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十一 齊俗訓
關燈
小
中
大
向，但拐個彎進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這種人就像風标随風轉動，一輩子為人所一奴一役，沒有片刻的甯靜。
而聖人是與&ldquo道&rdquo融為一體，返歸本性，以不變之&ldquo道體&rdquo應付萬變之世界，這樣也就達到免受世俗一奴一役的境地。
在治世，人們堅守本職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禮儀也容易實施，人們間的債務也容易償還。
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種官職，一官也不兼任多種事務，士農工商各行其職，在不同的領域從事不同的工作内容。
因此，農夫們在一起談論勞動力之強弱，士人們在一起讨論德行的高低，工匠們在一起研究工藝技術的一精一巧，商人們在一起一交一流生意經。
是時，士人沒有失檢的行為，農夫沒有白費的勞動，工匠沒有僞劣的産品，商人沒有虧損的買賣，各行各業都安于本性，不得互相幹擾。
所以伊尹興建土木工程時，腿長的被安排去踩鍬，背力強的被安排去背土，獨眼的被安排去測水準，駝背的被安排去鋪抹地坪，各種特性特點都被用得恰到好處，所以此時人性無貴賤優劣之分。
一胡一人善于騎馬，越人善于泛舟。
具體的形狀種類不同，如改變他們不熟悉的事情，就會亂套；喪失他們應處的地位和環境，就會變得毫無用處，而得到适當的位置，就會變得十分有用。
聖人能綜合他們的情況，統籌安排，合理使用，使人們都能發揮出自己的才幹和能力。
能夠先知先覺、深謀遠慮，這自然是人才中的傑出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這樣的标準去苛求人們。
博聞強記、能言善辯，這同樣是聰明人中的一精一英，這聖明的君主同樣不能用這種标準去要求下屬百官。
高傲自負，不和世俗同流合污，這是士人的高潔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卻不能拿這樣的品行去教化民衆。
制造連?運開的神奇機械，并不留雕鑿的痕迹，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樣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這種技巧。
所以苌弘、師曠，他們能預先知道禍福，提出的建議也無大失策，因而他們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樣做同一種工作；公孫龍能言善辯，分辨同異、分析堅白，因而他們不能和衆人一樣掌握同一種學說；北人無擇非議指責舜的德行而自投清涼之淵，但這不能以此作為世人的榜樣；魯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鳥，并使鸢鳥在天空飛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讓他們做一般的工匠。
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為普通民衆的标準；高尚的品行，不能拿來作為一國民衆的風俗。
那些能用手掂量物體輕重不差铢兩的人，聖人也無法來任用他，而隻能采用秤來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測物體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無法任用他，而隻能采用儀器來測量。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不可能長期依賴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儀器倒是可以世代相傳和使用的。
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鈍來保持，而指揮軍隊打仗則要靠權變的策略來完成。
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飛兔這樣的駿馬才駕車，那麼天下人就别想乘車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這樣的美一女才婚配，那麼終身也别想成家了。
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現古代那樣的俊才，就當前的這些人才就夠了，隻是要廣泛網羅并充分利用即可。
骐骥這樣的駿馬能一日千裡，但這千裡路，一般性的馬也能在數日裡走完。
由此看來，治理國家無須專靠特殊人才，而以&ldquo道&rdquo術治理國家則可以普遍實施長期适用。
而亂世治國的用人方法就不是這樣，它将标準提得極高，并要問罪于那些達不到标準的人；它将任務定得很重，并要懲罰那些完不成任務的人；它将事情複雜化和困難化，并要誅殺那些不敢去做這些事情的人。
