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流派蔓衍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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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人《碧岩集》，拈古彙人佛果《擊節錄》外，唯有《祖英集》傳世，餘均不傳。
義懷有《勸修淨土說》，開當時的禅淨兼修之風氣。
其弟子慧林宗本、法雲法秀。
本弟子法雲善本、姑蘇守讷皆承其道。
宗本于神宗、哲宗時闡揚佛事。
多取《華嚴》圓融妙義。
法秀習《因明》、《唯識》、《百法》、《金剛》、《圓覺》、《華嚴》妙人精義，于《華嚴》造詣甚深。
天缽重元亦義懷弟子，以善《華嚴》，稱為元華嚴。
可見自宗密以圓入頓而發明荷澤禅旨而後，成為宋代雲門一家之風氣。
光祚再傳弟子居讷、侍延慶子榮居，于洞山十年，因讀《華嚴論》而有省。
慧林宗本的弟子，投子修頤，為答歐陽修示佛教微旨雲：優遊于華嚴法界之都，從容乎帝網明珠之内。
臨終時讀《華嚴經》至卷八，安然而逝。
文偃下緣密一系，經應真、曉嵩而傳至佛日契嵩，着《禅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以明禅門二十八祖之傳。
其時歐陽修作《本論》，李觏作《潛書》以排佛。
契嵩乃作《原教論》十萬言，明儒釋一貫之旨。
今有《镡津文集》及《輔教篇》傳世。
律宗的傳承唐代四分宗的三派中的相部宗、東塔宗在會昌以後即絕不複傳。
唯南山一宗由道宣創始，經周秀、道恒、省躬、慧正、玄暢、元表、守言、玄解、法榮，入宋以後法榮有弟子處恒、贊甯、普濟、德明等，恒傳擇悟，悟傳允堪(1005—1061)，各人都有《四分律删繁補阙行事鈔》的注解，其中唯有允堪精研律部，着《行事鈔會正記》、《戒疏發揮記》、《業疏輔要記》，世稱為十本記主，其流派為會正家。
允堪傳擇其，其傳元照(1048—1116)。
元照習天台宗，以法華圓意釋《行事鈔》，撰《行事鈔資持記》、《戒本疏行宗記》、《羯磨疏濟緣記》，号為中興南山宗，其流派稱為資持家。
自此以後奉元照三記為圭臬，不複有人再撰疏記。
北宋的佛教文化事業佛教傳譯事業自唐德宗以後中斷了近二百年，宋初得到恢複。
當時佛教在印度正是密教盛興以後而受到外來的侵害的時候。
許多大德攜帶經典逃至尼泊爾，進入西藏以至來到漢族地區。
同時當五代時漢僧西遊，此時帶回大批梵笑，因而促成了北宋的翻譯事業。
但是所譯的主要是有關密部的經典，在當時既未灌頂傳法，又未建壇持誦，所以對當時佛教的影響不大。
既有新的翻譯完成，對于藏經的整理編目工作也是必要的。
又由于唐末雕闆術的發明，藏經的流布方法，由抄寫而改用雕闆也是必然之舉。
此外對于佛教史實的編集，也得到提倡，特别有關禅宗傳授的世系以及其機緣語句，是當時習禅者所迫切需要的。
宋乾德三年(965)滄州僧道圓自西域回。
四年(966)賜沙門勤行等一百五十七人，各錢三萬，人西域求佛書。
開寶六年(973)中天竺沙門法天來華，譯出《聖無量壽經》等，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沙門法進講法請天譯經于蒲津。
诏人京師，初興譯事。
召童子五十人習梵學。
七年(982)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太平興國寺之西，以宰官為譯經潤文使，設官分職。
中天竺三藏天息災、法天、施護等從事翻譯。
太祖乾德五年(967)敕沙門文勝編修《大藏經随函索隐》凡六百六十卷。
開寶四年(971)派高品張從信往四川雕大藏經闆，這便是中國第一部木雕藏經，世稱為開寶藏。
