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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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北宋的敗亡，就是敗亡在他&ldquo獨享宮室園林之樂&rdquo的生活上，并不為過。
雖然當時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童貫、蔡京之流乃至于裝妖弄鬼的道士，專一政弄權。
但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得他的一寵一信，掌握到政權，細按史實，都和他的獨夫之樂有密切關系，這又是較之秦始皇、隋炀帝，更進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長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谄媚功夫的宦官童貫，一得到徽宗歡心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一江一蘇、杭州一帶，去搜索一江一南的書畫古董，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奇珍異物。
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幾個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裡時，在信上總是為蔡京說上些好話，再加上一個常到皇後那裡畫符念咒的道士徐知常，透過大學博士範緻虛在京裡為奧援，于是徽宗的心裡對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從此播下了北宋敗亡的種一子。
後來童貫在一江一南搜索珍玩的事，愈來愈大，竟然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mdash&mdash&ldquo應奉局&rdquo，擴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等手工藝品，無一不包，樣樣都要。
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裡為皇帝盡義務作苦工，而所用的這些價值昂貴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負擔，皇家是不給錢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當時蘇州有朱沖、朱勔父子，本來是犯法受過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歡心。
于是蔡京就推薦到童貫的下面聽差，而做起官來了。
一次徽宗看到童貫送到京裡的花石，非常高興。
蔡京從宮廷的内線中，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囑咐朱沖，秘密地搜集浙一江一的珍異送到京裡。
最初送去的三株黃楊，徽宗頗為欣賞，嘉勉了一番。
這條路子一打開，以後送到京裡的花石和珍玩，就越來越多，年年增加，運輸的船隻，在汴京與淮河之間往來不絕，而被人号稱為&ldquo花石綱&rdquo。
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愛，而命令朱沖的兒子朱勔，在童貫下面，主持應奉局和花石綱。
朱勔這小人得勢之後，橫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内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萬，少也幾十萬，他說是為了替皇帝辦事要用的。
皇家管錢的人，誰也不敢說個不字，誰也不敢得罪他，内府的錢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錢了。
在民間他更是嚴搜刻括，巨細無遺，就是窮鄉僻境、深山大壑中隐藏的東西，也逃不過他的搜括，老百姓家裡的一石一木，隻要稍微有一點賞玩的價值，就派兵卒闖進去，貼上皇家的黃色封條，責令原物主負責保管，如果有所損失，就是對皇帝不敬，一定殺頭。
如果是較大的東西，搬運不便，就連物主的房屋也給拆掉。
假如有人家有一件東西稍微畸形一點，又被指為不祥而獲罪。
在室外郊野的東西，不論是山巅谷底、深淵巨壑，都千方百計，不惜人命找來。
運輸這些東西的船員們，也是狐假虎威仗勢欺人，有時甚至淩辱到州官縣官的頭上。
這種情形之下，老百姓賣兒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為之側目，而已經種下了後來方臘的一場大亂，嚴重地動搖了國本。
最嚴重的是&ldquo艮嶽&rdquo的建築，徽宗因為沒有兒子，心裡總是不惬意。
有一個也是以畫符念咒常常出入禁宮的道士劉混康，對徽宗大談其風水之道。
說什麼京城的西北方，具備了調和天地、順應一陰一陽一的地理。
如果在那裡堆起一座山來，将地勢加高，一定會多子多孫的。
徽宗聽信他的話，動員老百姓，把那裡的地勢加高了幾丈。
後宮恰巧有幾個嫔妃生了兒子，于是徽宗更加相信。
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宮的東邊，依照餘杭鳳凰山的形勢，籌築一座萬歲山。
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時間，才把這座山築成，命名為&ldquo艮嶽&rdquo。
艮嶽的規模，在徽宗自己作的《艮嶽記》裡，有大緻的記載。
盡管隻是梗概，我們讀了以後，也要驚奇得張口結舌。
現代一些國際馳名的什麼公園、什麼樂園的，比較起艮嶽來，也遜色得多。
如果阿房宮、迷樓、艮嶽這些曆代的宮室園林，今天還在的話，中國的觀光勝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寫他的得意傑作有一節說：&ldquo&hellip&hellip按圖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溪、仇池之深淵，與四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瓊奇特異瑤琨之石。
即姑蘇、武林、明月之壤，荊楚一江一湘、南粵之野。
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
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
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香山懷谷。
&rdquo從開頭這一小段文字，就可見這座山的恢宏氣魄，把全國的名勝古迹，奇石異木，都集中到這裡來了。
宋人張吳的筆記裡，還指出了這些東西從各地搬來的運輸情形，都是越一江一渡海，甚至把城廓都鑿開來，以便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損傷地得以通過。
在南宋時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寫了一篇《華一陽一宮記》，所寫的&ldquo艮嶽&rdquo景物，許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記中未曾說到的，可能是艮嶽築成以後，還在陸續增加修建。
