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般若思想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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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王公。
但也有少數乞食自活的，如康僧淵常乞丐自資。
兩晉時士大夫階級的子弟出家的逐漸增多，如竺法琛是大将軍王敦的兄弟，釋道寶是丞相王導的兄弟，釋道安也是家世英儒。
因此士大夫階級的婦女也漸有出家的。
如武威太守鐘誕的女兒令儀，于建興中(313--316)出家，名竺淨檢，從西域沙門智山受十戒(沙彌尼戒)，後于鹹康中(335--342)又從昙摩竭多受具足戒，是為漢地比丘尼之始。
出家既多，品類易于蕪雜。
加以生活是依靠信施，自不免多生過愆而受到社會上的責難，甚至有藉勢循情，與權貴相結納，幹涉政治。
如孝武帝不視政事，但與司馬道子酣歌為務，乳姆尼僧尤為親昵，許榮上疏雲：“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
”“穢慢阿尼，酒色是耽。
”“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
”袁悅之因尼支妙音緻書敬太子母陳淑媛，說王國寶忠謹，宜見親信(《晉書，王國寶傳》)。
桓玄亦因尼支妙音為殷仲堪圖荊州刺史(《比丘尼傳》)。
所以慧遠與桓玄書亦有“佛教淩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之歎。
桓玄欲沙汰衆僧，慧遠為之廣立條制。
佛教與文化東晉時代佛教義學之興，是與都講制度有關系的，而這都講制度引起當時學術界極大興趣。
所謂都講制度是在法師講說經論時，另推一人為都講，專向法師提出質疑問難以相辯駁。
如支遁在山陰時講《維摩經》，許詢為都講。
遁通一義，衆人都以為詢無以厝難；詢每說一難，衆亦以為支遁不複能通。
如此至竟，兩家不竭。
聽衆都以為已經了解支遁的意旨。
但自相覆說，兩三番以後理路便亂，不能相續了。
又如晉哀帝時在建業，同時延請即色宗的支遁講《道行般若》，請竺道潛講《大品》，請義合宗的于法開講《放光般若》。
使不同的學派同時各自弘揚，給佛教的義學以極大的啟發。
此外元帝時帛屍梨蜜多羅譯出《大灌頂經》等密教經典。
孝武帝時昙無蘭譯出許多咒經。
雖然當時傳習的人不多，但也豐富了佛教的内容。
佛教既以慈濟為懷，西域沙門多通醫術。
如漢代安世高洞曉醫術，妙善針脈，睹色知病，投藥必濟。
晉時于法開祖述耆婆，妙通醫法。
耆婆是與佛同時的名醫家，可見于法開所學是印度的醫道。
有人問于法開曰：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愈風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隋書·經籍志》有于法開《議論備豫方》一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
于法開弟子于道邃也善方藥。
其時在北國，佛圖澄善于醫術。
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
單道開與佛圖澄同時，善治眼疾。
佛圖澄弟子竺佛調居常山寺，常備醫藥。
由于佛法的東漸，同時也傳人印度的醫術，豐富了中國的醫學。
在繪畫方面，自從東吳曹不興吸取西域佛像的畫法，創造性運用在中國原有的技巧之中，使中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其流派日漸興盛，曹不興的弟子衛協，當時稱為畫聖。
衛協的弟子張墨、顧恺之，都享盛名。
張墨在屏風上畫維摩诘像。
顧恺之為瓦官寺壁畫了一尊維摩居士像，光照一室，并規定第一天來看的每人應即施十萬錢，頃刻便得錢百萬。
顧恺之的弟子毛惠遠，遠傳其弟惠秀，秀有胡僧圖、釋迦十弟子圖，張墨弟子顧駿之有嚴公等像，均見于《曆代名畫記》。
又《公私畫史》稱永嘉法王寺有駿之畫。
可見當時許多畫家，都用佛教畫作為創作而且以寺院成為畫家的研究所。
兩晉之時造寺既多，造像當然更多，西域傳來各種佛像。
漢地也從而仿造。
當時佛像的種類已經是多種多樣的。
第一金箔像，是用薄銅闆槌打成的。
東晉沙門竺道一于太和年(366--371)中在嘉祥寺造金箔千佛像。
第二銅鑄像，當時有鑄造丈六釋迦像或彌陀像的。
第三雕像，用木或玉雕成。
第四夾紵漆像，今俗稱脫沙像。
用泥作型，内裡空虛而外加紵布，然後施漆。
第五塑像，用泥土塑成，永和六年(350)尚書何充塑泥像七龛((晉書》卷七十九)。
第六繡像。
釋道安居襄陽，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各一張(《高僧傳·釋道安傳》)。
第七織成像，宋米芾《畫史}說，朱長文收錦織成諸像，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345--356)。
第八結珠像。
第九織珠像。
東晉的雕像名家是戴逵、戴頤父子。
戴逵在建康瓦官寺手制佛像五軀，在會稽靈寶寺造丈六無量壽像。
造時潛坐在帏幔中聽人褒貶，随加研究，三年才成。
兩晉之時，内地的佛教藝術的發展多在寺内，而甘涼一帶，地多山嶺，接近西域，吸收西域的文化，因而有因山修龛造窟的。
