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十一 齊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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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屋、相通相連的房，這是人們安居的地方，但鳥兒飛入以後，就會感到憂慮不安；高山、險阻、深林、草叢，這是虎和豹的樂園，但人進入以後，就會産生畏懼；山澗湖泊、淵潭重泉，這是鼋鼍自一由翔遊的地方，但人一旦跌入其中就會淹死；《鹹池》《承雲》《九韶》《六英》，這是人喜歡的樂曲，但鳥獸聞之就會受到驚吓而逃跑；深溪峭岸、大樹長枝，這是猿猴喜歡的地方，但人一旦攀登上去就會感到心驚肉跳。
這正是形殊性異，人類引以為快樂的，鳥獸則以為是哀悲的，鳥獸以為安全的，人類則認為是危險的。
好在上天覆蓋、大地承載、日月照亮，才使萬物各便其性、各安其居、各處其宜、各為其能。
所以，愚者也有他的長處，智者也有他的不足；木柱是不可以用來剔牙的，發簪是不可以用來撐屋的；馬是不宜馭物的，牛是難以追速的；鉛不能用來鑄刀，銅不能用來制一弩一；鐵不能用來造船，木不能用來制鍋。
這正好說明事物各有它所适宜的範圍，隻有将它們放在适宜的地方，才能發揮它們的有用性，而在它們的有用性這點上來看，它們又是一緻的。
所以對物不能說長道短、厚此薄彼。
明鏡用來照人是再好也不過的，但将它放在甑裡用以蒸食物，其功效就不如炊箅；犧牛毛色純一，用來作為祭祀的犧牲是再合适不過了，但用它來求雨，就不如神蛇了。
由此看來，事物無所謂貴賤，如從它們的有用性、可珍貴這一點來斷定它們的貴重，那麼就沒有什麼東西不是貴重的；如抓着它們的無用性、低賤性來判斷它們的低賤，那麼就沒有什麼不是低賤的。
對于玉璞，人們希望它越厚越好，對于角?，人們希望它越薄越好；同樣，對于漆，人們不會嫌它黑；對于粉，人們不會嫌它白。
這四樣東西，人們對它們的要求完全相反，但當人們急需用到它們時，就有用性來說又是一緻、一樣的。
這就好比裘和蓑，對人來說哪一件更急需？這要看情形而定，下雨了就用不上裘衣，而一進屋室就用不到蓑衣。
這是因為特殊的環境決定了它們的更替使用。
這也就像船、車、楯、肆、窮廬本來就有它們所适宜的地方一樣。
所以《老子》說&ldquo不要崇尚賢能（即不要有意識創導某種東西）&rdquo的意思是說不要将魚趕到樹上、把鳥沉到深淵。
所以堯帝治理天下，是任命舜為司徒，主管教化；任命契為司馬，主管軍務；任命禹為司空，主管工程建築；任命後稷為大田，主管農業；任命奚仲為工師，掌管百工。
堯帝就是這樣，特殊情況特殊處理，讓住水邊的從事漁業，讓住山林的從事林業伐木，讓住川谷的從事牧業，讓住平原的從事農業。
各種地方均有适合它的行業，各種行業又有适合它的器械工具，各種器械工具又均有它的适當用途，各種用途又有适合使用器械的人。
湖澤地區的人編織魚網，捕魚捉蝦；丘陵地帶的人耕種田地，生産衣食。
這樣就能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去換回自己所沒有的物品，用自己能夠生産的物品去換回自己不會生産的物品。
因此，離叛的人少而聽從的人多。
這就好像将棋子和彈丸倒撒在地上，圓形的滾入低窪處，方形的停留在高處，它們各自有了自己的适宜安穩歸宿，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們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如同疾風吹過箫管，忽然振動空氣，使長短不一的竹管發出高低、清濁不同的樂音。
那猿猴得到一片茂密的樹林，就不願舍棄而去打洞；貉與豪豬有了在堤防上挖的洞穴，就不願離開再去攀援樹木築巢建窩。
萬物都不會避開對自己有利的、而去接受對自己有害的東西。
所以會有鄰國居民互相張望、雞犬之一聲相聞、足迹無須踏進鄰國、車輛不必達到千裡、人民各自按本性舒适生活的狀況。
所以混亂的國家好像很興盛，政治安甯的國家好像很空蕩；将滅亡的國家總感不足，長存的國家總覺得有餘。
空空蕩蕩，并不是人煙稀少，而是人們都在各自持守着他們的本職；興盛熱鬧，并不是人丁興旺，而是人們都在離開本職追求末業。
覺得有餘，并不是财富特别多，而是人們的欲一望相當有限和節制，浪費的事也很少發生；感到不足，并不是說國家财物匮乏，而是人們的欲一望相當大且無法控制，浪費的事也經常發生。
所以先王的法典，并不是他們憑主觀創造出來的，而是他們因循事物的規律制定出來的；他們的禁止、懲罰的措施，也不是任意編造的，而是在嚴格遵守某種客觀實際而設定的。
萬物的生存發展，不在于萬物本身，而取決于土地；而治理土地又不在于土地本身，而取決于人；同樣治理人本身不在于人，而在于君王；君王要調治的是欲念，而摒棄欲念不在于消極地壓制欲念，是在于對性情的修養；修養性情不限于性情本身，而是想達到&ldquo德&rdquo的要求和境地；達到&ldquo德&rdquo的境地還不是最高的境界，能與道體融合才是最好最高的境地。