到真宗時，總結三十年來新譯各經，令譯經潤文使趙安仁、翰林學土楊億編成《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一卷，并總錄一卷。
仁宗天聖五年(1027)沙門惟淨又編《天聖釋教總錄》三卷，便是當時藏經的目錄。
全藏共六百二帙。
景佑四年(1037)又令呂夷簡重編集新譯衆經目錄，成《景佑新修法寶錄》二十卷，總錄一卷。
神宗元豐三年(1080)在福州東禅寺刻大藏經，至崇甯二年(1103)方始完成。
政和二年(U12)福州開元寺又刻大藏經至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方始完成。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令沙門贊甯修僧史，撰成《大宋高僧傳》三十卷，《三教聖賢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
真宗景德元年(1004)東吳僧道原集自釋迦、初祖達摩以至東土禅宗傳嗣諸祖機緣，為《景德傳燈錄》。
仁宗天聖七年(1029)李遵勖又撰《天聖廣燈錄》三十卷，以續其後。
徽宗時惟白又編《續燈錄》三十卷，集天聖以後八十年間宗師機緣及心要語句。
道學與佛教的關系中國的佛教，由于自宋代開始離開了純一精湛的條理，而進入調和混同的步調而逐漸導緻退化。
在教内則禅教一緻，禅淨一緻，在教外則儒佛一貫，佛道一貫的主張相當普遍。
宋儒之中無論其為排佛或者融佛，實質都含有混厚的禅宗思想。
宋代的儒學興于真宗仁宗之時。
宋儒的中堅所謂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颢)關(張載)閩(朱熹)四大家，而其淵源實發起于周敦頤。
周敦頤嘗歎曰：“吾此妙心實啟于黃龍(祖心)，發明于佛印(了元，雲門下四世)。
然易理廓達，自非東林(常總)開遮拭拂，無由表裡洞然。
”(《居土分燈錄》)邵雍調和《老子》與《周易》，長于數理，有《學佛吟》雲：((J陽死老年親釋迦。
”(《佛法金湯編》)宋儒之中，所謂“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複興于世”的程颢也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佛者幾十年(《行狀》)。
所以其弟子謝上蔡(良佐)、遊定夫(酢)、楊龜山(時)，皆入禅學(《宋元學案》卷十三)。
遊酢谒開福道甯(五祖法演弟子)，乞指心要。
謝良佐辨儒佛同異雲：“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
”朱熹批評之說：“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禅。
”至于楊時晚年更習佛學，以為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
又雲：“《維摩經》所說——真心是道場，儒此實無二理。
” 胡安國、陳瓘，私淑二程。
胡安國久參上封祖秀(黃龍慧南三傳弟子)，得言外旨。
陳瓘從知禮受天台法門，作《三千有門頌》，嘗诠釋《黃龍慧南語錄》。
後參靈源惟清(黃龍慧南再傳弟子)。
其他儒家如範仲淹于景佑四年(1037)出守鄱陽時，請雲門宗匠承古開闡宗風于薦福寺。
守吳時參琅琊慧覺，作偈以呈所得(《居士分燈錄》)。
其弟子張方平于仁宗慶曆中為滁州，因讀《楞伽經》而有省悟。
韓琦與範仲淹為講友，亦嘗參芙蓉道楷，司馬光弟子劉安世亦曰：“老先生(司馬光)于佛法極通曉，但不言耳。
”又曰：“孔子、佛氏之言相為始終。
” 至于蘇氏父子(蘇洵、蘇轼、蘇轍)的蜀學，更與禅宗有密切的淵源。
蘇洵問法于雲門宗的圓通居讷，深得其旨。
蘇轼問法于東林常總，論無情說法句而有省，又谒玉泉承皓。
蘇轼、蘇轍均與佛印了元交厚。
屢有酬唱。
蘇轍初受道全(克文弟子)教而習坐禅，曆參省聰(圓照宗本弟子)，上藍口順(黃龍慧南弟子)，于言下大悟。