祖秀和尚的那篇記中最後的描寫&ldquo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rdquo可謂道盡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記中，結語說：&ldquo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岩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
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
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
&rdquo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ldquo賢者亦樂此乎&rdquo來，更神氣得多了。
可是我們再把他被擄以後，押解到女真去的時候，在中途驿館題的一首詩：&ldquo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
家山回首三千裡，目斷天南無雁飛&rdquo和他的《艮嶽記》放在一起，對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萬千了。
這又是孟子所說&ldquo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rdquo的照會。
所以清人吳楚材對他有兩段極嚴厲但也極适切的批評。
一則說：&ldquo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欲逆天之事，其與隋炀帝、陳後主一律也。
然炀帝之頸，斫于宇文化及之手；陳後主之身，隕于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殁于金虜沙漠之地。
天豈有意肆毒于三君哉！無乃自取之也。
書曰：&lsquo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灑嗜音，峻宇雕牆。
&rsquo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況三君兼有者乎？&rdquo 另一段說他築艮嶽是&ldquo極土木之盛，彈億萬之财，天怒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犯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斂民貨，明日勞民力，自古荒一婬一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
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rdquo他用孟子的話作了結論，也等于演繹了孟子這兩句話。
頤和園與清末 但是，正如杜牧說的&ldquo後人哀之而不能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rdquo。
清人對宋代徽宗皇帝作了如此嚴刻的批評，可是清朝的末代，并沒有把它當作一面鏡子，放在當前，經常對照對照，看看自己可曾變成那副模樣？所以後來有了慈禧太後的興建頤和園，大動土木，搜括天下，弄到民不聊生。
當時列強環伺，乘隙而入，強行索取，紛紛要求割地、賠款。
後來八國聯軍一役，西人的堅甲利兵，進逼北京，清廷毫無阻擋能力，結果慈禧這位老太婆隻好帶着小皇帝，狼狽而逃。
最後終于把清朝祖宗打下來二百多年的一江一山斷送了。
幸虧國民革命乃屬義師，鼎革之時，還優待了清朝末代皇帝的家室，并且保留了那座用老百姓血汗建成的頤和園，應該為後世萬代很好的殷鑒吧！ 鳳閣龍樓與李後主 檢讨了這幾個&ldquo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rdquo的皇帝，貪享園林之樂的結果。
我們更想到一位極有詩才的末代皇帝&mdash&mdash李後主被俘後的詩： 一江一南一江一北舊家鄉，四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闱今冷落，廣陵台殿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又另一阙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裡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幹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鬓銷磨。
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揮淚對宮娥。
寫來字字是淚，句句是血。
而當時那些吳苑宮闱廣陵台殿，以及鳳閣龍樓等等的昔日繁華，卻不能與民同樂，可見沒有&ldquo共有、共享&rdquo的社會福利，是不會長久的，獨樂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國家，當時統治階層的奢靡狀況，也是如此，甚至還要更厲害。
西方國家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制度、民一主自一由的思想，那還是十四世紀文藝複興運動以後的事，距今不過幾百年而已。
從這些曆史事實，以及李後主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知道，孟子所說的&ldquo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rdquo的兩句話，不但是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此，即使一個家庭的興衰，每一個人的成敗，也都是如此。
盡管是做了龐大的事業，擁有千萬美金，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建立起一個道德标準，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基礎，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這些有形的财富，隻是暫時屬于你的，而不是真正為你所有的。
當你到了眼睛一閉，兩腿一伸的時候，一塊錢也不是你的了，這也就是孟子說的&ldquo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rdquo 再說，物質環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快樂？這是一個觀念問題，并不是絕對的。
固然，物質環境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人的心情與思想。
但有高度精神修養的人，同樣地能夠以自己的心，去轉變環境的。
如孔子說顔回：&ldquo賢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rdquo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并不因為物質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立身處世的道德标準和這一些精神的修養，縱然有再多的财富，再好的物質環境，而他的心理上，并不會快樂的。
前面我們所舉曆史上那幾個君主的史實，固然是很好的例證，我們如果再從現代西方國家的精神病學家或心理病學家手上的病例去研究，也可以獲得證實&mdash&mdash&ldquo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rdquo 梁惠王曰：&ldquo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内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内。
