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九 主術訓(下)
關燈
小
中
大
好音樂，秦穆公就用歌女誘一惑使之丢失土地。
這些均因國君好利貪欲而被人算計。
所以隻有從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種信念，隻要自我不變質，外界是沒有什麼力量能将此拔去的。
反觀物質世界：那火雖然熱得灼人，但水能潑滅它；金屬雖然堅硬無比，但火能銷熔它；樹木雖然結實，但利斧能砍伐它；水雖然漫溢滲透，但土能堵遏它；隻有自然造化的東西才沒什麼能制一服它。
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門戶，外界的邪氣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關卡。
心欲不外逸、邪氣不入侵，還有什麼事情不能節制？什麼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後能用，無為然後有力。
人的精神勞累就會離散，耳目一婬一蕩一精一氣就會衰竭。
所以得道體道的君主是熄滅欲火、抛棄雜意，以清靜無為來對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說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務攬于手中；他隻是按照各種名分來落實實際事務，使各種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
任用他們而不瞎指揮，提出責職權益而不多下指令；以無法規定、無可奈何的&ldquo道&rdquo作為法寶，這樣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崗位而盡心盡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權勢，那麼對于教化民衆這點來說，就非常容易了。
過去，無能的衛國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權力的緣故；而平庸的齊景公和齊桓公能讓精明能幹的管仲、晏嬰做他們的臣子，也是因為景、桓兩公身處君位的緣故。
這怯懦的制一服勇武的、愚庸的制一服聰明的，是因為怯懦、愚庸的身處地位要超過勇武聰明的。
所以樹枝不能大于樹幹、樹梢不能強于樹根，這樣大的重的就能夠制約小的輕的；就像五指屬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靈巧，沒有不随心所欲的，這就是說小的屬于大的控制。
正因為這樣，誰獲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勢就顯得很重要，這樣他盡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勝任的卻很大；他盡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卻很廣。
因此，十圍粗的木柱，卻能支撐千鈞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長的插銷，卻能控制大門的開關。
這難道是木柱和插銷的粗細長短足以勝任房屋重量和大門開關？不是的，而是因為它們處的位置太重要關鍵了。
孔丘和墨翟研究先聖的學問、通曉六藝的理論，但是後來繼承傳播他們的言論思想、親身實踐他們的志向、仰慕追随他們的義理和風格，并為他們奔走效勞的門徒隻不過數十人。
假使孔丘和墨翟處在天子的位置，那麼天下儒、墨的門徒就不是數十個人了，可能天下到處都是儒、墨的門徒了。
楚莊王為文無畏在宋國被害而感到悲傷，并為之揮袖而起，領兵攻打宋國，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連不斷，浩浩蕩蕩攻到宋國都城、并取得勝利，這一切因為楚莊王掌握權勢而導緻的。
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國人都仿效他；趙武靈王佩着貝帶、戴着砫砮冠上朝，整個趙國人都被他同化。
假如楚文王、趙武靈王隻是一個平民百姓、處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貝帶、戴着砫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恥笑了。
在整個社會中，能夠自覺愛好善良，樂意正派，不靠禁令懲罰而就能遵守法規的老百姓，大概是一萬人當中也沒有一個。
因為這樣，所以君主發布法令就應堅決、實行就應堅定，服從者就讓他得到好處，違逆者就叫他遭殃，這樣，轉眼功夫，天下就沒有不遵守法規的了。
所以如果手握劍鋒，将劍倒着迎戰敵人，即使是像北宮子和司馬蒯蒉這樣的勇士恐怕也難以去與敵人一交一戰；而手握劍柄、以劍鋒對準敵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戰勝敵人。
這也可以這樣講，如果讓烏獲、藉蕃這樣的大力士去牽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斷，這牛還是不聽你的話，原因是在于你違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細的枝條貫穿牛的牛鼻，這樣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牽着牛周遊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順應了本性。
七尺船槳能夠控制船隻的左右方向，是由于憑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發号施令能夠令行禁止，是依靠民衆的勢力。
能夠堵塞防止危害民衆的事，開發推行有益于民衆的事，這樣君主的威信，就像挖開池堤池水暢通灌溉田地一樣深入人心。
所以說順流而下是很容易到達目的地，背對着風奔跑是容易跑得遠的。
