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十三 氾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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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是聖人制定的，并不是聖人受禮樂限制的；治理國家雖有常規，但必須以便利民衆為根本；政令教化雖有常法，但必須以切實有效為最好。
如果對民衆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實際情況，就不必一定要遵循舊法。
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變陳法導緻了滅亡；夏禹、商湯、周武王不因襲舊法卻興旺發達而稱王。
所以聖人的法度是随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禮節随着一習一俗的不同而改變；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時宜。
所以改變古法無可非議，因循守舊不值得贊美。
百川源頭各不相同，但最後都歸于大海。
百家學說事業各不一樣，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會為目的。
&ldquo王道&rdquo殘缺才産生了《詩》；周王室衰微、禮義崩潰才有《春秋》産生。
《詩》和《春秋》雖然是學問中的極一品，但卻都是衰世的産物，儒家用它們來教導世人，哪裡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來教育世人！如果認為《詩》《春秋》是講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們，那麼還有沒産生《詩》和《春秋》的遠古時代呢！與其稱頌王道破殘時代産生的《詩》和《春秋》，不如稱頌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時代。
與其誦讀先王的詩書，不如聽他們的言論；與其聽他們的言論，不如了解他們說這些言論的根據理由；而這些言論的根據和理由，又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
所以是&ldquo道可道，非常道&rdquo。
周公侍奉文王的時候，行動不擅自決定，辦事不自作主張；他在文王面前柔順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說話輕言細語好像沒有發出聲音，每當有東西要捧給文王時，總是相當柔順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勝任，生怕有所閃失，這真可謂能盡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後，成王尚年幼，周公為了繼承文王的事業，履行天子的職責，以攝政王的身份處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亂，誅殺懲處了謀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諸侯的朝拜，誅殺賞賜、處置決斷都由他親自做出，不必請示成王和不必與他人商量，這樣威風震動天地、聲勢懾服四海，這真可謂威武剛毅啊！成王長大以後，周公将政權歸還給成王。
以臣禮面北恭謙地侍奉成王，遇事必報告請示成王後才去執行，沒有任何擅斷專橫的意思，也沒有任何居功驕傲的神态，這真可謂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後三次改變身份和為人作風，這都是為了順應時勢啊！何況同一君王多次變化治政方法，同一國家多次改換君王。
凡人都憑借着他的地位來做他所喜歡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惡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勢來滿足自己的嗜好欲一望。
然而卻想用一定的禮法來應對千變萬化的時勢，這種不符合權變的原則，是明擺着的。
所以聖人所遵循的原則叫道，所做的叫事。
這道就好比金鐘石磬，一旦定了調就無法改換；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時調整。
所以法制禮義這些東西，隻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國家的最終的東西。
所以以&ldquo仁&rdquo為經，以&ldquo義&rdquo為紀，這倒是萬世不變的。