河東兇亦然。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rdquo 孟子對曰：&ldquo正好戰，請以戰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rdquo曰：&ldquo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rdquo 曰：&ldquo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
&rdquo &ldquo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
數罟不入氵誇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谷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ldquo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謹庫序之教，申之以孝。
涕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手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
&rdquo &ldquo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
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lsquo非我也，兵也。
&rsquo王無歲罪，斯天下之民至焉。
&rdquo 《清明上河圖》的背面 當然，由于孟子的偉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養，一直講王道政治的精神，也感動了梁惠王，已經漸漸聽得進孟子的話了。
所以兩人在這一段談話語氣中，已經表現出來，不像前兩次，一邊說：&ldquo老頭子，你從那麼遠跑到我大梁來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辦法？&rdquo一邊卻答：&ldquo何必一開口就談利，談談仁義吧&rdquo那麼格格不入了。
這次的談話情形，就比以前融洽一些，好像比較更談得來了。
所以梁惠王說：&ldquo平心而論，我對我的國家已經盡心盡力地去做了。
譬如說，在我的國境以内，黃河内套，如果遭遇了水旱天災、糧食歉收的兇年，我就把河内的人民，遷移到河東來；同時在河東征收了糧食，送到河内去，使河内的人，不至于受到饑餓的痛苦。
假如是河東遭遇到什麼災害的時候，我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去照顧幫助河東的人民，這都是我盡心仁愛人民的事實。
你是講仁義的，要我施仁政的，我這樣不是正符合了你的主張嗎？現在看看我的鄰邦，他們沒有這樣做，可是他們的人民并沒有減少，我曾經照你的理論那樣做了，我的人民也沒有增加起來。
這是什麼道理呢？&rdquo 梁惠王為什麼會提出這些問題來？假如以現代的人口觀念來看，世界人口爆滿，各國糧食都發生問題，普遍在推行家庭計劃，哪裡怕人家的人口不少，而自己的人口不多呢？固然他那樣應付兇年歉收的态度，也是理所當然，政府應有的責任。
但在方法技術上來說，弄得老百姓搬來遷去，那麼辛苦，也未必是最好的措施呢！ 可是我們必須先了解戰國的時代文化背景。
戰國的諸侯各國，雖然不同于西方的封建制度，但人民、領土、政權，都是諸侯們的私有财産，自然領土越廣，人民越多，實力、權勢越大，在國際間的地位就愈高，就能稱雄稱霸。
由于那時還沒有國籍制度，也沒有移民限制，更沒有護照的辦法，老百姓可以比較自一由遷徙，哪一個國家富強，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就可以搬到哪一個國家，作他的國民。
而在戰國當時，天下&mdash&mdash全中國的人民，隻不過幾千萬人而已，真正是地廣人稀，和近代的情形大不相同。
這一分析之下，就知道當時梁惠王對孟子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麼孟子怎樣答複呢？他說：&ldquo你梁惠王喜歡打仗，我就以戰争來譬喻給你聽。
在作戰的時候，戰鼓一響起來，部隊向前沖鋒，雙方接近戰鬥以後，一直怕死的兵将脫了戰袍，丢了兵器往後逃走，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來，而跑了五十步的人，卻譏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膽小。
你梁惠王覺得譏笑得對嗎？&rdquo孟子這樣反問，等于設了一個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這是他談話技巧的高明，如果寫文章，則是一種有層次，設伏筆的手法。
由此足見孟子這個人不是後世一些腐儒所說的那麼迂闊。
果然，梁惠王說：&ldquo當然不可以譏笑别人，他們不過沒有逃一百步，但同樣的是逃亡退卻啊１ 于是孟子說：&ldquo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那也就不必希望你的老百姓會比鄰近國家的更多了。
&rdquo 孟子說梁惠王好戰，老實說在那個時代，誰不好戰？如不打仗，就難以生存，就不叫做戰國時代了。
梁惠王為了恢複他父親魏武侯、祖父魏文侯時代的那種輝煌的局面，隻好求之戰争。
但也确有好戰之過，像他派龐涓去打齊國的那一仗，是大可以不打的，結果龐涓戰死，吃了一個大敗仗，實在是人謀不臧、自食惡果之報。
不過孟子的話，還是說得相當委婉的。
他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你梁惠王遇到兇荒的年歲，移民、輸糧，固然是好事，但也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已。
你的鄰國是壞，但是你實行這種頭痛醫頭的辦法，也隻是比鄰國好了一點。
你不從根本上去着手，除去病源，為國家千秋萬世着想，作百年大計，長久之圖，怎麼可能比鄰國的人民多起來呢？ 從我們的曆史上看，孟子這個話，的确有他的道理。
自從戰國以後，自秦以下，漢、唐、宋、元、明、清曆代除了少數的開國皇帝，或中興之主，有值得标榜的建樹外，大多數的人主，都犯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很少有為國家百年大計作打算的。
孟子在消極地指出了梁惠王的錯誤觀念後，又繼續作積極性的建議，告訴梁惠王實行王道政治，開始時應該注意的基本政策，所謂&ldquo不違農時&rdquo等等。
這一段可以朗朗上口，誦讀起來音節铿锵的美好文章，他的内容則是以當時的農業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從農業的發展，達到農村經濟的繁榮，形成國家的富有；由國家的臻于富庶，進一步達到社會的安定，然後在安定中，實現中國文化所标榜的政治精神&mdash&mdash養生、喪死。
&ldquo養生&rdquo包括了人口的增加，生活的不斷改善，以及生存的保障，生命的延續。
現代西方國家，重視兒童福利，以及老人福利的精神，就是孟子&ldquo養生&rdquo、&ldquo喪死&rdquo的理想範圍。
也就是我們今日标榜的《禮運》的大同世界理想。
所謂&ldquo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鳏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rdquo的境界，也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精神。
