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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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台宗的“性具”理論相融會，提出“如來不斷性惡”的思想。
圭峰宗密，是華嚴諸師中貫徹《起信論》最充分的、徹底的。
他的心性學說，就是以《起信論》“一心二門”為根據而建立的真心不變随緣義。
他以心為本源，以真如、生滅二門為義，認為“心真如是體，心生滅是相用”。
關于真心之體的根本特性，宗密規定為“寂知”，在《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一之上中說：“寂是知寂，知是寂知。
寂是知之自性體，知是寂之自性用。
”就是說，寂是心性的根本，知是心性的妙用，強調心性的靈知妙用，顯然是受到《起信論》心性本覺說的影響。
宗密把這種“本覺”的思想貫穿于他的判教體系之中。
他認為以《起信論》為代表的性宗，之所以比“破相顯性”的空宗更為圓融，在于空宗隻是從心性本體為空寂，局限于性體，而不能運化無窮，下化衆生。
而性宗主張“知為真體”“照明為性”，則可以貫通一切現象，依據真體而又能融于事理，把本體與現象，理與事，超越的天國與世俗的生活打成一片。
可見，宗密的宗旨，是力圖用《起信論》來發展華嚴理事無礙的圓融理論。
法藏、宗密主要以《起信論》來結合華嚴宗理事無礙的學說，到了宋代的長水子璇，則通過對《起信論》的綿密注釋，強調以《起信論》真如緣起說作為華嚴事事無礙理論的依據。
在其《起信論疏筆削記》一書中說：“故知真如随緣，是彼事事無礙之由，故得攝也。
”中國華嚴宗推崇《起信論》的風氣一直沿續到近代，如近代居士佛教的一代宗師楊仁山，教宗賢首，同時十分重視《起信論》，認為此論“總括群經要義”，是了解大乘佛法的初階。
起信論與天台宗 早期天台大師是不注重《起信論》的，真正開始對《起信論》進行研究，并以天台宗思想來會通《起信論》的，是天台宗的中興者，唐代的荊溪湛然。
湛然為了重興天台，與華嚴宗抗衡，于是開始注意到華嚴宗一向重視的《起信論》，尤其是《起信論》中“真如不變随緣”的思想，并作了與華嚴宗不同的解釋與發揮。
《起信論》講真如與生滅“非一非異”本來就可以從不同方面理解。
華嚴宗講理事不二，是從“性起”方面說的，所以法藏注釋《起信論》不變随緣義，是基于“性起”的觀點。
湛然依《起信論》，乃是為了說明天台宗的“性具”之義。
他認為《起信論》之一心攝世、出世間法，即是一心本具十界三千世間法為體，所謂“一切諸法無非心性，一性無性，三千宛然”，就是此義。
根據這種思想，湛然認為《起信論》的真如随緣不變的學說，強調的是真如與變滅現象的一體性，有情無情事物都與佛性是同體的。
他所著《金剛》一文中雲：“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随緣故。
”即是說，不變與随緣是一緻的，不變即随緣，随緣即不變。
這樣，湛然的“性具”說，依據《起信論》比華嚴更進一層，由理事無礙說而發展為理事互具說。
宋代天台宗内部山家、山外二派關于觀心問題的論争，實際上也是圍繞着對《起信論》“一心二門”，真如不變随緣的不同理解而發生的。
從晤恩為首的天台山外派，按照華嚴宗“性起”真心說的路子，對《起信論》加以引申發揮。
在觀心方法上，他尤其發揮觀性義，主張修習觀法，要在直契真心中之佛性上下功夫，則自能随十界緣而不變，亦不變而随緣，不必通過“觀心”。
後來他的弟子源清、洪敏也都堅持這種思想。
而這卻引起以知禮為代表的天台山家派的批評。
