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十三 氾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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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城而不立大功。
所以說，一個國家要滅亡，即使國家再大也無法挽回滅亡的命運；反之一個國家實施王道，即使國家再小也不可輕視它的變化發展。
由此看來，國家的生存取決于得道，而不取決于土地面積的廣大；國家的滅亡取決于失道，而不取決于土地面積的狹窄。
《詩經》上說：&ldquo天帝顧視西方岐山，這裡周人居住最适宜。
&rdquo這是說連上天也要将氣數已盡的殷王朝抛棄而轉向周朝。
所以亂國的國君隻追求對領土的擴張而不謀求施行仁義，隻追逐提高自己的權位而不謀求實施道德，這就是抛棄了國家賴以生存的根據而制造了國家走向滅亡的條件。
所以到夏桀被關押在南巢時，還不能否定過去的所作所為，而隻是後悔當初沒有在夏台将湯殺死；殷纣王被圍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過去所做的壞事，而隻是後悔沒有将周文王殺死在羑裡。
假如這兩位君王能處在勢力強大之時，實施或遵循仁義之道，那麼商湯、周武彌補自己的過錯都來不及，哪還有功夫圖謀什麼！反之，如果上亂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衆之心，即使沒有商湯、周武王，誰個不能奪取天下呢？現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審察自己身上的責任，還反而防備别人奪取天下。
天下不是隻有一個商湯和周武王，殺掉了商湯和周武王，還必有人接踵而起，繼承他們的事業。
況且商湯、周武王之所以處在弱下地位而最終稱王于天下，是在于他們手中有道義。
夏桀、殷纣王之所以處在強勢地位而最終天下被人奪取，是在于他們無道。
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納前人之所以稱王于天下的經驗，反而變本加厲地增加可能導緻自己滅亡的因素，這實際上是在走向滅亡。
武王消滅殷王朝後，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宮殿，周公馬上說：&ldquo不可。
這太行山區是固塞險阻之地，如果我們能夠實施德政，那麼天下各地來朝拜進貢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們前來；如果我們實施暴政，那麼就使讨伐我們的正義之師難以完成他們的使命。
&rdquo這就是周王朝延續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奪的根本原因。
而周公也真可謂是一個能正确處理盈滿而不覆的人。
以前，《周書》上有這樣幾句話：&ldquo經典之言，為臣下采用；權變之言，為君王采用。
這經典之言說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權變之言說的是權變的道理。
&rdquo這些關乎到國家的生存滅亡的學問，隻有君子聖人才知道權變的道理。
說話一定要恪守信用，約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約言并付諸行動，這是天下公認的高尚品行。
直躬的父親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檢舉證實了父親的偷盜行為；尾生和一女子相約在橋下見面，但女子失約，而尾生為了守信約，站在橋下任上漲的河水淹死。
正是直躬為正直而檢舉父親、尾生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們雖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誰來推崇看重他們的行為？作戰中僞造命令、假傳軍令，這是錯誤中最大的一種。
但秦穆公發兵偷襲鄭國時，經過東周向東進發，鄭國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軍，于是弦高假托鄭國君的命令，用十二頭牛犒勞秦軍、禮待秦軍，使秦軍以為鄭國已知道這次偷襲計劃而不敢貿然前進，隻得撤退，從而保存了鄭國，使之不至于淪為秦國的&ldquo殖民地&rdquo。
所以說，當緊急事情來臨的時候，你不知道權變，忠厚老實，反而會釀成大錯，而像弦高那樣欺詐一下倒能立下大功。
