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二十 泰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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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對那些不實用，隻會浪費一精一力的事，聰明人是不會去做的。
所以要做成大事隻有簡約，要做好大事也隻有儉省，欲求要滿足隻有欲求少；這說明功業簡約則容易完成，事情儉省容易辦到，欲求寡少容易滿足。
容易辦成的事情，拿來一交一給人家辦理，也就容易辦成。
孔子說：&ldquo太煩瑣的論證辯說隻會損害真理，太計較蠅頭小利隻會妨害大義，太賣弄雕小技藝隻會破壞大道術，太小的見識是無法産生通達觀念的；要想通達大度，就必須要簡約。
&rdquo 黃河因為曲折連綿，所以能流向遠方；高山因為綿延深長，所以能既高又大；大道因為悠遊，所以能化育萬物。
隻通曉一類事，明了一種說法，掌握一門技藝，可以對某些事物有一精一到的認識，但不可能廣泛應對所有事物。
辦事處事像蓼菜成行那樣有條不紊，像甂瓯有底座那樣穩當可靠，秤着柴來燒竈，數着米來做飯，這樣謹小慎微的人隻能做些小事情，而做不了大事情。
圓符合圓規的要求，方符合矩尺的要求，行動起來能仿效獸類，停止下來能相當文靜，能夠指揮這樣列隊的人可以愉舞娛樂，但不能指揮軍隊。
洗潔杯子再盛食物，洗好酒器再盛酒，洗淨手後擺食品，這樣的人可以負責幾個人的飲食，但不能管理三軍的夥食。
現在祭祀的時候，屠宰烹煮、殺狗燒豬、調和滋味，這是廚師的事；陳設簠簋、排列樽俎、放置笾豆，這是巫祝的事情；齋戒嚴肅、穿着禮服、儀态深沉、閉口不談，神靈以此為代表，這是一屍一主的任務。
廚師和巫祝即使不稱職，一屍一主也不能越過樽俎去代替他們。
所以彈瑟的時候，總是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緩；處理事務則是賤者勞碌而貴者閑逸。
舜當天子時，隻是彈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風》詩，天下就得到了治理。
周公飯菜擺在案前，鐘鼓懸挂在架上伴奏，四方異族就歸順降服了。
秦始皇趙政白天判斷案子，夜裡處理文書，還派出監察禦史到各個郡縣視察，忙忙碌碌，又派兵戍守五嶺以防越人，修築長城以防一胡一人，但是奸邪還是不斷産生，盜賊成群結隊，這正是政務越煩雜亂子就越多。
所以法隻是治國的工具，而不是治國的根本，就像弓和箭，隻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靶的關鍵。
黃帝說：&ldquo茫茫昧昧，憑借着上天的神威，與天地元氣相通。
&rdquo所以與元氣同一相通者可以稱帝、與道義同一者可以稱王、與強力同一者可以稱霸，這三方面都不具備的，就隻能滅亡。
所以國君如有侵犯征伐别國之心，邑城裡的狗便會成群吠叫，雄雞就會半夜啼鳴，兵庫裡的器械就會響動，戰馬就會躁動震驚。
一旦和敵國消除仇怨，停止戰争，家中的父老鄉親就能睡得香甜，巷裡就沒有聚集的人群議論紛紛，妖害就不會産生：這不是法令施行的效果，而是一精一誠之氣感化的結果。
所以不用言說便顯示誠信、不施恩惠就顯示仁慈、不必動怒就顯示威嚴，這是以天之心來感動變化的；施舍恩惠才體現仁慈、言說以後才顯示誠信、發怒了才顯示威嚴，這是用人之一精一誠來感化的；施舍了恩惠還不顯仁慈、信誓旦旦還不顯誠信、大發雷霆還無威嚴，這是做表面文章造成的。
所以用&ldquo道&rdquo來統帥，法令即使很少，也足以感化民衆；沒有以&ldquo道&rdquo來統帥，法令即使很多，也不足以安定民衆，反而不斷地出亂子。
修身，最重要的是修養精神，其次才是修養形體；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嚴明法令。
精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血脈都安順，這才是養性的根本；養得肌膚肥胖、脂膏滿腹還嗜欲不斷，這是養生的末節。
