以百計的峰頭，滾滾而下，彙集到灌口這個隘口時，更是波濤洶湧，聲若雷鳴。
氣勢之雄，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門水庫放水時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不作适當的措施，那麼災害之大，當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遊各地，與黃河的水患，互相比惡了。
早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ldquo深淘灘，低作堰&rdquo之六字真言，以抛流籠的辦法，建築這座都一江一堰，使這裡的洪水不緻泛濫。
所謂流籠，是用青竹，剖開以後，浸過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纖維拉力，以及防水漬的腐蝕力。
再将這種處理過的青竹，編織成長數丈，直徑一米多，有六角形空洞（俗稱一胡一椒眼）的竹籠，然後把大大小小圓形&mdash&mdash近似鵝卵的石塊（俗稱鵝卵石），填到這竹籠内，就做成了流籠。
把這種流籠，壩作一江一岸，作有規則的排列，而堆積成水壩。
當洪水沖來的時候，遇到這種流籠，洶湧的水勢，就被阻擋，但又從籠與籠之間以及籠中鵝卵石之間的空隙通過，于是就收到了減緩水勢的适度效果。
堰堤水壩便安全不緻被沖毀，也無堤腳被淘空的危險。
隻是每年要檢查一下，發現了腐朽的流籠，就要更換新的。
這座都一江一堰，就這樣從秦代到現在，使用了幾千年，堰堤不壞，功能不減。
抗戰時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許多西方國家的現代水利學者、堤壩專家們，到都一江一堰共同參觀研究，認為常換流籠太麻煩，于是提出計劃，以他們的現代力學方法，改建水泥壩。
不料還是不行。
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複原狀，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的老辦法。
這種流籠，我國現代的水利工程人員，目前還在沿用。
但是這種流籠，如果用在黃河，就失去效用。
因為黃河的流水混濁，帶有大量的泥沙，流過流籠時，泥沙沉澱停滞在石縫間，很快就被淤塞起來，就失去減緩水勢的功用，而終被流水沖垮。
這曆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在經濟建設方面，工商發展方面暫且不說，我們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對于農田水利的問題，則始終沒有解決。
引申到這裡，我們透過孟子這簡煉的幾句話，可以看到中國曆史上悲劇性的一面，存在着許許多多的問題，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說的&ldquo使民養生喪死無憾&rdquo的程度。
同時我們也了解，這&ldquo使民養生喪死無憾&rdquo，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民生問題。
而現在世界各國，各種政治思想哲學，都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主。
民生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乃至共産主義也好，不管他們提的什麼主張，何項辦法，總不外乎解決民生問題。
究竟要做到什麼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标。
當然，現在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上繼孔孟所提出來的中國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
但看今日的實際情形，大同理想的實現，還有待我們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殺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曰：&ldquo寡人願安承教。
&rdquo 孟子對曰：&ldquo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rdquo 曰：&ldquo無以異也。
&rdquo &ldquo以刃與政，有以異乎？&rdquo 曰：&ldquo無以異也。
&rdquo 曰：&ldquo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草。
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車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仲尼曰：&lsquo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rdquo 這段文章的記載上，顯示出來，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響，每談一次話，态度就好轉一次。
這次的談話，比以前幾次更好得多了。
他一開口就說：&ldquo我願意虛心地專誠向你請教，聽取你孟先生的意見。
&rdquo所以他也沒有提出什麼問題來發問，隻是希望孟子給他一些意見，今後治國該怎麼辦。
這種态度，看來的确是虛心而誠懇的，存心要向孟子請教。
孟子見他那樣誠懇，所以答複梁惠王的話，也是誠懇地講實在話，一點沒有虛僞客套。
他以問為答地說：&ldquo一個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殺死人，有什麼分别麼？&rdquo孟子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慮地立即答複孟子：&ldquo當然沒有什麼分别啊１雖然用的兇器不同，但殺人的居心，和殺死人的結果都是一樣，這有什麼不同呢？ 在這裡，我們又看到孟子談話的高明了。
真是剝繭抽絲，逐步層層深入。