至于說考察人才，以省察他們的行為來決定對其使用與否，對于這類的事情，即使每天有變動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變的常規法度！隻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順應天地，協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時候，人們淳樸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堅固耐用一精一緻美觀，商賈誠實不欺詐，女子純真穩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風俗容易改變。
如今社會道德日益衰敗，民風一習一俗日益淺薄，想用質樸純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敗的民風，就像不用馬嚼子和馬鞭去駕禦烈馬那樣困難。
過去神農氏時代沒有法令制度而民衆卻自覺服從，唐堯虞舜時代盡管制定了法令但無人觸犯刑罰；夏朝人說話守信用，殷朝人通過發誓、周朝人通過歃血為盟來達到守信。
而到今天這世道，人反而習慣忍受恥辱，為貪得财物而不顧廉恥，在這種情況下還想用神農時代的方法來治理，那就必定要亂套。
過去伯成子高不願做官，拒絕封為諸侯，情願歸鄉隐居種田，天下人都稱贊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絕做官，就會被鄉裡人瞧不起，這哪能相提并論啊！古代兵器，隻是弓和劍，木矛沒有鐵槍頭，長戟沒有鋒尖。
而近代的兵器，沖車做得高又大以備攻城，溝塹和幨帳用來防禦，連發的機一弩一用來射殺，裝有尖刀的戰車用來戰鬥。
古時候征讨别的國家，不殺小孩、不捉老人，這被認為是那時候的人道主義，而現在這樣做就會被人嘲笑。
古時候認為是一件光榮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認為是一件恥辱的事；古時候用來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來治理天下就會亂套。
神農伏羲不實施賞罰，人民也不會去做壞事，而現在的執政者就不可能去廢除法令來治理百姓；虞舜執幹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
但現在帶兵征伐的将領卻哪能可以放棄武器去制止暴亂。
由此看來，制定法度，是用來反映百姓的一習一俗，應當寬嚴緩急适度；器械用具同樣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使之适宜使用。
聖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約；賢人确立禮節，使無能的人拘泥于禮節。
受法制約的人是不可能有遠大行為的；拘泥于禮節的人是難以适應變化的。
耳朵聽覺不能分辨清濁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調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國家治亂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制定法令的。
具有能聽别人難以聽到的聲音的聽覺和能看别人難以看到的東西的視覺的人，才能随心所欲擇道前進。
殷朝改變了夏朝的禮法，周朝改變了殷朝的禮法，春秋各國又改變了周朝的禮法，三代的禮法各不相同，哪還有什麼古禮法可以遵從呢！如果遵從古禮法，就像長輩立法、晚輩遵從照搬。
如果知道法治産生的緣由，那麼就有可能應時而變法；如果不明白法治産生的根源，那麼因循守舊，套用古禮古法，就有可能最終導緻大亂。
現在的法典已經根據時勢變化而變化了，禮儀也已經随一習一俗變化而變化了。
而那些學者還是因襲舊業，死守法典舊教，以為離開這些就無法治理天下，這實在是像拿着方榫頭去裝圓榫眼，還想套裝牢固适宜，那就難了。
現在的儒、墨、言必稱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實施，這無疑是在宣揚一套根本行不通的東西。
現在的儒、墨，非議眼前的現實，但又不去改變它，這實際上是聽任不合理的東西存在下去。
這真是稱贊是他們認為正确的事，做的卻是他們認為錯誤的事，因此整天用盡心思傷透腦筋卻對治國毫無益處，勞損形體竭盡智力，如此卻無補于時。
如今的那些畫匠總愛畫鬼怪而讨厭畫狗馬，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現，而狗與馬倒是能天天見到，畫鬼容易畫狗（馬）難啊！挽回危局、治理亂世，沒有聰明才智是無法做到的；但隻是複述古人、稱道古代，即使讓笨蛋來做也是綽綽有餘。
所以無用的方法和法規，聖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實際的言論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聽取的。