廣大民衆被上述這三種不切實際的責難弄得窘困萬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來欺詐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來避免懲罰。
所以這樣一來，就是有嚴刑峻法也無法禁止這些邪門奸詐。
為什麼呢？因為人的能力實在難以達到所定的那些标準和要求。
所以諺語這樣說：&ldquo鳥到窮困時會啄敵，獸到窮困時會觸頂，人到窮困時會使詐。
&rdquo 以道和德作為事物的規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廣至一江一南河北而不改變方向，馳騁千裡之外而不變更行迹。
而人們所取舍的禮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處，從東邊看，它在西邊，從西邊看，它又在東邊，是沒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mdash&mdash臯陶來裁決，也無法确定其方位。
所以同樣的一種取舍，是得到诽謗還是得到贊譽，取決于一習一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窮困潦倒還是騰達顯赫，取決于時世。
像湯武那樣廣積善行，這是人們都能做到的事，但他們碰到像桀纣那樣的亂世而得以大顯身手，這恰恰是天賜的機遇。
如果隻有湯武那種志向，無桀纣那樣的亂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業，也隻能是空想。
過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戰勝殷朝建立周朝，以後便插着笏闆、拿着殳杖上朝視事。
武王病逝後，殷遺民乘機背叛周朝，周公攝政輔佐成王，登東宮代行天子職權，背靠屏風坐在天子的寶座上接受諸侯的朝拜，流放參與叛亂的蔡叔，誅殺作亂的管叔，降服叛亂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後歸政于成王。
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後用文治，不是志向改變了，而是為了順應時勢；周公放逐兄長誅殺兄弟，不是不仁，而是為了拯救危難中的國家。
所以事情合于時世便能成功，行為符合時宜便能樹立名聲。
過去齊桓公會合諸侯時用的文車，回到國内又用武力鞏固政權；晉文公會合諸侯用的兵車，回到國内又用禮義治理國家。
這齊桓公先柔後剛，而晉文公先剛後柔，可他們都能做到号令天下，控制諸侯，這是因為他們能審時度勢，随機應變。
還有，魯國的隐士顔阖，魯國君想用他為相，顔阖不願意，魯君又贈給他重禮以想使他轉意，但顔阖卻鑿穿房屋的後牆而溜之大吉，并成為天下著名的人物。
魯君也沒有追究他的違逆行為。
假使顔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這樣的法家人物，必定會遭到誅滅三族的懲罰，更何況顔阖自身呢！世人都稱頌古代的聖賢，并推崇他們的德行，而對同時代也具有的這種聖賢人都不知道愛崇他們，這倒不是現代聖賢比不上古代聖賢，而是他們的才德不合時宜。
所以駕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來渡河，倒不如用一條獨木舟來得便當，這是因為所處的環境決定的。
所以能建立功績事業的人，必定行事簡約、合于時世。
而今的世俗觀點是，以完成功業與否作為賢能的标準或尺度，以戰勝禍患與否作為聰明的尺度或标準；以為遭災的必定愚笨，認為死于節義的必定愚戆；但是我們認為以上各種人都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無所謂優劣和賢愚。
王子比幹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樣披頭散發、裝瘋賣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樂意以直行盡忠來為節義獻身，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樣裝瘋賣傻。
伯夷、叔齊不是不能接受奉祿、官職來建功立業，但他們就是樂意用高潔的品行遠離塵世以絕世俗，所以他們不接受高官厚祿。
許由、善卷不是無能力安撫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們就是羞于因外物攪亂平和的本性，所以不肯接受帝位。
豫讓、要離不是不知道享受天倫之樂，讓妻兒平平安安來苟且偷生，但他們就是樂意忠誠赤膽，為主人獻身，所以不留戀人間生活。
今天如果我們從箕子的角度來看比幹，那麼比幹就顯得愚蠢了；從比幹的角度來看箕子，那麼箕子就顯得低卑了；從管仲、晏子的角度來看伯夷，那麼伯夷就顯得愚戆了；從伯夷的角度來看管仲和晏子，那麼管仲、晏子就顯得貪婪了。