什麼叫失禮卻反有大功勞？過去楚恭王在鄢陵與晉國一交一戰，被晉将呂瞡射傷眼睛後被俘，這時楚國的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冒死沖入敵軍中将恭王搶出；而這時的恭王已吓得癱在地上失去威儀，黃衰微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儀，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腳，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黃衰微的失禮行為所激怒，掙脫了衆人的攙扶而站立起來，于是四大夫簇擁着恭王上了戰車逃了回來。
還有，以前的蒼吾繞娶了個漂亮的妻子，就将妻子讓給了兄長哥哥。
這種&ldquo愛兄&rdquo方法和上進&ldquo忠君&rdquo的做法在通常的情況下是行不通的。
但是知道權變的聖人就能根據事情實際情況，能随之伸縮俯仰，沒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時而屈曲時而伸展。
當應該柔弱時，他就柔弱得像蒲葦一樣，但他這柔弱并不是懾于威勢；而當應該剛強猛毅時，他就剛強猛毅得能氣沖雲天，但他這剛強猛毅也絕對不是狂妄驕暴。
他的這兩種态度均是為了應對時勢的變化。
通常情況下，君臣相見，臣屈膝下拜，這是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禮；而到特殊情況下（如恭王面臨禍患時），黃衰微擡腿踢君王的身體，天下人就不必非議他了。
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禮法是不能阻止他盡忠的。
孝子侍奉父親，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悅，體态謙卑，為父親穿衣系帶、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親溺水的時候，他為了救父親性命，顧不了這麼多，就直接揪住父親的頭發将其拉上岸來，這種揪發硬拉就不能算驕橫侮辱父親，他實在是為了救父親性命。
所以這種将溺水父親揪發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時稱父為&ldquo君&rdquo是一樣的，是情勢所迫不得不這樣。
這也就是&ldquo權變&rdquo的地方。
所以孔子說：&ldquo可以在一起學習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獲得真理；可以一同獲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業；可以一起建功立業的，不一定可以一樣知道通達權變。
&rdquo通達、運用權變，隻有聖人才具有的獨到膽識。
所以先處逆境而後順遂合意的，叫做懂得權變；反之先是一切順利而後接連不斷的倒黴的，叫做不懂得權變。
不知權變的，好事也會被他做壞。
所以禮儀形式就像果實之花一樣，是人為的修飾，當人們處在緊急困窘的情況下，這禮儀形式是一點都沒用的。
所以聖人隻是将禮儀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際交往，而以實際的态度來做該怎樣就怎樣的事，不拘泥于條條框框，不凝固呆闆，所以是失敗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議。
猩猩知道過去而無法預見未來，幹鹄能預見未來而無法記起過去的事，這是它們的長短優劣的區别。
過去苌弘是周王室執掌曆數的官員，天地之氣、日月運行、風雨變化、律曆度數，苌弘他無所不知，然而他卻就是不能預見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最終還是死于非命，被人斬于刀下。
蘇秦原是一個出門隻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經常是腳蹬草鞋、肩背行囊，周旋遊說在諸大國之間，想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諸國采納他的合縱策略，但最終還是難免車裂的禍害。
徐偃王親自推行實施仁義慈愛，天下朝拜他的國家多達三十二個，然而最終還是身死國亡、子孫滅絕。
越國大夫文種，輔佐越王勾踐，為越國報仇雪恥，還生擒吳王夫差，使越國的疆域擴大了數千裡，但最終還是死在屬镂利劍之下。
應當講，這些人都是通曉國家治亂的計謀的，但遺憾的是，他們卻不懂怎樣保護自己。
所以可以這樣講，苌弘是隻知天道而不懂人道，蘇秦是隻懂權謀而不知避禍，徐偃王是隻懂仁義而不知時宜，文種是隻知盡忠而不知謀退、留生路。
而聖人就不是這樣，他能分析世上各種事情，權衡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決定權謀計策，所以能做到施展開來可以充塞天下而不顯得空曠，緊縮起來可以身處窄狹而不顯得壅塞。
