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十 缪稱訓
關燈
小
中
大
子闾為扶助正義而毫無懼色地蒙受刀砍劍刺，他們都不為偷生而妨害到死得其所。
所以處于治世則用義來維護自己的潔身自好，處于亂世則用自身來維護正義，乃至不惜犧牲生命。
這條原則要堅持到死的那天為止。
所以君子在這生死問題上是毫不含糊的。
沒有勇氣的人，并不是先天就膽怯恐懼的，隻是到災難來臨時才喪失了應有的操守；貪婪的人，也并不是生來就欲壑難填，隻是看到了利益而忘掉了貪利的危害。
虞國國君在看到了晉國送上的垂棘璧石時就忘掉了虢國亡國的災難将很快會殃及自身這一點。
所以隻有達到&ldquo道&rdquo的境界的人，才不會改變，也無法遏止他的信念。
一般人都想得到榮耀好處，也都是為了自己，對别人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聖人做善事行義事，這憂思出自聖人的内心，所以對他本人有什麼好處？所以自古以來做帝王的夠多的了，但隻有湯王、夏禹、文王受人稱頌；社會上貧賤的人夠多的了，但隻有伯夷被擡舉得很高。
如果現在我們将凡地位尊貴者都等同于聖人的話，那麼天下的聖人就該多得不得了了；如果現在我們将地位貧賤者都等同于仁者的話，那麼天下的仁者就該多得不得了了。
但實際上聖人、仁者少之又少，這是為何原因呢？這是因為要想成為聖人、仁者，你就得專心緻志、全心全意、心甘情願地行善從善，如滔滔奔流的一江一河，每天都得有發展、長進和進步，乃至關注行善而忘乎衰老将降臨自身，開始時收獲不大，最終的成果則很大很多，這種為聖人做仁者的過程也是長期堅持不懈行善從善的積累過程，一般人又誰能做到這點？不欺騙自己，也就不會欺騙别人和被别人欺騙，就像過獨木橋，他不會因為沒有旁人就不顯得謹慎小心的樣子。
不過讓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上眼睛相信自己困難。
凡人的情感都首先在内心世界形成并活動起來，活動着的情感均會通過一定的方式（如言行舉止）流露出來，流露或宣洩出來以後就不會凝結壅塞在内，心情也就暢快愉悅。
所以，堯舜的言行舉措，不隻是伴以堯舜他們的真情實感，而且還使堯舜他們自己因情感散發心情暢快、民衆百姓也因受之感染而達到天下大治。
反過來說，懷有罪惡情欲的桀纣并不隻是偶然幹些傷天害理的事，隻要有這種罪惡情欲就會必然地表現出來；但表現出來後，桀纣他們自己是痛快了，而天下的種種事情都被搞亂了。
所以說君主帝王的善惡情感的流露、宣洩，決定着天下的治和亂。
正因為這樣，聖人君主的行為（實際上是情感的流露），就不能頑強地以自己的情感意願去做。
它應當是無所迎合，也無所分離。
它應當是好比&ldquo鼓&rdquo，沒有什麼和它相調和，但也沒有什麼和它相不合，在鼓點的控制下，琴瑟箫笛、金鐘石磬，大大小小、長長短短都能井然有序，各種聲音互相協調應和，奏出美妙的樂曲。
同樣，君主身處上位，群臣自處下位，盡管官職各不相同、事務各有區别，但配合協調得就像一支樂章。
這就像織布是向前進展的，翻耕是往後倒退的，勞動的方式不一樣，但成功事情是相同的。
申喜由聽到乞丐的歌而能動了悲情，出門一看，歌唱者竟然是失散多年的母親。
先秦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說：&ldquo我們吳軍的士氣高昂、呼喊聲激昂喜悅，吳國準能打勝仗。
&rdquo同樣是聲音，但從中獲得的信息卻是不同的，這是因為聲音中含有不同的情感。
所以心情悲哀，這歌聲就不歡樂；内心快樂，那麼即使哭泣也不哀痛。
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當闵子骞在守完三年孝後拿琴彈奏時，孔子會說這樣的話：&ldquo琴還是這把琴，但彈出的琴聲音調卻不一樣了。
&rdquo所謂禮儀形式是用來和人交往的，但這外在的禮儀形式必定要有情感系于中。
它們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統一。