但從孟子這一個具體的建議裡，我們可以知道他當時也是所見有限。
因為他的出遊各國，也隻到過中原農業地區，走的地方并不多，比如他所談的隻是農業、漁業、林業三方面的建設，如果他到過新疆、蒙古或者中國西南部分的山區省分，那麼&ldquo數罷不入持池，魚鼈不可勝食也&rdquo就要成問題了。
這些地區哪來的洿池，又從何處去捕魚呢？又像廣西邊境和貴州有些地方，所謂&ldquo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
&rdquo又如何去發展平原農業經濟？ 不過那個時代，還是大禹治水以後，形成以農立國的中原，連發展鹽鐵之利的理論都還沒有确立，在戰國時代還沒有大行。
所以孟子這個具體意見，是将就當時實際的情況，針對當時的經濟結構而建議。
是有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
奈何後世直到清末以前的讀書為政的知識分子，死死抓住孟子的這些觀念，形成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的偏激錯誤觀念，導緻産業落後，經濟衰退的惡果。
不違農時 但是，在這裡要特别注意到&ldquo不違農時&rdquo的這個&ldquo時&rdquo字所涵蓋的意義，不要光從字面上看。
隻是依文解義，就無法了解真正的道理。
梁惠王身為一國君主，而且也不是過于昏庸的統治者，難道會不懂得農時？誰也不會在寒冬大雪的時候去播種布谷，在六七月的炎炎夏日方才去種西瓜，或者在不宜于種蔬菜的時候去下菜種。
而孟子卻在向梁惠王建議三點農事上的注意事項時，第一點就講到&ldquo不違農時&rdquo，豈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嗎？假如我們注意到曆史和地理問題，對于時間&mdash&mdash時代背景，空間&mdash&mdash地理環境兩種因素，共同去體會這句話，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為了達到他們不斷互相征伐、争雄稱霸的目的，都實施富國強兵的近利政策，便濫用民力，不管老百姓們是不是正在插秧的清明、谷雨期間，或者是立秋、處暑的收割季節，都在那裡動用民力，亂搞一陣。
同時漁獵也不選地方，不擇時候。
本來在禽一獸産卵生子的時候，是不打獵的，捕到小魚是該放回水裡的。
所以漁獵也一樣要在适當的時候，不可以任性地亂捕亂獵。
在現代也是如此，像用電捕魚，或用毒一藥投到水裡&ldquo鬧魚&rdquo，都由法令明文禁止。
現在的術語叫做&ldquo保護天然資源&rdquo。
林業也是如此，不可随便砍伐，否則的話，直接的影響，是土地流失，河床淤塞，失去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導緻洪水泛濫的災害。
間接方面，甚至影響到雨量減少等氣象方面的異常。
過去曾經看到許多地方有所謂&ldquo童山灌灌&rdquo的土山，一個個山頭，像嬰兒尚未長發的頭一樣，光秃秃的。
因為過去沒有什麼林務局去管理或經營林業，都是任由老百姓自一由砍伐，不知道保養森林。
孟子是鄒人，鄒在魯國，即現在的山東。
而他所遊曆的地方&mdash&mdash齊、魏等國，即現在的河南、山西一帶平原地區，都是農林業和小型漁獵的社會。
他又看到當時天下的各國諸侯，包括魏國的梁惠王在内，都在為了擴充自己的權力、土地，設法富國強兵，大量剝奪了老百姓的生産時間和勞力。
所以他提出這三件事，對當時的戰國，是非常重要，深具價值的。
我們非但不可依文解義來讀這句話，并且不可輕易放過。
所以他提出這些事是實施王道的開始，一點也不錯。
我們了解了這一層道理，就可知以後孟子一而再地說到&ldquo無失其時&rdquo、&ldquo勿奪其時&rdquo，對這&ldquo時&rdquo字特别重視和強調的道理所在了。
孟子建議梁惠王在國内實施王道政治，社會安定以後，還要提倡家庭副業，譬如五畝之宅，就叫他們種桑養蠶、飼養家禽家畜。
然後五十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絲織品的衣物；七十歲以上的人可以天天吃肉了。
到達了這種富庶的小康境界，進一步教化老百姓們，發揚孝悌的道德，使年長的人不必勞苦，生活能及帛食肉，國境之内，沒有人挨餓受凍。
孟子說，假使一個國家經濟上的富庶，政治、社會中的安定，到達了這樣的情形，卻還不能為國際間的政治領導者，不為天下的盟主，是不可能的。
亂世流亡圖的文學 再看下面一段，孟子指出當時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也即如後世所說&ldquo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rdquo的社會狀況。
這是一段反面文章。
我們從這一小節中，又看到了孟子說話的高明技巧。
他是以當代各國社會中的病态，反面地刺激梁惠王，以激發他行王道的政治。
孟子在這裡，用&ldquo狗彘食人食&rdquo，及&ldquo途有餓莩&rdquo不到十個字，描寫春秋戰國時的亂象病态，雖然深刻而悲痛，但是，沒有經曆過亂世的人，也許無法在這寥寥幾個字中，體會到戰國時代各國的悲慘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戰開始的那一年，許多人進入四川，就親眼看到一個個餓死的人，躺在道路的旁邊，一屍一體的頭上差不多都裹了一塊白布，更增添了悲涼的氣氛。
（當時四川百姓有如阿拉伯、印度的風俗，喜歡在頭上包塊白布，如古代所稱的&ldquo纏回&rdquo一樣。
）那都是當年四川軍閥們，為了争權奪利，連年内戰，為四川造下的惡果。
他們打仗争權，所需的經費，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榨取而來，真是弄到民窮财盡。
他們榨取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征收，将老百姓的财物，單方面的強征硬取而去；一種方法是加租稅，把租率提高到無法再高了，就有所謂預收。
據說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後，四川的軍閥們收稅，竟然預收到一九六一年的稅了。
這是當時一個天大的笑話，在軍閥們制造的這個天大的政治笑話後面，隐藏了多少老百姓的眼淚和血汗！以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那麼富庶的地方，弄到路有餓莩，原因就是軍閥的窮兵黩武，以緻民窮财盡。
在曆史上，這一類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尤其是在戰亂的時候為甚。
像五代時南唐後主李煜的父親李景（原名李景通，後改名李璟，又改名李景），史稱南唐史主，他在國用不夠的時候，就拼命增加賦稅，除了提高稅率以外，還增加稅目，各種苛捐雜稅都來了，名目繁多，簡直難以計數。
甚至老百姓家裡的雞、鴨、鵝等家禽，同時生下兩隻蛋，也要征稅。
到了春夏之間，老百姓庭前門外種的楊柳，當柳絮随風滿天飛舞的時候，竟然還要收柳絮稅。
老百姓在重重賦稅壓力之下，再也無法負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自然就形成了&ldquo予及汝偕亡&rdquo這種深深的怨恨。
像這樣為擴張自己的權力，亂用民力的君主，往往在生活上貪圖享受，耽于聲色，每在宮中養些優伶戲子，唱戲作樂。
這些伶人當然與民間較為接近，比較了解民間的疾苦，有時就在歌舞上，以幽默、滑稽的方式，将老百姓的心聲，在皇帝面前反映出來。
所以當李中主征稅征到雙鵝蛋及柳絮上面去的時候，就有一個伶人演戲時高唱着：&ldquo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
&rdquo這兩句深刻的諷刺，成了名句而流傳千古，幸而李景故裝糊塗，當時沒有追究嚴辦。