假若到天下荒亂、禮義棄絕、綱紀廢弛、以強淩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貴賤無序、甲胄生虱、燕雀處帷幄而兵卒無休息之時才想起實施恭謹儉樸的儒家學說，那麼必定會被壓抑消滅而不得興盛。
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順和睦、君臣王相親善，在這時你如果顯露驕橫氣焰、展示蠻橫暴力，那麼也必定難逃法律的制裁。
因此，所謂聖人是既能陰又能陽，既能弱又能強，順随時勢而動靜，根據資源而行事；同時聖人還能在事物一運動起來就能知道事物的轉向，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覺事物的變化；變化了的事物，聖人能知道它的變化形象，運動了的事物，聖人有辦法應對它。
因此聖人是終生順利而無困窘。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說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說但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難以成功的，有些事情是既難做成又相當容易做壞的。
這裡所謂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說的，是指取舍；有些事情可以說而不能做的，是指欺詐；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難以成功的，是指事業；有些事情既難做成又相當容易做壞的，是指名聲。
這四方面的策略，隻有聖人有獨到的見解并且時刻留意。
小事委曲、大事伸張，聖人是這樣的處事原則；小處可以彎曲，大處必須站直，聖人是這樣的行事原則。
周公有殺害親兄弟管蔡的精神負擔，齊桓公有和公子糾争奪國政的惡名，但是周公以匡扶周室的正義行為彌補了殺害兄弟的缺憾，齊桓公用稱霸天下的功績抵消了他的醜事惡名，所以兩位還都算是聖賢者。
假使因為其人有些小的過失而抹殺了他的優點，那麼天下就再也難以有聖王和賢相了。
所以，眼睛稍有疵點，但隻要不妨礙看東西，就不必用火炙烤；咽喉稍有不适，隻要不妨礙呼吸，就不必鑿開喉管。
黃河流域的平原地帶，盡管小土丘多得數都數不過來，但這一地帶仍不失平坦；水流急得會激起波浪，有時浪頭高達數尺之高，但河水仍不失平靜。
過去曹沫為魯國帶兵打仗，屢戰屢敗，丢失國土數千裡。
假使曹沫不作長遠打算，不轉身往後撤退，拔劍刎頸自一殺，那麼他就永遠是個敗軍中的敗将。
然而，曹沫并不為一時的失敗而害臊，他所感到的恥辱是不能很好地建立功績。
于是他在後來的齊魯柯地會盟中，拿着三尺寶劍，逼着齊桓公歸還奪走的土地，這樣使他在多次戰争中喪失的土地于片刻之間便收了回來。
他的大智大勇也傳遍天下，并為魯國立下了功績。
管仲輔佐公子糾并不成功，是不能說他聰明的；管仲又在公子糾和小白争權鬥争失敗後自顧逃命，不能為公子糾而敢于犧牲性命，這就不可以稱他為勇敢的；管仲在被小白關押期間，并不感到這是恥辱，這就不能稱他為貞節的。
有了這上述三種行為，一般的平民都不願意與他一交一朋友。
君子更不願意以他為臣子了。
但管仲卻能使自己從牢獄中解放出來，并受到齊桓公的重用，執掌了齊國大政，九次會合諸侯，一舉匡正天下。
假使管仲在當初身處絕境，身陷囹圄之時就獻出了生命，不從長計議，那就哪會有以後助桓公稱霸天下的功績！ 今天如果君王評價他的下屬，不考慮他的功績，不看到他的主要優點，而隻是計較他的小節問題，這便是失去賢才的做法。
所以其人隻要有大德，就不必非議計較他的小節；如果有他的可稱贊的地方，就不必對他的不足之處吹毛求疵。
牛蹄踩出來的水塘是長不出魚來的，蜂巢裡是容不下鵝蛋的，這說明狹小的東西是容不下大東西的。
人之常情是誰人沒有短處？如果他的大處主流是好的，即便有些小錯誤，也不應成為他的累贅。
反之如果他的主流大處不好，就是有一些被鄉鄰稱贊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
顔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盜，但最終卻成為齊國的忠臣。
段幹木原是晉國的一名市儈，後來卻成為魏文侯的老師。
孟卯娶嫂子為妻，還生下了五個小孩，但後來卻做了魏相，替魏國排除了不少危難。
景陽一生好飲，沉溺于酒色之中，常蓬頭散發混迹于女人群中，但後來卻率領楚軍救助燕國，聲望威震天下。
以上這四人，都有着短處和不足，可就是功名留傳後世，這是因為他們的好的長處得到了施展。
季襄、陳仲子品行高尚，堅守節操、行為清高，不肯混迹于污濁的朝廷，還不肯吃亂世的糧食，結果卻活活餓死，不能拯救衰亡的社會、延續将要斷絕的宗祀，原因何在？這是因為隻注意了小節的保持而将大的才幹忽略了。