等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這個問題以後，冷不防，話鋒一轉，逼進一步問道：&ldquo好了，你既然說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樣殺人。
那麼我再請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殺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别了呢？&rdquo 孟老夫子這一逼，可把一個梁惠王逼得轉不過彎來了，也許當時被問得愣了一下，梁惠王心裡總不肯承認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
但是因為自己身為施政的一國之王，隻好眨眨眼，搖搖頭說：&ldquo當然也沒有什麼兩樣啊１ 好了，兩個問題一轉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後，正文來了。
孟子于是說：&ldquo那麼，現在的君主們，廚房裡存放着許多肥美的肉類，馬廄裡養育壯碩的馬匹。
可是老百姓卻吃不飽，一個個面黃肌瘦的；在城外郊野，還有人餓死在路旁。
這種情形對照一下，可不等于是縱容驅使禽一獸去吃人嗎？&rdquo 今天在富庶社會中過安定日子的人，或者體會不到這種景象的悲慘，而認為冰櫃裡多存一些肉，養上幾匹馬，又算得了什麼？殊不知，在古代沒有冰箱，也沒有冰櫃，而内府中的人多得很，儲存的肉類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會變質發臭，就隻好扔掉。
這就是所謂的&ldquo朱門酒肉臭&rdquo。
至于養馬，現在大家都坐汽車了，不知道養馬的耗費。
以前養一匹壯馬，比十個人的生活費還多。
要給它好的豆料、雞蛋，還要喝酒，有時候是上好的名酒。
那種跑馬場的賽一馬，還要喂整枝的人參。
戰馬當然也要吃得很好，&ldquo馬無夜草不肥&rdquo，夜晚要派人去遛馬，還要給馬洗澡，真是一筆大耗費。
現在有些人不買汽車，因為汽車每個月的油料和保養費太高了，但比起養馬來，汽車的耗費又小得多。
何況當時的諸侯，并不是光養一匹馬，而是養許多馬。
大夫幹部們也養許多馬。
還有成千上萬的戰馬呢！了解了這些情形，計算一下所需的費用，那麼就知道孟子所說的&ldquo率獸食人&rdquo一點也不假了。
孟子這幾句話，反映了春秋戰國當時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大概，同時巧妙地指責了梁惠王與他下面的這些大臣和幹部。
另段&ldquo率獸食人&rdquo，也等于說你梁惠王的這些大臣們，和猛獸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帶了一批野獸，在那裡吞食老百姓的骨肉啊！所以他又勸梁惠王說：我們看到禽一獸互相殘殺，弱肉強食的時候，都會非常厭惡，憎恨他們，巴不得殺掉他們。
而我們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你是一國的君主，也等于是全國老百姓的父母，應該像對自己兒女一樣，去愛護照顧老百姓。
可是，你現在實施的政治，還免不了好像帶了一群猛獸去吃人似的暴虐，那麼老百姓又怎麼不感到厭惡，你又怎麼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終是遵奉孔子的學說的，最後他還是引用孔子的話來作結論。
在這裡，先要提出一個題外話來研究一下。
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話時，是用&ldquo仲尼曰&rdquo三個字，為什麼不用&ldquo孔丘曰&rdquo或&ldquo丘曰&rdquo呢？我們知道，孔丘是孔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
依古禮對長輩，是可以稱字或号的，甚至于對同輩的人，也隻稱字号而不稱名的，絕對不能連名帶姓一起叫。
孔子是春秋時人，孟子是戰國時人。
時間上，孟子已經是晚輩了。
而孟子是子思門人的學生，子思又是孔子的孫子，所以孟子比孔子當然是再晚又晚輩了，所以他應該尊稱孔子的字号。
即如在《禮記》中子思稱孔子，也稱仲尼，這是中國的古禮。
但是到了後來，漸漸變成對長輩不能稱字号了。
尤其是對自己的父親或祖父，直接稱号，反倒要讓人覺得大逆不道了。
孟子在這次談話中，把孔子的話舉出來，他說：&ldquo孔子曾經說，第一個制作陶泥人用來陪葬的人，不會有後代吧１因為他雖然沒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樣，在心理上，還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mdash&mdash正如許多标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館裡，大吃素雞素鴨。
誠然，所吃到的仍舊是豆腐、豆皮、豆幹、面粉之類，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雞吃鴨的念頭，就和吃葷沒有兩樣。
既然這種用代替品假設，而存有一點活人陪葬的心理念頭都是不可以、不應該的，又怎麼可以活生生地使老百姓們餓死呢？ 實際上孟子是指責梁惠王上梁不正下梁歪。
領頭在那裡率獸食人的，就是他梁惠王。
隻是不便直接指責，才引用孔子這個&ldquo始作湧者&rdquo來隐喻，指責梁惠王領導無方，自己王府裡那麼奢侈，領導大臣們也競相浪費，而老百姓們則無飯可吃，竟然餓死。
梁惠王念苦經 梁惠王曰：&ldquo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裡；南辱于楚。
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rdquo 孟子對曰：&ldquo地方百裡，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憚、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被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
王請勿疑&rdquo。
他們這一次的談話，司馬遷在《史記》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經稍稍提到過一點，語意一樣，文字不同。
在這裡，梁惠王提起晉國。
