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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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即繼以《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
語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
非伊尹不足以當。
而偽作《伊訓》者乃改以為先王事，雲：“先王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語反淺近。
唐楊倞注《荀子》亦以此“《書》曰”為《伊訓》，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又按：治歷者以至朔同日為歷元。
班固《律歷志》遇至朔同日悉載之。
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
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為子月也。
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醜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為子月也。
或問周改月於《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乎？餘曰：亦徵於《春秋》。
《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為周正月建子是也。
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醜為建醜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
不知此乃建子之月。
商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
班《志》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
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為孟統。
可謂推法最密者矣。
而偽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為正朔。
祠告復辟，皆當以正朔。
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
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為歲首。
曷為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則十二月者，建醜之月耳。
建醜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為歷元而書之乎？餘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補顏師古《漢注》之缺，且以正蔡《傳》之多誤也。
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為建子，則如孔《傳》所雲湯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
餘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
蘇子瞻既言之矣。
餘豈敢復以崩年為改元乎？蓋成湯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崩當於丁未。
太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始，正月建醜，終十二月建子。
所謂十有二月乙醜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
總之，認十有二月乙醜為即位之禮，不得不以十有二月為建醜。
知十有二月乙醜為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為建子矣。
或曰：伊尹當即位之初祀於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故曰《伊訓》。
餘曰：冬至以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乎？或又曰：劉歆《三統歷》，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子何獨劉歆之是從乎？餘曰：餘亦非漫信劉歆也。
自古治歷者，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
獨劉歆載武王伐紂時日，徵之於《國語》伶州鳩太甲時日，徵之於古文《尚書》，餘之從夫劉歆者，亦以其原本經傳而從之也。
不然，一《三統歷》也，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獨謂杜預之謬。
後人之議前人也如是。
餘又將安所適從哉？ 又按：元祀十有二月，孔《傳》以為改月，是矣。
但逾月即位，太甲稱元於湯崩之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不可從，蔡《傳》以為逾年即位是矣。
但不改月又與歷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從。
餘故折衷於二者之間，著為此論，自謂頗不可易雲。
又按：《墨子》所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出《非樂篇》，雖未言其作於何時，然《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
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注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
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注曰，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
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注曰，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
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於商之叔世，其不為湯所制明矣。
而偽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之官刑”字，遂以為即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
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刑也。
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
彼春秋之末且然。
曾謂成湯盛世，而即豫設法以告下民哉。
或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時已有，何獨至湯而無官刑耶？餘曰：湯之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
獨所為三風、十愆為官刑之條目，有犯於此者，則麗於官刑，以勒為一書，以豫告下民。
湯固未嘗有此制也。
或又曰：杜預亦言著禹湯之法，則桓舞於官，是謂巫風，安知非即湯之法耶？餘曰：即湯之法，湯當時未嘗以此麗之於官刑，以勒為一書，以豫告下民也。
故即九刑之作，原於周公。
所為賊、藏、盜、奸為大兇德，有常無赦是也。
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誓命之言以著於九刑之書，非周公自為之書也。
觀於周公，則禹刑、湯刑之作其必不出於禹、湯可知矣。
其必不容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抑又可知矣。
又按：陳祥道《禮書》雲：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雲與今《書》不同。
愚謂不特與今《書》不同，並與今《漢書》亦多寡互異。
竊意祥道北宋人，所見似是別本。
因思宋史繩祖《學齋占畢》雲，《左傳》昭十年子皮曰，“《夏書》雲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為《夏書》。
似繩祖所見亦是別本。
今姑就二本證之，亦足見偽作古文者之脫誤雲。
○第七 偽《泰誓》三篇或雲宣帝時得，或雲武帝時得，皆非也。
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偽《泰誓》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
則知此書出於武帝之前決矣。
或武帝時方立於學官，故曰武帝時得，亦未可知。
東漢馬融始竊疑之，雲《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蔔，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
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
《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今文《泰誓》皆無此語。
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
弗復悉記。
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馬融之言如此（姚際恒立方曰：融此言本辨偽書，乃竟教人以作偽書法矣）。
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忽獻古文《尚書》，有《泰誓》三篇。
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
人烏得不信以為真；而不知其偽之愈不可掩也。
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泰誓》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於此五事也。
而偽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群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據馬融之所未及。
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釣。
”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可謂深切著明矣。
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焰。
且其書甚真，非依托者比。