人民互相謙讓、争處卑下地位、分配利益時争着拿少的一份，并努力工作争着做辛苦的事，每天向善上進卻不知怎麼變化的，這才是上等的統治；用物質利益來激勵人，并經常宣傳說教勸人向善，使百姓畏懼刑法而不敢妄為，上面執法嚴明，下面百姓服服帖帖，這是下等的統治術。
上古時代注重養性根本，而末世則注重枝末細節，這就是太平世道難以重現的根本原因。
想治理好社會的聖主并不是每個世代都會出現的，而那些能夠輔佐聖主治理社會的賢臣也是萬人中難覓一個；萬人中難覓一個的賢臣要想碰上不是每世代都出現的聖主，那就更困難了，所以說賢臣和聖主的結合真的是千載難逢。
水性柔和而清澈，那些幽谷中不流動的積水會長滿青苔，這是因為沒有疏理水的本性而造成的。
如果挖深谷口水道，使之通暢，并用土堵塞不必要的水潭，使之不讓積水，這樣，谷水就能順高勢向下流動，這樣即使有雜物和腐骨浸泡，也不會使水質污染。
水的本性沒有改變，這水的混濁變質和水的清澈甘甜，其原因在于這水是流通還是不流通。
社會風俗也是如此。
如果開導疏通民衆的善良天性，堵塞人們萌生邪惡的念頭，開啟他們向善從善的正道，堵塞其邪道，使之朝着一條正道上發展前進，這民性就會善良，社會風氣就美好。
因此人們之所以看重扁鵲，不是看重扁鵲根據病情調配藥方，而是看重扁鵲他的切脈息而了解病因知道病根。
同樣，人們之所以看重聖人，不是看重聖人根據罪行來量刑，而是看重聖人了解這産生動亂禍害的緣由這一點。
如果不治理社會風氣培養良好風尚，放縱邪惡泛濫，而到了邪惡泛濫之時再動用所謂的刑法去懲治，這刑法即使能鏟除奸賊邪惡，但仍無法從根子上禁絕邪惡。
禹用了夏朝的法度，稱王天下；桀也是用了夏朝的法度，卻遭滅亡；湯用了殷代的法度，稱王天下；纣王也用了殷代的法度，卻遭滅亡：這不是因為法度有還是沒有的原因，而是紀綱沒有得以伸張，社會風俗已經敗壞的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并沒有亡佚，但後來的世道卻不能治理好，這是因為以後沒有三代聖王那樣的智慧；音樂中的六律仍然存在，但沒人能夠聽得懂，這是因為沒有師曠那樣的耳朵。
所以，法度雖然存在，但一定得等到聖人出現以後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雖然沒有變，但一定得由名樂師去辨别它。
所以國家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沒有法，而是社會中有了賢人；國家之所以滅亡，也并不是沒有法，而是社會中沒有賢人。
晉獻公想讨伐虞國，但宮之奇在那裡，晉獻公為此寝食不安，因而不敢輕易派兵攻打虞國。
後來晉獻公用寶玉和駿馬來賄賂虞國國君，向虞國借路讨伐虢，宮之奇知道其中有詐，勸谏虞君，虞君貪寶玉和駿馬不聽宮之奇的勸谏。
宮之奇見自己的勸阻無效，就越出國境逃走了。
荀息在滅掉了虢國以後順路又将虞國滅掉了，這樣兵不血刃又将寶玉和駿馬帶回晉國。
所以防守不僅僅依靠壕塹的堅固，攻城不單單憑借沖車的高大，而是取決于是否得到賢人來輔佐。
因此，臧武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魯國，使天下諸侯無法滅掉魯國；蘧伯玉用他的仁愛安甯了衛國，使天下諸侯無法危害衛國。
《易經》說：&ldquo空曠一間屋，草席蓋頂，從門縫往裡看，空寂無人。
&rdquo所謂&ldquo無人&rdquo，并不是說沒有普通百姓，而是說沒有聖人統理。
民衆如果沒有廉恥之心，就無法治理他們；如果不修治禮義，廉恥之心就無法樹立起來。
民衆不知禮義，法令也無法使他們走正道。
不推崇好的風尚，廢除醜惡現象，民衆就不會遵循禮義。
沒有法當然難以治理國家，但民衆不懂禮義，這法也無法推行實施。
刑法能殺掉不孝之人，但卻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樣講孝道；刑法能懲治偷盜者，但卻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樣廉潔。
孔子的弟子中有賢人七十人，學生有三千人，這些人都是在家講孝道、出門講敬愛的，言辭都符合禮義法度，行為都規規矩矩可作表率的，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
墨子有門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夠為義赴火蹈刃，義無反顧，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