從孟子說的&ldquo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rdquo這兩句話，就知道當時魏國所謂的公府，梁惠王和他的高級幹
雖然當時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童貫、蔡京之流乃至于裝妖弄鬼的道士，專一政弄權。
但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得他的一寵一信，掌握到政權，細按史實，都和他的獨夫之樂有密切關系，這又是較之秦始皇、隋炀帝，更進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長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谄媚功夫的宦官童貫，一得到徽宗歡心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一江一蘇、杭州一帶，去搜索一江一南的書畫古董，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奇珍異物。
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幾個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裡時，在信上總是為蔡京說上些好話，再加上一個常到皇後那裡畫符念咒的道士徐知常，透過大學博士範緻虛在京裡為奧援，于是徽宗的心裡對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從此播下了北宋敗亡的種一子。
後來童貫在一江一南搜索珍玩的事，愈來愈大，竟然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mdash&mdash&ldquo應奉局&rdquo，擴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等手工藝品，無一不包，樣樣都要。
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裡為皇帝盡義務作苦工，而所用的這些價值昂貴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負擔，皇家是不給錢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當時蘇州有朱沖、朱勔父子，本來是犯法受過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歡心。
于是蔡京就推薦到童貫的下面聽差，而做起官來了。
一次徽宗看到童貫送到京裡的花石，非常高興。
蔡京從宮廷的内線中，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囑咐朱沖，秘密地搜集浙一江一的珍異送到京裡。
最初送去的三株黃楊，徽宗頗為欣賞，嘉勉了一番。
這條路子一打開，以後送到京裡的花石和珍玩，就越來越多，年年增加，運輸的船隻，在汴京與淮河之間往來不絕，而被人号稱為&ldquo花石綱&rdquo。
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愛，而命令朱沖的兒子朱勔，在童貫下面，主持應奉局和花石綱。
朱勔這小人得勢之後，橫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内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萬，少也幾十萬，他說是為了替皇帝辦事要用的。
皇家管錢的人，誰也不敢說個不字，誰也不敢得罪他，内府的錢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錢了。
在民間他更是嚴搜刻括，巨細無遺，就是窮鄉僻境、深山大壑中隐藏的東西，也逃不過他的搜括，老百姓家裡的一石一木，隻要稍微有一點賞玩的價值，就派兵卒闖進去，貼上皇家的黃色封條，責令原物主負責保管，如果有所損失，就是對皇帝不敬，一定殺頭。
如果是較大的東西，搬運不便，就連物主的房屋也給拆掉。
假如有人家有一件東西稍微畸形一點，又被指為不祥而獲罪。
在室外郊野的東西，不論是山巅谷底、深淵巨壑，都千方百計，不惜人命找來。
運輸這些東西的船員們，也是狐假虎威仗勢欺人，有時甚至淩辱到州官縣官的頭上。
這種情形之下，老百姓賣兒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為之側目，而已經種下了後來方臘的一場大亂，嚴重地動搖了國本。
最嚴重的是&ldquo艮嶽&rdquo的建築，徽宗因為沒有兒子，心裡總是不惬意。
有一個也是以畫符念咒常常出入禁宮的道士劉混康，對徽宗大談其風水之道。
說什麼京城的西北方，具備了調和天地、順應一陰一陽一的地理。
如果在那裡堆起一座山來，将地勢加高，一定會多子多孫的。
徽宗聽信他的話，動員老百姓，把那裡的地勢加高了幾丈。
後宮恰巧有幾個嫔妃生了兒子，于是徽宗更加相信。
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宮的東邊，依照餘杭鳳凰山的形勢，籌築一座萬歲山。
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時間，才把這座山築成，命名為&ldquo艮嶽&rdquo。
艮嶽的規模，在徽宗自己作的《艮嶽記》裡，有大緻的記載。
盡管隻是梗概，我們讀了以後，也要驚奇得張口結舌。
現代一些國際馳名的什麼公園、什麼樂園的，比較起艮嶽來，也遜色得多。
如果阿房宮、迷樓、艮嶽這些曆代的宮室園林，今天還在的話，中國的觀光勝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寫他的得意傑作有一節說：&ldquo&hellip&hellip按圖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溪、仇池之深淵，與四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瓊奇特異瑤琨之石。
即姑蘇、武林、明月之壤，荊楚一江一湘、南粵之野。
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
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
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香山懷谷。
&rdquo從開頭這一小段文字，就可見這座山的恢宏氣魄，把全國的名勝古迹，奇石異木，都集中到這裡來了。
宋人張吳的筆記裡，還指出了這些東西從各地搬來的運輸情形，都是越一江一渡海，甚至把城廓都鑿開來，以便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損傷地得以通過。
在南宋時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寫了一篇《華一陽一宮記》，所寫的&ldquo艮嶽&rdquo景物，許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記中未曾說到的，可能是艮嶽築成以後，還在陸續增加修建。
祖秀和尚的那篇記中最後的描寫&ldquo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rdquo可謂道盡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記中，結語說：&ldquo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岩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