齊桓公登基執政，下令不許畜養食肉的猛獸和吃糧食的鳥兒，撤除捕捉動物的網羅，僅這三項措施實施就使百姓心悅誠服；而殷纣王殘殺王子比幹就使骨肉間産生怨恨，斬斷早晨趟水過河人的胫骨就引起萬民叛亂，僅這二項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
所以君主的義舉，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時都獲得利益，而其中隻要有一人得利獲益，就能使天下人從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沒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時受害，但隻要殘害了一人，天下人就會離心背叛。
所以齊桓公靠辦三項事件便九次會合諸侯；殷纣王隻做二件蠢事就遭滅亡，此時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
所以君主的一舉一動都不可不慎重。
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賦稅，一定要事先盤算一下年成好壞，估計一下人民手中的積蓄，弄清百姓是饑還是飽、有餘還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數，然後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車馬衣食所需的賦稅。
高聳的樓台、層疊連片的榭屋和宮室，十分壯觀漂亮，但是老百姓還擠在土房窄屋裡栖身，那麼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住入這些華麗的宮室樓台裡為快樂；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還過着糟糠粗糧都吃不上的日子，那麼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享用這些美味佳肴為甜美；安适的床榻、細軟的席墊，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還過着戍守邊境、遭受危難、戰死野外、一屍一骨暴露的日子，那麼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寝卧舒适為安适。
所以古時候的君主，他對百姓的痛苦而擔憂、悲傷，隻要國家裡有挨餓的人，他就不會對食物挑東揀西；隻要國家中還有挨凍的人，他就不會身穿裘皮；隻有當年成豐收百姓富足時，君主才懸挂鐘鼓、陳設幹戚，君臣上下與民同樂，國家因此無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銅鐘、石磬、箫琴，是用來表達快樂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來表示憤怒的；制定祭祀、應酬禮節，是用來傳遞互相友善、喜悅的；而穿喪服系麻繩着草鞋、捶胸頓足号啕痛哭，是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
這些喜怒哀樂之情，都是發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
到了亂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時不顧百姓的承受力、聚斂财富時不看百姓的家底積蓄，民衆從事的男耕女織根本無法供給上面君王的奢求，這樣導緻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
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在這樣一種生活狀态下卻去撞擊大鐘、擂擊響鼓、吹奏竽笙、彈撥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進入宗廟祭祀神靈、穿着細軟華麗的錦衣出征打仗一樣，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樂的目的了。
百姓維持生計主要靠農業生産，一個男性勞動力所耕種的土地不過十畝，中等土質的地一年每畝收獲不過四石。
妻子兒女老老少少都靠這些收獲過日子，有時還要碰到水旱蟲災，就無法繳納賦稅供給政一府朝廷的車馬軍隊的費用。
由此看來，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夠令人憂愁的。
全國可耕種面積，按三年耕種積餘一年糧食來計算，九年隻有三年積蓄，十八年則有六年的儲備，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儲備積累。
這樣如遇水旱蟲災，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
所以，一個國家如無九年的儲備積累，就叫不足；一個國家如無六年的積蓄儲備，就叫憫急；一個國家如無三年的積蓄，就叫窮乏。
正因為這樣，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節制，自己消費知道限制，這樣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養，而不至于會遭受饑寒的災難。
反過來，如果是貪婪殘暴的君王，那麼他可能是不停地騷擾百姓，侵奪吞沒百姓的财物以滿足他的無窮貪欲，這時，百姓們就無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賜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國家的根本；國家則是君主的根本。
知道這道理，治理國家的君主就應上循天時、下盡地财、中用民力，這樣萬物就能順利生長，五谷就能繁茂生長。
君主還應指導人民養育六畜，按季節種植各種樹木植物，緻力于農業耕種，發展桑麻業，按各種不同肥沃貧瘠的高原山地來種植相宜的農作物。
而對那些丘陵險地及不能種植五谷的地域，則種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積蓄蔬菜雜糧，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