刻肌膚、刺皮肉、受傷流血，是最難做到的，可是越人就以刻字文身來求得榮耀。
聖王處君位，明确好惡的是非标準并公布于衆，規定诽譽的标準并加以引導，親近賢才并舉用他們，輕視不賢者并黜退他們，人們沒有受傷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頭地、尊貴顯達的名聲，這誰不想聽從呢？ 古時候法令頒布，卻無人去觸犯它，刑罰設置，卻無人去使用它，這不是本該用刑而不去用刑，而是因為百官都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使各項工作都興盛成功，禮得以建立并任用賢能有德之士，使刑法沒有可用之處。
所以推舉天下的高才來擔任三公，舉薦一國的高才來擔當九卿，選舉一縣的高才來做二十一七一大夫，推薦一鄉的高才為八十一元士。
因此，智慧超過萬人的稱之為&ldquo英&rdquo、智慧超過千人的稱之為&ldquo俊&rdquo、智慧超過百人的稱之為&ldquo豪&rdquo、智慧超過十人的稱之為&ldquo傑&rdquo。
明了天道、審察地理、通曉人情，心胸博大足以容納衆人、德行足以使遠方的人歸附、誠信足以統一差異、智慧足以應付變通，這種人就是人中的&ldquo英&rdquo。
德行足以實施教化、行為足以暗合道義、仁慈足以得人愛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層，這種人就是人中的&ldquo俊&rdquo。
行為足以為人師表、智慧足以決斷疑難、廉潔足以公平分配财物、誠信足以遵守信約，做事值得效法、說話合符道理，這種人就是人中的&ldquo豪&rdquo。
堅守本職工作而不荒廢、為人正義而不結一黨一營私、遇見危難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貪得，這種人就是人中的&ldquo傑&rdquo。
英、俊、豪、傑各以他們自己的才能大小安處在恰當的位置，各得所宜。
這樣就能由本流末、以重制輕，在上位的倡導什麼、下面的民衆就應和什麼、上面行動什麼、下面的民衆就追随什麼，四海之内，人心所向，背棄貪鄙而向往義理，這樣來教化民衆，就如同風吹草木，草木随之伏倒一樣。
現在反過來讓愚者去教化民衆、讓不賢者淩駕賢者之上，即使刑法酷嚴，民衆也不會服帖，因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
所以，聖明的君王舉用賢能者來建立功業，無能的君主則任用和自己一樣的人。
周文王舉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稱王天下；齊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稱霸天下：這都是舉用賢能建立功績的事例。
夫差信用太宰礱而招緻亡國，秦帝王任用李斯、趙高而導緻滅亡，這就是任用與自己相同類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
所以隻要看帝王君主舉用何種人才就可知道社會治亂的狀況了，隻要觀察這些人和何種人結一黨一就可知道他們是賢還是不賢了。
聖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盡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為了振興大道、完成事業，這就如同穿過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濕腳一樣。
伊尹憂慮天下不安甯，于是充當起廚師，調和五味，背着鼎鍋和砧闆四處奔波，曾五次去見桀、五次去見商湯，為的是要把混濁的世界變得清澈起來、将危亡的社會變得安定起來。
周公作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輔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協同纣王之子祿父圖謀作亂，周公為了捍衛王室，誅殺了他們以平天下，這當然是出于不得已。