如果隻講禮儀形式忽視内在的情感，就會表現得失情虛僞；如果隻講内在情感忽略禮儀形式，就會顯得文雅不足。
如果能形式和内容的統一，即以必要的禮儀形式來表達内在的真情實感，這鳳凰和麒麟都會降臨庭院；這是說懷有善德的情感能感化遠方的人。
輸子陽對他的兒子說：&ldquo高明的匠工應熟一習一運用矩鑿這些技藝&rdquo。
能掌握這些矩鑿技藝，就沒有什麼事不能辦得周全圓滿。
聖王就是憑着它來管理民衆，造父就是靠着它來調理車馬，醫駱就是根據它來診治疾病的，他們均是從匠工運用矩鑿的技藝中吸取一定的方法和治術的。
君王的意圖使下面的人很快就接受領會并執行，這是因為發自内心世界的真誠之情感化了大家。
還沒說什麼，就取得了互相的信任；也沒有發什麼号召，就使人主動前往，這是因為事先就有了感應和默契。
有些人總是埋怨人家不了解自己，實際上有這種認識的人首先是缺乏自知之明。
所以之所以驕傲，實際上在于自身隻是半罐子水；而之所以浮誇虛華又在于自傲驕橫。
内心真誠的人，他的快樂發自内心自然而然，如同鸮鳥喜歡歌唱、狗熊喜歡樹上懸吊一樣，它們又哪有故作姿态保持矜持的成分？春女感陽則思春，秋士感陰則悲秋，從中也能知道季節物候的變化；有時嚎啕大哭，有時悲歎而哀，從中也能知道其人的聲音和心态間的關系；而某人容顔及身體動作，從中也能反映其人的意識和情感。
正因為這樣，所以聖人總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毫不松懈，從而使自己修養達到極高的境界。
功成名就，取決于天命；循順事理，則靠人力。
姜太公呂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專門為武王而造出的；崇侯虎、惡來，也不是上天特意為纣王而生出的；這是在于有那種世道，便有那種人産生。
君子的天職是實行教化治理，小人就能承受到他們的恩澤；小人的職責則是生産财富、提一供物質利益，能讓君子享用。
過去君王東戶季子的時代，路不拾遺，農具、糧食留在田頭過夜也不會遺失，這是在于東戶季子讓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職責。
所以說一國國君秉有美德，億萬國民也就有了依靠。
凡君位高貴都以&ldquo左&rdquo方為尊，所以臣下對君主來說是&ldquo輔佐&rdquo，這是臣的謙辭；在下位的都以&ldquo右&rdquo方為貴，所以君主對臣下就說是&ldquo佑助&rdquo，這是君的謙讓。
所以，如果君主遷離&ldquo左&rdquo位，就會失去他的尊嚴；臣下離别&ldquo右&rdquo位，就會失去他的貴重。
貪圖一時的痛快會傷害道義，隻圖眼前利益會損害原則。
子産頒布新法而受到不少流言的責難，但是實行新法盡管案件刑獄增多，卻遏止着了邪氣。
如果在治理國家的措施中喪失了真情慈仁，就會受到輿論的抵制而無法實施。
在成功的治國之道下，應該是，工匠不偷工減料、弄虛作假，農夫不惜勞力、努力耕種，士人不隐居避世，官吏不犯法亂紀。
這些就好比撒置網，抓着了網繩就能張開所有的網眼。
舜、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基，是由于堯傳位給舜，舜再傳位給禹；堯為舜創立了基業，舜又繼承宏揚了這基業，而這些基業都是從小的方面慢慢積累起來的。
這就像他們在家為正妻做出表率，又示範于兄弟，再影響傳播遍整個國家，這樣天下也就形成了好風氣，好一習一俗。
所以，兵器知道大的，就能推知小的，對人來說則是從小處就可知道他的以後。
君子治世之道，看似近處也無法控制，低處也登不上去，可是卻無所不能容載，無事不能勝任，越久越顯偉大，越遠越顯崇高。
要掌握這種治世之道，不能求助于别人，而隻能從自身做起。
離開自己而求之于人，那就離它太遠了。
君子快樂有餘而名譽不足，而小人則是快樂不足而名譽有餘。
看看他們之間的有餘和不足，就能知道他們間的差距。
内心形成情感而不吐露、有真情而不流露在外，這種情況還沒聽說過。