大家應該記得，原韓、魏、趙三國的祖先，曆代都是臣事晉國的，後來他們分了晉國的土地，而自己獨立稱王。
現在他又自稱是承接了晉國的傳統，晉國就等于是他們的祖國。
因此梁惠王對孟子從他的祖國談起。
他說：&ldquo我的宗主國在晉文公的時候，曾經稱霸諸侯，曆史上的強盛情形，你老夫子是知道的。
但是到了我這一代，說來真慚愧，倒黴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裡，求和于強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國欺淩侮辱，一直受他威脅。
像這樣的國恥，我實在忍受不了。
我願意為這些為國犧牲的先一烈們雪恥。
請問你，我應該怎麼做才好？&rdquo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榮曆史。
其實從春秋大義來說，魏是叛晉的，談不上光榮。
不過當時在中原一帶，三晉的确是相當強盛的。
這些且不去管它，我們從曆史上可以知道，這次梁惠王對孟子所提出來的，正是他那個時候的中心問題。
魏國當時為政的重心所在，就是為了雪恥圖強。
梁惠王先後對鄒衍、淳于髡這些謀士的恭敬禮請，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
當時的各國，走富國強兵的路線，大多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
這是戰國時代，國際間一種共同的情況&mdash&mdash相當于個人的冤冤相報。
在循環報複的思想下，綿延了幾百年的國際戰亂，這是值得注意的。
仁政之道 對于梁惠王的宏圖，孟子告訴他，隻要有百裡的小小領土，如果做得好的話，也一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可以達到以王道統治天下的目的。
他繼續告訴梁惠王治國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統治别人的霸道思想。
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實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樣施仁政？孟子對梁惠王列舉了幾點施仁政的作法。
當然，這隻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舉仁政的要點，第一是省刑罰。
刑與罰是法治上的兩種精神，有所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點。
孟子這裡告訴梁惠王，對于刑罰的施為，應該以省略為上，不可太苛重。
法治并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國的治術之一，不過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簡明，不可繁重嚴苛。
王道是要以仁義為本的。
後世儒者有的隻講仁義，主張不要刑罰，有的法家主張治國不能用仁義，都是失之于偏。
所以唐代的學者趙蕤，在他所著的《長短經·政體》篇中，對于嚴刑罰，曾引孔子的話，作了這樣的評議：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故三軍大敗，不可斬。
獄犴不治，不可刑。
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
夫慢令謹誅，賊也。
征斂無時，暴也。
不誠責成，虐也。
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
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
何剛？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
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
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後仁義興于上也。
法令者，賞善禁一婬一，居理之要。
商、韓見其如此，因日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于下也。
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
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
故仲長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響應。
人不為用者，怨毒結于天下也。
桓範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衆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
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
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
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二。
&rdquo 趙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話，對于王道政治中，刑罰與仁義道德的關系，相輔相成的功能，體用本末的作用，實在可以視為孟子這裡&ldquo省刑罰&rdquo三個字的闡揚。
也是王道精神并不排斥刑罰，以仁義為本，以刑罰為用，而輔仁義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說明。
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孟子動辄稱仁義。
但是對梁惠王說仁政，隻說&ldquo省&rdquo刑罰，而不說&ldquo去&rdquo刑罰的原因。
所謂&ldquo治國不須刑罰&rdquo，那隻是秦漢以後腐儒們的迂闊之見。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個措施，是&ldquo薄稅斂&rdquo，減輕國家的經常稅賦，減輕公府的公費、規費和臨時的稽征。