人們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愛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為歡樂，在這裡又有誰能使他們改弦易轍？又有誰能對他們所做的事定是非、别優劣？所以曾子這樣說：&ldquo同是因敲擊船闆而發出的聲音，鳥聽了高飛而去，魚聽了藏入深淵。
&rdquo這說明行動各不相同，而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
所以惠施帶着百輛車子經過孟諸澤時，正在釣魚的莊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釣到的魚都倒到水裡去了。
鹈一胡一飲水數鬥都不夠，而鲔隻須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夠了；智伯擁有三晉還不滿足，林類和榮啟期衣衫破爛得像蓑衣都毫無遺憾。
由此看來，人們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麼必要互相責難和非議呢？看重生命的人，不會為了利益而損害自己；堅持名節操行的人，不會看到危難而苟且逃避的；貪得無厭的人，看到利益就會不顧一切；而珍愛名聲的人，是不會随便取獲不合道義的東西。
将這些相比較而論，真好比是炭與冰、鈎和墨繩，真不知什麼時候能使它們吻合相容呢？假使讓聖人來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調和、兼容、并蓄、覆蓋為一體，無所謂肯定此、否定彼。
飛鳥習慣築巢而栖息，狐狸習慣洞穴而歇宿；在這裡，無論是築巢栖息還是洞穴歇宿，都是為了找到一個歸宿。
而社會中的人們取舍什麼、行動什麼，也都想找一種寄托和歸宿，各人都在找一個自己樂意舒适的安身之處；而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的人，就算是完人。
所以，從&ldquo道&rdquo的角度來看萬事萬物，就會将它等而視之、總而齊之。
盛世太平國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沒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沒有煩瑣的政務，士人沒有虛僞的品行，工匠技藝沒有一婬一巧的成分；事務合乎常規而不混亂，器物完美而不雕飾。
而亂世就不是這樣。
飾僞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擡高身價，施行禮義的人互相虛僞造作；車輛極力雕琢，器物競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搶難得之物，并把它們當作寶貝；以文辭互相诋毀的人糾纏于冗長煩瑣的事中而自以為聰明。
官吏們互相争吵詭辯，将政務工作久拖而不處理，這些對治理國家毫無益處；工匠們處心積慮要制作奇異的器具，累月經年才完成，卻不适合于使用。
所以古代神農的法令這樣說：&ldquo成年男子如果不從事耕種，那麼天下就會有人因此而挨餓；年輕婦女如果不從事紡織，那麼天下就會有人因此而挨凍。
&rdquo因此神農自己親自耕種，他的妻子親自紡織，為天下人作出了榜樣。
神農教導人民，不要有意地珍貴難以得到的貨物，不要過分器重無用的物件。
所以那時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種不可，否則将要餓肚子；女子非得勤奮織布不可，否則将無法遮蔽身體；有餘和不足，都直接關系到每個人自身；豐衣足食，邪奸就不會産生，大家安居樂業而天下太平。
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參那樣的善人沒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贲和成荊這樣的勇士沒有地方好顯威武。
而衰敗的社會風俗完全不同，大家憑着智巧而弄虛作假，矯飾各種無用的器物，有意珍貴遠方的奇貨，珍惜難以得到的财寶，卻不積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風被破壞得亂七八糟，純樸的民性被破壞得支離破碎，牛馬被關進欄圈後也沒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是非被颠倒，清澈變混濁，人們就像風中蓬草，被刮得飛揚躁亂；忠誠信義的品德流失殆盡，人也跟着失去善良本性。
于是社會出現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麗的花紋圖案來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豬、面米細糧和各種風味小吃來滿足人的食欲；用鐘鼓管箫、絲竹金石等樂器來一婬一蕩人的耳朵；又以講究禮儀形式、各種流言蜚語來攪亂人的心神。
這樣，百姓被攪得紛擾狂亂，日夜為利益奔波追逐，人變得煩躁淺薄，禮法和道義相違，德行和利益沖突，這樣的社會，即使有十個管仲也無法治理好。
富人的車輛外用彩繡的車衣圍裹，馬則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裝飾，車上的帷幕和褥墊都配用繡繪絲織品，各種色彩一交一錯着，無法形容它的華麗。