天地之間的氣，沒有比中和之氣更珍貴的了。
所謂中和之氣，就是陰陽協調，晝夜分明，這樣萬物才能生長。
萬物是在春分時節生長、秋分時節成熟，這生長和成熟都離不開這一精一純的中和之氣。
所以聖人的處事原則是：寬松而又堅決，威嚴而又一溫一和，柔軟而又剛直，威猛而又仁慈。
因為如果太剛硬則容易折斷，如果太柔軟則容易卷曲，所以聖人是處剛柔之間，為得道之根本。
積陰過多則沉，積陽過多則飛，隻有陰陽一交一融才能達到融和狀态。
墨繩作為一種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來懷抱一一團一，又可以牽直伸長來測直瞄準。
所以聖人親身體現這種墨繩能伸能曲的特性。
雖長但不橫阻，雖短但不窮盡，雖直但不剛堅，長久但不被遺忘，這大概就是墨繩的特性吧？所以隻用恩德來治政便顯得懦弱了些，因為懦弱就沒有了威信；隻靠嚴厲來治政便顯得兇猛了些，因為兇猛就沒有了和睦；隻以仁愛來治政便會放縱，因為放縱就無人聽從命令；隻用刑罰來治政便顯得暴虐了些，因為暴虐就無人來親附歸順。
過去齊簡公放棄了國家的權柄，而一味一寵一信大臣将領，以緻使他們形成威勢，結一黨一營私，而導緻國家的正式條令無法貫徹下去，讓陳成常、鸱夷子皮能夠實現了篡政的陰謀，使太公呂望傳下來的齊國斷了繼嗣、亡了國家，呂氏的齊國變成了陳氏的齊國。
這正是齊簡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後果。
鄭國子陽剛毅而好刑罰，他實施刑罰，非常堅決，一旦抓獲該懲罰時從不寬赦。
子陽門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斷了，他懼怕因這過錯而被處死，就趁街市人們追殺瘋狗的機會将子陽殺死了。
這正是剛毅兇猛造成的悲劇。
如今一些人不知道處剛柔之間為得道根本的道理，看到柔弱懦怯會被人侵淩，就追求起剛毅兇猛來；看到剛毅兇猛導緻滅亡，就強調起柔弱懦怯來。
這實際上是這些人内心根本沒有這種處剛柔之間為道之根本的觀念，讓外界的所見所聞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輩子都搖擺不定，無固定的歸宿。
這就好比不懂樂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時沉濁滞凝而不婉轉悠揚，唱高音時脆弱枯澀而不圓潤激亮。
但像韓娥、秦青、薛談、侯同、曼聲這些歌手，他們無論是随便的哼吟，還是合樂的歌唱，都能在内心積聚着感情，這種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過音樂表現出來，因此沒有不合音律、不和諧動人的。
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們内心有着一個根本的東西作主宰來确定音調的高低清濁，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能自成标準法度。
現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讓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況好些的話，碰到君子引路會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況不好的話，碰到小人引路會引他走進深溝陷阱中去。
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眼睛看不見外界事物。
所以是，魏國兩用樓瞙、翟強而喪失了黃河以西的土地，齊湣王專用淖齒一人而被淖齒殺死在東廟，這些都在于沒有權術來駕馭下屬大臣；周文王同時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莊王專用孫叔敖一人而稱霸天下，這些都在于有權術駕禦下屬大臣。
以彈琴唱歌擊鼓跳舞算作&ldquo樂&rdquo，用回旋周轉作揖謙讓來講&ldquo禮&rdquo，用豐厚陪葬長期服喪來送别死者，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對的；互相親愛、推崇賢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楊子是反對的；保全本性的真純，不以外物拖累形體，這些都是楊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對的。
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隻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