黃庭堅參黃龍祖心。
心曰：“隻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隐乎?吾無隐乎爾!’太史尋常如何理論。
”庭堅拟對。
心曰：“不是不是。
”庭堅迷悶不已，一日恃心山行，桂香盛開。
心曰：“聞桂花香麼?”曰：“聞。
”心曰：“吾無隐乎爾。
”庭堅言下有省。
後與祖心弟子死心交甚笃，後遷黔州，道力愈勝，讀大藏經三年，嘗論臨濟宗旨雲：“吾佛與儒，同一關鑰。
” 在北宋時不僅儒佛一緻，成為普遍的思想，即在道家方面也是采取調和态度。
道士張伯端，号紫陽真人，其《悟真篇拾遺》中有許多有關佛教的歌頌，如《心經頌》、《戒定慧解》、《即心是佛頌》等。
這是在理論上融佛人道。
宋徽宗曾有一次要在形式上融佛人道。
大觀元年(1107)令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上，并停給僧牒三年。
政和二年(1112)禁釋教修忏水陸，參人道教神位。
政和七年(1117)焚棄佛藏經中诋毀道教文字。
僧徒願改作披戴為道士者，立賜度牒紫衣。
宣和元年(1119)改佛号大覺金仙，菩薩為大士，羅漢為尊者，塑像加道服冠簪。
僧稱德士，尼稱女德，皆留發頂冠執簡，寺為宮，院為觀，僧錄司、僧正司改為德士司。
行之一年仍複舊。
使納錢為批度牒，得再披剃，得錢幾百萬缗。
外道會門的興起由于佛教内部多自逞胸臆之說，于是民間依附佛教成為群衆反抗統治者的秘密組織，也逐漸繁興起來。
既自有一定的教旨和綱領，因而也反對傳統的佛教。
始自北宋真宗時，初發起于四川，繼而流行于閩浙，雖屢經禁止，不能杜絕，統治者稱這些會門為邪教、妖法。
真宗天禧三年(1019)禁興州三泉縣、劍利等州白衣師邪法。
仁宗景佑二年(1035)诏益、梓、利、夔路夜聚曉散，傳習妖法。
能反告者賞錢五萬，以犯者家财充。
哲宗元枯七年(1092)夜聚曉散，傳習妖教者，州縣以斷罪告賞金條于要會處曉示。
政和四年(1114)州縣前此所有以講經、燒香、齋會為名而私置佛堂道院，為聚衆之所者盡行拆毀。
又诏河北州縣傳習妖教甚多，别有經文互相傳習鼓惑，宜立法禁戢。
所收之家經州縣投納，守令類聚徼申尚書省。
或有印闆石刻并行追取，當官棄毀。
宣和二年(1120)溫州等處狂悖之人自稱明教，号為行者，建立臣守，号為齋堂。
如溫州有四十餘處。
鼓惑愚民，夜聚曉散。
所念經文及繪畫佛像，号曰訖思經、證明經、太子下生經、父母經、圖經、文緣經、七時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漢贊策、證明策、廣大忏、妙水佛幀、先意佛幀、夷教佛幀、善惡幀、太子幀、四天王幀，已上經等多引爾時明尊之事，與道釋經文不同，仰所在官司根究，将齋堂等一切毀拆。
其年冬魔教的首領方臘起義于浙江，攻破六州五十二縣，于宣和三年(1121)夏被鎮壓下去。
宣和三年尚書省言江浙吃菜習魔之徒習以成風。
自來雖有禁止傳習妖教刑賞，既無止絕吃菜事魔之文。
既州縣監司不為禁止，民間無由告捕。
遂緻事魔之人聚衆山谷。
诏諸路事魔聚衆燒香寺人所習經文，令尚書省立法嚴禁，應有逐件經文，除二宗經外，并行焚毀。
第十七節南宋的佛教(1127—1279) 度牒制度南宋初年軍政費用的籌借，曾利用出賣度牒的辦法。
高宗建炎三年(1129)賜張浚度僧牒一萬，紫衣師号五千為軍費(《中興聖政》)。
建炎四年(1130)換給僧道度牒，人輸錢十千。
張守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錢，輸之行在助國用(《宋史·張守傳》)。
是年又降度牒一百道充祭陵禮料。
紹興二年(1132)規定每年降福建度牒一千道充祠堂仲飨忌祭。
是年敕諸未受戒僧尼遇聖節，執度牒諸僧司驗訖，本州出戒牒，并以度牒六念連粘用印，仍于度牒内注明給戒牒年月日。
印押給訖，申上尚書禮部。