管仲擔憂周王室衰敗，諸侯國之間互相攻打，夷狄異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恥辱而不自一殺，是因為擔憂夷狄異族的禍患和想要平定夷狄異族的暴亂。
孔子要想實行王道，東南西北地不停奔走，遊說了七十位君王都沒有一個願意采納他的主張，所以想通過衛靈公夫人南子和衛靈公一寵一臣彌子瑕的門路來實行自己的主張。
他們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鏟除污穢、使冥暗社會走向光明，所以行為盡管屬于變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統帥的。
觀察賽跑的人，要看他返回時的狀況；考察行走的人，要看他到達終點的樣子。
虞舜盡管流放了兄弟、周公盡管殺掉了兄長，但他們仍不失為仁者；晉文公盡管鬧過種米而欲長苗的笑話、曾子盡管做過給羊戴枷不讓牴人的蠢事，但他們仍不失為智者。
當今世界上，醜惡的人必定假托善行來為自己辯解、邪僻的人必定披上正直的外衣來為自己開脫。
他們遊說不看是什麼國家，求官不論是什麼官職，行為也從不避污濁，還說這是符合伊尹之道。
分家時争奪财物，親戚兄弟為此結怨，骨肉互相殘害，還說這是符合周公之義。
行動不講廉恥，為了活着甯願受辱，還說這是符合管仲志向。
施行一賄賂，巴結權勢，立私廢公，結一黨一拉派，博取上層歡心以求一寵一幸，還說這是符合孔子之術。
這樣就使君子、小人界限混淆不清，無法弄清誰是誰非。
所以百川并流，不能東注入海的就不能算河流；都在經營忙碌，不歸善良的就不能算君子。
所以好的理論是看它是否能實踐，好的行為是看它是否合仁義。
田子方、段幹木輕視爵祿而珍重自身，不因嗜欲而傷害生命、不以利益而拖累身形。
李克竭盡全力輔佐國君，統領管理百官，使萬民和穆，使國君活着時沒有廢棄不辦的事、死後也沒有遺留的憂慮。
這就是具體行為各異而目的都想歸向善道的事例。
張儀、蘇秦家庭沒有固定的住處，自身也沒有固定的君王來事奉，幹出的是合縱連橫、颠覆他國的事情和陰謀，将社會搞得翻天覆地、烏煙瘴氣、混濁不堪，使諸侯暈頭轉向、無方向，使人民百姓無法安生休息。
或者合縱，或者連橫，或者聯合衆多弱小國家，或者輔佐幾個富強的國家。
這些具體做法不同，但歸屬于邪惡則是相同的。
所以君子的過失，就像日月虧蝕，怎麼能傷害其本身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之處，但這就像狗在白天吠叫、貓頭鷹黑夜能看見，這對善行有什麼益處！ 所以智者不盲目行動，選擇了善事去做，考慮到合義才去行動，所以事情辦成功後這功效足以依賴，人死去後這名聲足以能稱道。
所以即使有聰明才智，也必定得以仁義為根本，然後才能發揮聰明才智幹出一番事業來。
聰明能幹的人都在經營忙碌，種種事情紛紛湧現，而聖人隻能拿仁義作唯一标準來衡量這些人和事，符合的叫做君子，不符合的稱作小人。
是君子的即使死去，他的名聲都不會滅破；是小人的即使得勢，他的罪惡都無法抹去。
假若讓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圖，而右手拿着刀刎頸自一殺，這樣即使是傻子都不會去做，因為生命遠比據有天下來得珍貴。
但是如果有人為了君親之難而犧牲生命、視死如歸的話，那又是值得稱道的，因為道義比生命更珍貴。
據有天下這利益與生命相比，這利益又顯得相當小；生命是貴重的，但與道義相比，這生命又顯得相當輕。
人們敢于抛棄生命，正是為了保全道義。
《詩經》上說：&ldquo平易近人的君子，追求幸福不違背正道。
&rdquo說的就是君子要以誠信正義來作為處世的準繩。
想要完成霸王功業的人，必定是能獲得勝利的人。
能獲得勝利的人，必定是個強者。
能有強大力量的人，必定是善于利用人力的人。
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必定是個得人心的人。
能夠得人心的人，必定是個自身修養有收獲的人。
所以人心性的修養是自我修養的根本，自我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
世上沒有自我修養有所收獲而失去人心的，也沒有放棄自我修養卻得人心的。