所以确定是與非是離不開一定條件和環境的，處在一定條件和環境裡是對的，離開了一定條件和環境就變得錯了。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這些九州之外的國家，他們的是非觀念各異、一習一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禮節相處、支使。
在這裡是正确的，到那裡就可能是錯誤的；在這裡是錯誤的，到那裡就不一定是錯誤的。
這就好像斧刀椎鑿各有各的用處一樣。
夏禹的時代，依據五音來處理政務，懸挂鐘鼓磬铎、設置鞀鼓來接待四方之士，并發布命令說：&ldquo拿道來指教我的請擊鼓，用義來教誨我的請敲鐘，有事情要告訴我的請搖铎，有憂愁事想告訴我的請擊磬，有官司訴訟的請搖鞀鼓。
&rdquo在那時，夏禹吃一頓飯有可能被打斷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擰幹頭發起來處理事務，他就是這樣勞累、憂慮為人民服務；這樣做還不足以為人民行善效忠的話，那就是才能不足的問題了。
秦始皇時代，壘築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馳道通向四方遠道，鑄造金屬銅像，調派囚徒戍守邊疆，強行收繳草料供部隊使用，征收人頭稅來搜刮民财，運進皇帝私庫以供享用。
被征調服役、守邊防的青壯年，西到臨洮、狄道，東到會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飛狐、陽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壯年多得可以填滿溝壑。
當時，盡忠進谏的人被看成掃帚星，講仁義的人被當成瘋子。
而到漢高帝起兵時，使将衰敗的東西得以保存，使将絕嗣的族種得以延續，發揚了天下正義，手執兵器，振臂高呼，為百姓向皇天請命。
在這個時候，天下英雄豪傑，風餐露宿于荒原野外，沖殺時冒着迎面而來的利箭和飛石，撤下後退時冒跌落深溝的危險，這真是經曆了百次的死亡才換得一次生存的機會，以争取奪得天下的統治權，奮發勇武精神，激勵忠誠之情，豁出生命以決一死戰。
在這樣的時代，那些穿着豐衣博帶，談論儒、墨的人，是被認為無能之輩的。
等到暴虐的秦朝滅亡後，天下安定下來後，漢高帝繼承文治的事業，建立了雄偉勇武的功績，登上了天子寶座，當年的委貌冠以&ldquo劉氏冠&rdquo而風靡天下，聚集起鄒、魯的儒墨學者，貫徹古代聖人的遺教，樹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車，建置九旒旗，撞擊大鐘，敲響鳴鼓，演奏《鹹池》樂曲，舉着盾牌大斧起舞。
在這個時候，誰要是繼續提倡武力，會被人懷疑居心叵測。
這期間，文治、武功一交一替主宰時局，這是根據時勢的變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
而現在的尚武派非議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議尚武派，他們之間的文武互相指責非議，實在是不懂文與武各适宜于一定時局。
這些人隻看到一個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極之天下廣大。
所以是朝東看，就不知西牆；朝南望，就不見北方；隻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無所不通、無所不知。
國家之所以能長存，是在于得道；國家之所以滅亡，是在于悖理。
堯原先都沒有百戶人家的城郭，舜原先連立錐之地都沒有，但後來卻擁有了天下；禹原先連十個人的勢力都沒有，湯原先也沒有哪怕是七裡大的封地，但後來還是稱王于諸侯。
周文王原先處在的岐周一帶，土地方圓也不過百裡，可是最終立為天子。
諸如此類都是因為&ldquo得道&rdquo和實施&ldquo王道&rdquo。
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強盛，凡是人的蹤迹所到之處、車舟所通之地，沒有不成為他們的郡縣屬地的。
但是最終他們卻死在别人手裡，還被天下人所恥笑，這是因為他們行不仁而造成的後果。
所以聖人是通過觀察細微迹象來知道事物變化的徵兆的。
德政的興盛和衰敗，最先的變化苗子是從社會風氣中顯露出來的。
因此，實施王道德政的盡管開始弱小，但最終會強大起來；有滅亡迹象的盡管暫時成功，但到頭來必定失敗。
當夏朝将要滅亡的時候，朝中的太史令終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湯，三年後夏桀果然滅亡；殷朝将要破敗的時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藝事先就歸順了周文王，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滅亡。
所以聖人總是能在存亡、成敗轉變之際就能發現衰敗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樣，非得等到出現了鳴條之野、甲子之日時才知道身處絕境、大禍臨頭。