若度牒有僞買，失于驗認，并帳不實，從曆官司杖一百，所供官減一等。
紹興六年(1136)尚書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冗溢奸蠹，其勢日
義懷有《勸修淨土說》，開當時的禅淨兼修之風氣。
其弟子慧林宗本、法雲法秀。
本弟子法雲善本、姑蘇守讷皆承其道。
宗本于神宗、哲宗時闡揚佛事。
多取《華嚴》圓融妙義。
法秀習《因明》、《唯識》、《百法》、《金剛》、《圓覺》、《華嚴》妙人精義，于《華嚴》造詣甚深。
天缽重元亦義懷弟子，以善《華嚴》，稱為元華嚴。
可見自宗密以圓入頓而發明荷澤禅旨而後，成為宋代雲門一家之風氣。
光祚再傳弟子居讷、侍延慶子榮居，于洞山十年，因讀《華嚴論》而有省。
慧林宗本的弟子，投子修頤，為答歐陽修示佛教微旨雲：優遊于華嚴法界之都，從容乎帝網明珠之内。
臨終時讀《華嚴經》至卷八，安然而逝。
文偃下緣密一系，經應真、曉嵩而傳至佛日契嵩，着《禅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以明禅門二十八祖之傳。
其時歐陽修作《本論》，李觏作《潛書》以排佛。
契嵩乃作《原教論》十萬言，明儒釋一貫之旨。
今有《镡津文集》及《輔教篇》傳世。
律宗的傳承唐代四分宗的三派中的相部宗、東塔宗在會昌以後即絕不複傳。
唯南山一宗由道宣創始，經周秀、道恒、省躬、慧正、玄暢、元表、守言、玄解、法榮，入宋以後法榮有弟子處恒、贊甯、普濟、德明等，恒傳擇悟，悟傳允堪(1005—1061)，各人都有《四分律删繁補阙行事鈔》的注解，其中唯有允堪精研律部，着《行事鈔會正記》、《戒疏發揮記》、《業疏輔要記》，世稱為十本記主，其流派為會正家。
允堪傳擇其，其傳元照(1048—1116)。
元照習天台宗，以法華圓意釋《行事鈔》，撰《行事鈔資持記》、《戒本疏行宗記》、《羯磨疏濟緣記》，号為中興南山宗，其流派稱為資持家。
自此以後奉元照三記為圭臬，不複有人再撰疏記。
北宋的佛教文化事業佛教傳譯事業自唐德宗以後中斷了近二百年，宋初得到恢複。
當時佛教在印度正是密教盛興以後而受到外來的侵害的時候。
許多大德攜帶經典逃至尼泊爾，進入西藏以至來到漢族地區。
同時當五代時漢僧西遊，此時帶回大批梵笑，因而促成了北宋的翻譯事業。
但是所譯的主要是有關密部的經典，在當時既未灌頂傳法，又未建壇持誦，所以對當時佛教的影響不大。
既有新的翻譯完成，對于藏經的整理編目工作也是必要的。
又由于唐末雕闆術的發明，藏經的流布方法，由抄寫而改用雕闆也是必然之舉。
此外對于佛教史實的編集，也得到提倡，特别有關禅宗傳授的世系以及其機緣語句，是當時習禅者所迫切需要的。
宋乾德三年(965)滄州僧道圓自西域回。
四年(966)賜沙門勤行等一百五十七人，各錢三萬，人西域求佛書。
開寶六年(973)中天竺沙門法天來華，譯出《聖無量壽經》等，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沙門法進講法請天譯經于蒲津。
诏人京師，初興譯事。
召童子五十人習梵學。
七年(982)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太平興國寺之西，以宰官為譯經潤文使，設官分職。
中天竺三藏天息災、法天、施護等從事翻譯。
太祖乾德五年(967)敕沙門文勝編修《大藏經随函索隐》凡六百六十卷。
開寶四年(971)派高品張從信往四川雕大藏經闆，這便是中國第一部木雕藏經，世稱為開寶藏。
到真宗時，總結三十年來新譯各經，令譯經潤文使趙安仁、翰林學土楊億編成《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一卷，并總錄一卷。
仁宗天聖五年(1027)沙門惟淨又編《天聖釋教總錄》三卷，便是當時藏經的目錄。
全藏共六百二帙。
景佑四年(1037)又令呂夷簡重編集新譯衆經目錄，成《景佑新修法寶錄》二十卷，總錄一卷。