所以在小事上處處謹慎的人是不會有大作為的，而那些專愛對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也大都不為衆人所容；身體魁梧的人骨骼自然大，腿長腳大的人步子也必定大。
從古到今，三王五帝，沒有哪個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易經》上說：&ldquo小的過失無傷大體，照樣吉利亨通。
&rdquo是說人沒有不犯錯誤的，隻是不要将小錯鑄成大錯就可。
堯、舜、湯、武是君王中的傑出者，齊桓公、晉文公則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
然而堯有不慈愛兒子的名聲，舜因貶抑父親而遭人非議，湯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為，春秋五霸則要負起以暴力挑起戰亂的責任。
所以人無完人，君子就不可以對人求全責備。
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鋒芒畢露，有棱有角但不刻薄尖切，博學多才但不嘲諷譏刺，文武雙全但不因此苛求别人。
他委以别人的任務時是根據其人的能力大小來決定的，而對自己則是以道德修養上來要求的。
根據别人的能力來委以任務，别人就容易完成；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養，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難做的事而去做，就顯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務，也就使要求得到滿足。
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無瑕斑的，就連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無疵點斑痕，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貴它們，為什麼呢？因為它們的這些小毛病無損于它們整體的長處和美感。
假若老記着别人的缺點而忘記别人的優點長處，要想求得天下賢才是相當難的。
過去百裡奚喂過牛、伊尹曾做過廚師、姜太公操過屠刀、甯戚為謀官而唱過悲切的歌，但他們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質。
但一般性人隻看到他們地位低微，又幹過不光彩的事，認為他們都是無能之輩而沒看到他們身上的美好品質。
而等到他們做了天子的三公，擔任了諸侯的賢相時，人們才知道他們與衆不同。
伊尹實在是從砧闆、竈邊鍋旁發迹的，姜太公是從屠宰場顯身的，管仲是從牢獄中解放出來後立下功績的，百裡奚從牛棚中興起的，在用香湯沐浴洗盡身上的污垢，舉行祓除儀式消除身上的晦氣後，被提拔到朝廷，封給三公高位，委以重權，對内無愧于國家，對外無愧于諸侯；他們之所以能在卑賤低微時被人看中，是因為他們身上的某些品質的顯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時代的特征。
所以能在尚未顯山露水之時就被人發現識别是賢才，堯發現舜就是這種類型；如果等賢人顯山露水、建功立業後才被識别是賢才，這就像市民百姓認識舜一樣。
如果按上面說的賢才大都出自民間、出身低微，我們也就放棄評判識别人才的标準，一頭鑽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尋找賢人，那會失掉更多的選才機會。
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隻是摹仿君王尋找賢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選賢才的标準和原則。
事物中的相似性，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難明，令一些人眼花缭亂。
有些剛愎自用的人，貌似聰明，實際上并不聰明；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實際上并不仁慈；戆頭戆腦的人看似勇敢，實際上是魯莽。
假若人與人之間的差别，就像石頭和美玉、葵菜和苋菜那樣明顯，那麼識别評判人的優劣就容易得多了。
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好像芎?和藁本、蛇床和蘼蕪，都是那樣地相似。