現在有人認為強大的就必定會勝利，于是就一門心思盤算着怎樣擴地增人；認為富有的必定會獲利，于是就醉心于積糧聚錢；如按這樣的邏輯來說，那麼千乘小國将永遠無法稱王稱霸了；萬乘大國則永遠不會滅亡了；國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這樣簡單的話，那麼社會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為理論家了。
趙襄子隻是憑借着晉陽小城就稱霸于天下，而智伯擁有三晉卻被俘虜消滅；齊湣王并不因為有偌大的齊國而不死于非命，田單并不因為隻有一座
禮樂是聖人制定的，并不是聖人受禮樂限制的；治理國家雖有常規，但必須以便利民衆為根本；政令教化雖有常法，但必須以切實有效為最好。
如果對民衆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實際情況，就不必一定要遵循舊法。
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變陳法導緻了滅亡；夏禹、商湯、周武王不因襲舊法卻興旺發達而稱王。
所以聖人的法度是随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禮節随着一習一俗的不同而改變；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時宜。
所以改變古法無可非議，因循守舊不值得贊美。
百川源頭各不相同，但最後都歸于大海。
百家學說事業各不一樣，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會為目的。
&ldquo王道&rdquo殘缺才産生了《詩》；周王室衰微、禮義崩潰才有《春秋》産生。
《詩》和《春秋》雖然是學問中的極一品，但卻都是衰世的産物，儒家用它們來教導世人，哪裡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來教育世人！如果認為《詩》《春秋》是講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們，那麼還有沒産生《詩》和《春秋》的遠古時代呢！與其稱頌王道破殘時代産生的《詩》和《春秋》，不如稱頌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時代。
與其誦讀先王的詩書，不如聽他們的言論；與其聽他們的言論，不如了解他們說這些言論的根據理由；而這些言論的根據和理由，又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
所以是&ldquo道可道，非常道&rdquo。
周公侍奉文王的時候，行動不擅自決定，辦事不自作主張；他在文王面前柔順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說話輕言細語好像沒有發出聲音，每當有東西要捧給文王時，總是相當柔順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勝任，生怕有所閃失，這真可謂能盡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後，成王尚年幼，周公為了繼承文王的事業，履行天子的職責，以攝政王的身份處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亂，誅殺懲處了謀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諸侯的朝拜，誅殺賞賜、處置決斷都由他親自做出，不必請示成王和不必與他人商量，這樣威風震動天地、聲勢懾服四海，這真可謂威武剛毅啊！成王長大以後，周公将政權歸還給成王。
以臣禮面北恭謙地侍奉成王，遇事必報告請示成王後才去執行，沒有任何擅斷專橫的意思，也沒有任何居功驕傲的神态，這真可謂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後三次改變身份和為人作風，這都是為了順應時勢啊！何況同一君王多次變化治政方法，同一國家多次改換君王。
凡人都憑借着他的地位來做他所喜歡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惡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勢來滿足自己的嗜好欲一望。
然而卻想用一定的禮法來應對千變萬化的時勢，這種不符合權變的原則，是明擺着的。
所以聖人所遵循的原則叫道，所做的叫事。
這道就好比金鐘石磬，一旦定了調就無法改換；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時調整。
所以法制禮義這些東西，隻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國家的最終的東西。