因此，活着不會缺少用品，死後不至于抛一屍一荒野。
所以，先王治國的方法是：畋獵時不得殺絕成群的野獸，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幹池湖之水而捕魚，不焚燒森林打獵。
不到能捕殺弱獸的時間，不讓在野外設置捕捉的羅網；沒到水獺捕捉魚群的時間，不得在水中撒網；不到老鷹隼鳥捕殺兔等食物的時間，不得在山谷安裝羅網；草木還沒凋落之前，不許進山林砍伐；昆蟲還沒開始蟄伏之前，不準放火燒荒。
不準捕殺懷胎的母獸，不準掏取孵化着的鳥蛋，不許捕撈長不足一尺的魚，不得宰殺不滿一年的幼豬。
正因為這些規定，保護了生态環境，所以草木生長如氣一樣蒸蒸升騰，禽一獸歸山如泉水一樣奔流，飛鳥入林如煙雲聚集，所有這些均歸功于君主保護生物的措施得當。
所以先王執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時就要農民修整田疆；蝦蟆鳴叫燕子歸來之時就組織勞力修整道路；陰氣降臨百川之時就發動民衆修建橋梁；黃昏張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種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播種黍豆；虛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種好越冬麥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做好收斂儲藏、砍伐薪柴以便過冬。
這些政令，上告蒼天，祈求保佑，下達萬民，令其實施。
先王之所以能順應天時，處事周全，富國利民，使國庫民囤财物充盈，讓遠方異族歸順，是因為他的道性完備的緣故。
這道性不能顯現目見，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獲益不忘于心，這樣這道性的器一官功能就自然具備了。
人心對于人一體的九竅四肢來說，盡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竅四肢這樣具體器一官的功能，但手腳的一舉一動和耳目的視聽都以心為主宰，并不忘心給予它們的主宰作用和好處。
所以堯帝心地善良，衆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來；夏桀心狠手辣一胡一作非為，衆人也就随之為非一胡一亂起來。
善行積累則功業告成，惡貫滿盈則禍害來臨。
聖明之人所具備的條件，是這樣的：考慮問題要細緻，處事要謹慎，同時胸襟要開闊，志向要遠大；智謀要圓通靈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廣泛多樣而處事要簡約。
所謂心要細，是說要在禍害尚未發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預見而加以防備，警惕和謹慎地對待可能會出現的過失及萌芽狀态中的危險，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
所謂胸襟開闊，志向遠大，是說能兼容所有的諸侯國，統一四方邊遠的異邦，庇護
這些均因國君好利貪欲而被人算計。
所以隻有從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種信念，隻要自我不變質，外界是沒有什麼力量能将此拔去的。
反觀物質世界：那火雖然熱得灼人，但水能潑滅它；金屬雖然堅硬無比，但火能銷熔它；樹木雖然結實，但利斧能砍伐它；水雖然漫溢滲透，但土能堵遏它；隻有自然造化的東西才沒什麼能制一服它。
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門戶，外界的邪氣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關卡。
心欲不外逸、邪氣不入侵，還有什麼事情不能節制？什麼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後能用，無為然後有力。
人的精神勞累就會離散，耳目一婬一蕩一精一氣就會衰竭。
所以得道體道的君主是熄滅欲火、抛棄雜意，以清靜無為來對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說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務攬于手中；他隻是按照各種名分來落實實際事務，使各種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
任用他們而不瞎指揮，提出責職權益而不多下指令；以無法規定、無可奈何的&ldquo道&rdquo作為法寶，這樣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崗位而盡心盡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權勢，那麼對于教化民衆這點來說，就非常容易了。
過去，無能的衛國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權力的緣故；而平庸的齊景公和齊桓公能讓精明能幹的管仲、晏嬰做他們的臣子，也是因為景、桓兩公身處君位的緣故。
這怯懦的制一服勇武的、愚庸的制一服聰明的，是因為怯懦、愚庸的身處地位要超過勇武聰明的。
所以樹枝不能大于樹幹、樹梢不能強于樹根，這樣大的重的就能夠制約小的輕的；就像五指屬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靈巧，沒有不随心所欲的，這就是說小的屬于大的控制。
正因為這樣，誰獲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勢就顯得很重要，這樣他盡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勝任的卻很大；他盡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卻很廣。
因此，十圍粗的木柱，卻能支撐千鈞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長的插銷，卻能控制大門的開關。