追究一下人性的發展變化，可以知道，人性變得雜亂污濁而不清淨潔明，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塵的污蒙。
羌、氐、僰、翟，他們生出的嬰兒哭聲相同，但等到他們長大以後，隻能通過翻譯才能互相通話，離開翻譯就不能溝通，這是由于他們從小受的教養和一習一俗的不同。
由此看來，衣飾禮儀風俗，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接受外界的影響後形成的。
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簡，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會沉下去，這是因為經過砍削破壞了竹子中空的特性。
金屬物入水便沉，但将它們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會随船飄浮水面，這是因為金屬物有了船的依托所緻。
原本潔白的絹綢，用涅染過便變黑，原本黃色的絹綢，用朱砂一染就變成了紅色。
人的本性本來清正無邪，但長期處于壞的一習一俗中就會濡染而改變，一旦改變也就遺忘掉了原本的本性，反而能和他周圍的人群合拍了。
所以說，日月總是想發光明的，但浮雲遮蓋了它；河水原本應是清澈的，但泥沙污濁了它；人的天性應是平和的，但欲念擾亂了它。
正因為這樣，隻有聖人能抛開外物的誘一惑而歸回到原本平和的本性。
乘船夜航迷失方向而不辨東西南北，在看到了北鬥星和北極星後才醒悟。
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人心中的北鬥星和北極星。
能夠發現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不會喪失事物的常情和常理；不能發現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會在外物的誘一惑下迷亂。
就好像隴西之遊，越急躁越沉重。
孔子對顔回說：&ldquo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學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
雖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還有可值得記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rdquo這說明孔子是一個懂得返歸根本之&ldquo道&rdquo的人。
如果放縱貪欲而喪失本性，行為舉止就不會端正。
用這種貪欲來修養心性就更危險，用這種貪欲來治國就會亂套，用這種貪欲來治軍就會失敗。
所以不懂&ldquo道&rdquo的人，是沒辦法返歸本性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體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聲留傳後世，德澤遍及四海。
所以凡辦事處事，一定先要平心靜氣。
隻有平心靜氣才能正确處事辦事，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樣，按端正了，留下的圖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圖形也是邪歪的。
所以，堯舉薦舜，取決于堯用眼睛對舜的觀察，齊桓公任用甯戚，取決于齊桓公用耳朵對甯戚哀歌的傾聽。
如果從上述兩件事中得出可以抛棄術數隻憑耳目就能判斷事物的是與非，那麼就一定會出大亂子。
要知道憑耳目能對事物作出判斷的前提是必須要返歸道體本性。
如果聽覺迷惑于诽謗和贊譽，眼睛沉溺于五顔六色，卻還想将事情辦好，這是不大可能的。
内心充滿哀情的人，即使聽到歡歌也會流淚哭泣；内心充滿喜悅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會發笑高興。
面對歡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還是高興，這是因為内心所懷的感情使他這樣子。
從這喜悲對立反複的現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虛靜平和的心态是多麼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蕩就興起波浪，神氣惑亂就會頭腦昏庸，頭腦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國家，這就像動蕩的水不能做水準一樣。
所以聖人君主是抓着這一&ldquo道體&rdquo根本而不喪失，于是萬事萬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歸順降服。
這說明這一&ldquo道體&rdquo根本是何等地珍貴啊！掌握就能無敵于天下。
正因為聖人君主依據這無敵于天下的治國法寶，所以廣大民衆才肯将自己的命運一交一付給他。