所以治國的根本，務必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又在于使人民财物充足；而财物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能侵奪農時；不侵奪農時取決于減少徭役興建之類的事；而減少這類的事又取決于人的節欲觀念。
而節欲觀念的形成建築于人對清淡恬靜天性的返歸。
沒有搖動了樹的根部而樹梢卻靜止的事，也沒有弄渾濁了水源而讓流水清澈的事。
所以了解人性真情的人是不會去做人性所不允許做的事；懂得命運實情的人是不會憂慮命運中無可奈何的東西的。
所以不修建高大宮室，原因不是愛惜木材；不鑄造大型鐘鼎，原因不是珍惜銅鐵等金屬，隻不過是遵循天性命運的真情來做事而已，這樣的制度就可以成為萬民的榜樣。
現在人是眼睛愛看五色、嘴巴愛嘗五味、耳朵沉溺于五音，這眼、耳、鼻、口争着享受、舒服，以至傷損了人的本然天性，每天産生邪念來摧殘自己的身體。
自己身體都治理修養不好，又能把天下怎麼樣？所以将自身的修養掌握好了，那麼教化民衆就可以得民心。
所謂擁有天下，不是說隻擁有天子君位權勢、得到傳國玉玺和圖籍、獲得帝王之尊号，而是說還要能夠充分運用天下的力量并得到民衆的支持。
纣王掌握的地域國土，東到東海，西至流沙，南到一交一趾，北至幽都，軍隊從容關可以布防到浦水，士卒達十萬之多，可是這
所以要做成大事隻有簡約，要做好大事也隻有儉省，欲求要滿足隻有欲求少；這說明功業簡約則容易完成，事情儉省容易辦到，欲求寡少容易滿足。
容易辦成的事情，拿來一交一給人家辦理，也就容易辦成。
孔子說：&ldquo太煩瑣的論證辯說隻會損害真理，太計較蠅頭小利隻會妨害大義，太賣弄雕小技藝隻會破壞大道術，太小的見識是無法産生通達觀念的；要想通達大度，就必須要簡約。
&rdquo 黃河因為曲折連綿，所以能流向遠方；高山因為綿延深長，所以能既高又大；大道因為悠遊，所以能化育萬物。
隻通曉一類事，明了一種說法，掌握一門技藝，可以對某些事物有一精一到的認識，但不可能廣泛應對所有事物。
辦事處事像蓼菜成行那樣有條不紊，像甂瓯有底座那樣穩當可靠，秤着柴來燒竈，數着米來做飯，這樣謹小慎微的人隻能做些小事情，而做不了大事情。
圓符合圓規的要求，方符合矩尺的要求，行動起來能仿效獸類，停止下來能相當文靜，能夠指揮這樣列隊的人可以愉舞娛樂，但不能指揮軍隊。
洗潔杯子再盛食物，洗好酒器再盛酒，洗淨手後擺食品，這樣的人可以負責幾個人的飲食，但不能管理三軍的夥食。
現在祭祀的時候，屠宰烹煮、殺狗燒豬、調和滋味，這是廚師的事；陳設簠簋、排列樽俎、放置笾豆，這是巫祝的事情；齋戒嚴肅、穿着禮服、儀态深沉、閉口不談，神靈以此為代表，這是一屍一主的任務。
廚師和巫祝即使不稱職，一屍一主也不能越過樽俎去代替他們。
所以彈瑟的時候，總是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緩；處理事務則是賤者勞碌而貴者閑逸。
舜當天子時，隻是彈奏着五弦琴，歌唱着《南風》詩，天下就得到了治理。
周公飯菜擺在案前，鐘鼓懸挂在架上伴奏，四方異族就歸順降服了。
秦始皇趙政白天判斷案子，夜裡處理文書，還派出監察禦史到各個郡縣視察，忙忙碌碌，又派兵戍守五嶺以防越人，修築長城以防一胡一人，但是奸邪還是不斷産生，盜賊成群結隊，這正是政務越煩雜亂子就越多。
所以法隻是治國的工具，而不是治國的根本，就像弓和箭，隻是射中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射中靶的關鍵。
黃帝說：&ldquo茫茫昧昧，憑借着上天的神威，與天地元氣相通。
&rdquo所以與元氣同一相通者可以稱帝、與道義同一者可以稱王、與強力同一者可以稱霸，這三方面都不具備的，就隻能滅亡。
所以國君如有侵犯征伐别國之心，邑城裡的狗便會成群吠叫，雄雞就會半夜啼鳴，兵庫裡的器械就會響動，戰馬就會躁動震驚。
一旦和敵國消除仇怨，停止戰争，家中的父老鄉親就能睡得香甜，巷裡就沒有聚集的人群議論紛紛，妖害就不會産生：這不是法令施行的效果，而是一精一誠之氣感化的結果。
所以不用言說便顯示誠信、不施恩惠就顯示仁慈、不必動怒就顯示威嚴，這是以天之心來感動變化的；施舍恩惠才體現仁慈、言說以後才顯示誠信、發怒了才顯示威嚴，這是用人之一精一誠來感化的；施舍了恩惠還不顯仁慈、信誓旦旦還不顯誠信、大發雷霆還無威嚴，這是做表面文章造成的。
