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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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難以遇到的坎坷，我們很想知道，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應該如何面對？
惟賢法師：談到我的人生經曆，是一言難盡的。
我到現在85歲了啊，這一生經曆的坎坷、挫折很多，如何正視、如何面對呢？這一點，與我受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影響有關系。
我從6歲開始讀書，讀“四書五經”，一直到12歲出家。
出家以後，繼續在王恩洋先生辦的龜山書院讀書。
龜山書院裡關于傳統文化的知識非常廣博，學習就結合“四書五經”，結合曆史，結合佛學，有好幾方面知識的結合。
我的思想系統可以說在那時就打下了基礎。
學儒學，就要學《禮記》，以禮對人，孔子說的“克己複禮”，中心就是仁愛。
我在龜山書院讀書的時候，關于“愛”的教育的書很多，這個愛不僅僅是愛人，還要能夠愛生物，再結合讀佛書，這個愛就發展成為悲心。
能夠愛一切生物，乃至不損壞一切植物，這就是源于佛陀的大悲心，佛教的比丘戒、菩薩戒都制定了這一條。
在那時，我就養成走路時連螞蟻也不踩，不傷害蟲，不傷害一切鳥。
1936年，當時我16歲，考入太虛大師創辦的漢藏教理學院。
在漢藏教理學院的學習就更加廣博，佛教大乘宗派的内容基本都具備。
所開的佛學課程中，如三論宗、唯識法相宗、天台宗、密宗、俱舍宗的内容，都有老師專門講，還有關于曆史、戒律方面的課程，也都有專人講。
除此以外，當時的缙雲山——太虛大師住持的地方，成為佛教文化的中心，來訪問的各界人士很多，包括文學界、政治界、經濟界，太虛大師也請他們上講台，給我們作報告、講課，像馬寅初、巴金、老舍、郭沫若、林語堂等很多知名人士，都來給我們講課，這樣一來，我們的知識面就擴大得多，見聞就更加廣博。
當時正好是抗戰期間，許多人從上海避難到重慶，在大轟炸之下生存，有很多傷亡和犧牲，這就又激發了我的悲心，當然這是一種愛國的悲心、愛衆生的悲心。
當時，我們受了防護訓練、救護訓練，參加了救護團，從這些事情中就有體驗，那就是忘我、無我的精神，這是在實際曆練中得到的感受。
我們僧侶救護團中還有一個犧牲的出家人，由于天熱，引起休克，死掉了。
當時，全國人民，包括僧衆，都一心愛國，一心抗戰。
太虛大師提倡抗戰、擁護抗戰，在他的領導下，組織了防護團、救護隊，他自己還親自跑到東南亞國家宣傳抗戰，這些行動使大家很感動，對于我們來說是個愛國教育，也是大乘菩薩教育。
太虛大師的言行對我一生影響很大，我一生的行動就是以他的教育作為指導思想。
1941年，我于漢藏教理學院畢業，離開太虛大師到開縣教書，那就是我親自實踐的時候了。
白天要教書，接待各種賓客，早晚要行持，結合拜佛、禮佛，晚上讀經到深夜，很多大部頭的經我就是在這時讀完的。
有了這個實際經曆就進一步堅定了我的信仰，打好了基礎，認為這條道路是正确的、光明的，要堅持走下去！ 1954年，我蒙冤受屈，遭受了挫折，在監獄裡待了二十六年零十個月。
盡管在困難之中，但我的内心是靜的，思想是達觀的，佛法講随緣過生活嘛！随緣過生活，随緣消舊業，不怨天，不尤人，能夠存在一天，就保持一天的正念，念佛法，念衆生，就把一切困難克服了，精神達觀了！以精神來戰勝一切，很安定！ 從監獄裡出來以後，又是二十多年，為了弘法利生的事情，在重慶可以說從未停止過。
盡管宗教政策落實，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裡，“左傾”思想還很嚴重，在重重阻力之下，我們與教界四衆弟子團結起來，根據宗教政策，盡量去争取，向政府提出要求，重慶才能有今天的現狀，開放了130多個寺廟，建立了佛學院，成立了佛學社、居士林，可以講學，有佛法可聞，有佛法思想傳播，還搞了一些第三産業自給自養。