提倡從事仁的人一定是通過哀傷喜樂之情去影響他人的，提倡實施義的人一定是通過施予剝奪讓人明白義理的。
眼睛所能看到的距離不過十來裡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這僅用哀、樂之情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積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滿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這僅靠這些利益是遠遠不夠的。
況且喜怒哀樂之情，都是人們有了感觸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來的。
所以哭聲發之于口、淚水出之于眼，這都是内心的悲憤之情在外部的表現，這就好比水往低處流，煙往上邊冒一樣，又有誰去人為地推動它？所以勉強哭的人，即使哭得一精一疲力竭，也不會顯得悲哀；勉強做出親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臉上堆滿了笑容，也不會顯得善和。
這些都說明隻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聲音和行為才會表現得真誠而不虛僞。
所以厘負羁饋贈的一壺水泡飯要遠遠強過晉獻公的垂棘之璧；趙宣孟的一束幹肉脯要遠遠勝過智伯的大鐘。
這都說明禮物的豐厚不足以反映愛心，而赤誠的愛意倒足以使遠方的人都為之感動而歸順。
所以公西華奉養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處那樣随和；曾參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國君那樣小心翼翼，他們表現出的态度盡管不同，但在奉養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樣的。
所以，一胡一人盟誓用頭骨裝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這裡，表現的形式各異，而在表現真誠信義上是一緻的。
三苗人束發，羌人領口打結，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發，在這裡，他們裝飾打扮各異，但服飾和裝扮的實用性是一緻的。
古代颛顼帝時有法規定，如果婦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達的道口驅除邪氣。
而如今的大都市裡，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間摩肩接踵也不算什麼傷風敗俗。
在這裡，古今禮節盡管不同，但各有其風俗習慣這是一緻的。
所以四夷的禮節形式不同，但表現在尊崇君王、愛護親人、敬重兄長上卻又是一樣的。
而猃狁的風俗則相反，表現出對子孫相當慈愛，對父輩卻相當威嚴。
那飛鳥成行、獸類群處，這又是誰教它們的？所以魯國采用儒家禮節，施行孔子學說，結果反而國土被削減，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親附，遠者歸服。
越王勾踐剃發文身，沒有戴皮帽、插笏闆上朝的朝服，也沒有規規矩矩的儀态，但在太湖一帶戰勝吳王夫差後，就南面而坐，稱霸天下，使泗水之濱的諸侯都率各自管轄的邊遠小國來朝拜。
北方的一胡一貉和匈一奴一，衣服一胡一亂纏裹，披頭散發，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說話叽哩呱啦，但國家不會滅亡，這是因為我們看似無禮，實質他們有他們的禮節。
楚莊王身穿寬衣長袍，照樣發号施令于天下，并終于稱霸諸侯。
晉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帶系寶劍，但照樣威名天下。
由此看來，哪能說鄒魯的儒家禮節才一定算禮節？所以到了别的國家就該遵随他們的一習一俗，到了人家家裡就應回避人家的忌諱；不要違反當地的禁令，也不要觸犯當地的一習一俗，這樣你就是到了像夷狄這樣赤足裸一體的落後國家、荒遠異域，也不會感到窘困。
禮儀是現實生活中人際關系、感情的表現形式；而仁慈的行為則是内心恩德的真實效驗。
所以禮儀是依據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愛在人容顔上的流露。
正因為這樣，禮儀形式不可能超出實際感情，而仁慈的行為也無法超越内心仁德的範圍。
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
規定子女為父母服三年之喪，這就是勉強人們去做難以做到的事，而人們為了做到這點，就隻能以虛假的感情來應付這三年之喪；實際上規定子女為父母服喪三個月倒是切合人性：人們在這三個月中能充分表達哀情。