所以用&ldquo道&rdquo來統帥，法令即使很少，也足以感化民衆；沒有以&ldquo道&rdquo來統帥，法令即使很多，也不足以安定民衆，反而不斷地出亂子。
修身，最重要的是修養精神，其次才是修養形體；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形成感化，其次才是嚴明法令。
精神清明，心志平和，全身血脈都安順，這才是養性的根本；養得肌膚肥胖、脂膏滿腹還嗜欲不斷，這是養生的末節。
人民互相謙讓、争處卑下地位、分配利益時争着拿少的一份，并努力工作争着做辛苦的事，每天向善上進卻不知怎麼變化的，這才是上等的統治；用物質利益來激勵人，并經常宣傳說教勸人向善，使百姓畏懼刑法而不敢妄為，上面執法嚴明，下面百姓服服帖帖，這是下等的統治術。
上古時代注重養性根本，而末世則注重枝末細節，這就是太平世道難以重現的根本原因。
想治理好社會的聖主并不是每個世代都會出現的，而那些能夠輔佐聖主治理社會的賢臣也是萬人中難覓一個；萬人中難覓一個的賢臣要想碰上不是每世代都出現的聖主，那就更困難了，所以說賢臣和聖主的結合真的是千載難逢。
水性柔和而清澈，那些幽谷中不流動的積水會長滿青苔，這是因為沒有疏理水的本性而造成的。
如果挖深谷口水道，使之通暢，并用土堵塞不必要的水潭，使之不讓積水，這樣，谷水就能順高勢向下流動，這樣即使有雜物和腐骨浸泡，也不會使水質污染。
水的本性沒有改變，這水的混濁變質和水的清澈甘甜，其原因在于這水是流通還是不流通。
社會風俗也是如此。
如果開導疏通民衆的善良天性，堵塞人們萌生邪惡的念頭，開啟他們向善從善的正道，堵塞其邪道，使之朝着一條正道上發展前進，這民性就會善良，社會風氣就美好。
因此人們之所以看重扁鵲，不是看重扁鵲根據病情調配藥方，而是看重扁鵲他的切脈息而了解病因知道病根。
同樣，人們之所以看重聖人，不是看重聖人根據罪行來量刑，而是看重聖人了解這産生動亂禍害的緣由這一點。
如果不治理社會風氣培養良好風尚，放縱邪惡泛濫，而到了邪惡泛濫之時再動用所謂的刑法去懲治，這刑法即使能鏟除奸賊邪惡，但仍無法從根子上禁絕邪惡。
禹用了夏朝的法度，稱王天下；桀也是用了夏朝的法度，卻遭滅亡；湯用了殷代的法度，稱王天下；纣王也用了殷代的法度，卻遭滅亡：這不是因為法度有還是沒有的原因，而是紀綱沒有得以伸張，社會風俗已經敗壞的原因。
夏、商、周三代的法度并沒有亡佚，但後來的世道卻不能治理好，這是因為以後沒有三代聖王那樣的智慧；音樂中的六律仍然存在，但沒人能夠聽得懂，這是因為沒有師曠那樣的耳朵。
所以，法度雖然存在，但一定得等到聖人出現以後才能治理好天下；音律雖然沒有變，但一定得由名樂師去辨别它。
所以國家之所以存在，并不是沒有法，而是社會中有了賢人；國家之所以滅亡，也并不是沒有法，而是社會中沒有賢人。
晉獻公想讨伐虞國，但宮之奇在那裡，晉獻公為此寝食不安，因而不敢輕易派兵攻打虞國。
後來晉獻公用寶玉和駿馬來賄賂虞國國君，向虞國借路讨伐虢，宮之奇知道其中有詐，勸谏虞君，虞君貪寶玉和駿馬不聽宮之奇的勸谏。
宮之奇見自己的勸阻無效，就越出國境逃走了。
荀息在滅掉了虢國以後順路又将虞國滅掉了，這樣兵不血刃又将寶玉和駿馬帶回晉國。
所以防守不僅僅依靠壕塹的堅固，攻城不單單憑借沖車的高大，而是取決于是否得到賢人來輔佐。
因此，臧武仲用他的智慧保住了魯國，使天下諸侯無法滅掉魯國；蘧伯玉用他的仁愛安甯了衛國，使天下諸侯無法危害衛國。
《易經》說：&ldquo空曠一間屋，草席蓋頂，從門縫往裡看，空寂無人。
&rdquo所謂&ldquo無人&rdquo，并不是說沒有普通百姓，而是說沒有聖人統理。
民衆如果沒有廉恥之心，就無法治理他們；如果不修治禮義，廉恥之心就無法樹立起來。
民衆不知禮義，法令也無法使他們走正道。
不推崇好的風尚，廢除醜惡現象，民衆就不會遵循禮義。
沒有法當然難以治理國家，但民衆不懂禮義，這法也無法推行實施。
刑法能殺掉不孝之人，但卻不能使人像孔子、曾子那樣講孝道；刑法能懲治偷盜者，但卻不能使人做得像伯夷那樣廉潔。
孔子的弟子中有賢人七十人，學生有三千人，這些人都是在家講孝道、出門講敬愛的，言辭都符合禮義法度，行為都規規矩矩可作表率的，這些都是教育形成的。
墨子有門徒一百八十人，都能夠為義赴火蹈刃，義無反顧，這些都是教化造成的。
刻肌膚、刺皮肉、受傷流血，是最難做到的，可是越人就以刻字文身來求得榮耀。