所以以&ldquo仁&rdquo為經，以&ldquo義&rdquo為紀，這倒是萬世不變的。
至于說考察人才，以省察他們的行為來決定對其使用與否，對于這類的事情，即使每天有變動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變的常規法度！隻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順應天地，協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時候，人們淳樸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堅固耐用一精一緻美觀，商賈誠實不欺詐，女子純真穩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風俗容易改變。
如今社會道德日益衰敗，民風一習一俗日益淺薄，想用質樸純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敗的民風，就像不用馬嚼子和馬鞭去駕禦烈馬那樣困難。
過去神農氏時代沒有法令制度而民衆卻自覺服從，唐堯虞舜時代盡管制定了法令但無人觸犯刑罰；夏朝人說話守信用，殷朝人通過發誓、周朝人通過歃血為盟來達到守信。
而到今天這世道，人反而習慣忍受恥辱，為貪得财物而不顧廉恥，在這種情況下還想用神農時代的方法來治理，那就必定要亂套。
過去伯成子高不願做官，拒絕封為諸侯，情願歸鄉隐居種田，天下人都稱贊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絕做官，就會被鄉裡人瞧不起，這哪能相提并論啊！古代兵器，隻是弓和劍，木矛沒有鐵槍頭，長戟沒有鋒尖。
而近代的兵器，沖車做得高又大以備攻城，溝塹和幨帳用來防禦，連發的機一弩一用來射殺，裝有尖刀的戰車用來戰鬥。
古時候征讨别的國家，不殺小孩、不捉老人，這被認為是那時候的人道主義，而現在這樣做就會被人嘲笑。
古時候認為是一件光榮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認為是一件恥辱的事；古時候用來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來治理天下就會亂套。
神農伏羲不實施賞罰，人民也不會去做壞事，而現在的執政者就不可能去廢除法令來治理百姓；虞舜執幹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
但現在帶兵征伐的将領卻哪能可以放棄武器去制止暴亂。
由此看來，制定法度，是用來反映百姓的一習一俗，應當寬嚴緩急适度；器械用具同樣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使之适宜使用。
聖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約；賢人确立禮節，使無能的人拘泥于禮節。
受法制約的人是不可能有遠大行為的；拘泥于禮節的人是難以适應變化的。
耳朵聽覺不能分辨清濁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調整音律的；内心不明白國家治亂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制定法令的。
具有能聽别人難以聽到的聲音的聽覺和能看别人難以看到的東西的視覺的人，才能随心所欲擇道前進。
殷朝改變了夏朝的禮法，周朝改變了殷朝的禮法，春秋各國又改變了周朝的禮法，三代的禮法各不相同，哪還有什麼古禮法可以遵從呢！如果遵從古禮法，就像長輩立法、晚輩遵從照搬。
如果知道法治産生的緣由，那麼就有可能應時而變法；如果不明白法治産生的根源，那麼因循守舊，套用古禮古法，就有可能最終導緻大亂。
現在的法典已經根據時勢變化而變化了，禮儀也已經随一習一俗變化而變化了。
而那些學者還是因襲舊業，死守法典舊教，以為離開這些就無法治理天下，這實在是像拿着方榫頭去裝圓榫眼，還想套裝牢固适宜，那就難了。
現在的儒、墨、言必稱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實施，這無疑是在宣揚一套根本行不通的東西。
現在的儒、墨，非議眼前的現實，但又不去改變它，這實際上是聽任不合理的東西存在下去。
這真是稱贊是他們認為正确的事，做的卻是他們認為錯誤的事，因此整天用盡心思傷透腦筋卻對治國毫無益處，勞損形體竭盡智力，如此卻無補于時。
如今的那些畫匠總愛畫鬼怪而讨厭畫狗馬，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現，而狗與馬倒是能天天見到，畫鬼容易畫狗（馬）難啊！挽回危局、治理亂世，沒有聰明才智是無法做到的；但隻是複述古人、稱道古代，即使讓笨蛋來做也是綽綽有餘。