這正說明，儒墨兩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動的規律，硬是制定出違反人之常情的禮節，并硬性規定喪服等差和期限。
表達悲哀的儀式要合乎實情，安葬父母的葬禮要對得起養育之恩。
不強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強行阻絕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禮儀形式的規定要恰如其分，這樣就不太會受人非議。
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瑣的尊卑谒見禮節，跳《采齊》《肆夏》那樣的舞蹈，而是認識到用這種繁文缛節曠日煩民，實在毫無意義，所以制定禮儀隻要能表達真情實意就行。
古人也并不是不會陳設鐘鼓、吹奏管箫、舞動幹戚、揮動羽旄、縱一情歡樂，而是認識到這樣太浪費财物、擾亂政事，所以制定樂禮隻要能抒發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慶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
古人也并不是不會消耗國力、勞民傷财，為達官貴人舉行葬禮，讓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綿絲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認識到這樣做隻能使百姓更窮困、事業受破壞，而對死者的枯骨腐肉毫無益處，所以安葬隻求能夠收埋掩蓋就行。
過去舜南巡去世于蒼梧，就地埋葬，而且也無國葬儀式，都市店家照樣開門營業；禹視察一江一南死後埋于會稽山，農民照常在田間耕作勞動。
他們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也通曉奢侈和節儉之間的界限。
亂國就不是這樣了，他們說的和做的不一樣，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現不一樣；禮儀形式花頭花腦，音樂花俏而失去節度；看重死者而損害活人，而服喪三年以孝行嘩世則更是束縛人的本性行為。
因此世風渾濁，诽謗朝政的事也就時有發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廢除他們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謂&ldquo義&rdquo，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為适宜；所謂&ldquo禮&rdquo，就是為體現真實感情而制定的儀式。
&ldquo義&rdquo本來的含意就叫&ldquo宜&rdquo（适宜），&ldquo禮&rdquo本來的含意就是體現情感。
過去扈氏就是死抱着過時的&ldquo義&rdquo而被啟殺害，這是因為他隻知道&ldquo義&rdquo而不知道&
這正是形殊性異，人類引以為快樂的，鳥獸則以為是哀悲的，鳥獸以為安全的，人類則認為是危險的。
好在上天覆蓋、大地承載、日月照亮，才使萬物各便其性、各安其居、各處其宜、各為其能。
所以，愚者也有他的長處，智者也有他的不足；木柱是不可以用來剔牙的，發簪是不可以用來撐屋的；馬是不宜馭物的，牛是難以追速的；鉛不能用來鑄刀，銅不能用來制一弩一；鐵不能用來造船，木不能用來制鍋。
這正好說明事物各有它所适宜的範圍，隻有将它們放在适宜的地方，才能發揮它們的有用性，而在它們的有用性這點上來看，它們又是一緻的。
所以對物不能說長道短、厚此薄彼。
明鏡用來照人是再好也不過的，但将它放在甑裡用以蒸食物，其功效就不如炊箅；犧牛毛色純一，用來作為祭祀的犧牲是再合适不過了，但用它來求雨，就不如神蛇了。
由此看來，事物無所謂貴賤，如從它們的有用性、可珍貴這一點來斷定它們的貴重，那麼就沒有什麼東西不是貴重的；如抓着它們的無用性、低賤性來判斷它們的低賤，那麼就沒有什麼不是低賤的。
對于玉璞，人們希望它越厚越好，對于角?，人們希望它越薄越好；同樣，對于漆，人們不會嫌它黑；對于粉，人們不會嫌它白。
這四樣東西，人們對它們的要求完全相反，但當人們急需用到它們時，就有用性來說又是一緻、一樣的。
這就好比裘和蓑，對人來說哪一件更急需？這要看情形而定，下雨了就用不上裘衣，而一進屋室就用不到蓑衣。
這是因為特殊的環境決定了它們的更替使用。
這也就像船、車、楯、肆、窮廬本來就有它們所适宜的地方一樣。
所以《老子》說&ldquo不要崇尚賢能（即不要有意識創導某種東西）&rdquo的意思是說不要将魚趕到樹上、把鳥沉到深淵。
所以堯帝治理天下，是任命舜為司徒，主管教化；任命契為司馬，主管軍務；任命禹為司空，主管工程建築；任命後稷為大田，主管農業；任命奚仲為工師，掌管百工。
堯帝就是這樣，特殊情況特殊處理，讓住水邊的從事漁業，讓住山林的從事林業伐木，讓住川谷的從事牧業，讓住平原的從事農業。
各種地方均有适合它的行業，各種行業又有适合它的器械工具，各種器械工具又均有它的适當用途，各種用途又有适合使用器械的人。
湖澤地區的人編織魚網，捕魚捉蝦；丘陵地帶的人耕種田地，生産衣食。
