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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根本原理。
而佛教的根本原理，如“四聖谛”“十二因緣”“五蘊皆空”“業感輪回”“四念處”“八正道”等都在《阿含經》中有詳細的闡述。
如果對這些佛教最根本的理論不能領會透徹的話，那麼，“讀一切大乘經論，無從索解”⑨，梁啟超先生的這句話，極中肯綮。
作為“根本佛教”的《阿含經》不唯是小乘之根本，也應該是大乘之根本。
中國佛教奠基石 雖然隋唐以來，學佛者多對《阿含經》不夠重視，使《阿含經》多年束之高閣，但不能否認，《阿含經》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所産生的實際作用。
首先，作為比較真實地記載了釋迦牟尼佛傳教活動和宗教學說的“經藏”的《阿含經》，自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即開始不斷有單本翻譯，特别是自苻秦昙摩難提開譯《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等又重譯修訂這兩部經典，姚秦佛陀耶舍譯出《長阿含經》，乃至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出《雜阿含經》；作為小乘經典叢書的四部阿含全部完成後，就比較牢固地奠定了中國佛教的基礎。
雖然中國佛教發展到後來是大乘佛教為主，但和印度佛教一樣，大乘佛教是在小乘佛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阿含經》作為“根本佛教”的意義實在重大，而《中阿含經》作為“四阿含”中“适中”的一部，自體現其同樣的意義。
其次，雖然四部阿含可以看作一部大叢書，但卻并非出自同一部派。
《中阿含》出“一切有部”。
“一切有部”作為“小乘佛教”的真正理論代表，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影響較大。
東晉佛教界的領袖“漆道人”釋道安曾在長安組織譯場，主持譯經。
翻譯的重點是小乘有部論著和小乘經典。
而小乘經“四阿含”中的《中阿含》和《增一阿含》正是在道安的贊助下翻譯成功的。
當時的鸠摩羅佛提曾譯《四阿含暮抄解》，為四阿含經之抄解，道安為此作《四阿含暮抄序》，由此亦可見他對《阿含經》的重視。
“四阿含”中的兩部巨著在此時翻譯成功，對當時小乘教義在漢地的流行影響很大。
道安的弟子慧遠，繼其師之衣缽成為東晉佛教的領袖，也很重視一切有部之學，他專門迎請僧伽提婆進匡廬，支持贊助他重新譯出一切有部的“毗昙”等，從而推動了毗昙學在南方的流行，加深了人們對佛教内容的更确切的認識。
而當僧伽提婆在建康受尚書令王珣之請組織譯場，重譯《中阿含經》時，除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口宣胡本《中阿含經》以外，還有兩位重要的助譯者：道慈和慧持。
據《祐錄》卷九《出經序》和《高僧傳》卷六《晉蜀龍淵寺釋慧持》，道慈擔任筆受，慧持擔任校閱。
這兩位都是來自廬山的高僧，是慧遠的弟子。
慧持⑩“校閱文言，搜括詳定”，道慈曾專門作《中阿含經序》⑾。
道安與慧遠的時代，是中國佛教大發展的時代，而其中一切有部之學從罽賓等地傳入中華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雖然在此中，主要的内容是關于“毗昙學”的，但是，《中阿含經》作為有部的“經藏”，得以被翻譯，而後又得以重譯，也有着特殊的意義。
總之，《中阿含經》再加另外三部《阿含》的翻譯成功，在中國佛教史上意義重大。
我們既可從此中體會佛陀所說的基本佛法教義，也可從中了解當時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以及苦心傳教說法的曆史。
所以，《阿含經》既為佛學教科書，也為曆史教科書。
注釋： ①《祐錄》也稱《出三藏記集》，佛教經錄，梁朝僧祐著。
②阿毗昙也可作“阿毗達摩”（梵文Abhidharma），或簡作“毗昙”。
含有二義：（一）指解說和論證佛經義理的一種體裁，成就佛教智慧的手段。
主要是分析名相、闡述理論。
（二）佛教經、律、論“三藏”中的“論藏”。
③參見梁啟超《說四阿含》，載梁啟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④《高僧傳》卷一《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所附“支謙”。
⑤同③。
⑥同③。
⑦同③。
⑧同③。
⑨同③。