所以普通的鑄劍工匠都因寶劍像莫邪寶劍而感到困惑，而隻有歐冶這樣的工匠才能識别出它們的不同種類；普通的玉工又常将一般的玉當成碧廬美玉，而隻有專家猗頓才能不混淆它們之間的差别；同樣，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僞裝成君子的小人奸臣當成君子，而隻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騙，并能從細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
所以根據蛇擡起頭的高度，可以推知它的長度；根據象牙的長短，可以推知它的大小。
薛地的燭庸氏之子，隻要看到爪甲
所以說，一個國家要滅亡，即使國家再大也無法挽回滅亡的命運；反之一個國家實施王道，即使國家再小也不可輕視它的變化發展。
由此看來，國家的生存取決于得道，而不取決于土地面積的廣大；國家的滅亡取決于失道，而不取決于土地面積的狹窄。
《詩經》上說：&ldquo天帝顧視西方岐山，這裡周人居住最适宜。
&rdquo這是說連上天也要将氣數已盡的殷王朝抛棄而轉向周朝。
所以亂國的國君隻追求對領土的擴張而不謀求施行仁義，隻追逐提高自己的權位而不謀求實施道德，這就是抛棄了國家賴以生存的根據而制造了國家走向滅亡的條件。
所以到夏桀被關押在南巢時，還不能否定過去的所作所為，而隻是後悔當初沒有在夏台将湯殺死；殷纣王被圍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過去所做的壞事，而隻是後悔沒有将周文王殺死在羑裡。
假如這兩位君王能處在勢力強大之時，實施或遵循仁義之道，那麼商湯、周武彌補自己的過錯都來不及，哪還有功夫圖謀什麼！反之，如果上亂日月星辰的光明，下失民衆之心，即使沒有商湯、周武王，誰個不能奪取天下呢？現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審察自己身上的責任，還反而防備别人奪取天下。
天下不是隻有一個商湯和周武王，殺掉了商湯和周武王，還必有人接踵而起，繼承他們的事業。
況且商湯、周武王之所以處在弱下地位而最終稱王于天下，是在于他們手中有道義。
夏桀、殷纣王之所以處在強勢地位而最終天下被人奪取，是在于他們無道。
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納前人之所以稱王于天下的經驗，反而變本加厲地增加可能導緻自己滅亡的因素，這實際上是在走向滅亡。
武王消滅殷王朝後，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宮殿，周公馬上說：&ldquo不可。
這太行山區是固塞險阻之地，如果我們能夠實施德政，那麼天下各地來朝拜進貢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們前來；如果我們實施暴政，那麼就使讨伐我們的正義之師難以完成他們的使命。
&rdquo這就是周王朝延續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奪的根本原因。
而周公也真可謂是一個能正确處理盈滿而不覆的人。
以前，《周書》上有這樣幾句話：&ldquo經典之言，為臣下采用；權變之言，為君王采用。
這經典之言說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權變之言說的是權變的道理。
&rdquo這些關乎到國家的生存滅亡的學問，隻有君子聖人才知道權變的道理。
說話一定要恪守信用，約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約言并付諸行動，這是天下公認的高尚品行。
直躬的父親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檢舉證實了父親的偷盜行為；尾生和一女子相約在橋下見面，但女子失約，而尾生為了守信約，站在橋下任上漲的河水淹死。
正是直躬為正直而檢舉父親、尾生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們雖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誰來推崇看重他們的行為？作戰中僞造命令、假傳軍令，這是錯誤中最大的一種。
但秦穆公發兵偷襲鄭國時，經過東周向東進發，鄭國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軍，于是弦高假托鄭國君的命令，用十二頭牛犒勞秦軍、禮待秦軍，使秦軍以為鄭國已知道這次偷襲計劃而不敢貿然前進，隻得撤退，從而保存了鄭國，使之不至于淪為秦國的&ldquo殖民地&rdquo。
所以說，當緊急事情來臨的時候，你不知道權變，忠厚老實，反而會釀成大錯，而像弦高那樣欺詐一下倒能立下大功。