而窮人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繩，吃豆類食品，喝涼水來填飽肚子，以便能熬過酷暑；冬天則穿着破爛的羊皮衣，粗布衣袍無法遮蔽身體，隻得蹲在竈爐口取暖。
所以同是編入戶籍的人，會出現如此大的貧富差别，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别，這真的使人無法比較和言說。
那些憑着奇異技巧、僞詐歪邪門道的人，卻能在世上過着富裕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卻免不了饑寒的災患，在這種社會不公平的情況下，要想使人民摒棄末業、返歸農業根本，這就像掘開了水源卻又堵塞了水流一樣。
社會有意導向雕琢刻镂，必然迫使農民棄農從工，妨礙了農業生産；社會講究服飾秀美，必然緻使婦女一精一于刺繡，也必然妨礙了一般意義上的紡織業。
這農事荒廢、紡織受損，必然會有饑寒出現。
饑寒一旦降臨，人們能不觸犯法令和禁令，這是從古到今都沒有聽說過的事。
所以說人的仁或鄙取決于時勢而不取決于個人行為，人得利或受害取決于天命而不取決于人的智力。
敗軍中的士卒，一旦敗下陣來，連勇敢的也跟着敗逃，這時将領統帥怎麼制止都制止不了；勝軍的隊伍，一旦獲勝，連膽怯的也會跟着沖鋒陷陣，拼死前進，生怕趕不上趟。
所以一江一河決堤，一鄉的父子兄弟棄親人而不顧，各自逃命，争先恐後跑上高坡山丘，腿腳靈便的先上去，也不顧别人；盛世太平的時候，人們心平氣和，看到鄰國的人溺水，尚且同情相助，更何況是自己的親人溺水呢！所以由此可見，自身安穩，恩情就會施及鄰國，躁亂的自私心态也會随之消失；反之如自身處在危難之中，就會連親人都不顧，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幫助解救了。
正在忙于遊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解救溺水的人，因為他自己的手腳都忙于劃水，沒有空閑時間。
被火灼傷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因為他自己受傷疼痛萬分。
由此推出，人民豐衣足食就會互相謙讓，而人民衣食不足就會互相争搶。
互相謙讓則禮義産生，互相争搶則暴亂興起。
過路人敲門讨水喝，主人沒有不給的，因為有的是水。
在山林中柴薪難以出一售，在湖區魚蝦不易出讓，因為這種地方有的是這類東西。
所以說物質豐富了，人們的貪欲會減省；要求得到滿足，争奪的事就會止息。
秦始皇時代，有人宰食自己的兒女，這是因為物财不足；當今劉家執政，獨身男子也能收養孤兒，這是因為财物富裕。
所以，天下太平，小人也能規規矩矩過日子，因為沒有什麼物質利益能驅動他去做壞事；但如世道混亂，君子都會做越軌之事、犯法之事，這時法令也無法制止他。
而聖人是與&ldquo道&rdquo融為一體，返歸本性，以不變之&ldquo道體&rdquo應付萬變之世界，這樣也就達到免受世俗一奴一役的境地。
在治世，人們堅守本職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禮儀也容易實施，人們間的債務也容易償還。
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種官職，一官也不兼任多種事務，士農工商各行其職，在不同的領域從事不同的工作内容。
因此，農夫們在一起談論勞動力之強弱，士人們在一起讨論德行的高低，工匠們在一起研究工藝技術的一精一巧，商人們在一起一交一流生意經。
是時，士人沒有失檢的行為，農夫沒有白費的勞動，工匠沒有僞劣的産品，商人沒有虧損的買賣，各行各業都安于本性，不得互相幹擾。
所以伊尹興建土木工程時，腿長的被安排去踩鍬，背力強的被安排去背土，獨眼的被安排去測水準，駝背的被安排去鋪抹地坪，各種特性特點都被用得恰到好處，所以此時人性無貴賤優劣之分。
一胡一人善于騎馬，越人善于泛舟。
具體的形狀種類不同，如改變他們不熟悉的事情，就會亂套；喪失他們應處的地位和環境，就會變得毫無用處，而得到适當的位置，就會變得十分有用。
聖人能綜合他們的情況，統籌安排，合理使用，使人們都能發揮出自己的才幹和能力。
能夠先知先覺、深謀遠慮，這自然是人才中的傑出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這樣的标準去苛求人們。
博聞強記、能言善辯，這同樣是聰明人中的一精一英，這聖明的君主同樣不能用這種标準去要求下屬百官。
高傲自負，不和世俗同流合污，這是士人的高潔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卻不能拿這樣的品行去教化民衆。
制造連?運開的神奇機械，并不留雕鑿的痕迹，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樣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這種技巧。
