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般若思想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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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多人共參校正，如聶承遠、聶道真父子，竺法首、陳士倫、孫伯度、虞士雅等。
所以譯筆宏達欣暢，妙顯無生之旨，更有益于弘通。
傳稱立寺長安青門外，精勤道行，聲蓋四遠。
僧徒數千，鹹所宗事。
《高僧傳》稱，晉惠帝西奔長安時，護與弟子避亂東下，至渑池而卒，年七十八。
考惠帝西奔是永興元年(304)事，而《貞元釋教錄》紀竺法護譯經歲月，于惠帝光熙(306)，懷帝永嘉(307--313)中都有譯品，最後為愍帝建興元年(313)十二月二十六日。
是竺法護之卒至早是建興二年。
沙門之與名流自從漢代佛教傳人中國以來，就是浮屠與黃老并稱。
到兩晉之時，老莊之學發展成為玄學和清談，而佛教義學發展為般若思想，于是般若與玄學，沙門與名流之相結合，也就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過程。
如支孝龍常披味《小品》而與阮瞻、庾顫、謝鲲、胡母輔之、王澄、光逸、董昶共結知音之交，世人稱為八達(《高僧傳》、陶潛《聖賢群輔錄》作八法龍)。
支孝龍答或問說： 抱一以逍遙，唯寂以緻誠。
剪發毀容，改服變行。
彼謂我辱，我棄彼榮。
故無心于貴而愈貴，無心于足而愈足矣。
這一段話完全可以表達西晉時清談家沖和恬淡的風尚。
但是清談之士有家俗之累，官宦所拘，未必都能“抱一以逍遙”，“無心于貴足”，而沙門卻是無所顧慮，言行相應，所以更為世所尊重。
西晉之時，般若之學初興，而且是用格義以解經旨，在佛教界内固然是義學逐漸發展，而社會的評價，是玄學高于般若，名流高于沙門，因此才有以沙門比拟名流之議。
如孫綽《道賢論》就是以七位高僧比于竹林七賢。
以竺法護比山濤，論雲：“護公德居物宗，巨源(山濤的号)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
”以帛法祖比嵇康，帛法祖“才思俏徹，敏朗絕倫”，“世俗墳索，多所該貫”。
譯經十六部，注《首楞嚴經》。
後随秦州刺史張輔赴隴，因管蕃讒谮，被張輔所害。
論雲：“帛祖害起于管蕃，中散禍作于鐘會。
二賢并以俊邁之氣，昧于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
”也以竺法乘比王戎。
竺法乘是竺法護弟子，後往敦煌，立寺延學。
論雲：“法乘、安豐(王戎封安豐侯)，少有機悟之鑒。
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準。
”(以上三人是西晉時人)以竺法琛比劉伶。
竺法琛是王敦之弟。
優遊講席三十餘年，或暢方等，或釋老莊。
論雲：“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
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小。
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
”以支道林比向秀。
支道林嘗注《莊子·逍遙篇》。
論雲：“支遁、向秀，雅尚老莊。
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
”以于法蘭比阮籍。
于法蘭風神秀逸，時人以比庾元規(庾亮)。
後往西域求法，至交州遇疾，卒于象林。
論雲：“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
阮步兵傲獨不群，亦蘭之俦也。
”以于道邃比阮鹹。
于道邃是于法蘭弟子，高簡雅素，綜體玄旨。
随蘭西行，于交址遇疾卒。
論雲：“或曰：鹹有累騎之譏，邃有清冷之譽，何得為匹？綽曰：迹雖有窪隆，高風一也。
”乃至竺法護的弟子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樂廣)。
由此可知當時沙門中風尚的傾向。
僧侶生活與寺院經濟西域來華的沙門，由于遵守戒律，不蓄資财，每日生活是靠乞食，所以漢人每稱沙門為“乞胡”。
漢人出家後，或随師為姓，或仍用俗姓(如嚴佛調、朱士行之例)。
其生活如何難以考定。
推測不外乎兩種：一是随師乞食，二是仍賴俗家供養。
到西晉時僧徒漸多，乞食之制難行，于是由信衆集體布施于寺以供僧事，如竺叔蘭在倉垣譯《放光般若經》，倉垣諸賢者等，大小皆助供養(《出三藏記集》、《放光般若翻譯校記》)。
又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立寺。
長安甲族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
其弟子竺法乘，年十三，在側，即以相許。
可見其資财之厚。
于時貴族立寺之風漸興，(辯正論》中記，晉武帝廣樹伽藍，晉惠帝于洛下造興聖寺，供養百僧，晉愍帝于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建寺施主不僅創造寺院，而且負擔僧侶的生活費。
第四節東晉的佛教(317---420) 般若六宗七家東晉的般若思想，較之西晉有所深人，逐步由淺而深，由偏而正的發展，于是有六宗七家之說。
最初是支敏度的心無宗，次有支道林的即色宗，于道邃的緣會宗，于法開的義合宗，然後歸結于道安的本無宗。
道安的同學又流出異派，于是有竺法汰的玄妙宗和法汰弟子道壹的幻化宗。