像秦始皇造阿房宮、宋徽宗之造艮嶽，
如果移用孟子這兩句話來形容今天的美國，也有點相像。
美國人養狗，有狗醫生不說，還有特制的狗衣狗帽，以及狗的美容院，為狗理發修毛。
平日有專門喂狗的罐頭食品，其中牛肉、雞肉都是上等貨，不次于落後地區人們的食物，近來還有狗飯店，專門為那些&ldquo天之驕犬&rdquo準備它們喜歡吃的東西。
在美國雖然很少聽到餓死人的事，可是失業的問題卻很嚴重。
孟子對梁惠王指出了魏國當時的不良政風，更加強了語氣說，這樣狗食人食的情形，你不做一番檢讨；路上餓死了人，你也沒有開倉發糧去救濟。
透過這兩句話，我們就知道，魏國的政治的确不好。
所以孟子就針對梁惠王自誇移民輸糧的話，加強了語氣說，在這樣狗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情形下，你還自誇河東兇年移民河内，把河内糧食送到河東就是德政。
對于死了的人，你還說是天災，是兇年造成的，并不是政治不好。
這種說法，和用刀殺了人，而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刀殺的，又有什麼兩樣？ 最後，孟子說，你不必把這些造成一人民痛苦的責任，推到天災荒年上去。
如能自己檢讨，承認在政治上還沒有真正為民謀福利，然後向王道的政治上去努力，那麼就可以使天下歸心，大家都會擁護你，欽仰你，到你魏國來的人民自然就多了。
讀了這段記載，又使人想到五代的一些故事。
在唐末以後，乃至于曆代變亂的時候，中原的知識分子和高階層人士，多向南方逃到廣東、福建一帶避亂。
唐一人詩所說的&ldquo避地衣冠盡向南&rdquo，就是這一階段的事。
唐末有一個藩鎮王審知，在福建擁兵割據，他的後代曾自稱閩王。
王審知倒很有大量，收羅了這些自北邊逃來的文人名士，都在福建落籍，名詩人韓惺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當時目睹唐末的現況，所作的詩中曾有&ldquo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隻見花&rdquo的句子，這是何等凄涼的景象（在古代，清明節前二日為寒食節，禁火三天，全國都不舉煙火，沒有炊煙）。
走遍了上千的村落，像是在寒食節的日子，看不見人煙，而郊野的山花，依然開放，卻沒有人去欣賞，又是多麼落寞。
光是這詩人筆下的風光，就夠使人酸鼻的了。
在明代張式之撫閩的時候，亦有&ldquo除夕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rdquo的詩句，描寫戰亂的景象。
至于五代詩人杜苟鶴的詩，就是把戰亂中的百姓苦難，刻畫得更詳盡而深刻了。
在這裡介紹他十首時世吟中的兩首，就可見其一斑： 夫因兵亂守蓬茆，麻芒裙衫鬓發焦。
桑拓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
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帶葉燒。
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遙。
其二雲：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
因供寨木無桑拓，為點鄉兵絕子孫。
還似升平催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
至今雞犬皆星散，落日西山哭倚門。
用文藝的眼光看，這兩首七律，不但是詩中有畫，而且畫中有淚又有血，可不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時，所說&ldquo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rdquo的放大麼？這正如清末日據時期台灣詩人王松的詩說：&ldquo不合時宜知多少，生逢亂世做人難。
&rdquo 談到五代的詩，又令人想起五代時馮道的典故來。
馮道這個人，後代批評他無一恥。
指責他自稱儒者，竟然&ldquo有奶便是娘&rdquo，前後做了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十個皇帝的官。
但是深入地仔細研究馮道的詩文以及他為官時的作為，當可知道，在他心目中，五代時的那些君主，都是不值得去盡忠的。
他之所以曆代為官，目的并不在于貪圖富貴，而是怕五代那些外族皇帝亂來，毀了中華文化。
為了保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才不得已廁身于那亂世中的宦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後世的誤解而為官。
這并不是故意捧他，而是有事迹可尋的。
像後唐的明宗皇帝李嗣源，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各方來的奏章他都不會看，要叫别人讀給他聽。
這位老粗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全國豐收，自然很高興，也不再粗裡粗氣，一副不像皇帝的樣子了，懂得斯斯文文，從從容容和馮道談起國内豐收、四方無事的樂事。
這時馮道并沒有一味圓滑、錦上添花地順着明宗說話，他卻對明宗說：&ldquo我以前在先帝莊宗幕府做事的時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經過井陉縣。
那裡的地形非常險惡，路況又不好，崎岖不平的，我深恐摔下馬來跌死了，所以兩手緊緊地抓住緩繩辔口，兩腿用力夾住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僥幸沒有出事。
等走過了這段險路，到達平坦大道上的時候，心理上放松了，手腳也放松了。
可不料在這平坦大道上，卻狼狽地摔下馬來，跌了一大跤。
所以我想到，身為一個國家領一導一人，從事天下國家大業的時候，大概更要時時留意。
&rdquo 他就這樣澆了明宗一頭冷水。
這盆冷水當然不敢直潑，以免惹禍，于是拐了許多彎子，也可見他用心良苦。
這位不識字的皇帝，倒蠻有器量的，聽了馮道的反調，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認為馮道的話很有道理，甚至有一點向馮道讨好的意味，接着問馮道說：&ldquo今年雖然豐收了，老百姓的糧食夠吃了嗎？&rdquo這種态度和剛剛志得意滿的味道不同了，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