所以苌弘、師曠，他們能預先知道禍福，提出的建議也無大失策，因而他們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樣做同一種工作；公孫龍能言善辯，分辨同異、分析堅白，因而他們不能和衆人一樣掌握同一種學說；北人無擇非議指責舜的德行而自投清涼之淵，但這不能以此作為世人的榜樣；魯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鳥，并使鸢鳥在天空飛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讓他們做一般的工匠。
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為普通民衆的标準；高尚的品行，不能拿來作為一國民衆的風俗。
那些能用手掂量物體輕重不差铢兩的人，聖人也無法來任用他，而隻能采用秤來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測物體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無法任用他，而隻能采用儀器來測量。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不可能長期依賴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儀器倒是可以世代相傳和使用的。
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鈍來保持，而指揮軍隊打仗則要靠權變的策略來完成。
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飛兔這樣的駿馬才駕車，那麼天下人就别想乘車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這樣的美一女才婚配，那麼終身也别想成家了。
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現古代那樣的俊才，就當前的這些人才就夠了，隻是要廣泛網羅并充分利用即可。
骐骥這樣的駿馬能一日千裡，但這千裡路，一般性的馬也能在數日裡走完。
由此看來，治理國家無須專靠特殊人才，而以&ldquo道&rdquo術治理國家則可以普遍實施長期适用。
而亂世治國的用人方法就不是這樣，它将标準提得極高，并要問罪于那些達不到标準的人；它将任務定得很重，并要懲罰那些完不成任務的人；它将事情複雜化和困難化，并要誅殺那些不敢去做這些事情的人。
廣大民衆被上述這三種不切實際的責難弄得窘困萬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來欺詐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來避免懲罰。
所以這樣一來，就是有嚴刑峻法也無法禁止這些邪門奸詐。
為什麼呢？因為人的能力實在難以達到所定的那些标準和要求。
所以諺語這樣說：&ldquo鳥到窮困時會啄敵，獸到窮困時會觸頂，人到窮困時會使詐。
&rdquo 以道和德作為事物的規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廣至一江一南河北而不改變方向，馳騁千裡之外而不變更行迹。
而人們所取舍的禮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處，從東邊看，它在西邊，從西邊看，它又在東邊，是沒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mdash&mdash臯陶來裁決，也無法确定其方位。
所以同樣的一種取舍，是得到诽謗還是得到贊譽，取決于一習一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窮困潦倒還是騰達顯赫，取決于時世。
像湯武那樣廣積善行，這是人們都能做到的事，但他們碰到像桀纣那樣的亂世而得以大顯身手，這恰恰是天賜的機遇。
如果隻有湯武那種志向，無桀纣那樣的亂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業，也隻能是空想。
過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戰勝殷朝建立周朝，以後便插着笏闆、拿着殳杖上朝視事。
武王病逝後，殷遺民乘機背叛周朝，周公攝政輔佐成王，登東宮代行天子職權，背靠屏風坐在天子的寶座上接受諸侯的朝拜，流放參與叛亂的蔡叔，誅殺作亂的管叔，降服叛亂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後歸政于成王。
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後用文治，不是志向改變了，而是為了順應時勢；周公放逐兄長誅殺兄弟，不是不仁，而是為了拯救危難中的國家。
所以事情合于時世便能成功，行為符合時宜便能樹立名聲。
過去齊桓公會合諸侯時用的文車，回到國内又用武力鞏固政權；晉文公會合諸侯用的兵車，回到國内又用禮義治理國家。
這齊桓公先柔後剛，而晉文公先剛後柔，可他們都能做到号令天下，控制諸侯，這是因為他們能審時度勢，随機應變。