什麼叫失禮卻反有大功勞？過去楚恭王在鄢陵與晉國一交一戰，被晉将呂瞡射傷眼睛後被俘，這時楚國的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冒死沖入敵軍中将恭王搶出；而這時的恭王已吓得癱在地上失去威儀，黃衰微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儀，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腳，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黃衰微的失禮行為所激怒，掙脫了衆人的攙扶而站立起來，于是四大夫簇擁着恭王上了戰車逃了回來。
還有，以前的蒼吾繞娶了個漂亮的妻子，就将妻子讓給了兄長哥哥。
這種&ldquo愛兄&rdquo方法和上進&ldquo忠君&rdquo的做法在通常的情況下是行不通的。
但是知道權變的聖人就能根據事情實際情況，能随之伸縮俯仰，沒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時而屈曲時而伸展。
當應該柔弱時，他就柔弱得像蒲葦一樣，但他這柔弱并不是懾于威勢；而當應該剛強猛毅時，他就剛強猛毅得能氣沖雲天，但他這剛強猛毅也絕對不是狂妄驕暴。
他的這兩種态度均是為了應對時勢的變化。
通常情況下，君臣相見，臣屈膝下拜，這是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禮；而到特殊情況下（如恭王面臨禍患時），黃衰微擡腿踢君王的身體，天下人就不必非議他了。
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禮法是不能阻止他盡忠的。
孝子侍奉父親，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悅，體态謙卑，為父親穿衣系帶、提鞋穿鞋；但一旦碰到父親溺水的時候，他為了救父親性命，顧不了這麼多，就直接揪住父親的頭發将其拉上岸來，這種揪發硬拉就不能算驕橫侮辱父親，他實在是為了救父親性命。
所以這種将溺水父親揪發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時稱父為&ldquo君&rdquo是一樣的，是情勢所迫不得不這樣。
這也就是&ldquo權變&rdquo的地方。
所以孔子說：&ldquo可以在一起學習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獲得真理；可以一同獲得真理的，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業；可以一起建功立業的，不一定可以一樣知道通達權變。
&rdquo通達、運用權變，隻有聖人才具有的獨到膽識。
所以先處逆境而後順遂合意的，叫做懂得權變；反之先是一切順利而後接連不斷的倒黴的，叫做不懂得權變。
不知權變的，好事也會被他做壞。
所以禮儀形式就像果實之花一樣，是人為的修飾，當人們處在緊急困窘的情況下，這禮儀形式是一點都沒用的。
所以聖人隻是将禮儀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際交往，而以實際的态度來做該怎樣就怎樣的事，不拘泥于條條框框，不凝固呆闆，所以是失敗的事少，成功的事多，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議。
猩猩知道過去而無法預見未來，幹鹄能預見未來而無法記起過去的事，這是它們的長短優劣的區别。
過去苌弘是周王室執掌曆數的官員，天地之氣、日月運行、風雨變化、律曆度數，苌弘他無所不知，然而他卻就是不能預見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最終還是死于非命，被人斬于刀下。
蘇秦原是一個出門隻靠步行的平民百姓，經常是腳蹬草鞋、肩背行囊，周旋遊說在諸大國之間，想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諸國采納他的合縱策略，但最終還是難免車裂的禍害。
徐偃王親自推行實施仁義慈愛，天下朝拜他的國家多達三十二個，然而最終還是身死國亡、子孫滅絕。
越國大夫文種，輔佐越王勾踐，為越國報仇雪恥，還生擒吳王夫差，使越國的疆域擴大了數千裡，但最終還是死在屬镂利劍之下。
應當講，這些人都是通曉國家治亂的計謀的，但遺憾的是，他們卻不懂怎樣保護自己。
所以可以這樣講，苌弘是隻知天道而不懂人道，蘇秦是隻懂權謀而不知避禍，徐偃王是隻懂仁義而不知時宜，文種是隻知盡忠而不知謀退、留生路。
而聖人就不是這樣，他能分析世上各種事情，權衡這其中的利和弊，然而才決定權謀計策，所以能做到施展開來可以充塞天下而不顯得空曠，緊縮起來可以身處窄狹而不顯得壅塞。
假若到天下荒亂、禮義棄絕、綱紀廢弛、以強淩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貴賤無序、甲胄生虱、燕雀處帷幄而兵卒無休息之時才想起實施恭謹儉樸的儒家學說，那麼必定會被壓抑消滅而不得興盛。