可是馮道還是沒有阿谀奉承的話，他還是講實際的情形和正确的道理。
所以他說：&ldquo農家在歉收的兇年，很可能會餓死。
如果是豐收，則所謂谷賤傷農，谷米多了，賣不出高價，還是吃虧受損。
所以無論是豐收或歉收，農民的生活都是很苦。
我記得進士聶夷中曾經有這樣一首詩：&lsquo二月賣新絲，五月粜新谷。
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rsquo這首詩雖然句子很白話，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可是委婉地寫盡了種田人家的實在情形，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農民是最辛勞也是最困苦的，這是身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rdquo 明宗聽了他這些話，大為高興，立刻命令旁邊的人，把聶夷中的這首詩記錄下來，并且要常常朗誦給他聽。
我們引述這些曆史故事以後，對于孟子這幾句一精一煉的話，才能夠有深刻的認識，而了解他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就不會覺得孟子的話枯燥無味，平淡無奇了。
同時，把曆史和經書綜合起來研究以後，我們更可以發現中國曆史幾千年來的一大缺失，就是農田水利問題。
直到現代，還沒有獲得徹底圓滿的解決。
如馮道所說&ldquo豐兇兩病，惟農家為然。
&rdquo的農村情形，自漢、唐、宋、元、明、清曆代中，除了各有一段極短時期例外，農村都是如此困苦，未獲解決。
隻有現在三十年來，積極改良土地，建設水庫水壩，再加配肥等等措施及農技，才免除了兇年歉收的現象。
豐收中又實施了以高市價的标準價格，收購餘糧，避免了谷賤傷農的弊病，的确是中國曆史上的善舉；但農村經濟受到現代工商業發展的沖擊，新的問題又複不斷産生，因此有關當局仍須繼續努力。
二郎神和都一江一堰 而過去幾千年來，農田水利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尤其黃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百裡地田園廬墓為廢墟。
耕種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于祖宗的墳墓都保不住，這又和孟子所說的中國政治哲學的&ldquo養生喪死無憾&rdquo的原則違背了。
造成這種弊害的，水利不興的原因尤重。
我國自大禹治水以後，三代以下近兩三千年以來，時有水患，而以黃河長一江一兩大河流為烈。
黃河的水利，根本就沒有治好過；長一江一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隻有上遊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遠在秦始皇時代治好的都一江一堰。
那是在四川青城山下，灌縣縣治旁邊的一個峽口，名為灌口，也就是杜甫詩中&ldquo錦一江一春一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rdquo所謂的&ldquo玉壘&rdquo和&ldquo離堆&rdquo等名勝地區所在。
此地築有一座水壩，在壩上有一座二郎廟，廟中所供的神像，并不是《封神榜》小說中的二郎神楊戳，而是秦昭王時，蜀中太守主持建築都一江一堰的李冰父子。
說到李冰父子，現在讓我們看看清人錢茂所撰《曆代都一江一堰功小傳》中對他們的簡述： 秦李冰 李冰，戰國時人。
知天文地理，隐居氓峨，與鬼谷友。
時張若守蜀，與張儀築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薦冰代若。
冰營郡治，緻神龜，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
壅一江一作堋，穿鄲檢兩一江一，别支流過郡下，以行舟船。
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随水流，坐收其利。
又引溉田疇，以萬億計。
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镌石定水則，傀無失度。
作大堰以扼蓄洩咽喉，稱都安堰。
即今都一江一堰。
蜀以此無饑謹，号天府焉。
冰複導洛通山洛水，與鄲别一江一會新津大渡，穿廣都鹽井諸陂池，鑿南安溷崖，以殺沫水，世鹹飨其利，都一江一堰乃其較著者也。
其作堰，破竹為籠，以石累其中，或鎮以石牛石人，設象鼻魚鈎護岸。
有石刻《深淘灘，低作堰》六大字，尤心傳之妙者，曆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飼緻祭，元至順元年，封聖德英惠王。
至國朝，封敷澤興濟通祐王，載在祀典。
李二郎王叕 二郎為李冰仲子，喜弛獵，史轶其事，名字無考，世傳種種異迹，薦紳先生難言之。
可征者，誰作五石犀，以壓水怪，穿石犀溪于一江一南，命日犀牛裡，與其友七人靳蛟。
又假飾美一女，就婚**（第一字：上薛下蟲，第二字：左角右粦），以入祠勸酒。
或謂即冰為牛鬥刺殺一江一神事傅會之，詳見《水經注》。
然考亭朱子雲：二郎與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固有在也。
元至順元年，封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
國朝封承績廣惠顯王。
王叕事轶，蜀典姓源韻譜，謂與李冰同時人。
方氏通雅作王*（上叕下土），謂與冰同穿二一江一，其他無聞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來灌口這個地方，河床有一個彎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時候，這條一江一上遊源頭的雪山上，整個冬天的大量積雪開始融化，雪水自廣闊的雪山山脈數以百計的峰頭，滾滾而下，彙集到灌口這個隘口時，更是波濤洶湧，聲若雷鳴。