君子考慮的是義而忽略的是利，而小人貪求的是利而不顧義。
孔子說：&ldquo子予說同樣是哭，有什麼不一樣。
我對他說：&lsquo子予，你這樣的問題怎麼奈何得了我呢！盡管他們的哭是一樣的，但哀哭的原因卻是不一樣的呀！&rsquo&rdquo所以哀和樂觸及侵入人的感情是多麼地深呀。
有些人想池子，另些人又想将池子填上，這些人并不一定存心想折騰百姓、勞役民衆，隻是各自按自己的意願去做而搞出的亂子。
這就說明每人都具有的意願和情感是一樣的，但給别人造成的影響卻是不一樣的。
所以堯舜每天都孜孜不倦地修養德行，終于達到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貪心不足郁悶不樂而導緻死亡，還不知後世人在譏笑自己。
大凡人之常情是這樣的：解脫了痛苦的事便快樂，喪失了快樂的事和物就感到哀傷，所以知道生的歡樂，就一定知道死的悲哀。
對于堅守道義的人是不能用利去誘騙他的，對于勇敢的人就别想以恐懼來威脅他，就像對饑渴者不能用空罐子來蒙騙他一樣。
人的貪望多了，道義就會虧損；憂慮多了就會損害智慧，畏懼多了就會傷害勇氣。
傲慢蠻橫産生在小人身上，不開化的蠻夷都是這樣做的；善良仁慈産生在君子身上，這些美德可與日月争光輝，天下沒有什麼東西能遏止改變它。
所以達到大治的國家的國君喜歡的是使國家賴以長治久安的美德，亡國的國君喜愛的是緻使國家滅亡的東西。
鐵礦物不能溶化成液态，就不能澆入模子，君主的憂思不誠懇就無法規範民衆。
憂思的不是廣大百姓的事，也就無法和民衆取得聯系。
君主如能返歸到治國的根本，那麼與民衆的聯系就牢固了。
君主最好的德行是既注重大節，也不忽略任何小節。
齊桓公注重大節而不注意小節，晉文公與此相反，是不注意大節而注重小節。
所以晉文公宮内的事處理得很好，但和各國的國際關系處理得不好；齊桓公對内宮的事處理失誤，但對本朝朝政治理得很好。
水朝低處流而越積越浩淼，君王如能謙恭下問便能聰明。
君王不争搶下屬大臣職責分内的事，這治國的道路就通暢了。
管夷吾和百裡奚策劃國家大事成功，是在于齊桓公和秦穆公能聽取采納他們的主張。
告訴迷路者時将東當成西，因為自己還沒弄清楚，到太陽出來才醒悟過來。
衛武侯對他的下屬大臣們說：&ldquo年青人不要看我年邁而以為我不中用，就讓我這樣衰敗下去。
你們還是要發現我的過錯，并給我指明。
&rdquo這說明衛武侯雖然被大家普遍認為是年邁了，但他卻不認為自己老邁力衰，還能做到年老而不放松對自己的德行修養；而能做到年老不松懈修養自己的德行，也就離通曉生存和死亡道理不遠了。
人不能從無中創造出些什麼，但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但沒有能力決定最終事情的成功。
人隻能順應天理做事，并由天來決定成功。
人一輩子為善行善，但沒有天時條件就行不通；人一輩子為惡行惡，但沒有天時條件就不會滅亡。
所以行善行惡，取決于人本身；但是福是禍，則不是由人所能決定的。
因此君子非常謹慎地對待自己所能做的事罷了。
人本性秉賦于天；而命運，就要與你所逢的世道時運一緻起來。
有才能而遇不上好世道，這就是天命。
姜太公有何力量？比幹又有何罪過？他們都由各自秉賦的特性而實行自己的志向，但一個得利、一個遇害。
追求實現自己的志向是各有各的做法，而能否達到自己的理想則在于天命。
所以君子能為善行善，但卻不能一定得到幸福；同樣，不忍心做惡事壞事，但也不是一定能避免災禍。
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葉。
根不健壯而枝葉卻繁茂，這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
有道之世，是将人給予國家；無道之世，是将國家&ldquo送&rdquo給他人。
堯統治天下時憂慮沒有解除過，後來将政權平安移一交一授給舜後，憂慮才解脫。
憂慮纏身時堯毫不松懈地堅守君位，最後又樂于将君位傳授給賢人，始終不将天下的利益占為私有。
凡物都是有用的，沒有什麼東西因小而不能用的；如果不懂得它的用處，那麼碧玉也會成糞土。