這難道是木柱和插銷的粗細長短足以勝任房屋重量和大門開關？不是的，而是因為它們處的位置太重要關鍵了。
孔丘和墨翟研究先聖的學問、通曉六藝的理論，但是後來繼承傳播他們的言論思想、親身實踐他們的志向、仰慕追随他們的義理和風格，并為他們奔走效勞的門徒隻不過數十人。
假使孔丘和墨翟處在天子的位置，那麼天下儒、墨的門徒就不是數十個人了，可能天下到處都是儒、墨的門徒了。
楚莊王為文無畏在宋國被害而感到悲傷，并為之揮袖而起，領兵攻打宋國，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連不斷，浩浩蕩蕩攻到宋國都城、并取得勝利，這一切因為楚莊王掌握權勢而導緻的。
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國人都仿效他；趙武靈王佩着貝帶、戴着砫砮冠上朝，整個趙國人都被他同化。
假如楚文王、趙武靈王隻是一個平民百姓、處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貝帶、戴着砫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恥笑了。
在整個社會中，能夠自覺愛好善良，樂意正派，不靠禁令懲罰而就能遵守法規的老百姓，大概是一萬人當中也沒有一個。
因為這樣，所以君主發布法令就應堅決、實行就應堅定，服從者就讓他得到好處，違逆者就叫他遭殃，這樣，轉眼功夫，天下就沒有不遵守法規的了。
所以如果手握劍鋒，将劍倒着迎戰敵人，即使是像北宮子和司馬蒯蒉這樣的勇士恐怕也難以去與敵人一交一戰；而手握劍柄、以劍鋒對準敵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戰勝敵人。
這也可以這樣講，如果讓烏獲、藉蕃這樣的大力士去牽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斷，這牛還是不聽你的話，原因是在于你違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細的枝條貫穿牛的牛鼻，這樣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牽着牛周遊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順應了本性。
七尺船槳能夠控制船隻的左右方向，是由于憑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發号施令能夠令行禁止，是依靠民衆的勢力。
能夠堵塞防止危害民衆的事，開發推行有益于民衆的事，這樣君主的威信，就像挖開池堤池水暢通灌溉田地一樣深入人心。
所以說順流而下是很容易到達目的地，背對着風奔跑是容易跑得遠的。
齊桓公登基執政，下令不許畜養食肉的猛獸和吃糧食的鳥兒，撤除捕捉動物的網羅，僅這三項措施實施就使百姓心悅誠服；而殷纣王殘殺王子比幹就使骨肉間産生怨恨，斬斷早晨趟水過河人的胫骨就引起萬民叛亂，僅這二項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
所以君主的義舉，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時都獲得利益，而其中隻要有一人得利獲益，就能使天下人從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沒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時受害，但隻要殘害了一人，天下人就會離心背叛。
所以齊桓公靠辦三項事件便九次會合諸侯；殷纣王隻做二件蠢事就遭滅亡，此時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
所以君主的一舉一動都不可不慎重。
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賦稅，一定要事先盤算一下年成好壞，估計一下人民手中的積蓄，弄清百姓是饑還是飽、有餘還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數，然後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車馬衣食所需的賦稅。
高聳的樓台、層疊連片的榭屋和宮室，十分壯觀漂亮，但是老百姓還擠在土房窄屋裡栖身，那麼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住入這些華麗的宮室樓台裡為快樂；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還過着糟糠粗糧都吃不上的日子，那麼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享用這些美味佳肴為甜美；安适的床榻、細軟的席墊，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還過着戍守邊境、遭受危難、戰死野外、一屍一骨暴露的日子，那麼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寝卧舒适為安适。
所以古時候的君主，他對百姓的痛苦而擔憂、悲傷，隻要國家裡有挨餓的人，他就不會對食物挑東揀西；隻要國家中還有挨凍的人，他就不會身穿裘皮；隻有當年成豐收百姓富足時，君主才懸挂鐘鼓、陳設幹戚，君臣上下與民同樂，國家因此無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銅鐘、石磬、箫琴，是用來表達快樂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來表示憤怒的；制定祭祀、應酬禮節，是用來傳遞互相友善、喜悅的；而穿喪服系麻繩着草鞋、捶胸頓足号啕痛哭，是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
這些喜怒哀樂之情，都是發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