此中以道安的本無宗為最符合經旨。
自支敏度以至道安是逐漸去疵存醇，舍偏歸正的，而以道安對般若的理解為最醇正。
其後兩家是又由正路而誤入歧途。
六宗七家之說略見于唐元康的《肇論疏》、吉藏《中論疏》和日本安澄的《中論疏記》。
第一心無宗。
支敏度聰哲有譽，着有《合
所以譯筆宏達欣暢，妙顯無生之旨，更有益于弘通。
傳稱立寺長安青門外，精勤道行，聲蓋四遠。
僧徒數千，鹹所宗事。
《高僧傳》稱，晉惠帝西奔長安時，護與弟子避亂東下，至渑池而卒，年七十八。
考惠帝西奔是永興元年(304)事，而《貞元釋教錄》紀竺法護譯經歲月，于惠帝光熙(306)，懷帝永嘉(307--313)中都有譯品，最後為愍帝建興元年(313)十二月二十六日。
是竺法護之卒至早是建興二年。
沙門之與名流自從漢代佛教傳人中國以來，就是浮屠與黃老并稱。
到兩晉之時，老莊之學發展成為玄學和清談，而佛教義學發展為般若思想，于是般若與玄學，沙門與名流之相結合，也就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過程。
如支孝龍常披味《小品》而與阮瞻、庾顫、謝鲲、胡母輔之、王澄、光逸、董昶共結知音之交，世人稱為八達(《高僧傳》、陶潛《聖賢群輔錄》作八法龍)。
支孝龍答或問說： 抱一以逍遙，唯寂以緻誠。
剪發毀容，改服變行。
彼謂我辱，我棄彼榮。
故無心于貴而愈貴，無心于足而愈足矣。
這一段話完全可以表達西晉時清談家沖和恬淡的風尚。
但是清談之士有家俗之累，官宦所拘，未必都能“抱一以逍遙”，“無心于貴足”，而沙門卻是無所顧慮，言行相應，所以更為世所尊重。
西晉之時，般若之學初興，而且是用格義以解經旨，在佛教界内固然是義學逐漸發展，而社會的評價，是玄學高于般若，名流高于沙門，因此才有以沙門比拟名流之議。
如孫綽《道賢論》就是以七位高僧比于竹林七賢。
以竺法護比山濤，論雲：“護公德居物宗，巨源(山濤的号)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
”以帛法祖比嵇康，帛法祖“才思俏徹，敏朗絕倫”，“世俗墳索，多所該貫”。
譯經十六部，注《首楞嚴經》。
後随秦州刺史張輔赴隴，因管蕃讒谮，被張輔所害。
論雲：“帛祖害起于管蕃，中散禍作于鐘會。
二賢并以俊邁之氣，昧于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
”也以竺法乘比王戎。
竺法乘是竺法護弟子，後往敦煌，立寺延學。
論雲：“法乘、安豐(王戎封安豐侯)，少有機悟之鑒。
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準。
”(以上三人是西晉時人)以竺法琛比劉伶。
竺法琛是王敦之弟。
優遊講席三十餘年，或暢方等，或釋老莊。
論雲：“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
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小。
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
”以支道林比向秀。
支道林嘗注《莊子·逍遙篇》。
論雲：“支遁、向秀，雅尚老莊。
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
”以于法蘭比阮籍。
于法蘭風神秀逸，時人以比庾元規(庾亮)。
後往西域求法，至交州遇疾，卒于象林。
論雲：“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
阮步兵傲獨不群，亦蘭之俦也。
”以于道邃比阮鹹。
于道邃是于法蘭弟子，高簡雅素，綜體玄旨。
随蘭西行，于交址遇疾卒。
論雲：“或曰：鹹有累騎之譏，邃有清冷之譽，何得為匹？綽曰：迹雖有窪隆，高風一也。
”乃至竺法護的弟子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樂廣)。
由此可知當時沙門中風尚的傾向。
僧侶生活與寺院經濟西域來華的沙門，由于遵守戒律，不蓄資财，每日生活是靠乞食，所以漢人每稱沙門為“乞胡”。
漢人出家後，或随師為姓，或仍用俗姓(如嚴佛調、朱士行之例)。
其生活如何難以考定。
推測不外乎兩種：一是随師乞食，二是仍賴俗家供養。
到西晉時僧徒漸多，乞食之制難行，于是由信衆集體布施于寺以供僧事，如竺叔蘭在倉垣譯《放光般若經》，倉垣諸賢者等，大小皆助供養(《出三藏記集》、《放光般若翻譯校記》)。
又竺法護在長安青門外立寺。
長安甲族僞往告急，求錢二十萬。
其弟子竺法乘，年十三，在側，即以相許。
可見其資财之厚。
于時貴族立寺之風漸興，(辯正論》中記，晉武帝廣樹伽藍，晉惠帝于洛下造興聖寺，供養百僧，晉愍帝于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建寺施主不僅創造寺院，而且負擔僧侶的生活費。
第四節東晉的佛教(317---420) 般若六宗七家東晉的般若思想，較之西晉有所深人，逐步由淺而深，由偏而正的發展，于是有六宗七家之說。
最初是支敏度的心無宗，次有支道林的即色宗，于道邃的緣會宗，于法開的義合宗，然後歸結于道安的本無宗。
道安的同學又流出異派，于是有竺法汰的玄妙宗和法汰弟子道壹的幻化宗。
此中以道安的本無宗為最符合經旨。
自支敏度以至道安是逐漸去疵存醇，舍偏歸正的，而以道安對般若的理解為最醇正。
其後兩家是又由正路而誤入歧途。
六宗七家之說略見于唐元康的《肇論疏》、吉藏《中論疏》和日本安澄的《中論疏記》。
第一心無宗。
支敏度聰哲有譽，着有《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