人之常情，總是對禍害力求挑小的，而對利益好處總力圖撈大的。
所以處于治世則用義來維護自己的潔身自好，處于亂世則用自身來維護正義，乃至不惜犧牲生命。
這條原則要堅持到死的那天為止。
所以君子在這生死問題上是毫不含糊的。
沒有勇氣的人，并不是先天就膽怯恐懼的，隻是到災難來臨時才喪失了應有的操守；貪婪的人，也并不是生來就欲壑難填，隻是看到了利益而忘掉了貪利的危害。
虞國國君在看到了晉國送上的垂棘璧石時就忘掉了虢國亡國的災難将很快會殃及自身這一點。
所以隻有達到&ldquo道&rdquo的境界的人，才不會改變，也無法遏止他的信念。
一般人都想得到榮耀好處，也都是為了自己，對别人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聖人做善事行義事，這憂思出自聖人的内心，所以對他本人有什麼好處？所以自古以來做帝王的夠多的了，但隻有湯王、夏禹、文王受人稱頌；社會上貧賤的人夠多的了，但隻有伯夷被擡舉得很高。
如果現在我們将凡地位尊貴者都等同于聖人的話，那麼天下的聖人就該多得不得了了；如果現在我們将地位貧賤者都等同于仁者的話，那麼天下的仁者就該多得不得了了。
但實際上聖人、仁者少之又少，這是為何原因呢？這是因為要想成為聖人、仁者，你就得專心緻志、全心全意、心甘情願地行善從善，如滔滔奔流的一江一河，每天都得有發展、長進和進步，乃至關注行善而忘乎衰老将降臨自身，開始時收獲不大，最終的成果則很大很多，這種為聖人做仁者的過程也是長期堅持不懈行善從善的積累過程，一般人又誰能做到這點？不欺騙自己，也就不會欺騙别人和被别人欺騙，就像過獨木橋，他不會因為沒有旁人就不顯得謹慎小心的樣子。
不過讓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上眼睛相信自己困難。
凡人的情感都首先在内心世界形成并活動起來，活動着的情感均會通過一定的方式（如言行舉止）流露出來，流露或宣洩出來以後就不會凝結壅塞在内，心情也就暢快愉悅。
所以，堯舜的言行舉措，不隻是伴以堯舜他們的真情實感，而且還使堯舜他們自己因情感散發心情暢快、民衆百姓也因受之感染而達到天下大治。
反過來說，懷有罪惡情欲的桀纣并不隻是偶然幹些傷天害理的事，隻要有這種罪惡情欲就會必然地表現出來；但表現出來後，桀纣他們自己是痛快了，而天下的種種事情都被搞亂了。
所以說君主帝王的善惡情感的流露、宣洩，決定着天下的治和亂。
正因為這樣，聖人君主的行為（實際上是情感的流露），就不能頑強地以自己的情感意願去做。
它應當是無所迎合，也無所分離。
它應當是好比&ldquo鼓&rdquo，沒有什麼和它相調和，但也沒有什麼和它相不合，在鼓點的控制下，琴瑟箫笛、金鐘石磬，大大小小、長長短短都能井然有序，各種聲音互相協調應和，奏出美妙的樂曲。
同樣，君主身處上位，群臣自處下位，盡管官職各不相同、事務各有區别，但配合協調得就像一支樂章。
這就像織布是向前進展的，翻耕是往後倒退的，勞動的方式不一樣，但成功事情是相同的。
申喜由聽到乞丐的歌而能動了悲情，出門一看，歌唱者竟然是失散多年的母親。
先秦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說：&ldquo我們吳軍的士氣高昂、呼喊聲激昂喜悅，吳國準能打勝仗。
&rdquo同樣是聲音，但從中獲得的信息卻是不同的，這是因為聲音中含有不同的情感。
所以心情悲哀，這歌聲就不歡樂；内心快樂，那麼即使哭泣也不哀痛。
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當闵子骞在守完三年孝後拿琴彈奏時，孔子會說這樣的話：&ldquo琴還是這把琴，但彈出的琴聲音調卻不一樣了。
&rdquo所謂禮儀形式是用來和人交往的，但這外在的禮儀形式必定要有情感系于中。
它們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統一。
如果隻講禮儀形式忽視内在的情感，就會表現得失情虛僞；如果隻講内在情感忽略禮儀形式，就會顯得文雅不足。