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
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
&rdquo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ldquo賢者亦樂此乎&rdquo來，更神氣得多了。
可是我們再把他被擄以後，押解到女真去的時候，在中途驿館題的一首詩：&ldquo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
家山回首三千裡，目斷天南無雁飛&rdquo和他的《艮嶽記》放在一起，對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萬千了。
這又是孟子所說&ldquo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rdquo的照會。
所以清人吳楚材對他有兩段極嚴厲但也極适切的批評。
一則說：&ldquo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欲逆天之事，其與隋炀帝、陳後主一律也。
然炀帝之頸，斫于宇文化及之手；陳後主之身，隕于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殁于金虜沙漠之地。
天豈有意肆毒于三君哉！無乃自取之也。
書曰：&lsquo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灑嗜音，峻宇雕牆。
&rsquo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況三君兼有者乎？&rdquo 另一段說他築艮嶽是&ldquo極土木之盛，彈億萬之财，天怒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犯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斂民貨，明日勞民力，自古荒一婬一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
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rdquo他用孟子的話作了結論，也等于演繹了孟子這兩句話。
頤和園與清末 但是，正如杜牧說的&ldquo後人哀之而不能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rdquo。
清人對宋代徽宗皇帝作了如此嚴刻的批評，可是清朝的末代，并沒有把它當作一面鏡子，放在當前，經常對照對照，看看自己可曾變成那副模樣？所以後來有了慈禧太後的興建頤和園，大動土木，搜括天下，弄到民不聊生。
當時列強環伺，乘隙而入，強行索取，紛紛要求割地、賠款。
後來八國聯軍一役，西人的堅甲利兵，進逼北京，清廷毫無阻擋能力，結果慈禧這位老太婆隻好帶着小皇帝，狼狽而逃。
最後終于把清朝祖宗打下來二百多年的一江一山斷送了。
幸虧國民革命乃屬義師，鼎革之時，還優待了清朝末代皇帝的家室，并且保留了那座用老百姓血汗建成的頤和園，應該為後世萬代很好的殷鑒吧！ 鳳閣龍樓與李後主 檢讨了這幾個&ldquo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rdquo的皇帝，貪享園林之樂的結果。
我們更想到一位極有詩才的末代皇帝&mdash&mdash李後主被俘後的詩： 一江一南一江一北舊家鄉，四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闱今冷落，廣陵台殿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又另一阙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裡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幹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鬓銷磨。
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揮淚對宮娥。
寫來字字是淚，句句是血。
而當時那些吳苑宮闱廣陵台殿，以及鳳閣龍樓等等的昔日繁華，卻不能與民同樂，可見沒有&ldquo共有、共享&rdquo的社會福利，是不會長久的，獨樂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國家，當時統治階層的奢靡狀況，也是如此，甚至還要更厲害。
西方國家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制度、民一主自一由的思想，那還是十四世紀文藝複興運動以後的事，距今不過幾百年而已。
從這些曆史事實，以及李後主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知道，孟子所說的&ldquo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rdquo的兩句話，不但是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此，即使一個家庭的興衰，每一個人的成敗，也都是如此。
盡管是做了龐大的事業，擁有千萬美金，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建立起一個道德标準，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基礎，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這些有形的财富，隻是暫時屬于你的，而不是真正為你所有的。
當你到了眼睛一閉，兩腿一伸的時候，一塊錢也不是你的了，這也就是孟子說的&ldquo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rdquo 再說，物質環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快樂？這是一個觀念問題，并不是絕對的。
固然，物質環境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人的心情與思想。
但有高度精神修養的人，同樣地能夠以自己的心，去轉變環境的。
如孔子說顔回：&ldquo賢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rdquo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并不因為物質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立身處世的道德标準和這一些精神的修養，縱然有再多的财富，再好的物質環境，而他的心理上，并不會快樂的。
前面我們所舉曆史上那幾個君主的史實，固然是很好的例證，我們如果再從現代西方國家的精神病學家或心理病學家手上的病例去研究，也可以獲得證實&mdash&mdash&ldquo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rdquo 梁惠王曰：&ldquo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内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内。