聖王處君位，明确好惡的是非标準并公布于衆，規定诽譽的标準并加以引導，親近賢才并舉用他們，輕視不賢者并黜退他們，人們沒有受傷流血的痛苦，而有出人頭地、尊貴顯達的名聲，這誰不想聽從呢？ 古時候法令頒布，卻無人去觸犯它，刑罰設置，卻無人去使用它，這不是本該用刑而不去用刑，而是因為百官都想着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使各項工作都興盛成功，禮得以建立并任用賢能有德之士，使刑法沒有可用之處。
所以推舉天下的高才來擔任三公，舉薦一國的高才來擔當九卿，選舉一縣的高才來做二十一七一大夫，推薦一鄉的高才為八十一元士。
因此，智慧超過萬人的稱之為&ldquo英&rdquo、智慧超過千人的稱之為&ldquo俊&rdquo、智慧超過百人的稱之為&ldquo豪&rdquo、智慧超過十人的稱之為&ldquo傑&rdquo。
明了天道、審察地理、通曉人情，心胸博大足以容納衆人、德行足以使遠方的人歸附、誠信足以統一差異、智慧足以應付變通，這種人就是人中的&ldquo英&rdquo。
德行足以實施教化、行為足以暗合道義、仁慈足以得人愛戴、英明足以照耀下層，這種人就是人中的&ldquo俊&rdquo。
行為足以為人師表、智慧足以決斷疑難、廉潔足以公平分配财物、誠信足以遵守信約，做事值得效法、說話合符道理，這種人就是人中的&ldquo豪&rdquo。
堅守本職工作而不荒廢、為人正義而不結一黨一營私、遇見危難而不苟且躲避、看到利益而不貪得，這種人就是人中的&ldquo傑&rdquo。
英、俊、豪、傑各以他們自己的才能大小安處在恰當的位置，各得所宜。
這樣就能由本流末、以重制輕，在上位的倡導什麼、下面的民衆就應和什麼、上面行動什麼、下面的民衆就追随什麼，四海之内，人心所向，背棄貪鄙而向往義理，這樣來教化民衆，就如同風吹草木，草木随之伏倒一樣。
現在反過來讓愚者去教化民衆、讓不賢者淩駕賢者之上，即使刑法酷嚴，民衆也不會服帖，因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
所以，聖明的君王舉用賢能者來建立功業，無能的君主則任用和自己一樣的人。
周文王舉用太公望、召公奭而稱王天下；齊桓公任用管仲、隰朋而稱霸天下：這都是舉用賢能建立功績的事例。
夫差信用太宰礱而招緻亡國，秦帝王任用李斯、趙高而導緻滅亡，這就是任用與自己相同類型的奸佞之徒的例子。
所以隻要看帝王君主舉用何種人才就可知道社會治亂的狀況了，隻要觀察這些人和何種人結一黨一就可知道他們是賢還是不賢了。
聖人常常是以曲求伸、以枉求直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盡管行走在邪僻幽暗的路上，但那是為了振興大道、完成事業，這就如同穿過深山密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者不能不打濕腳一樣。
伊尹憂慮天下不安甯，于是充當起廚師，調和五味，背着鼎鍋和砧闆四處奔波，曾五次去見桀、五次去見商湯，為的是要把混濁的世界變得清澈起來、将危亡的社會變得安定起來。
周公作為周王朝的股肱大臣，輔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協同纣王之子祿父圖謀作亂，周公為了捍衛王室，誅殺了他們以平天下，這當然是出于不得已。
管仲擔憂周王室衰敗，諸侯國之間互相攻打，夷狄異族侵犯中原，人民不得安生，所以他蒙受囚禁的恥辱而不自一殺，是因為擔憂夷狄異族的禍患和想要平定夷狄異族的暴亂。
孔子要想實行王道，東南西北地不停奔走，遊說了七十位君王都沒有一個願意采納他的主張，所以想通過衛靈公夫人南子和衛靈公一寵一臣彌子瑕的門路來實行自己的主張。
他們這些人都是想要平定危亡、鏟除污穢、使冥暗社會走向光明，所以行為盡管屬于變通的，但都以美好的理想作統帥的。
觀察賽跑的人，要看他返回時的狀況；考察行走的人，要看他到達終點的樣子。
虞舜盡管流放了兄弟、周公盡管殺掉了兄長，但他們仍不失為仁者；晉文公盡管鬧過種米而欲長苗的笑話、曾子盡管做過給羊戴枷不讓牴人的蠢事，但他們仍不失為智者。
當今世界上，醜惡的人必定假托善行來為自己辯解、邪僻的人必定披上正直的外衣來為自己開脫。
他們遊說不看是什麼國家，求官不論是什麼官職，行為也從不避污濁，還說這是符合伊尹之道。
分家時争奪财物，親戚兄弟為此結怨，骨肉互相殘害，還說這是符合周公之義。