⑩《高僧傳》卷六《晉蜀龍淵寺釋慧持》。
⑾載于《祐錄》。
而佛教的根本原理，如“四聖谛”“十二因緣”“五蘊皆空”“業感輪回”“四念處”“八正道”等都在《阿含經》中有詳細的闡述。
如果對這些佛教最根本的理論不能領會透徹的話，那麼，“讀一切大乘經論，無從索解”⑨，梁啟超先生的這句話，極中肯綮。
作為“根本佛教”的《阿含經》不唯是小乘之根本，也應該是大乘之根本。
中國佛教奠基石 雖然隋唐以來，學佛者多對《阿含經》不夠重視，使《阿含經》多年束之高閣，但不能否認，《阿含經》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所産生的實際作用。
首先，作為比較真實地記載了釋迦牟尼佛傳教活動和宗教學說的“經藏”的《阿含經》，自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即開始不斷有單本翻譯，特别是自苻秦昙摩難提開譯《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東晉僧伽提婆等又重譯修訂這兩部經典，姚秦佛陀耶舍譯出《長阿含經》，乃至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出《雜阿含經》；作為小乘經典叢書的四部阿含全部完成後，就比較牢固地奠定了中國佛教的基礎。
雖然中國佛教發展到後來是大乘佛教為主，但和印度佛教一樣，大乘佛教是在小乘佛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阿含經》作為“根本佛教”的意義實在重大，而《中阿含經》作為“四阿含”中“适中”的一部，自體現其同樣的意義。
其次，雖然四部阿含可以看作一部大叢書，但卻并非出自同一部派。
《中阿含》出“一切有部”。
“一切有部”作為“小乘佛教”的真正理論代表，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影響較大。
東晉佛教界的領袖“漆道人”釋道安曾在長安組織譯場，主持譯經。
翻譯的重點是小乘有部論著和小乘經典。
而小乘經“四阿含”中的《中阿含》和《增一阿含》正是在道安的贊助下翻譯成功的。
當時的鸠摩羅佛提曾譯《四阿含暮抄解》，為四阿含經之抄解，道安為此作《四阿含暮抄序》，由此亦可見他對《阿含經》的重視。
“四阿含”中的兩部巨著在此時翻譯成功，對當時小乘教義在漢地的流行影響很大。
道安的弟子慧遠，繼其師之衣缽成為東晉佛教的領袖，也很重視一切有部之學，他專門迎請僧伽提婆進匡廬，支持贊助他重新譯出一切有部的“毗昙”等，從而推動了毗昙學在南方的流行，加深了人們對佛教内容的更确切的認識。
而當僧伽提婆在建康受尚書令王珣之請組織譯場，重譯《中阿含經》時，除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口宣胡本《中阿含經》以外，還有兩位重要的助譯者：道慈和慧持。
據《祐錄》卷九《出經序》和《高僧傳》卷六《晉蜀龍淵寺釋慧持》，道慈擔任筆受，慧持擔任校閱。
這兩位都是來自廬山的高僧，是慧遠的弟子。
慧持⑩“校閱文言，搜括詳定”，道慈曾專門作《中阿含經序》⑾。
道安與慧遠的時代，是中國佛教大發展的時代，而其中一切有部之學從罽賓等地傳入中華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雖然在此中，主要的内容是關于“毗昙學”的，但是，《中阿含經》作為有部的“經藏”，得以被翻譯，而後又得以重譯，也有着特殊的意義。
總之，《中阿含經》再加另外三部《阿含》的翻譯成功，在中國佛教史上意義重大。
我們既可從此中體會佛陀所說的基本佛法教義，也可從中了解當時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以及苦心傳教說法的曆史。
所以，《阿含經》既為佛學教科書，也為曆史教科書。
注釋： ①《祐錄》也稱《出三藏記集》，佛教經錄，梁朝僧祐著。
②阿毗昙也可作“阿毗達摩”（梵文Abhidharma），或簡作“毗昙”。
含有二義：（一）指解說和論證佛經義理的一種體裁，成就佛教智慧的手段。
主要是分析名相、闡述理論。
（二）佛教經、律、論“三藏”中的“論藏”。
③參見梁啟超《說四阿含》，載梁啟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④《高僧傳》卷一《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所附“支謙”。
⑤同③。
⑥同③。
⑦同③。
⑧同③。
⑨同③。
⑩《高僧傳》卷六《晉蜀龍淵寺釋慧持》。
⑾載于《祐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