這樣就能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去換回自己所沒有的物品，用自己能夠生産的物品去換回自己不會生産的物品。
因此，離叛的人少而聽從的人多。
這就好像将棋子和彈丸倒撒在地上，圓形的滾入低窪處，方形的停留在高處，它們各自有了自己的适宜安穩歸宿，在這個意義上說，它們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如同疾風吹過箫管，忽然振動空氣，使長短不一的竹管發出高低、清濁不同的樂音。
那猿猴得到一片茂密的樹林，就不願舍棄而去打洞；貉與豪豬有了在堤防上挖的洞穴，就不願離開再去攀援樹木築巢建窩。
萬物都不會避開對自己有利的、而去接受對自己有害的東西。
所以會有鄰國居民互相張望、雞犬之一聲相聞、足迹無須踏進鄰國、車輛不必達到千裡、人民各自按本性舒适生活的狀況。
所以混亂的國家好像很興盛，政治安甯的國家好像很空蕩；将滅亡的國家總感不足，長存的國家總覺得有餘。
空空蕩蕩，并不是人煙稀少，而是人們都在各自持守着他們的本職；興盛熱鬧，并不是人丁興旺，而是人們都在離開本職追求末業。
覺得有餘，并不是财富特别多，而是人們的欲一望相當有限和節制，浪費的事也很少發生；感到不足，并不是說國家财物匮乏，而是人們的欲一望相當大且無法控制，浪費的事也經常發生。
所以先王的法典，并不是他們憑主觀創造出來的，而是他們因循事物的規律制定出來的；他們的禁止、懲罰的措施，也不是任意編造的，而是在嚴格遵守某種客觀實際而設定的。
萬物的生存發展，不在于萬物本身，而取決于土地；而治理土地又不在于土地本身，而取決于人；同樣治理人本身不在于人，而在于君王；君王要調治的是欲念，而摒棄欲念不在于消極地壓制欲念，是在于對性情的修養；修養性情不限于性情本身，而是想達到&ldquo德&rdquo的要求和境地；達到&ldquo德&rdquo的境地還不是最高的境界，能與道體融合才是最好最高的境地。
追究一下人性的發展變化，可以知道，人性變得雜亂污濁而不清淨潔明，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塵的污蒙。
羌、氐、僰、翟，他們生出的嬰兒哭聲相同，但等到他們長大以後，隻能通過翻譯才能互相通話，離開翻譯就不能溝通，這是由于他們從小受的教養和一習一俗的不同。
由此看來，衣飾禮儀風俗，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接受外界的影響後形成的。
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簡，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會沉下去，這是因為經過砍削破壞了竹子中空的特性。
金屬物入水便沉，但将它們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會随船飄浮水面，這是因為金屬物有了船的依托所緻。
原本潔白的絹綢，用涅染過便變黑，原本黃色的絹綢，用朱砂一染就變成了紅色。
人的本性本來清正無邪，但長期處于壞的一習一俗中就會濡染而改變，一旦改變也就遺忘掉了原本的本性，反而能和他周圍的人群合拍了。
所以說，日月總是想發光明的，但浮雲遮蓋了它；河水原本應是清澈的，但泥沙污濁了它；人的天性應是平和的，但欲念擾亂了它。
正因為這樣，隻有聖人能抛開外物的誘一惑而歸回到原本平和的本性。
乘船夜航迷失方向而不辨東西南北，在看到了北鬥星和北極星後才醒悟。
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人心中的北鬥星和北極星。
能夠發現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不會喪失事物的常情和常理；不能發現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會在外物的誘一惑下迷亂。
就好像隴西之遊，越急躁越沉重。
孔子對顔回說：&ldquo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學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
雖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還有可值得記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rdquo這說明孔子是一個懂得返歸根本之&ldquo道&rdquo的人。
如果放縱貪欲而喪失本性，行為舉止就不會端正。
用這種貪欲來修養心性就更危險，用這種貪欲來治國就會亂套，用這種貪欲來治軍就會失敗。
所以不懂&ldquo道&rdquo的人，是沒辦法返歸本性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體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聲留傳後世，德澤遍及四海。