知禮認為晤恩的學說隻講到《起信論》心真如門，不了解生滅門的意義，因而是有偏向的。
他認為隻有“觀心”，而不是“觀性”，才是天台宗的本來宗旨，才是《起信論》“圓教”的精神所在。
所謂“觀心”法，就是依事見
圭峰宗密，是華嚴諸師中貫徹《起信論》最充分的、徹底的。
他的心性學說，就是以《起信論》“一心二門”為根據而建立的真心不變随緣義。
他以心為本源，以真如、生滅二門為義，認為“心真如是體，心生滅是相用”。
關于真心之體的根本特性，宗密規定為“寂知”，在《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一之上中說：“寂是知寂，知是寂知。
寂是知之自性體，知是寂之自性用。
”就是說，寂是心性的根本，知是心性的妙用，強調心性的靈知妙用，顯然是受到《起信論》心性本覺說的影響。
宗密把這種“本覺”的思想貫穿于他的判教體系之中。
他認為以《起信論》為代表的性宗，之所以比“破相顯性”的空宗更為圓融，在于空宗隻是從心性本體為空寂，局限于性體，而不能運化無窮，下化衆生。
而性宗主張“知為真體”“照明為性”，則可以貫通一切現象，依據真體而又能融于事理，把本體與現象，理與事，超越的天國與世俗的生活打成一片。
可見，宗密的宗旨，是力圖用《起信論》來發展華嚴理事無礙的圓融理論。
法藏、宗密主要以《起信論》來結合華嚴宗理事無礙的學說，到了宋代的長水子璇，則通過對《起信論》的綿密注釋，強調以《起信論》真如緣起說作為華嚴事事無礙理論的依據。
在其《起信論疏筆削記》一書中說：“故知真如随緣，是彼事事無礙之由，故得攝也。
”中國華嚴宗推崇《起信論》的風氣一直沿續到近代，如近代居士佛教的一代宗師楊仁山，教宗賢首，同時十分重視《起信論》，認為此論“總括群經要義”，是了解大乘佛法的初階。
起信論與天台宗 早期天台大師是不注重《起信論》的，真正開始對《起信論》進行研究，并以天台宗思想來會通《起信論》的，是天台宗的中興者，唐代的荊溪湛然。
湛然為了重興天台，與華嚴宗抗衡，于是開始注意到華嚴宗一向重視的《起信論》，尤其是《起信論》中“真如不變随緣”的思想，并作了與華嚴宗不同的解釋與發揮。
《起信論》講真如與生滅“非一非異”本來就可以從不同方面理解。
華嚴宗講理事不二，是從“性起”方面說的，所以法藏注釋《起信論》不變随緣義，是基于“性起”的觀點。
湛然依《起信論》，乃是為了說明天台宗的“性具”之義。
他認為《起信論》之一心攝世、出世間法，即是一心本具十界三千世間法為體，所謂“一切諸法無非心性，一性無性，三千宛然”，就是此義。
根據這種思想，湛然認為《起信論》的真如随緣不變的學說，強調的是真如與變滅現象的一體性，有情無情事物都與佛性是同體的。
他所著《金剛》一文中雲：“萬法是真如，由不變故；真如是萬法，由随緣故。
”即是說，不變與随緣是一緻的，不變即随緣，随緣即不變。
這樣，湛然的“性具”說，依據《起信論》比華嚴更進一層，由理事無礙說而發展為理事互具說。
宋代天台宗内部山家、山外二派關于觀心問題的論争，實際上也是圍繞着對《起信論》“一心二門”，真如不變随緣的不同理解而發生的。
從晤恩為首的天台山外派，按照華嚴宗“性起”真心說的路子，對《起信論》加以引申發揮。
在觀心方法上，他尤其發揮觀性義，主張修習觀法，要在直契真心中之佛性上下功夫，則自能随十界緣而不變，亦不變而随緣，不必通過“觀心”。
後來他的弟子源清、洪敏也都堅持這種思想。
而這卻引起以知禮為代表的天台山家派的批評。
知禮認為晤恩的學說隻講到《起信論》心真如門，不了解生滅門的意義，因而是有偏向的。
他認為隻有“觀心”，而不是“觀性”，才是天台宗的本來宗旨，才是《起信論》“圓教”的精神所在。
所謂“觀心”法，就是依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