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餘嘗謂作偽書者，譬如說謊，雖極意彌縫，宛轉可聽，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綻來者。
其此書之謂乎？ 或問：偽《泰誓》三篇，唐世僅存，而《宋史·藝文志》已無馬融、鄭康成、王肅所注《尚書》，是偽《泰誓》已不傳。
蔡沈謂其亦知剽竊經傳所引，蔡何從而知之乎？餘曰：以今度之，蓋可知也。
如趙岐注《孟子》於“天視自我民視”，雲《泰誓》，《尚書》篇名；於“我武惟揚”，雲《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與今《泰誓》不同。
則偽《泰誓》所剽竊，有“天視自我民視”二語，而無“我武惟揚”五語可知矣。
杜預注左氏於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雲《大誓》，《周書》；於襄三十一年傳《大誓》雲“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雲今《尚書大誓》無此文。
於昭二十四年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餘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雲今《大誓》無此語。
則偽《泰誓》所剽竊有“商兆”、“民離”二語，而無“民之所欲紂有億兆夷人”六語可知矣。
然晚出之古文，除馬融所舉五事外，亦知剽竊“紂有億兆夷人”。
即於《墨子》亦知剽竊“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亦知剽竊“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亦知剽竊“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獨未及引“小人見奸巧”之言，遂為逗漏。
然亦幸而有此逗漏矣。
或又問：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
與《武帝紀》所載有司奏議語正同。
劉向親校古文秘典，其引《泰誓》得毋即真安國《書》乎？餘曰：非也。
安國得多二十四篇，原無《泰誓》。
故偽《泰誓》在當時亦存而不廢。
至馬融、王肅始覺其偽耳。
愚嘗笑偽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為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為矛盾。
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
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
蓋作偽書者，不能張空弮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為之，主摹擬聲口以為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
不然，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雲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梧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耶？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嗚呼，百世而下猶可以洞見其肺腑，作偽者亦奚益哉？ 按：鄭端簡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偽《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於人乎？其見與餘合。
嘗謂此即偽作《鶡冠子》也。
柳宗元辯之曰，人以賈誼《鵩賦》盡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充入之，非誼有取於《鶡冠子》決也。
故非《孟子》有取於今古文《泰誓》，亦決也。
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聊為點破，正可一笑。
○第八 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為災。
其餘月則為災。
為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
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
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
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
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
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
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
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
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偽作古文者略知歷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
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夏之典禮也。
或又有曲為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
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
此正沿而同之禮也。
即以上文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
語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
非伊尹不足以當。
而偽作《伊訓》者乃改以為先王事，雲：“先王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語反淺近。
唐楊倞注《荀子》亦以此“《書》曰”為《伊訓》，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又按：治歷者以至朔同日為歷元。
班固《律歷志》遇至朔同日悉載之。
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
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為子月也。
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醜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為子月也。
或問周改月於《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乎？餘曰：亦徵於《春秋》。
《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為周正月建子是也。
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醜為建醜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
不知此乃建子之月。
商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
班《志》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
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為孟統。
可謂推法最密者矣。
而偽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為正朔。
祠告復辟，皆當以正朔。
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
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為歲首。
曷為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則十二月者，建醜之月耳。
建醜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為歷元而書之乎？餘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補顏師古《漢注》之缺，且以正蔡《傳》之多誤也。
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為建子，則如孔《傳》所雲湯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
餘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
蘇子瞻既言之矣。
餘豈敢復以崩年為改元乎？蓋成湯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崩當於丁未。
太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始，正月建醜，終十二月建子。
所謂十有二月乙醜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
總之，認十有二月乙醜為即位之禮，不得不以十有二月為建醜。
知十有二月乙醜為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為建子矣。
或曰：伊尹當即位之初祀於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故曰《伊訓》。
餘曰：冬至以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乎？或又曰：劉歆《三統歷》，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子何獨劉歆之是從乎？餘曰：餘亦非漫信劉歆也。
自古治歷者，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
獨劉歆載武王伐紂時日，徵之於《國語》伶州鳩太甲時日，徵之於古文《尚書》，餘之從夫劉歆者，亦以其原本經傳而從之也。
不然，一《三統歷》也，班固謂之為最密，杜預謂之為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獨謂杜預之謬。
後人之議前人也如是。
餘又將安所適從哉？ 又按：元祀十有二月，孔《傳》以為改月，是矣。
但逾月即位，太甲稱元於湯崩之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不可從，蔡《傳》以為逾年即位是矣。
但不改月又與歷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從。
餘故折衷於二者之間，著為此論，自謂頗不可易雲。