所以凡辦事處事，一定先要平心靜氣。
隻有平心靜氣才能正确處事辦事，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樣，按端正了，留下的圖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圖形也是邪歪的。
所以，堯舉薦舜，取決于堯用眼睛對舜的觀察，齊桓公任用甯戚，取決于齊桓公用耳朵對甯戚哀歌的傾聽。
如果從上述兩件事中得出可以抛棄術數隻憑耳目就能判斷事物的是與非，那麼就一定會出大亂子。
要知道憑耳目能對事物作出判斷的前提是必須要返歸道體本性。
如果聽覺迷惑于诽謗和贊譽，眼睛沉溺于五顔六色，卻還想将事情辦好，這是不大可能的。
内心充滿哀情的人，即使聽到歡歌也會流淚哭泣；内心充滿喜悅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會發笑高興。
面對歡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還是高興，這是因為内心所懷的感情使他這樣子。
從這喜悲對立反複的現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虛靜平和的心态是多麼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蕩就興起波浪，神氣惑亂就會頭腦昏庸，頭腦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國家，這就像動蕩的水不能做水準一樣。
所以聖人君主是抓着這一&ldquo道體&rdquo根本而不喪失，于是萬事萬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歸順降服。
這說明這一&ldquo道體&rdquo根本是何等地珍貴啊！掌握就能無敵于天下。
正因為聖人君主依據這無敵于天下的治國法寶，所以廣大民衆才肯将自己的命運一交一付給他。
提倡從事仁的人一定是通過哀傷喜樂之情去影響他人的，提倡實施義的人一定是通過施予剝奪讓人明白義理的。
眼睛所能看到的距離不過十來裡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這僅用哀、樂之情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積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滿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這僅靠這些利益是遠遠不夠的。
況且喜怒哀樂之情，都是人們有了感觸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來的。
所以哭聲發之于口、淚水出之于眼，這都是内心的悲憤之情在外部的表現，這就好比水往低處流，煙往上邊冒一樣，又有誰去人為地推動它？所以勉強哭的人，即使哭得一精一疲力竭，也不會顯得悲哀；勉強做出親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臉上堆滿了笑容，也不會顯得善和。
這些都說明隻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聲音和行為才會表現得真誠而不虛僞。
所以厘負羁饋贈的一壺水泡飯要遠遠強過晉獻公的垂棘之璧；趙宣孟的一束幹肉脯要遠遠勝過智伯的大鐘。
這都說明禮物的豐厚不足以反映愛心，而赤誠的愛意倒足以使遠方的人都為之感動而歸順。
所以公西華奉養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處那樣随和；曾參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國君那樣小心翼翼，他們表現出的态度盡管不同，但在奉養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樣的。
所以，一胡一人盟誓用頭骨裝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這裡，表現的形式各異，而在表現真誠信義上是一緻的。
三苗人束發，羌人領口打結，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發，在這裡，他們裝飾打扮各異，但服飾和裝扮的實用性是一緻的。
古代颛顼帝時有法規定，如果婦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達的道口驅除邪氣。
而如今的大都市裡，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間摩肩接踵也不算什麼傷風敗俗。
在這裡，古今禮節盡管不同，但各有其風俗習慣這是一緻的。
所以四夷的禮節形式不同，但表現在尊崇君王、愛護親人、敬重兄長上卻又是一樣的。
而猃狁的風俗則相反，表現出對子孫相當慈愛，對父輩卻相當威嚴。