氣勢之雄，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門水庫放水時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不作适當的措施，那麼災害之大，當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遊各地，與黃河的水患，互相比惡了。
早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ldquo深淘灘，低作堰&rdquo之六字真言，以抛流籠的辦法，建築這座都一江一堰，使這裡的洪水不緻泛濫。
所謂流籠，是用青竹，剖開以後，浸過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纖維拉力，以及防水漬的腐蝕力。
再将這種處理過的青竹，編織成長數丈，直徑一米多，有六角形空洞（俗稱一胡一椒眼）的竹籠，然後把大大小小圓形&mdash&mdash近似鵝卵的石塊（俗稱鵝卵石），填到這竹籠内，就做成了流籠。
把這種流籠，壩作一江一岸，作有規則的排列，而堆積成水壩。
當洪水沖來的時候，遇到這種流籠，洶湧的水勢，就被阻擋，但又從籠與籠之間以及籠中鵝卵石之間的空隙通過，于是就收到了減緩水勢的适度效果。
堰堤水壩便安全不緻被沖毀，也無堤腳被淘空的危險。
隻是每年要檢查一下，發現了腐朽的流籠，就要更換新的。
這座都一江一堰，就這樣從秦代到現在，使用了幾千年，堰堤不壞，功能不減。
抗戰時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許多西方國家的現代水利學者、堤壩專家們，到都一江一堰共同參觀研究，認為常換流籠太麻煩，于是提出計劃，以他們的現代力學方法，改建水泥壩。
不料還是不行。
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複原狀，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的老辦法。
這種流籠，我國現代的水利工程人員，目前還在沿用。
但是這種流籠，如果用在黃河，就失去效用。
因為黃河的流水混濁，帶有大量的泥沙，流過流籠時，泥沙沉澱停滞在石縫間，很快就被淤塞起來，就失去減緩水勢的功用，而終被流水沖垮。
這曆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在經濟建設方面，工商發展方面暫且不說，我們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對于農田水利的問題，則始終沒有解決。
引申到這裡，我們透過孟子這簡煉的幾句話，可以看到中國曆史上悲劇性的一面，存在着許許多多的問題，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說的&ldquo使民養生喪死無憾&rdquo的程度。
同時我們也了解，這&ldquo使民養生喪死無憾&rdquo，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民生問題。
而現在世界各國，各種政治思想哲學，都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主。
民生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乃至共産主義也好，不管他們提的什麼主張，何項辦法，總不外乎解決民生問題。
究竟要做到什麼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标。
當然，現在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上繼孔孟所提出來的中國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
但看今日的實際情形，大同理想的實現，還有待我們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殺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曰：&ldquo寡人願安承教。
&rdquo 孟子對曰：&ldquo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rdquo 曰：&ldquo無以異也。
&rdquo &ldquo以刃與政，有以異乎？&rdquo 曰：&ldquo無以異也。
&rdquo 曰：&ldquo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草。
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車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仲尼曰：&lsquo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rdquo 這段文章的記載上，顯示出來，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響，每談一次話，态度就好轉一次。
這次的談話，比以前幾次更好得多了。
他一開口就說：&ldquo我願意虛心地專誠向你請教，聽取你孟先生的意見。
&rdquo所以他也沒有提出什麼問題來發問，隻是希望孟子給他一些意見，今後治國該怎麼辦。
這種态度，看來的确是虛心而誠懇的，存心要向孟子請教。
孟子見他那樣誠懇，所以答複梁惠王的話，也是誠懇地講實在話，一點沒有虛僞客套。
他以問為答地說：&ldquo一個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殺死人，有什麼分别麼？&rdquo孟子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慮地立即答複孟子：&ldquo當然沒有什麼分别啊１雖然用的兇器不同，但殺人的居心，和殺死人的結果都是一樣，這有什麼不同呢？ 在這裡，我們又看到孟子談話的高明了。
真是剝繭抽絲，逐步層層深入。
等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這個問題以後，冷不防，話鋒一轉，逼進一步問道：&ldquo好了，你既然說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樣殺人。