行動不講廉恥，為了活着甯願受辱，還說這是符合管仲志向。
施行一賄賂，巴結權勢，立私廢公，結一黨一拉派，博取上層歡心以求一寵一幸，還說這是符合孔子之術。
這樣就使君子、小人界限混淆不清，無法弄清誰是誰非。
所以百川并流，不能東注入海的就不能算河流；都在經營忙碌，不歸善良的就不能算君子。
所以好的理論是看它是否能實踐，好的行為是看它是否合仁義。
田子方、段幹木輕視爵祿而珍重自身，不因嗜欲而傷害生命、不以利益而拖累身形。
李克竭盡全力輔佐國君，統領管理百官，使萬民和穆，使國君活着時沒有廢棄不辦的事、死後也沒有遺留的憂慮。
這就是具體行為各異而目的都想歸向善道的事例。
張儀、蘇秦家庭沒有固定的住處，自身也沒有固定的君王來事奉，幹出的是合縱連橫、颠覆他國的事情和陰謀，将社會搞得翻天覆地、烏煙瘴氣、混濁不堪，使諸侯暈頭轉向、無方向，使人民百姓無法安生休息。
或者合縱，或者連橫，或者聯合衆多弱小國家，或者輔佐幾個富強的國家。
這些具體做法不同，但歸屬于邪惡則是相同的。
所以君子的過失，就像日月虧蝕，怎麼能傷害其本身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之處，但這就像狗在白天吠叫、貓頭鷹黑夜能看見，這對善行有什麼益處！ 所以智者不盲目行動，選擇了善事去做，考慮到合義才去行動，所以事情辦成功後這功效足以依賴，人死去後這名聲足以能稱道。
所以即使有聰明才智，也必定得以仁義為根本，然後才能發揮聰明才智幹出一番事業來。
聰明能幹的人都在經營忙碌，種種事情紛紛湧現，而聖人隻能拿仁義作唯一标準來衡量這些人和事，符合的叫做君子，不符合的稱作小人。
是君子的即使死去，他的名聲都不會滅破；是小人的即使得勢，他的罪惡都無法抹去。
假若讓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圖，而右手拿着刀刎頸自一殺，這樣即使是傻子都不會去做，因為生命遠比據有天下來得珍貴。
但是如果有人為了君親之難而犧牲生命、視死如歸的話，那又是值得稱道的，因為道義比生命更珍貴。
據有天下這利益與生命相比，這利益又顯得相當小；生命是貴重的，但與道義相比，這生命又顯得相當輕。
人們敢于抛棄生命，正是為了保全道義。
《詩經》上說：&ldquo平易近人的君子，追求幸福不違背正道。
&rdquo說的就是君子要以誠信正義來作為處世的準繩。
想要完成霸王功業的人，必定是能獲得勝利的人。
能獲得勝利的人，必定是個強者。
能有強大力量的人，必定是善于利用人力的人。
善于利用人力的人，必定是個得人心的人。
能夠得人心的人，必定是個自身修養有收獲的人。
所以人心性的修養是自我修養的根本，自我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
世上沒有自我修養有所收獲而失去人心的，也沒有放棄自我修養卻得人心的。
所以治國的根本，務必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又在于使人民财物充足；而财物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能侵奪農時；不侵奪農時取決于減少徭役興建之類的事；而減少這類的事又取決于人的節欲觀念。
而節欲觀念的形成建築于人對清淡恬靜天性的返歸。
沒有搖動了樹的根部而樹梢卻靜止的事，也沒有弄渾濁了水源而讓流水清澈的事。
所以了解人性真情的人是不會去做人性所不允許做的事；懂得命運實情的人是不會憂慮命運中無可奈何的東西的。
所以不修建高大宮室，原因不是愛惜木材；不鑄造大型鐘鼎，原因不是珍惜銅鐵等金屬，隻不過是遵循天性命運的真情來做事而已，這樣的制度就可以成為萬民的榜樣。
現在人是眼睛愛看五色、嘴巴愛嘗五味、耳朵沉溺于五音，這眼、耳、鼻、口争着享受、舒服，以至傷損了人的本然天性，每天産生邪念來摧殘自己的身體。
自己身體都治理修養不好，又能把天下怎麼樣？所以将自身的修養掌握好了，那麼教化民衆就可以得民心。
所謂擁有天下，不是說隻擁有天子君位權勢、得到傳國玉玺和圖籍、獲得帝王之尊号，而是說還要能夠充分運用天下的力量并得到民衆的支持。
纣王掌握的地域國土，東到東海，西至流沙，南到一交一趾，北至幽都，軍隊從容關可以布防到浦水，士卒達十萬之多，可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