那飛鳥成行、獸類群處，這又是誰教它們的？所以魯國采用儒家禮節，施行孔子學說，結果反而國土被削減，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親附，遠者歸服。
越王勾踐剃發文身，沒有戴皮帽、插笏闆上朝的朝服，也沒有規規矩矩的儀态，但在太湖一帶戰勝吳王夫差後，就南面而坐，稱霸天下，使泗水之濱的諸侯都率各自管轄的邊遠小國來朝拜。
北方的一胡一貉和匈一奴一，衣服一胡一亂纏裹，披頭散發，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說話叽哩呱啦，但國家不會滅亡，這是因為我們看似無禮，實質他們有他們的禮節。
楚莊王身穿寬衣長袍，照樣發号施令于天下，并終于稱霸諸侯。
晉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帶系寶劍，但照樣威名天下。
由此看來，哪能說鄒魯的儒家禮節才一定算禮節？所以到了别的國家就該遵随他們的一習一俗，到了人家家裡就應回避人家的忌諱；不要違反當地的禁令，也不要觸犯當地的一習一俗，這樣你就是到了像夷狄這樣赤足裸一體的落後國家、荒遠異域，也不會感到窘困。
禮儀是現實生活中人際關系、感情的表現形式；而仁慈的行為則是内心恩德的真實效驗。
所以禮儀是依據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愛在人容顔上的流露。
正因為這樣，禮儀形式不可能超出實際感情，而仁慈的行為也無法超越内心仁德的範圍。
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
規定子女為父母服三年之喪，這就是勉強人們去做難以做到的事，而人們為了做到這點，就隻能以虛假的感情來應付這三年之喪；實際上規定子女為父母服喪三個月倒是切合人性：人們在這三個月中能充分表達哀情。
這正說明，儒墨兩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動的規律，硬是制定出違反人之常情的禮節，并硬性規定喪服等差和期限。
表達悲哀的儀式要合乎實情，安葬父母的葬禮要對得起養育之恩。
不強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強行阻絕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禮儀形式的規定要恰如其分，這樣就不太會受人非議。
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瑣的尊卑谒見禮節，跳《采齊》《肆夏》那樣的舞蹈，而是認識到用這種繁文缛節曠日煩民，實在毫無意義，所以制定禮儀隻要能表達真情實意就行。
古人也并不是不會陳設鐘鼓、吹奏管箫、舞動幹戚、揮動羽旄、縱一情歡樂，而是認識到這樣太浪費财物、擾亂政事，所以制定樂禮隻要能抒發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慶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
古人也并不是不會消耗國力、勞民傷财，為達官貴人舉行葬禮，讓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綿絲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認識到這樣做隻能使百姓更窮困、事業受破壞，而對死者的枯骨腐肉毫無益處，所以安葬隻求能夠收埋掩蓋就行。
過去舜南巡去世于蒼梧，就地埋葬，而且也無國葬儀式，都市店家照樣開門營業；禹視察一江一南死後埋于會稽山，農民照常在田間耕作勞動。
他們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也通曉奢侈和節儉之間的界限。
亂國就不是這樣了，他們說的和做的不一樣，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現不一樣；禮儀形式花頭花腦，音樂花俏而失去節度；看重死者而損害活人，而服喪三年以孝行嘩世則更是束縛人的本性行為。
因此世風渾濁，诽謗朝政的事也就時有發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廢除他們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謂&ldquo義&rdquo，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為适宜；所謂&ldquo禮&rdquo，就是為體現真實感情而制定的儀式。
&ldquo義&rdquo本來的含意就叫&ldquo宜&rdquo（适宜），&ldquo禮&rdquo本來的含意就是體現情感。
過去扈氏就是死抱着過時的&ldquo義&rdquo而被啟殺害，這是因為他隻知道&ldquo義&rdquo而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