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般若思想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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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領等往西域求取梵本。
罽賓沙門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391)過廬山，遠請其譯出《阿毗昙心論》、《法度論》。
聞昙摩流支人秦，派人往請其補譯{十誦律》。
佛陀跋陀羅由長安到廬山，遠請其譯出《達摩多羅禅經》，而廬山禅法知名一時。
遠與劉遺民、雷次宗、畢穎之、宗炳、張萊民等一百二十三人于無量壽佛像前立誓，專修念佛三昧，共期往生西方。
劉遺民為誓文，是為後世蓮社之始。
當時廬山成為東晉佛教的重鎮，羅什譯出《大智度論》，特通信請慧遠作序文。
桓玄欲沙汰衆僧，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江南的禅法自漢代安世高傳授禅法之後，到晉代習禅者漸着，以越、蜀兩地為盛。
如竺僧顯以業禅為務。
晉大興末(321)南遊江左名山，修己恒業。
帛僧光少習禅業，永和初(345)住剡縣石城山，安禅石室，常七日不起。
樂禅來學者，在室旁建立茅茨，漸成寺舍。
竺昙猷，敦煌人，少習禅定，也住在剡縣石城山，後移住始豐赤城山。
禅學造者十有餘人。
太元末(396)卒。
支昙蘭于太元中住始豐赤城山，蔬食樂禅，禅衆十餘人。
元熙中(419---420)卒。
又有慧開、慧真住餘姚靈秘山，善于禅業。
在蜀有廣漢閻興寺賢護，常習禅定為業。
隆安五年(410)卒。
蜀郡石室山法緒，常處石室，且禅且誦。
此時罽賓的禅法開始傳人中國。
佛陀跋陀羅少從佛大先禅師學。
佛大先稱贊他說，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禅法”。
智嚴從涼州西行到罽賓，也從佛大先咨受禅法，邀請佛陀跋陀羅東來，因從天竺乘船經交吐到青州登陸，西往長安，大弘禅業。
因事被擯南下，人廬山受慧遠請譯出禅經。
到建業，住道場寺，譯出《華嚴經》。
當時人語曰：“道場禅師窟，東安義學林。
”佛陀跋陀羅在長安被擯後，智嚴也移往山東，與同志三人坐禅誦經。
義熙十三年(417)王恢邀請到建業，為之立寺。
廬山慧遠既禀受了佛陀跋陀羅的罽賓禅法，知名當世。
其弟子中如法安在新陽講說衆經，兼學禅業，昙邕與弟子昙果在廬山營立茅茨，澄思禅門。
敬王之争東晉玄學有了新的發展，佛教的般若思想已經深入到各家争論的階段。
于是玄學之士要藉助于般若本無的思想來提高自己的玄解，佛教之中更多博學之士出家人道，因而改變了西晉沙門比拟名流的風氣而成為名流交結沙門的時尚。
封建社會中，帝王為無上統治者，而沙門對之，不但不加敬禮，而且于禦筵開講經典，着屐上殿，帝王反頂戴兼常，虔禮彌笃。
至于名流清高自賞、俯視群品，而獨對于沙門，無不備緻贊美，仰之如不可及。
如支道林之談逍遙，群儒無不歎服。
桓玄人廬山見慧遠，不覺緻敬，乃至所懷問難，不敢複言。
當時名流可以左右民意以影響朝政，而沙門言行又可以表率名流。
所以沙門的社會地位相當崇高，因而引起敬王之争。
第一次敬王之争是晉成帝時。
成帝即位時年才五歲。
即位六年而王導卒，庾亮繼輔幼王。
庾亮自覺威望不及王導，恐無以鎮撫朝臣，因此要沙門盡敬王者，藉以增加幼主的聲勢。
這是張良引四皓以安太子的用意。
由于何充的反對，下禮官詳議。
博士議與充同。
門下又承庾亮的意旨反駁，終因尚書令何充，仆射褚翌、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反對而已。
第二次是安帝元興元年(402)。
桓玄以震主之威，居在姑熟，有篡奪之謀，也要沙門緻敬王者以顯示自己的威力，曾與尚書王谧往複辯論，斷然施行。
并請問了慧遠，遠作《沙門不敬王者論》以答王。
結果次年冬桓玄篡奪政權之後，仍然停止了沙門緻敬之事。
佛教穢雜之漸隋王劭《齊志述佛志》中叙當時的佛教說：“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
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财力，功利煩濁。
”這正說明晉代以後佛教的現象。
學術界中注重在義解的探讨，而趨奉之徒偏重于廣立寺院，鑄造形像。
康帝時褚皇後立延興寺，簡文帝立波提寺，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門居之。
恭帝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迎瓦官寺，從行十餘裡(以上見《晉書·本紀》)。
許詢舍永興、山陰二宅為寺，謝尚舍宅為莊嚴寺，王坦之舍園為安樂寺。
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鬥宅，南有豫章太守範甯宅，并施以成寺(《高僧傳》卷十四《慧受傳》)。
何充在揚州修崇佛寺，征役吏民，功賞萬計，為遐迩所譏(《世說新語》注)。
王恭調役百姓營修佛寺，務在壯麗，百姓怒嗟。
何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
當時修造了這些寺院，其寺僧的生活還是基本上靠信衆的布施，或建寺人的供養。