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順和睦、君臣王相親善，在這時你如果顯露驕橫氣焰、展示蠻橫暴力，那麼也必定難逃法律的制裁。
因此，所謂聖人是既能陰又能陽，既能弱又能強，順随時勢而動靜，根據資源而行事；同時聖人還能在事物一運動起來就能知道事物的轉向，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覺事物的變化；變化了的事物，聖人能知道它的變化形象，運動了的事物，聖人有辦法應對它。
因此聖人是終生順利而無困窘。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說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說但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難以成功的，有些事情是既難做成又相當容易做壞的。
這裡所謂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說的，是指取舍；有些事情可以說而不能做的，是指欺詐；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難以成功的，是指事業；有些事情既難做成又相當容易做壞的，是指名聲。
這四方面的策略，隻有聖人有獨到的見解并且時刻留意。
小事委曲、大事伸張，聖人是這樣的處事原則；小處可以彎曲，大處必須站直，聖人是這樣的行事原則。
周公有殺害親兄弟管蔡的精神負擔，齊桓公有和公子糾争奪國政的惡名，但是周公以匡扶周室的正義行為彌補了殺害兄弟的缺憾，齊桓公用稱霸天下的功績抵消了他的醜事惡名，所以兩位還都算是聖賢者。
假使因為其人有些小的過失而抹殺了他的優點，那麼天下就再也難以有聖王和賢相了。
所以，眼睛稍有疵點，但隻要不妨礙看東西，就不必用火炙烤；咽喉稍有不适，隻要不妨礙呼吸，就不必鑿開喉管。
黃河流域的平原地帶，盡管小土丘多得數都數不過來，但這一地帶仍不失平坦；水流急得會激起波浪，有時浪頭高達數尺之高，但河水仍不失平靜。
過去曹沫為魯國帶兵打仗，屢戰屢敗，丢失國土數千裡。
假使曹沫不作長遠打算，不轉身往後撤退，拔劍刎頸自一殺，那麼他就永遠是個敗軍中的敗将。
然而，曹沫并不為一時的失敗而害臊，他所感到的恥辱是不能很好地建立功績。
于是他在後來的齊魯柯地會盟中，拿着三尺寶劍，逼着齊桓公歸還奪走的土地，這樣使他在多次戰争中喪失的土地于片刻之間便收了回來。
他的大智大勇也傳遍天下，并為魯國立下了功績。
管仲輔佐公子糾并不成功，是不能說他聰明的；管仲又在公子糾和小白争權鬥争失敗後自顧逃命，不能為公子糾而敢于犧牲性命，這就不可以稱他為勇敢的；管仲在被小白關押期間，并不感到這是恥辱，這就不能稱他為貞節的。
有了這上述三種行為，一般的平民都不願意與他一交一朋友。
君子更不願意以他為臣子了。
但管仲卻能使自己從牢獄中解放出來，并受到齊桓公的重用，執掌了齊國大政，九次會合諸侯，一舉匡正天下。
假使管仲在當初身處絕境，身陷囹圄之時就獻出了生命，不從長計議，那就哪會有以後助桓公稱霸天下的功績！ 今天如果君王評價他的下屬，不考慮他的功績，不看到他的主要優點，而隻是計較他的小節問題，這便是失去賢才的做法。
所以其人隻要有大德，就不必非議計較他的小節；如果有他的可稱贊的地方，就不必對他的不足之處吹毛求疵。
牛蹄踩出來的水塘是長不出魚來的，蜂巢裡是容不下鵝蛋的，這說明狹小的東西是容不下大東西的。
人之常情是誰人沒有短處？如果他的大處主流是好的，即便有些小錯誤，也不應成為他的累贅。
反之如果他的主流大處不好，就是有一些被鄉鄰稱贊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
顔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盜，但最終卻成為齊國的忠臣。
段幹木原是晉國的一名市儈，後來卻成為魏文侯的老師。
孟卯娶嫂子為妻，還生下了五個小孩，但後來卻做了魏相，替魏國排除了不少危難。
景陽一生好飲，沉溺于酒色之中，常蓬頭散發混迹于女人群中，但後來卻率領楚軍救助燕國，聲望威震天下。
以上這四人，都有着短處和不足，可就是功名留傳後世，這是因為他們的好的長處得到了施展。
季襄、陳仲子品行高尚，堅守節操、行為清高，不肯混迹于污濁的朝廷，還不肯吃亂世的糧食，結果卻活活餓死，不能拯救衰亡的社會、延續将要斷絕的宗祀，原因何在？這是因為隻注意了小節的保持而将大的才幹忽略了。
所以在小事上處處謹慎的人是不會有大作為的，而那些專愛對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也大都不為衆人所容；身體魁梧的人骨骼自然大，腿長腳大的人步子也必定大。