那麼我再請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殺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别了呢？&rdquo 孟老夫子這一逼，可把一個梁惠王逼得轉不過彎來了，也許當時被問得愣了一下，梁惠王心裡總不肯承認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
但是因為自己身為施政的一國之王，隻好眨眨眼，搖搖頭說：&ldquo當然也沒有什麼兩樣啊１ 好了，兩個問題一轉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後，正文來了。
孟子于是說：&ldquo那麼，現在的君主們，廚房裡存放着許多肥美的肉類，馬廄裡養育壯碩的馬匹。
可是老百姓卻吃不飽，一個個面黃肌瘦的；在城外郊野，還有人餓死在路旁。
這種情形對照一下，可不等于是縱容驅使禽一獸去吃人嗎？&rdquo 今天在富庶社會中過安定日子的人，或者體會不到這種景象的悲慘，而認為冰櫃裡多存一些肉，養上幾匹馬，又算得了什麼？殊不知，在古代沒有冰箱，也沒有冰櫃，而内府中的人多得很，儲存的肉類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會變質發臭，就隻好扔掉。
這就是所謂的&ldquo朱門酒肉臭&rdquo。
至于養馬，現在大家都坐汽車了，不知道養馬的耗費。
以前養一匹壯馬，比十個人的生活費還多。
要給它好的豆料、雞蛋，還要喝酒，有時候是上好的名酒。
那種跑馬場的賽一馬，還要喂整枝的人參。
戰馬當然也要吃得很好，&ldquo馬無夜草不肥&rdquo，夜晚要派人去遛馬，還要給馬洗澡，真是一筆大耗費。
現在有些人不買汽車，因為汽車每個月的油料和保養費太高了，但比起養馬來，汽車的耗費又小得多。
何況當時的諸侯，并不是光養一匹馬，而是養許多馬。
大夫幹部們也養許多馬。
還有成千上萬的戰馬呢！了解了這些情形，計算一下所需的費用，那麼就知道孟子所說的&ldquo率獸食人&rdquo一點也不假了。
孟子這幾句話，反映了春秋戰國當時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大概，同時巧妙地指責了梁惠王與他下面的這些大臣和幹部。
另段&ldquo率獸食人&rdquo，也等于說你梁惠王的這些大臣們，和猛獸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帶了一批野獸，在那裡吞食老百姓的骨肉啊！所以他又勸梁惠王說：我們看到禽一獸互相殘殺，弱肉強食的時候，都會非常厭惡，憎恨他們，巴不得殺掉他們。
而我們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你是一國的君主，也等于是全國老百姓的父母，應該像對自己兒女一樣，去愛護照顧老百姓。
可是，你現在實施的政治，還免不了好像帶了一群猛獸去吃人似的暴虐，那麼老百姓又怎麼不感到厭惡，你又怎麼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終是遵奉孔子的學說的，最後他還是引用孔子的話來作結論。
在這裡，先要提出一個題外話來研究一下。
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話時，是用&ldquo仲尼曰&rdquo三個字，為什麼不用&ldquo孔丘曰&rdquo或&ldquo丘曰&rdquo呢？我們知道，孔丘是孔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
依古禮對長輩，是可以稱字或号的，甚至于對同輩的人，也隻稱字号而不稱名的，絕對不能連名帶姓一起叫。
孔子是春秋時人，孟子是戰國時人。
時間上，孟子已經是晚輩了。
而孟子是子思門人的學生，子思又是孔子的孫子，所以孟子比孔子當然是再晚又晚輩了，所以他應該尊稱孔子的字号。
即如在《禮記》中子思稱孔子，也稱仲尼，這是中國的古禮。
但是到了後來，漸漸變成對長輩不能稱字号了。
尤其是對自己的父親或祖父，直接稱号，反倒要讓人覺得大逆不道了。
孟子在這次談話中，把孔子的話舉出來，他說：&ldquo孔子曾經說，第一個制作陶泥人用來陪葬的人，不會有後代吧１因為他雖然沒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樣，在心理上，還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mdash&mdash正如許多标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館裡，大吃素雞素鴨。
誠然，所吃到的仍舊是豆腐、豆皮、豆幹、面粉之類，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雞吃鴨的念頭，就和吃葷沒有兩樣。
既然這種用代替品假設，而存有一點活人陪葬的心理念頭都是不可以、不應該的，又怎麼可以活生生地使老百姓們餓死呢？ 實際上孟子是指責梁惠王上梁不正下梁歪。
領頭在那裡率獸食人的，就是他梁惠王。
隻是不便直接指責，才引用孔子這個&ldquo始作湧者&rdquo來隐喻，指責梁惠王領導無方，自己王府裡那麼奢侈，領導大臣們也競相浪費，而老百姓們則無飯可吃，竟然餓死。
梁惠王念苦經 梁惠王曰：&ldquo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裡；南辱于楚。
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rdquo 孟子對曰：&ldquo地方百裡，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憚、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被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
王請勿疑&rdquo。
他們這一次的談話，司馬遷在《史記》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經稍稍提到過一點，語意一樣，文字不同。
在這裡，梁惠王提起晉國。
大家應該記得，原韓、魏、趙三國的祖先，曆代都是臣事晉國的，後來他們分了晉國的土地，而自己獨立稱王。
現在他又自稱是承接了晉國的傳統，晉國就等于是他們的祖國。
因此梁惠王對孟子從他的祖國談起。