河東兇亦然。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rdquo 孟子對曰：&ldquo正好戰，請以戰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rdquo曰：&ldquo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rdquo 曰：&ldquo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
&rdquo &ldquo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
數罟不入氵誇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谷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ldquo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謹庫序之教，申之以孝。
涕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手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
&rdquo &ldquo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
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lsquo非我也，兵也。
&rsquo王無歲罪，斯天下之民至焉。
&rdquo 《清明上河圖》的背面 當然，由于孟子的偉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養，一直講王道政治的精神，也感動了梁惠王，已經漸漸聽得進孟子的話了。
所以兩人在這一段談話語氣中，已經表現出來，不像前兩次，一邊說：&ldquo老頭子，你從那麼遠跑到我大梁來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辦法？&rdquo一邊卻答：&ldquo何必一開口就談利，談談仁義吧&rdquo那麼格格不入了。
這次的談話情形，就比以前融洽一些，好像比較更談得來了。
所以梁惠王說：&ldquo平心而論，我對我的國家已經盡心盡力地去做了。
譬如說，在我的國境以内，黃河内套，如果遭遇了水旱天災、糧食歉收的兇年，我就把河内的人民，遷移到河東來；同時在河東征收了糧食，送到河内去，使河内的人，不至于受到饑餓的痛苦。
假如是河東遭遇到什麼災害的時候，我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去照顧幫助河東的人民，這都是我盡心仁愛人民的事實。
你是講仁義的，要我施仁政的，我這樣不是正符合了你的主張嗎？現在看看我的鄰邦，他們沒有這樣做，可是他們的人民并沒有減少，我曾經照你的理論那樣做了，我的人民也沒有增加起來。
這是什麼道理呢？&rdquo 梁惠王為什麼會提出這些問題來？假如以現代的人口觀念來看，世界人口爆滿，各國糧食都發生問題，普遍在推行家庭計劃，哪裡怕人家的人口不少，而自己的人口不多呢？固然他那樣應付兇年歉收的态度，也是理所當然，政府應有的責任。
但在方法技術上來說，弄得老百姓搬來遷去，那麼辛苦，也未必是最好的措施呢！ 可是我們必須先了解戰國的時代文化背景。
戰國的諸侯各國，雖然不同于西方的封建制度，但人民、領土、政權，都是諸侯們的私有财産，自然領土越廣，人民越多，實力、權勢越大，在國際間的地位就愈高，就能稱雄稱霸。
由于那時還沒有國籍制度，也沒有移民限制，更沒有護照的辦法，老百姓可以比較自一由遷徙，哪一個國家富強，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就可以搬到哪一個國家，作他的國民。
而在戰國當時，天下&mdash&mdash全中國的人民，隻不過幾千萬人而已，真正是地廣人稀，和近代的情形大不相同。
這一分析之下，就知道當時梁惠王對孟子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麼孟子怎樣答複呢？他說：&ldquo你梁惠王喜歡打仗，我就以戰争來譬喻給你聽。
在作戰的時候，戰鼓一響起來，部隊向前沖鋒，雙方接近戰鬥以後，一直怕死的兵将脫了戰袍，丢了兵器往後逃走，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來，而跑了五十步的人，卻譏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膽小。
你梁惠王覺得譏笑得對嗎？&rdquo孟子這樣反問，等于設了一個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這是他談話技巧的高明，如果寫文章，則是一種有層次，設伏筆的手法。
由此足見孟子這個人不是後世一些腐儒所說的那麼迂闊。
果然，梁惠王說：&ldquo當然不可以譏笑别人，他們不過沒有逃一百步，但同樣的是逃亡退卻啊１ 于是孟子說：&ldquo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那也就不必希望你的老百姓會比鄰近國家的更多了。
&rdquo 孟子說梁惠王好戰，老實說在那個時代，誰不好戰？如不打仗，就難以生存，就不叫做戰國時代了。
梁惠王為了恢複他父親魏武侯、祖父魏文侯時代的那種輝煌的局面，隻好求之戰争。
但也确有好戰之過，像他派龐涓去打齊國的那一仗，是大可以不打的，結果龐涓戰死，吃了一個大敗仗，實在是人謀不臧、自食惡果之報。
不過孟子的話，還是說得相當委婉的。
他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你梁惠王遇到兇荒的年歲，移民、輸糧，固然是好事，但也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已。
你的鄰國是壞，但是你實行這種頭痛醫頭的辦法，也隻是比鄰國好了一點。
你不從根本上去着手，除去病源，為國家千秋萬世着想，作百年大計，長久之圖，怎麼可能比鄰國的人民多起來呢？ 從我們的曆史上看，孟子這個話，的确有他的道理。
自從戰國以後，自秦以下，漢、唐、宋、元、明、清曆代除了少數的開國皇帝，或中興之主，有值得标榜的建樹外，大多數的人主，都犯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很少有為國家百年大計作打算的。
孟子在消極地指出了梁惠王的錯誤觀念後，又繼續作積極性的建議，告訴梁惠王實行王道政治，開始時應該注意的基本政策，所謂&ldquo不違農時&rdquo等等。
這一段可以朗朗上口，誦讀起來音節铿锵的美好文章，他的内容則是以當時的農業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從農業的發展，達到農村經濟的繁榮，形成國家的富有；由國家的臻于富庶，進一步達到社會的安定，然後在安定中，實現中國文化所标榜的政治精神&mdash&mdash養生、喪死。
&ldquo養生&rdquo包括了人口的增加，生活的不斷改善，以及生存的保障，生命的延續。
現代西方國家，重視兒童福利，以及老人福利的精神，就是孟子&ldquo養生&rdquo、&ldquo喪死&rdquo的理想範圍。
也就是我們今日标榜的《禮運》的大同世界理想。
所謂&ldquo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鳏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rdquo的境界，也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精神。
但從孟子這一個具體的建議裡，我們可以知道他當時也是所見有限。
因為他的出遊各國，也隻到過中原農業地區，走的地方并不多，比如他所談的隻是農業、漁業、林業三方面的建設，如果他到過新疆、蒙古或者中國西南部分的山區省分，那麼&ldquo數罷不入持池，魚鼈不可勝食也&rdquo就要成問題了。