甘肅永靖縣炳靈石窟，一名唐述谷，始于晉泰始年(265--274)(《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但也有少數乞食自活的，如康僧淵常乞丐自資。
兩晉時士大夫階級的子弟出家的逐漸增多，如竺法琛是大将軍王敦的兄弟，釋道寶是丞相王導的兄弟，釋道安也是家世英儒。
因此士大夫階級的婦女也漸有出家的。
如武威太守鐘誕的女兒令儀，于建興中(313--316)出家，名竺淨檢，從西域沙門智山受十戒(沙彌尼戒)，後于鹹康中(335--342)又從昙摩竭多受具足戒，是為漢地比丘尼之始。
出家既多，品類易于蕪雜。
加以生活是依靠信施，自不免多生過愆而受到社會上的責難，甚至有藉勢循情，與權貴相結納，幹涉政治。
如孝武帝不視政事，但與司馬道子酣歌為務，乳姆尼僧尤為親昵，許榮上疏雲：“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
”“穢慢阿尼，酒色是耽。
”“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
”袁悅之因尼支妙音緻書敬太子母陳淑媛，說王國寶忠謹，宜見親信(《晉書，王國寶傳》)。
桓玄亦因尼支妙音為殷仲堪圖荊州刺史(《比丘尼傳》)。
所以慧遠與桓玄書亦有“佛教淩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之歎。
桓玄欲沙汰衆僧，慧遠為之廣立條制。
佛教與文化東晉時代佛教義學之興，是與都講制度有關系的，而這都講制度引起當時學術界極大興趣。
所謂都講制度是在法師講說經論時，另推一人為都講，專向法師提出質疑問難以相辯駁。
如支遁在山陰時講《維摩經》，許詢為都講。
遁通一義，衆人都以為詢無以厝難；詢每說一難，衆亦以為支遁不複能通。
如此至竟，兩家不竭。
聽衆都以為已經了解支遁的意旨。
但自相覆說，兩三番以後理路便亂，不能相續了。
又如晉哀帝時在建業，同時延請即色宗的支遁講《道行般若》，請竺道潛講《大品》，請義合宗的于法開講《放光般若》。
使不同的學派同時各自弘揚，給佛教的義學以極大的啟發。
此外元帝時帛屍梨蜜多羅譯出《大灌頂經》等密教經典。
孝武帝時昙無蘭譯出許多咒經。
雖然當時傳習的人不多，但也豐富了佛教的内容。
佛教既以慈濟為懷，西域沙門多通醫術。
如漢代安世高洞曉醫術，妙善針脈，睹色知病，投藥必濟。
晉時于法開祖述耆婆，妙通醫法。
耆婆是與佛同時的名醫家，可見于法開所學是印度的醫道。
有人問于法開曰：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愈風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隋書·經籍志》有于法開《議論備豫方》一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
于法開弟子于道邃也善方藥。
其時在北國，佛圖澄善于醫術。
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
單道開與佛圖澄同時，善治眼疾。
佛圖澄弟子竺佛調居常山寺，常備醫藥。
由于佛法的東漸，同時也傳人印度的醫術，豐富了中國的醫學。
在繪畫方面，自從東吳曹不興吸取西域佛像的畫法，創造性運用在中國原有的技巧之中，使中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其流派日漸興盛，曹不興的弟子衛協，當時稱為畫聖。
衛協的弟子張墨、顧恺之，都享盛名。
張墨在屏風上畫維摩诘像。
顧恺之為瓦官寺壁畫了一尊維摩居士像，光照一室，并規定第一天來看的每人應即施十萬錢，頃刻便得錢百萬。
顧恺之的弟子毛惠遠，遠傳其弟惠秀，秀有胡僧圖、釋迦十弟子圖，張墨弟子顧駿之有嚴公等像，均見于《曆代名畫記》。
又《公私畫史》稱永嘉法王寺有駿之畫。
可見當時許多畫家，都用佛教畫作為創作而且以寺院成為畫家的研究所。
兩晉之時造寺既多，造像當然更多，西域傳來各種佛像。
漢地也從而仿造。
當時佛像的種類已經是多種多樣的。
第一金箔像，是用薄銅闆槌打成的。
東晉沙門竺道一于太和年(366--371)中在嘉祥寺造金箔千佛像。
第二銅鑄像，當時有鑄造丈六釋迦像或彌陀像的。
第三雕像，用木或玉雕成。
第四夾紵漆像，今俗稱脫沙像。
用泥作型，内裡空虛而外加紵布，然後施漆。
第五塑像，用泥土塑成，永和六年(350)尚書何充塑泥像七龛((晉書》卷七十九)。
第六繡像。
釋道安居襄陽，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各一張(《高僧傳·釋道安傳》)。
第七織成像，宋米芾《畫史}說，朱長文收錦織成諸像，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345--356)。
第八結珠像。
第九織珠像。
東晉的雕像名家是戴逵、戴頤父子。
戴逵在建康瓦官寺手制佛像五軀，在會稽靈寶寺造丈六無量壽像。
造時潛坐在帏幔中聽人褒貶，随加研究，三年才成。
兩晉之時，内地的佛教藝術的發展多在寺内，而甘涼一帶，地多山嶺，接近西域，吸收西域的文化，因而有因山修龛造窟的。
甘肅永靖縣炳靈石窟，一名唐述谷，始于晉泰始年(265--274)(《法苑珠林》卷五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