又按：《墨子》所引“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出《非樂篇》，雖未言其作於何時，然《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
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注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
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注曰，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
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注曰，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
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於商之叔世，其不為湯所制明矣。
而偽作古文者不能參考左氏，止見《墨子》有“湯之官刑”字，遂以為即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
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刑也。
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
彼春秋之末且然。
曾謂成湯盛世，而即豫設法以告下民哉。
或曰：鞭作官刑，自虞舜時已有，何獨至湯而無官刑耶？餘曰：湯之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
獨所為三風、十愆為官刑之條目，有犯於此者，則麗於官刑，以勒為一書，以豫告下民。
湯固未嘗有此制也。
或又曰：杜預亦言著禹湯之法，則桓舞於官，是謂巫風，安知非即湯之法耶？餘曰：即湯之法，湯當時未嘗以此麗之於官刑，以勒為一書，以豫告下民也。
故即九刑之作，原於周公。
所為賊、藏、盜、奸為大兇德，有常無赦是也。
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誓命之言以著於九刑之書，非周公自為之書也。
觀於周公，則禹刑、湯刑之作其必不出於禹、湯可知矣。
其必不容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抑又可知矣。
又按：陳祥道《禮書》雲：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凡三十字，自雲與今《書》不同。
愚謂不特與今《書》不同，並與今《漢書》亦多寡互異。
竊意祥道北宋人，所見似是別本。
因思宋史繩祖《學齋占畢》雲，《左傳》昭十年子皮曰，“《夏書》雲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為《夏書》。
似繩祖所見亦是別本。
今姑就二本證之，亦足見偽作古文者之脫誤雲。
○第七 偽《泰誓》三篇或雲宣帝時得，或雲武帝時得，皆非也。
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偽《泰誓》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
則知此書出於武帝之前決矣。
或武帝時方立於學官，故曰武帝時得，亦未可知。
東漢馬融始竊疑之，雲《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蔔，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
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
《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今文《泰誓》皆無此語。
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
弗復悉記。
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馬融之言如此（姚際恒立方曰：融此言本辨偽書，乃竟教人以作偽書法矣）。
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忽獻古文《尚書》，有《泰誓》三篇。
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
人烏得不信以為真；而不知其偽之愈不可掩也。
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泰誓》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於此五事也。
而偽作古文者不能博極群書，止據馬融之所及而不據馬融之所未及。
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釣。
”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可謂深切著明矣。
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焰。
且其書甚真，非依托者比。
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餘嘗謂作偽書者，譬如說謊，雖極意彌縫，宛轉可聽，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綻來者。
其此書之謂乎？ 或問：偽《泰誓》三篇，唐世僅存，而《宋史·藝文志》已無馬融、鄭康成、王肅所注《尚書》，是偽《泰誓》已不傳。
蔡沈謂其亦知剽竊經傳所引，蔡何從而知之乎？餘曰：以今度之，蓋可知也。
如趙岐注《孟子》於“天視自我民視”，雲《泰誓》，《尚書》篇名；於“我武惟揚”，雲《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與今《泰誓》不同。
則偽《泰誓》所剽竊，有“天視自我民視”二語，而無“我武惟揚”五語可知矣。
杜預注左氏於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雲《大誓》，《周書》；於襄三十一年傳《大誓》雲“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雲今《尚書大誓》無此文。
於昭二十四年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餘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雲今《大誓》無此語。
則偽《泰誓》所剽竊有“商兆”、“民離”二語，而無“民之所欲紂有億兆夷人”六語可知矣。
然晚出之古文，除馬融所舉五事外，亦知剽竊“紂有億兆夷人”。
即於《墨子》亦知剽竊“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亦知剽竊“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亦知剽竊“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獨未及引“小人見奸巧”之言，遂為逗漏。
然亦幸而有此逗漏矣。
或又問：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
與《武帝紀》所載有司奏議語正同。
劉向親校古文秘典，其引《泰誓》得毋即真安國《書》乎？餘曰：非也。
安國得多二十四篇，原無《泰誓》。
故偽《泰誓》在當時亦存而不廢。
至馬融、王肅始覺其偽耳。
愚嘗笑偽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為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為矛盾。
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
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
蓋作偽書者，不能張空弮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為之，主摹擬聲口以為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
不然，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雲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梧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耶？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嗚呼，百世而下猶可以洞見其肺腑，作偽者亦奚益哉？ 按：鄭端簡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偽《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於人乎？其見與餘合。
嘗謂此即偽作《鶡冠子》也。
柳宗元辯之曰，人以賈誼《鵩賦》盡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充入之，非誼有取於《鶡冠子》決也。
故非《孟子》有取於今古文《泰誓》，亦決也。
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聊為點破，正可一笑。
○第八 日食之變，為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為災。
其餘月則為災。
為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
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
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
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
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
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
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
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
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偽作古文者略知歷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
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夏之典禮也。
或又有曲為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
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
此正沿而同之禮也。
即以上文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