神宗元豐三年(1080)在福州東禅寺刻大藏經，至崇甯二年(1103)方始完成。
政和二年(U12)福州開元寺又刻大藏經至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方始完成。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令沙門贊甯修僧史，撰成《大宋高僧傳》三十卷，《三教聖賢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
真宗景德元年(1004)東吳僧道原集自釋迦、初祖達摩以至東土禅宗傳嗣諸祖機緣，為《景德傳燈錄》。
仁宗天聖七年(1029)李遵勖又撰《天聖廣燈錄》三十卷，以續其後。
徽宗時惟白又編《續燈錄》三十卷，集天聖以後八十年間宗師機緣及心要語句。
道學與佛教的關系中國的佛教，由于自宋代開始離開了純一精湛的條理，而進入調和混同的步調而逐漸導緻退化。
在教内則禅教一緻，禅淨一緻，在教外則儒佛一貫，佛道一貫的主張相當普遍。
宋儒之中無論其為排佛或者融佛，實質都含有混厚的禅宗思想。
宋代的儒學興于真宗仁宗之時。
宋儒的中堅所謂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颢)關(張載)閩(朱熹)四大家，而其淵源實發起于周敦頤。
周敦頤嘗歎曰：“吾此妙心實啟于黃龍(祖心)，發明于佛印(了元，雲門下四世)。
然易理廓達，自非東林(常總)開遮拭拂，無由表裡洞然。
”(《居土分燈錄》)邵雍調和《老子》與《周易》，長于數理，有《學佛吟》雲：((J陽死老年親釋迦。
”(《佛法金湯編》)宋儒之中，所謂“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複興于世”的程颢也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佛者幾十年(《行狀》)。
所以其弟子謝上蔡(良佐)、遊定夫(酢)、楊龜山(時)，皆入禅學(《宋元學案》卷十三)。
遊酢谒開福道甯(五祖法演弟子)，乞指心要。
謝良佐辨儒佛同異雲：“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
”朱熹批評之說：“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禅。
”至于楊時晚年更習佛學，以為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
又雲：“《維摩經》所說——真心是道場，儒此實無二理。
” 胡安國、陳瓘，私淑二程。
胡安國久參上封祖秀(黃龍慧南三傳弟子)，得言外旨。
陳瓘從知禮受天台法門，作《三千有門頌》，嘗诠釋《黃龍慧南語錄》。
後參靈源惟清(黃龍慧南再傳弟子)。
其他儒家如範仲淹于景佑四年(1037)出守鄱陽時，請雲門宗匠承古開闡宗風于薦福寺。
守吳時參琅琊慧覺，作偈以呈所得(《居士分燈錄》)。
其弟子張方平于仁宗慶曆中為滁州，因讀《楞伽經》而有省悟。
韓琦與範仲淹為講友，亦嘗參芙蓉道楷，司馬光弟子劉安世亦曰：“老先生(司馬光)于佛法極通曉，但不言耳。
”又曰：“孔子、佛氏之言相為始終。
” 至于蘇氏父子(蘇洵、蘇轼、蘇轍)的蜀學，更與禅宗有密切的淵源。
蘇洵問法于雲門宗的圓通居讷，深得其旨。
蘇轼問法于東林常總，論無情說法句而有省，又谒玉泉承皓。
蘇轼、蘇轍均與佛印了元交厚。
屢有酬唱。
蘇轍初受道全(克文弟子)教而習坐禅，曆參省聰(圓照宗本弟子)，上藍口順(黃龍慧南弟子)，于言下大悟。
黃庭堅參黃龍祖心。
心曰：“隻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隐乎?吾無隐乎爾!’太史尋常如何理論。
”庭堅拟對。
心曰：“不是不是。
”庭堅迷悶不已，一日恃心山行，桂香盛開。