如果能形式和内容的統一，即以必要的禮儀形式來表達内在的真情實感，這鳳凰和麒麟都會降臨庭院；這是說懷有善德的情感能感化遠方的人。
輸子陽對他的兒子說：&ldquo高明的匠工應熟一習一運用矩鑿這些技藝&rdquo。
能掌握這些矩鑿技藝，就沒有什麼事不能辦得周全圓滿。
聖王就是憑着它來管理民衆，造父就是靠着它來調理車馬，醫駱就是根據它來診治疾病的，他們均是從匠工運用矩鑿的技藝中吸取一定的方法和治術的。
君王的意圖使下面的人很快就接受領會并執行，這是因為發自内心世界的真誠之情感化了大家。
還沒說什麼，就取得了互相的信任；也沒有發什麼号召，就使人主動前往，這是因為事先就有了感應和默契。
有些人總是埋怨人家不了解自己，實際上有這種認識的人首先是缺乏自知之明。
所以之所以驕傲，實際上在于自身隻是半罐子水；而之所以浮誇虛華又在于自傲驕橫。
内心真誠的人，他的快樂發自内心自然而然，如同鸮鳥喜歡歌唱、狗熊喜歡樹上懸吊一樣，它們又哪有故作姿态保持矜持的成分？春女感陽則思春，秋士感陰則悲秋，從中也能知道季節物候的變化；有時嚎啕大哭，有時悲歎而哀，從中也能知道其人的聲音和心态間的關系；而某人容顔及身體動作，從中也能反映其人的意識和情感。
正因為這樣，所以聖人總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毫不松懈，從而使自己修養達到極高的境界。
功成名就，取決于天命；循順事理，則靠人力。
姜太公呂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專門為武王而造出的；崇侯虎、惡來，也不是上天特意為纣王而生出的；這是在于有那種世道，便有那種人産生。
君子的天職是實行教化治理，小人就能承受到他們的恩澤；小人的職責則是生産财富、提一供物質利益，能讓君子享用。
過去君王東戶季子的時代，路不拾遺，農具、糧食留在田頭過夜也不會遺失，這是在于東戶季子讓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職責。
所以說一國國君秉有美德，億萬國民也就有了依靠。
凡君位高貴都以&ldquo左&rdquo方為尊，所以臣下對君主來說是&ldquo輔佐&rdquo，這是臣的謙辭；在下位的都以&ldquo右&rdquo方為貴，所以君主對臣下就說是&ldquo佑助&rdquo，這是君的謙讓。
所以，如果君主遷離&ldquo左&rdquo位，就會失去他的尊嚴；臣下離别&ldquo右&rdquo位，就會失去他的貴重。
貪圖一時的痛快會傷害道義，隻圖眼前利益會損害原則。
子産頒布新法而受到不少流言的責難，但是實行新法盡管案件刑獄增多，卻遏止着了邪氣。
如果在治理國家的措施中喪失了真情慈仁，就會受到輿論的抵制而無法實施。
在成功的治國之道下，應該是，工匠不偷工減料、弄虛作假，農夫不惜勞力、努力耕種，士人不隐居避世，官吏不犯法亂紀。
這些就好比撒置網，抓着了網繩就能張開所有的網眼。
舜、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基，是由于堯傳位給舜，舜再傳位給禹；堯為舜創立了基業，舜又繼承宏揚了這基業，而這些基業都是從小的方面慢慢積累起來的。
這就像他們在家為正妻做出表率，又示範于兄弟，再影響傳播遍整個國家，這樣天下也就形成了好風氣，好一習一俗。
所以，兵器知道大的，就能推知小的，對人來說則是從小處就可知道他的以後。
君子治世之道，看似近處也無法控制，低處也登不上去，可是卻無所不能容載，無事不能勝任，越久越顯偉大，越遠越顯崇高。
要掌握這種治世之道，不能求助于别人，而隻能從自身做起。
離開自己而求之于人，那就離它太遠了。
君子快樂有餘而名譽不足，而小人則是快樂不足而名譽有餘。
看看他們之間的有餘和不足，就能知道他們間的差距。
内心形成情感而不吐露、有真情而不流露在外，這種情況還沒聽說過。
君子考慮的是義而忽略的是利，而小人貪求的是利而不顧義。
孔子說：&ldquo子予說同樣是哭，有什麼不一樣。