這些地區哪來的洿池，又從何處去捕魚呢？又像廣西邊境和貴州有些地方，所謂&ldquo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
&rdquo又如何去發展平原農業經濟？ 不過那個時代，還是大禹治水以後，形成以農立國的中原，連發展鹽鐵之利的理論都還沒有确立，在戰國時代還沒有大行。
所以孟子這個具體意見，是将就當時實際的情況，針對當時的經濟結構而建議。
是有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
奈何後世直到清末以前的讀書為政的知識分子，死死抓住孟子的這些觀念，形成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的偏激錯誤觀念，導緻産業落後，經濟衰退的惡果。
不違農時 但是，在這裡要特别注意到&ldquo不違農時&rdquo的這個&ldquo時&rdquo字所涵蓋的意義，不要光從字面上看。
隻是依文解義，就無法了解真正的道理。
梁惠王身為一國君主，而且也不是過于昏庸的統治者，難道會不懂得農時？誰也不會在寒冬大雪的時候去播種布谷，在六七月的炎炎夏日方才去種西瓜，或者在不宜于種蔬菜的時候去下菜種。
而孟子卻在向梁惠王建議三點農事上的注意事項時，第一點就講到&ldquo不違農時&rdquo，豈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嗎？假如我們注意到曆史和地理問題，對于時間&mdash&mdash時代背景，空間&mdash&mdash地理環境兩種因素，共同去體會這句話，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為了達到他們不斷互相征伐、争雄稱霸的目的，都實施富國強兵的近利政策，便濫用民力，不管老百姓們是不是正在插秧的清明、谷雨期間，或者是立秋、處暑的收割季節，都在那裡動用民力，亂搞一陣。
同時漁獵也不選地方，不擇時候。
本來在禽一獸産卵生子的時候，是不打獵的，捕到小魚是該放回水裡的。
所以漁獵也一樣要在适當的時候，不可以任性地亂捕亂獵。
在現代也是如此，像用電捕魚，或用毒一藥投到水裡&ldquo鬧魚&rdquo，都由法令明文禁止。
現在的術語叫做&ldquo保護天然資源&rdquo。
林業也是如此，不可随便砍伐，否則的話，直接的影響，是土地流失，河床淤塞，失去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導緻洪水泛濫的災害。
間接方面，甚至影響到雨量減少等氣象方面的異常。
過去曾經看到許多地方有所謂&ldquo童山灌灌&rdquo的土山，一個個山頭，像嬰兒尚未長發的頭一樣，光秃秃的。
因為過去沒有什麼林務局去管理或經營林業，都是任由老百姓自一由砍伐，不知道保養森林。
孟子是鄒人，鄒在魯國，即現在的山東。
而他所遊曆的地方&mdash&mdash齊、魏等國，即現在的河南、山西一帶平原地區，都是農林業和小型漁獵的社會。
他又看到當時天下的各國諸侯，包括魏國的梁惠王在内，都在為了擴充自己的權力、土地，設法富國強兵，大量剝奪了老百姓的生産時間和勞力。
所以他提出這三件事，對當時的戰國，是非常重要，深具價值的。
我們非但不可依文解義來讀這句話，并且不可輕易放過。
所以他提出這些事是實施王道的開始，一點也不錯。
我們了解了這一層道理，就可知以後孟子一而再地說到&ldquo無失其時&rdquo、&ldquo勿奪其時&rdquo，對這&ldquo時&rdquo字特别重視和強調的道理所在了。
孟子建議梁惠王在國内實施王道政治，社會安定以後，還要提倡家庭副業，譬如五畝之宅，就叫他們種桑養蠶、飼養家禽家畜。
然後五十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絲織品的衣物；七十歲以上的人可以天天吃肉了。
到達了這種富庶的小康境界，進一步教化老百姓們，發揚孝悌的道德，使年長的人不必勞苦，生活能及帛食肉，國境之内，沒有人挨餓受凍。
孟子說，假使一個國家經濟上的富庶，政治、社會中的安定，到達了這樣的情形，卻還不能為國際間的政治領導者，不為天下的盟主，是不可能的。
亂世流亡圖的文學 再看下面一段，孟子指出當時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也即如後世所說&ldquo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rdquo的社會狀況。
這是一段反面文章。
我們從這一小節中，又看到了孟子說話的高明技巧。
他是以當代各國社會中的病态，反面地刺激梁惠王，以激發他行王道的政治。
孟子在這裡，用&ldquo狗彘食人食&rdquo，及&ldquo途有餓莩&rdquo不到十個字，描寫春秋戰國時的亂象病态，雖然深刻而悲痛，但是，沒有經曆過亂世的人，也許無法在這寥寥幾個字中，體會到戰國時代各國的悲慘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戰開始的那一年，許多人進入四川，就親眼看到一個個餓死的人，躺在道路的旁邊，一屍一體的頭上差不多都裹了一塊白布，更增添了悲涼的氣氛。
（當時四川百姓有如阿拉伯、印度的風俗，喜歡在頭上包塊白布，如古代所稱的&ldquo纏回&rdquo一樣。
）那都是當年四川軍閥們，為了争權奪利，連年内戰，為四川造下的惡果。
他們打仗争權，所需的經費，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榨取而來，真是弄到民窮财盡。
他們榨取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征收，将老百姓的财物，單方面的強征硬取而去；一種方法是加租稅，把租率提高到無法再高了，就有所謂預收。
據說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後，四川的軍閥們收稅，竟然預收到一九六一年的稅了。
這是當時一個天大的笑話，在軍閥們制造的這個天大的政治笑話後面，隐藏了多少老百姓的眼淚和血汗！以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那麼富庶的地方，弄到路有餓莩，原因就是軍閥的窮兵黩武，以緻民窮财盡。
在曆史上，這一類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尤其是在戰亂的時候為甚。
像五代時南唐後主李煜的父親李景（原名李景通，後改名李璟，又改名李景），史稱南唐史主，他在國用不夠的時候，就拼命增加賦稅，除了提高稅率以外，還增加稅目，各種苛捐雜稅都來了，名目繁多，簡直難以計數。
甚至老百姓家裡的雞、鴨、鵝等家禽，同時生下兩隻蛋，也要征稅。
到了春夏之間，老百姓庭前門外種的楊柳，當柳絮随風滿天飛舞的時候，竟然還要收柳絮稅。
老百姓在重重賦稅壓力之下，再也無法負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自然就形成了&ldquo予及汝偕亡&rdquo這種深深的怨恨。
像這樣為擴張自己的權力，亂用民力的君主，往往在生活上貪圖享受，耽于聲色，每在宮中養些優伶戲子，唱戲作樂。
這些伶人當然與民間較為接近，比較了解民間的疾苦，有時就在歌舞上，以幽默、滑稽的方式，将老百姓的心聲，在皇帝面前反映出來。
所以當李中主征稅征到雙鵝蛋及柳絮上面去的時候，就有一個伶人演戲時高唱着：&ldquo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
&rdquo這兩句深刻的諷刺，成了名句而流傳千古，幸而李景故裝糊塗，當時沒有追究嚴辦。
從孟子說的&ldquo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rdquo這兩句話，就知道當時魏國所謂的公府，梁惠王和他的高級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