還有，魯國的隐士顔阖，魯國君想用他為相，顔阖不願意，魯君又贈給他重禮以想使他轉意，但顔阖卻鑿穿房屋的後牆而溜之大吉，并成為天下著名的人物。
魯君也沒有追究他的違逆行為。
假使顔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這樣的法家人物，必定會遭到誅滅三族的懲罰，更何況顔阖自身呢！世人都稱頌古代的聖賢，并推崇他們的德行，而對同時代也具有的這種聖賢人都不知道愛崇他們，這倒不是現代聖賢比不上古代聖賢，而是他們的才德不合時宜。
所以駕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來渡河，倒不如用一條獨木舟來得便當，這是因為所處的環境決定的。
所以能建立功績事業的人，必定行事簡約、合于時世。
而今的世俗觀點是，以完成功業與否作為賢能的标準或尺度，以戰勝禍患與否作為聰明的尺度或标準；以為遭災的必定愚笨，認為死于節義的必定愚戆；但是我們認為以上各種人都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無所謂優劣和賢愚。
王子比幹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樣披頭散發、裝瘋賣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樂意以直行盡忠來為節義獻身，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樣裝瘋賣傻。
伯夷、叔齊不是不能接受奉祿、官職來建功立業，但他們就是樂意用高潔的品行遠離塵世以絕世俗，所以他們不接受高官厚祿。
許由、善卷不是無能力安撫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們就是羞于因外物攪亂平和的本性，所以不肯接受帝位。
豫讓、要離不是不知道享受天倫之樂，讓妻兒平平安安來苟且偷生，但他們就是樂意忠誠赤膽，為主人獻身，所以不留戀人間生活。
今天如果我們從箕子的角度來看比幹，那麼比幹就顯得愚蠢了；從比幹的角度來看箕子，那麼箕子就顯得低卑了；從管仲、晏子的角度來看伯夷，那麼伯夷就顯得愚戆了；從伯夷的角度來看管仲和晏子，那麼管仲、晏子就顯得貪婪了。
人們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愛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為歡樂，在這裡又有誰能使他們改弦易轍？又有誰能對他們所做的事定是非、别優劣？所以曾子這樣說：&ldquo同是因敲擊船闆而發出的聲音，鳥聽了高飛而去，魚聽了藏入深淵。
&rdquo這說明行動各不相同，而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
所以惠施帶着百輛車子經過孟諸澤時，正在釣魚的莊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釣到的魚都倒到水裡去了。
鹈一胡一飲水數鬥都不夠，而鲔隻須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夠了；智伯擁有三晉還不滿足，林類和榮啟期衣衫破爛得像蓑衣都毫無遺憾。
由此看來，人們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麼必要互相責難和非議呢？看重生命的人，不會為了利益而損害自己；堅持名節操行的人，不會看到危難而苟且逃避的；貪得無厭的人，看到利益就會不顧一切；而珍愛名聲的人，是不會随便取獲不合道義的東西。
将這些相比較而論，真好比是炭與冰、鈎和墨繩，真不知什麼時候能使它們吻合相容呢？假使讓聖人來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調和、兼容、并蓄、覆蓋為一體，無所謂肯定此、否定彼。
飛鳥習慣築巢而栖息，狐狸習慣洞穴而歇宿；在這裡，無論是築巢栖息還是洞穴歇宿，都是為了找到一個歸宿。
而社會中的人們取舍什麼、行動什麼，也都想找一種寄托和歸宿，各人都在找一個自己樂意舒适的安身之處；而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的人，就算是完人。
所以，從&ldquo道&rdquo的角度來看萬事萬物，就會将它等而視之、總而齊之。
盛世太平國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沒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沒有煩瑣的政務，士人沒有虛僞的品行，工匠技藝沒有一婬一巧的成分；事務合乎常規而不混亂，器物完美而不雕飾。
而亂世就不是這樣。
飾僞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擡高身價，施行禮義的人互相虛僞造作；車輛極力雕琢，器物競相刻镂；求取财物的人争搶難得之物，并把它們當作寶貝；以文辭互相诋毀的人糾纏于冗長煩瑣的事中而自以為聰明。