我對他說：&lsquo子予，你這樣的問題怎麼奈何得了我呢！盡管他們的哭是一樣的，但哀哭的原因卻是不一樣的呀！&rsquo&rdquo所以哀和樂觸及侵入人的感情是多麼地深呀。
有些人想池子，另些人又想将池子填上，這些人并不一定存心想折騰百姓、勞役民衆，隻是各自按自己的意願去做而搞出的亂子。
這就說明每人都具有的意願和情感是一樣的，但給别人造成的影響卻是不一樣的。
所以堯舜每天都孜孜不倦地修養德行，終于達到天下大治；桀纣每天貪心不足郁悶不樂而導緻死亡，還不知後世人在譏笑自己。
大凡人之常情是這樣的：解脫了痛苦的事便快樂，喪失了快樂的事和物就感到哀傷，所以知道生的歡樂，就一定知道死的悲哀。
對于堅守道義的人是不能用利去誘騙他的，對于勇敢的人就别想以恐懼來威脅他，就像對饑渴者不能用空罐子來蒙騙他一樣。
人的貪望多了，道義就會虧損；憂慮多了就會損害智慧，畏懼多了就會傷害勇氣。
傲慢蠻橫産生在小人身上，不開化的蠻夷都是這樣做的；善良仁慈産生在君子身上，這些美德可與日月争光輝，天下沒有什麼東西能遏止改變它。
所以達到大治的國家的國君喜歡的是使國家賴以長治久安的美德，亡國的國君喜愛的是緻使國家滅亡的東西。
鐵礦物不能溶化成液态，就不能澆入模子，君主的憂思不誠懇就無法規範民衆。
憂思的不是廣大百姓的事，也就無法和民衆取得聯系。
君主如能返歸到治國的根本，那麼與民衆的聯系就牢固了。
君主最好的德行是既注重大節，也不忽略任何小節。
齊桓公注重大節而不注意小節，晉文公與此相反，是不注意大節而注重小節。
所以晉文公宮内的事處理得很好，但和各國的國際關系處理得不好；齊桓公對内宮的事處理失誤，但對本朝朝政治理得很好。
水朝低處流而越積越浩淼，君王如能謙恭下問便能聰明。
君王不争搶下屬大臣職責分内的事，這治國的道路就通暢了。
管夷吾和百裡奚策劃國家大事成功，是在于齊桓公和秦穆公能聽取采納他們的主張。
告訴迷路者時将東當成西，因為自己還沒弄清楚，到太陽出來才醒悟過來。
衛武侯對他的下屬大臣們說：&ldquo年青人不要看我年邁而以為我不中用，就讓我這樣衰敗下去。
你們還是要發現我的過錯，并給我指明。
&rdquo這說明衛武侯雖然被大家普遍認為是年邁了，但他卻不認為自己老邁力衰，還能做到年老而不放松對自己的德行修養；而能做到年老不松懈修養自己的德行，也就離通曉生存和死亡道理不遠了。
人不能從無中創造出些什麼，但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但沒有能力決定最終事情的成功。
人隻能順應天理做事，并由天來決定成功。
人一輩子為善行善，但沒有天時條件就行不通；人一輩子為惡行惡，但沒有天時條件就不會滅亡。
所以行善行惡，取決于人本身；但是福是禍，則不是由人所能決定的。
因此君子非常謹慎地對待自己所能做的事罷了。
人本性秉賦于天；而命運，就要與你所逢的世道時運一緻起來。
有才能而遇不上好世道，這就是天命。
姜太公有何力量？比幹又有何罪過？他們都由各自秉賦的特性而實行自己的志向，但一個得利、一個遇害。
追求實現自己的志向是各有各的做法，而能否達到自己的理想則在于天命。
所以君子能為善行善，但卻不能一定得到幸福；同樣，不忍心做惡事壞事，但也不是一定能避免災禍。
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葉。
根不健壯而枝葉卻繁茂，這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
有道之世，是将人給予國家；無道之世，是将國家&ldquo送&rdquo給他人。
堯統治天下時憂慮沒有解除過，後來将政權平安移一交一授給舜後，憂慮才解脫。
憂慮纏身時堯毫不松懈地堅守君位，最後又樂于将君位傳授給賢人，始終不将天下的利益占為私有。
凡物都是有用的，沒有什麼東西因小而不能用的；如果不懂得它的用處，那麼碧玉也會成糞土。
人之常情，總是對禍害力求挑小的，而對利益好處總力圖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