所以無用的方法和法規，聖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合實際的言論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聽取的。
天地之間的氣，沒有比中和之氣更珍貴的了。
所謂中和之氣，就是陰陽協調，晝夜分明，這樣萬物才能生長。
萬物是在春分時節生長、秋分時節成熟，這生長和成熟都離不開這一精一純的中和之氣。
所以聖人的處事原則是：寬松而又堅決，威嚴而又一溫一和，柔軟而又剛直，威猛而又仁慈。
因為如果太剛硬則容易折斷，如果太柔軟則容易卷曲，所以聖人是處剛柔之間，為得道之根本。
積陰過多則沉，積陽過多則飛，隻有陰陽一交一融才能達到融和狀态。
墨繩作為一種尺量的器具，既可以卷曲起來懷抱一一團一，又可以牽直伸長來測直瞄準。
所以聖人親身體現這種墨繩能伸能曲的特性。
雖長但不橫阻，雖短但不窮盡，雖直但不剛堅，長久但不被遺忘，這大概就是墨繩的特性吧？所以隻用恩德來治政便顯得懦弱了些，因為懦弱就沒有了威信；隻靠嚴厲來治政便顯得兇猛了些，因為兇猛就沒有了和睦；隻以仁愛來治政便會放縱，因為放縱就無人聽從命令；隻用刑罰來治政便顯得暴虐了些，因為暴虐就無人來親附歸順。
過去齊簡公放棄了國家的權柄，而一味一寵一信大臣将領，以緻使他們形成威勢，結一黨一營私，而導緻國家的正式條令無法貫徹下去，讓陳成常、鸱夷子皮能夠實現了篡政的陰謀，使太公呂望傳下來的齊國斷了繼嗣、亡了國家，呂氏的齊國變成了陳氏的齊國。
這正是齊簡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後果。
鄭國子陽剛毅而好刑罰，他實施刑罰，非常堅決，一旦抓獲該懲罰時從不寬赦。
子陽門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斷了，他懼怕因這過錯而被處死，就趁街市人們追殺瘋狗的機會将子陽殺死了。
這正是剛毅兇猛造成的悲劇。
如今一些人不知道處剛柔之間為得道根本的道理，看到柔弱懦怯會被人侵淩，就追求起剛毅兇猛來；看到剛毅兇猛導緻滅亡，就強調起柔弱懦怯來。
這實際上是這些人内心根本沒有這種處剛柔之間為道之根本的觀念，讓外界的所見所聞支配自己的思想，所以是一輩子都搖擺不定，無固定的歸宿。
這就好比不懂樂理的人唱歌，唱低音時沉濁滞凝而不婉轉悠揚，唱高音時脆弱枯澀而不圓潤激亮。
但像韓娥、秦青、薛談、侯同、曼聲這些歌手，他們無論是随便的哼吟，還是合樂的歌唱，都能在内心積聚着感情，這種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過音樂表現出來，因此沒有不合音律、不和諧動人的。
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們内心有着一個根本的東西作主宰來确定音調的高低清濁，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能自成标準法度。
現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讓他往左走他便往左；情況好些的話，碰到君子引路會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情況不好的話，碰到小人引路會引他走進深溝陷阱中去。
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眼睛看不見外界事物。
所以是，魏國兩用樓瞙、翟強而喪失了黃河以西的土地，齊湣王專用淖齒一人而被淖齒殺死在東廟，這些都在于沒有權術來駕馭下屬大臣；周文王同時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楚莊王專用孫叔敖一人而稱霸天下，這些都在于有權術駕禦下屬大臣。
以彈琴唱歌擊鼓跳舞算作&ldquo樂&rdquo，用回旋周轉作揖謙讓來講&ldquo禮&rdquo，用豐厚陪葬長期服喪來送别死者，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但墨子是反對的；互相親愛、推崇賢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但楊子是反對的；保全本性的真純，不以外物拖累形體，這些都是楊子所提倡的，但孟子是反對的。
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每人隻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
所以确定是與非是離不開一定條件和環境的，處在一定條件和環境裡是對的，離開了一定條件和環境就變得錯了。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這些九州之外的國家，他們的是非觀念各異、一習一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也都按一定的禮節相處、支使。
在這裡是正确的，到那裡就可能是錯誤的；在這裡是錯誤的，到那裡就不一定是錯誤的。