到了亂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時不顧百姓的承受力、聚斂财富時不看百姓的家底積蓄，民衆從事的男耕女織根本無法供給上面君王的奢求，這樣導緻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
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在這樣一種生活狀态下卻去撞擊大鐘、擂擊響鼓、吹奏竽笙、彈撥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進入宗廟祭祀神靈、穿着細軟華麗的錦衣出征打仗一樣，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樂的目的了。
百姓維持生計主要靠農業生産，一個男性勞動力所耕種的土地不過十畝，中等土質的地一年每畝收獲不過四石。
妻子兒女老老少少都靠這些收獲過日子，有時還要碰到水旱蟲災，就無法繳納賦稅供給政一府朝廷的車馬軍隊的費用。
由此看來，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夠令人憂愁的。
全國可耕種面積，按三年耕種積餘一年糧食來計算，九年隻有三年積蓄，十八年則有六年的儲備，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儲備積累。
這樣如遇水旱蟲災，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
所以，一個國家如無九年的儲備積累，就叫不足；一個國家如無六年的積蓄儲備，就叫憫急；一個國家如無三年的積蓄，就叫窮乏。
正因為這樣，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節制，自己消費知道限制，這樣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養，而不至于會遭受饑寒的災難。
反過來，如果是貪婪殘暴的君王，那麼他可能是不停地騷擾百姓，侵奪吞沒百姓的财物以滿足他的無窮貪欲，這時，百姓們就無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賜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國家的根本；國家則是君主的根本。
知道這道理，治理國家的君主就應上循天時、下盡地财、中用民力，這樣萬物就能順利生長，五谷就能繁茂生長。
君主還應指導人民養育六畜，按季節種植各種樹木植物，緻力于農業耕種，發展桑麻業，按各種不同肥沃貧瘠的高原山地來種植相宜的農作物。
而對那些丘陵險地及不能種植五谷的地域，則種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積蓄蔬菜雜糧，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
因此，活着不會缺少用品，死後不至于抛一屍一荒野。
所以，先王治國的方法是：畋獵時不得殺絕成群的野獸，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幹池湖之水而捕魚，不焚燒森林打獵。
不到能捕殺弱獸的時間，不讓在野外設置捕捉的羅網；沒到水獺捕捉魚群的時間，不得在水中撒網；不到老鷹隼鳥捕殺兔等食物的時間，不得在山谷安裝羅網；草木還沒凋落之前，不許進山林砍伐；昆蟲還沒開始蟄伏之前，不準放火燒荒。
不準捕殺懷胎的母獸，不準掏取孵化着的鳥蛋，不許捕撈長不足一尺的魚，不得宰殺不滿一年的幼豬。
正因為這些規定，保護了生态環境，所以草木生長如氣一樣蒸蒸升騰，禽一獸歸山如泉水一樣奔流，飛鳥入林如煙雲聚集，所有這些均歸功于君主保護生物的措施得當。
所以先王執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時就要農民修整田疆；蝦蟆鳴叫燕子歸來之時就組織勞力修整道路；陰氣降臨百川之時就發動民衆修建橋梁；黃昏張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種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播種黍豆；虛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種好越冬麥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做好收斂儲藏、砍伐薪柴以便過冬。
這些政令，上告蒼天，祈求保佑，下達萬民，令其實施。
先王之所以能順應天時，處事周全，富國利民，使國庫民囤财物充盈，讓遠方異族歸順，是因為他的道性完備的緣故。
這道性不能顯現目見，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獲益不忘于心，這樣這道性的器一官功能就自然具備了。
人心對于人一體的九竅四肢來說，盡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竅四肢這樣具體器一官的功能，但手腳的一舉一動和耳目的視聽都以心為主宰，并不忘心給予它們的主宰作用和好處。
所以堯帝心地善良，衆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來；夏桀心狠手辣一胡一作非為，衆人也就随之為非一胡一亂起來。
善行積累則功業告成，惡貫滿盈則禍害來臨。
聖明之人所具備的條件，是這樣的：考慮問題要細緻，處事要謹慎，同時胸襟要開闊，志向要遠大；智謀要圓通靈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廣泛多樣而處事要簡約。
所謂心要細，是說要在禍害尚未發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預見而加以防備，警惕和謹慎地對待可能會出現的過失及萌芽狀态中的危險，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
所謂胸襟開闊，志向遠大，是說能兼容所有的諸侯國，統一四方邊遠的異邦，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