官吏們互相争吵詭辯，将政務工作久拖而不處理，這些對治理國家毫無益處；工匠們處心積慮要制作奇異的器具，累月經年才完成，卻不适合于使用。
所以古代神農的法令這樣說：&ldquo成年男子如果不從事耕種，那麼天下就會有人因此而挨餓；年輕婦女如果不從事紡織，那麼天下就會有人因此而挨凍。
&rdquo因此神農自己親自耕種，他的妻子親自紡織，為天下人作出了榜樣。
神農教導人民，不要有意地珍貴難以得到的貨物，不要過分器重無用的物件。
所以那時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種不可，否則将要餓肚子；女子非得勤奮織布不可，否則将無法遮蔽身體；有餘和不足，都直接關系到每個人自身；豐衣足食，邪奸就不會産生，大家安居樂業而天下太平。
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參那樣的善人沒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贲和成荊這樣的勇士沒有地方好顯威武。
而衰敗的社會風俗完全不同，大家憑着智巧而弄虛作假，矯飾各種無用的器物，有意珍貴遠方的奇貨，珍惜難以得到的财寶，卻不積聚生活必需品；淳厚的民風被破壞得亂七八糟，純樸的民性被破壞得支離破碎，牛馬被關進欄圈後也沒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是非被颠倒，清澈變混濁，人們就像風中蓬草，被刮得飛揚躁亂；忠誠信義的品德流失殆盡，人也跟着失去善良本性。
于是社會出現了另一幅情景，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麗的花紋圖案來迷惑人的眼睛；以牛羊犬豬、面米細糧和各種風味小吃來滿足人的食欲；用鐘鼓管箫、絲竹金石等樂器來一婬一蕩人的耳朵；又以講究禮儀形式、各種流言蜚語來攪亂人的心神。
這樣，百姓被攪得紛擾狂亂，日夜為利益奔波追逐，人變得煩躁淺薄，禮法和道義相違，德行和利益沖突，這樣的社會，即使有十個管仲也無法治理好。
富人的車輛外用彩繡的車衣圍裹，馬則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裝飾，車上的帷幕和褥墊都配用繡繪絲織品，各種色彩一交一錯着，無法形容它的華麗。
而窮人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繩，吃豆類食品，喝涼水來填飽肚子，以便能熬過酷暑；冬天則穿着破爛的羊皮衣，粗布衣袍無法遮蔽身體，隻得蹲在竈爐口取暖。
所以同是編入戶籍的人，會出現如此大的貧富差别，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别，這真的使人無法比較和言說。
那些憑着奇異技巧、僞詐歪邪門道的人，卻能在世上過着富裕的日子；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卻免不了饑寒的災患，在這種社會不公平的情況下，要想使人民摒棄末業、返歸農業根本，這就像掘開了水源卻又堵塞了水流一樣。
社會有意導向雕琢刻镂，必然迫使農民棄農從工，妨礙了農業生産；社會講究服飾秀美，必然緻使婦女一精一于刺繡，也必然妨礙了一般意義上的紡織業。
這農事荒廢、紡織受損，必然會有饑寒出現。
饑寒一旦降臨，人們能不觸犯法令和禁令，這是從古到今都沒有聽說過的事。
所以說人的仁或鄙取決于時勢而不取決于個人行為，人得利或受害取決于天命而不取決于人的智力。
敗軍中的士卒，一旦敗下陣來，連勇敢的也跟着敗逃，這時将領統帥怎麼制止都制止不了；勝軍的隊伍，一旦獲勝，連膽怯的也會跟着沖鋒陷陣，拼死前進，生怕趕不上趟。
所以一江一河決堤，一鄉的父子兄弟棄親人而不顧，各自逃命，争先恐後跑上高坡山丘，腿腳靈便的先上去，也不顧别人；盛世太平的時候，人們心平氣和，看到鄰國的人溺水，尚且同情相助，更何況是自己的親人溺水呢！所以由此可見，自身安穩，恩情就會施及鄰國，躁亂的自私心态也會随之消失；反之如自身處在危難之中，就會連親人都不顧，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幫助解救了。
正在忙于遊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解救溺水的人，因為他自己的手腳都忙于劃水，沒有空閑時間。
被火灼傷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因為他自己受傷疼痛萬分。
由此推出，人民豐衣足食就會互相謙讓，而人民衣食不足就會互相争搶。
互相謙讓則禮義産生，互相争搶則暴亂興起。
過路人敲門讨水喝，主人沒有不給的，因為有的是水。
在山林中柴薪難以出一售，在湖區魚蝦不易出讓，因為這種地方有的是這類東西。
所以說物質豐富了，人們的貪欲會減省；要求得到滿足，争奪的事就會止息。
秦始皇時代，有人宰食自己的兒女，這是因為物财不足；當今劉家執政，獨身男子也能收養孤兒，這是因為财物富裕。
所以，天下太平，小人也能規規矩矩過日子，因為沒有什麼物質利益能驅動他去做壞事；但如世道混亂，君子都會做越軌之事、犯法之事，這時法令也無法制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