總的來講，我這一生經曆的坎坷、挫折很多，表面上看起來是苦難的、忙碌的，但就我内心深處來說，自得其樂，能夠成就了就是好事情，是不以為苦的，我在生活方面是很淡泊、不講究的。
2005年6月18日接受國際廣播電台記者采訪
我到現在85歲了啊，這一生經曆的坎坷、挫折很多，如何正視、如何面對呢？這一點，與我受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影響有關系。
我從6歲開始讀書，讀“四書五經”，一直到12歲出家。
出家以後，繼續在王恩洋先生辦的龜山書院讀書。
龜山書院裡關于傳統文化的知識非常廣博，學習就結合“四書五經”，結合曆史，結合佛學，有好幾方面知識的結合。
我的思想系統可以說在那時就打下了基礎。
學儒學，就要學《禮記》，以禮對人，孔子說的“克己複禮”，中心就是仁愛。
我在龜山書院讀書的時候，關于“愛”的教育的書很多，這個愛不僅僅是愛人，還要能夠愛生物，再結合讀佛書，這個愛就發展成為悲心。
能夠愛一切生物，乃至不損壞一切植物，這就是源于佛陀的大悲心，佛教的比丘戒、菩薩戒都制定了這一條。
在那時，我就養成走路時連螞蟻也不踩，不傷害蟲，不傷害一切鳥。
1936年，當時我16歲，考入太虛大師創辦的漢藏教理學院。
在漢藏教理學院的學習就更加廣博，佛教大乘宗派的内容基本都具備。
所開的佛學課程中，如三論宗、唯識法相宗、天台宗、密宗、俱舍宗的内容，都有老師專門講，還有關于曆史、戒律方面的課程，也都有專人講。
除此以外，當時的缙雲山——太虛大師住持的地方，成為佛教文化的中心，來訪問的各界人士很多，包括文學界、政治界、經濟界，太虛大師也請他們上講台，給我們作報告、講課，像馬寅初、巴金、老舍、郭沫若、林語堂等很多知名人士，都來給我們講課，這樣一來，我們的知識面就擴大得多，見聞就更加廣博。
當時正好是抗戰期間，許多人從上海避難到重慶，在大轟炸之下生存，有很多傷亡和犧牲，這就又激發了我的悲心，當然這是一種愛國的悲心、愛衆生的悲心。
當時，我們受了防護訓練、救護訓練，參加了救護團，從這些事情中就有體驗，那就是忘我、無我的精神，這是在實際曆練中得到的感受。
我們僧侶救護團中還有一個犧牲的出家人，由于天熱，引起休克，死掉了。
當時，全國人民，包括僧衆，都一心愛國，一心抗戰。
太虛大師提倡抗戰、擁護抗戰，在他的領導下，組織了防護團、救護隊，他自己還親自跑到東南亞國家宣傳抗戰，這些行動使大家很感動，對于我們來說是個愛國教育，也是大乘菩薩教育。
太虛大師的言行對我一生影響很大，我一生的行動就是以他的教育作為指導思想。
1941年，我于漢藏教理學院畢業，離開太虛大師到開縣教書，那就是我親自實踐的時候了。
白天要教書，接待各種賓客，早晚要行持，結合拜佛、禮佛，晚上讀經到深夜，很多大部頭的經我就是在這時讀完的。
有了這個實際經曆就進一步堅定了我的信仰，打好了基礎，認為這條道路是正确的、光明的，要堅持走下去！ 1954年，我蒙冤受屈，遭受了挫折，在監獄裡待了二十六年零十個月。
盡管在困難之中，但我的内心是靜的，思想是達觀的，佛法講随緣過生活嘛！随緣過生活，随緣消舊業，不怨天，不尤人，能夠存在一天，就保持一天的正念，念佛法，念衆生，就把一切困難克服了，精神達觀了！以精神來戰勝一切，很安定！ 從監獄裡出來以後，又是二十多年，為了弘法利生的事情，在重慶可以說從未停止過。
盡管宗教政策落實，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裡，“左傾”思想還很嚴重，在重重阻力之下，我們與教界四衆弟子團結起來，根據宗教政策，盡量去争取，向政府提出要求，重慶才能有今天的現狀，開放了130多個寺廟，建立了佛學院，成立了佛學社、居士林，可以講學，有佛法可聞，有佛法思想傳播，還搞了一些第三産業自給自養。
總的來講，我這一生經曆的坎坷、挫折很多，表面上看起來是苦難的、忙碌的，但就我内心深處來說，自得其樂，能夠成就了就是好事情，是不以為苦的，我在生活方面是很淡泊、不講究的。
2005年6月18日接受國際廣播電台記者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