他說：&ldquo我的宗主國在晉文公的時候，曾經稱霸諸侯，曆史上的強盛情形，你老夫子是知道的。
但是到了我這一代，說來真慚愧，倒黴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裡，求和于強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國欺淩侮辱，一直受他威脅。
像這樣的國恥，我實在忍受不了。
我願意為這些為國犧牲的先一烈們雪恥。
請問你，我應該怎麼做才好？&rdquo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榮曆史。
其實從春秋大義來說，魏是叛晉的，談不上光榮。
不過當時在中原一帶，三晉的确是相當強盛的。
這些且不去管它，我們從曆史上可以知道，這次梁惠王對孟子所提出來的，正是他那個時候的中心問題。
魏國當時為政的重心所在，就是為了雪恥圖強。
梁惠王先後對鄒衍、淳于髡這些謀士的恭敬禮請，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
當時的各國，走富國強兵的路線，大多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
這是戰國時代，國際間一種共同的情況&mdash&mdash相當于個人的冤冤相報。
在循環報複的思想下，綿延了幾百年的國際戰亂，這是值得注意的。
仁政之道 對于梁惠王的宏圖，孟子告訴他，隻要有百裡的小小領土，如果做得好的話，也一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可以達到以王道統治天下的目的。
他繼續告訴梁惠王治國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統治别人的霸道思想。
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實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樣施仁政？孟子對梁惠王列舉了幾點施仁政的作法。
當然，這隻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舉仁政的要點，第一是省刑罰。
刑與罰是法治上的兩種精神，有所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點。
孟子這裡告訴梁惠王，對于刑罰的施為，應該以省略為上，不可太苛重。
法治并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國的治術之一，不過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簡明，不可繁重嚴苛。
王道是要以仁義為本的。
後世儒者有的隻講仁義，主張不要刑罰，有的法家主張治國不能用仁義，都是失之于偏。
所以唐代的學者趙蕤，在他所著的《長短經·政體》篇中，對于嚴刑罰，曾引孔子的話，作了這樣的評議：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故三軍大敗，不可斬。
獄犴不治，不可刑。
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
夫慢令謹誅，賊也。
征斂無時，暴也。
不誠責成，虐也。
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
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
何剛？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
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
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後仁義興于上也。
法令者，賞善禁一婬一，居理之要。
商、韓見其如此，因日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于下也。
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
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
故仲長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響應。
人不為用者，怨毒結于天下也。
桓範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衆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
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
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
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二。
&rdquo 趙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話，對于王道政治中，刑罰與仁義道德的關系，相輔相成的功能，體用本末的作用，實在可以視為孟子這裡&ldquo省刑罰&rdquo三個字的闡揚。
也是王道精神并不排斥刑罰，以仁義為本，以刑罰為用，而輔仁義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說明。
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孟子動辄稱仁義。
但是對梁惠王說仁政，隻說&ldquo省&rdquo刑罰，而不說&ldquo去&rdquo刑罰的原因。
所謂&ldquo治國不須刑罰&rdquo，那隻是秦漢以後腐儒們的迂闊之見。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個措施，是&ldquo薄稅斂&rdquo，減輕國家的經常稅賦，減輕公府的公費、規費和臨時的稽征。
像秦始皇造阿房宮、宋徽宗之造艮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