這就好像斧刀椎鑿各有各的用處一樣。
夏禹的時代，依據五音來處理政務，懸挂鐘鼓磬铎、設置鞀鼓來接待四方之士，并發布命令說：&ldquo拿道來指教我的請擊鼓，用義來教誨我的請敲鐘，有事情要告訴我的請搖铎，有憂愁事想告訴我的請擊磬，有官司訴訟的請搖鞀鼓。
&rdquo在那時，夏禹吃一頓飯有可能被打斷十次，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擰幹頭發起來處理事務，他就是這樣勞累、憂慮為人民服務；這樣做還不足以為人民行善效忠的話，那就是才能不足的問題了。
秦始皇時代，壘築高高的台榭，修建大型的苑圃，馳道通向四方遠道，鑄造金屬銅像，調派囚徒戍守邊疆，強行收繳草料供部隊使用，征收人頭稅來搜刮民财，運進皇帝私庫以供享用。
被征調服役、守邊防的青壯年，西到臨洮、狄道，東到會稽、浮台，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飛狐、陽原，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壯年多得可以填滿溝壑。
當時，盡忠進谏的人被看成掃帚星，講仁義的人被當成瘋子。
而到漢高帝起兵時，使将衰敗的東西得以保存，使将絕嗣的族種得以延續，發揚了天下正義，手執兵器，振臂高呼，為百姓向皇天請命。
在這個時候，天下英雄豪傑，風餐露宿于荒原野外，沖殺時冒着迎面而來的利箭和飛石，撤下後退時冒跌落深溝的危險，這真是經曆了百次的死亡才換得一次生存的機會，以争取奪得天下的統治權，奮發勇武精神，激勵忠誠之情，豁出生命以決一死戰。
在這樣的時代，那些穿着豐衣博帶，談論儒、墨的人，是被認為無能之輩的。
等到暴虐的秦朝滅亡後，天下安定下來後，漢高帝繼承文治的事業，建立了雄偉勇武的功績，登上了天子寶座，當年的委貌冠以&ldquo劉氏冠&rdquo而風靡天下，聚集起鄒、魯的儒墨學者，貫徹古代聖人的遺教，樹立起天子大旗，乘坐天子的大車，建置九旒旗，撞擊大鐘，敲響鳴鼓，演奏《鹹池》樂曲，舉着盾牌大斧起舞。
在這個時候，誰要是繼續提倡武力，會被人懷疑居心叵測。
這期間，文治、武功一交一替主宰時局，這是根據時勢的變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
而現在的尚武派非議文治者，或文治者非議尚武派，他們之間的文武互相指責非議，實在是不懂文與武各适宜于一定時局。
這些人隻看到一個角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極之天下廣大。
所以是朝東看，就不知西牆；朝南望，就不見北方；隻有不偏倚某一方，才能無所不通、無所不知。
國家之所以能長存，是在于得道；國家之所以滅亡，是在于悖理。
堯原先都沒有百戶人家的城郭，舜原先連立錐之地都沒有，但後來卻擁有了天下；禹原先連十個人的勢力都沒有，湯原先也沒有哪怕是七裡大的封地，但後來還是稱王于諸侯。
周文王原先處在的岐周一帶，土地方圓也不過百裡，可是最終立為天子。
諸如此類都是因為&ldquo得道&rdquo和實施&ldquo王道&rdquo。
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強盛，凡是人的蹤迹所到之處、車舟所通之地，沒有不成為他們的郡縣屬地的。
但是最終他們卻死在别人手裡，還被天下人所恥笑，這是因為他們行不仁而造成的後果。
所以聖人是通過觀察細微迹象來知道事物變化的徵兆的。
德政的興盛和衰敗，最先的變化苗子是從社會風氣中顯露出來的。
因此，實施王道德政的盡管開始弱小，但最終會強大起來；有滅亡迹象的盡管暫時成功，但到頭來必定失敗。
當夏朝将要滅亡的時候，朝中的太史令終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湯，三年後夏桀果然滅亡；殷朝将要破敗的時候，朝中的太史令向藝事先就歸順了周文王，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滅亡。
所以聖人總是能在存亡、成敗轉變之際就能發現衰敗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樣，非得等到出現了鳴條之野、甲子之日時才知道身處絕境、大禍臨頭。
現在有人認為強大的就必定會勝利，于是就一門心思盤算着怎樣擴地增人；認為富有的必定會獲利，于是就醉心于積糧聚錢；如按這樣的邏輯來說，那麼千乘小國将永遠無法稱王稱霸了；萬乘大國則永遠不會滅亡了；國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這樣簡單的話，那麼社會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為理論家了。
趙襄子隻是憑借着晉陽小城就稱霸于天下，而智伯擁有三晉卻被俘虜消滅；齊湣王并不因為有偌大的齊國而不死于非命，田單并不因為隻有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