心曰：“聞桂花香麼?”曰：“聞。
”心曰：“吾無隐乎爾。
”庭堅言下有省。
後與祖心弟子死心交甚笃，後遷黔州，道力愈勝，讀大藏經三年，嘗論臨濟宗旨雲：“吾佛與儒，同一關鑰。
” 在北宋時不僅儒佛一緻，成為普遍的思想，即在道家方面也是采取調和态度。
道士張伯端，号紫陽真人，其《悟真篇拾遺》中有許多有關佛教的歌頌，如《心經頌》、《戒定慧解》、《即心是佛頌》等。
這是在理論上融佛人道。
宋徽宗曾有一次要在形式上融佛人道。
大觀元年(1107)令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上，并停給僧牒三年。
政和二年(1112)禁釋教修忏水陸，參人道教神位。
政和七年(1117)焚棄佛藏經中诋毀道教文字。
僧徒願改作披戴為道士者，立賜度牒紫衣。
宣和元年(1119)改佛号大覺金仙，菩薩為大士，羅漢為尊者，塑像加道服冠簪。
僧稱德士，尼稱女德，皆留發頂冠執簡，寺為宮，院為觀，僧錄司、僧正司改為德士司。
行之一年仍複舊。
使納錢為批度牒，得再披剃，得錢幾百萬缗。
外道會門的興起由于佛教内部多自逞胸臆之說，于是民間依附佛教成為群衆反抗統治者的秘密組織，也逐漸繁興起來。
既自有一定的教旨和綱領，因而也反對傳統的佛教。
始自北宋真宗時，初發起于四川，繼而流行于閩浙，雖屢經禁止，不能杜絕，統治者稱這些會門為邪教、妖法。
真宗天禧三年(1019)禁興州三泉縣、劍利等州白衣師邪法。
仁宗景佑二年(1035)诏益、梓、利、夔路夜聚曉散，傳習妖法。
能反告者賞錢五萬，以犯者家财充。
哲宗元枯七年(1092)夜聚曉散，傳習妖教者，州縣以斷罪告賞金條于要會處曉示。
政和四年(1114)州縣前此所有以講經、燒香、齋會為名而私置佛堂道院，為聚衆之所者盡行拆毀。
又诏河北州縣傳習妖教甚多，别有經文互相傳習鼓惑，宜立法禁戢。
所收之家經州縣投納，守令類聚徼申尚書省。
或有印闆石刻并行追取，當官棄毀。
宣和二年(1120)溫州等處狂悖之人自稱明教，号為行者，建立臣守，号為齋堂。
如溫州有四十餘處。
鼓惑愚民，夜聚曉散。
所念經文及繪畫佛像，号曰訖思經、證明經、太子下生經、父母經、圖經、文緣經、七時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漢贊策、證明策、廣大忏、妙水佛幀、先意佛幀、夷教佛幀、善惡幀、太子幀、四天王幀，已上經等多引爾時明尊之事，與道釋經文不同，仰所在官司根究，将齋堂等一切毀拆。
其年冬魔教的首領方臘起義于浙江，攻破六州五十二縣，于宣和三年(1121)夏被鎮壓下去。
宣和三年尚書省言江浙吃菜習魔之徒習以成風。
自來雖有禁止傳習妖教刑賞，既無止絕吃菜事魔之文。
既州縣監司不為禁止，民間無由告捕。
遂緻事魔之人聚衆山谷。
诏諸路事魔聚衆燒香寺人所習經文，令尚書省立法嚴禁，應有逐件經文，除二宗經外，并行焚毀。
第十七節南宋的佛教(1127—1279) 度牒制度南宋初年軍政費用的籌借，曾利用出賣度牒的辦法。
高宗建炎三年(1129)賜張浚度僧牒一萬，紫衣師号五千為軍費(《中興聖政》)。
建炎四年(1130)換給僧道度牒，人輸錢十千。
張守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錢，輸之行在助國用(《宋史·張守傳》)。
是年又降度牒一百道充祭陵禮料。
紹興二年(1132)規定每年降福建度牒一千道充祠堂仲飨忌祭。
是年敕諸未受戒僧尼遇聖節，執度牒諸僧司驗訖，本州出戒牒，并以度牒六念連粘用印，仍于度牒内注明給戒牒年月日。
印押給訖，申上尚書禮部。
若度牒有僞買，失于驗認，并帳不實，從曆官司杖一百，所供官減一等。
紹興六年(1136)尚書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冗溢奸蠹，其勢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