如何充修崇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
郗超以米千斛送與住在襄陽的釋道安。
蜀郡刺史毛璩饷昙翼米千斛，翼受而分施。
名德法師也有受政府供給的，如孝武帝诏，道安法師俸給
罽賓沙門僧伽提婆于太元十六年(391)過廬山，遠請其譯出《阿毗昙心論》、《法度論》。
聞昙摩流支人秦，派人往請其補譯{十誦律》。
佛陀跋陀羅由長安到廬山，遠請其譯出《達摩多羅禅經》，而廬山禅法知名一時。
遠與劉遺民、雷次宗、畢穎之、宗炳、張萊民等一百二十三人于無量壽佛像前立誓，專修念佛三昧，共期往生西方。
劉遺民為誓文，是為後世蓮社之始。
當時廬山成為東晉佛教的重鎮，羅什譯出《大智度論》，特通信請慧遠作序文。
桓玄欲沙汰衆僧，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江南的禅法自漢代安世高傳授禅法之後，到晉代習禅者漸着，以越、蜀兩地為盛。
如竺僧顯以業禅為務。
晉大興末(321)南遊江左名山，修己恒業。
帛僧光少習禅業，永和初(345)住剡縣石城山，安禅石室，常七日不起。
樂禅來學者，在室旁建立茅茨，漸成寺舍。
竺昙猷，敦煌人，少習禅定，也住在剡縣石城山，後移住始豐赤城山。
禅學造者十有餘人。
太元末(396)卒。
支昙蘭于太元中住始豐赤城山，蔬食樂禅，禅衆十餘人。
元熙中(419---420)卒。
又有慧開、慧真住餘姚靈秘山，善于禅業。
在蜀有廣漢閻興寺賢護，常習禅定為業。
隆安五年(410)卒。
蜀郡石室山法緒，常處石室，且禅且誦。
此時罽賓的禅法開始傳人中國。
佛陀跋陀羅少從佛大先禅師學。
佛大先稱贊他說，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禅法”。
智嚴從涼州西行到罽賓，也從佛大先咨受禅法，邀請佛陀跋陀羅東來，因從天竺乘船經交吐到青州登陸，西往長安，大弘禅業。
因事被擯南下，人廬山受慧遠請譯出禅經。
到建業，住道場寺，譯出《華嚴經》。
當時人語曰：“道場禅師窟，東安義學林。
”佛陀跋陀羅在長安被擯後，智嚴也移往山東，與同志三人坐禅誦經。
義熙十三年(417)王恢邀請到建業，為之立寺。
廬山慧遠既禀受了佛陀跋陀羅的罽賓禅法，知名當世。
其弟子中如法安在新陽講說衆經，兼學禅業，昙邕與弟子昙果在廬山營立茅茨，澄思禅門。
敬王之争東晉玄學有了新的發展，佛教的般若思想已經深入到各家争論的階段。
于是玄學之士要藉助于般若本無的思想來提高自己的玄解，佛教之中更多博學之士出家人道，因而改變了西晉沙門比拟名流的風氣而成為名流交結沙門的時尚。
封建社會中，帝王為無上統治者，而沙門對之，不但不加敬禮，而且于禦筵開講經典，着屐上殿，帝王反頂戴兼常，虔禮彌笃。
至于名流清高自賞、俯視群品，而獨對于沙門，無不備緻贊美，仰之如不可及。
如支道林之談逍遙，群儒無不歎服。
桓玄人廬山見慧遠，不覺緻敬，乃至所懷問難，不敢複言。
當時名流可以左右民意以影響朝政，而沙門言行又可以表率名流。
所以沙門的社會地位相當崇高，因而引起敬王之争。
第一次敬王之争是晉成帝時。
成帝即位時年才五歲。
即位六年而王導卒，庾亮繼輔幼王。
庾亮自覺威望不及王導，恐無以鎮撫朝臣，因此要沙門盡敬王者，藉以增加幼主的聲勢。
這是張良引四皓以安太子的用意。
由于何充的反對，下禮官詳議。
博士議與充同。
門下又承庾亮的意旨反駁，終因尚書令何充，仆射褚翌、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反對而已。
第二次是安帝元興元年(402)。
桓玄以震主之威，居在姑熟，有篡奪之謀，也要沙門緻敬王者以顯示自己的威力，曾與尚書王谧往複辯論，斷然施行。
并請問了慧遠，遠作《沙門不敬王者論》以答王。
結果次年冬桓玄篡奪政權之後，仍然停止了沙門緻敬之事。
佛教穢雜之漸隋王劭《齊志述佛志》中叙當時的佛教說：“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
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财力，功利煩濁。
”這正說明晉代以後佛教的現象。
學術界中注重在義解的探讨，而趨奉之徒偏重于廣立寺院，鑄造形像。
康帝時褚皇後立延興寺，簡文帝立波提寺，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門居之。
恭帝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迎瓦官寺，從行十餘裡(以上見《晉書·本紀》)。
許詢舍永興、山陰二宅為寺，謝尚舍宅為莊嚴寺，王坦之舍園為安樂寺。
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鬥宅，南有豫章太守範甯宅，并施以成寺(《高僧傳》卷十四《慧受傳》)。
何充在揚州修崇佛寺，征役吏民，功賞萬計，為遐迩所譏(《世說新語》注)。
王恭調役百姓營修佛寺，務在壯麗，百姓怒嗟。
何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
當時修造了這些寺院，其寺僧的生活還是基本上靠信衆的布施，或建寺人的供養。
如何充修崇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
郗超以米千斛送與住在襄陽的釋道安。
蜀郡刺史毛璩饷昙翼米千斛，翼受而分施。
名德法師也有受政府供給的，如孝武帝诏，道安法師俸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