從古到今，三王五帝，沒有哪個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易經》上說：&ldquo小的過失無傷大體，照樣吉利亨通。
&rdquo是說人沒有不犯錯誤的，隻是不要将小錯鑄成大錯就可。
堯、舜、湯、武是君王中的傑出者，齊桓公、晉文公則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
然而堯有不慈愛兒子的名聲，舜因貶抑父親而遭人非議，湯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為，春秋五霸則要負起以暴力挑起戰亂的責任。
所以人無完人，君子就不可以對人求全責備。
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鋒芒畢露，有棱有角但不刻薄尖切，博學多才但不嘲諷譏刺，文武雙全但不因此苛求别人。
他委以别人的任務時是根據其人的能力大小來決定的，而對自己則是以道德修養上來要求的。
根據别人的能力來委以任務，别人就容易完成；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養，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難做的事而去做，就顯出品行的高尚，容易完成任務，也就使要求得到滿足。
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無瑕斑的，就連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無疵點斑痕，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貴它們，為什麼呢？因為它們的這些小毛病無損于它們整體的長處和美感。
假若老記着别人的缺點而忘記别人的優點長處，要想求得天下賢才是相當難的。
過去百裡奚喂過牛、伊尹曾做過廚師、姜太公操過屠刀、甯戚為謀官而唱過悲切的歌，但他們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質。
但一般性人隻看到他們地位低微，又幹過不光彩的事，認為他們都是無能之輩而沒看到他們身上的美好品質。
而等到他們做了天子的三公，擔任了諸侯的賢相時，人們才知道他們與衆不同。
伊尹實在是從砧闆、竈邊鍋旁發迹的，姜太公是從屠宰場顯身的，管仲是從牢獄中解放出來後立下功績的，百裡奚從牛棚中興起的，在用香湯沐浴洗盡身上的污垢，舉行祓除儀式消除身上的晦氣後，被提拔到朝廷，封給三公高位，委以重權，對内無愧于國家，對外無愧于諸侯；他們之所以能在卑賤低微時被人看中，是因為他們身上的某些品質的顯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時代的特征。
所以能在尚未顯山露水之時就被人發現識别是賢才，堯發現舜就是這種類型；如果等賢人顯山露水、建功立業後才被識别是賢才，這就像市民百姓認識舜一樣。
如果按上面說的賢才大都出自民間、出身低微，我們也就放棄評判識别人才的标準，一頭鑽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尋找賢人，那會失掉更多的選才機會。
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隻是摹仿君王尋找賢才的做法，而不知道選賢才的标準和原則。
事物中的相似性，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難明，令一些人眼花缭亂。
有些剛愎自用的人，貌似聰明，實際上并不聰明；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實際上并不仁慈；戆頭戆腦的人看似勇敢，實際上是魯莽。
假若人與人之間的差别，就像石頭和美玉、葵菜和苋菜那樣明顯，那麼識别評判人的優劣就容易得多了。
使人迷惑不清的是，好像芎?和藁本、蛇床和蘼蕪，都是那樣地相似。
所以普通的鑄劍工匠都因寶劍像莫邪寶劍而感到困惑，而隻有歐冶這樣的工匠才能識别出它們的不同種類；普通的玉工又常将一般的玉當成碧廬美玉，而隻有專家猗頓才能不混淆它們之間的差别；同樣，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僞裝成君子的小人奸臣當成君子，而隻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騙，并能從細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
所以根據蛇擡起頭的高度，可以推知它的長度；根據象牙的長短，可以推知它的大小。
薛地的燭庸氏之子，隻要看到爪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