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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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探測一個中國人的脾氣,其最容易的方法,莫如問他歡喜黛玉還是歡喜寶钗,假如他喜歡黛玉,那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假使他贊成寶钗,那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有的喜歡晴雯,那他也許是未來的大作家有的喜歡史湘雲,他應該同樣愛好李白的詩。
而著者本人則歡喜探春,她具有黛玉和寶钗二人品性揉和的美質,後來她幸福地結了婚,做一個典型的好妻子。
寶玉的個性分明是軟弱的,一點沒有英雄的氣概,不值得青年崇拜。
但不問氣概如何,中國青年男女都把這部小說反複讀過七八遍,還成立了一門專門學問叫做“紅學”,其地位之尊崇與研究著作的卷帙之浩繁,不亞于莎士比亞與歌德著作的評注書。
《紅樓夢》殆足以代表中國小說寫作藝術的水準高度,同時它也代表一種小說的典型。
概括地說,中國小說根據它們的内容,可以區分為下述數種典型。
它們的最著名的代表作茲羅列于下: 一、俠義小說——《水浒傳》 二、神怪小說——《西遊記》 三、曆史小說——《三國志》 四、愛情小說——《紅樓夢》 五、淫蕩小說——《金瓶梅》 六、社會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七、理想小說——《鏡花緣》 八、社會寫實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嚴格的分類,當然是不容易的。
例如《金瓶梅》雖其五分之四系屬猥亵文字,卻也可算為一部最好的社會寫實小說,它用無情而靈活的筆調,描寫普通平民,下流夥黨,土豪劣紳,尤其是明代婦女在中國的地位。
這些小說的正規部類上面,倘從廣義的說法,吾人還得加上故事筆記,這些故事都是經過很悠久的傳說,這樣的故事筆記,莫如拿《聊齋志異》和《今古奇觀》來做代表。
《今古奇觀》為古代流行故事中最優良作品的選集,大多系經過數代流傳的故事。
著者曾把許多中國小說依其流行勢力的高下加以分級,倘把街市上流行的一般小說編一目錄,則将顯出冒險小說,中國人稱為俠義小說者,允居編目之首。
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因為俠義和勇敢的行為,時常受到父母教師的訓斥摧抑,這種心理不是難于解釋的。
在中國,俠義的兒子容易與巡警或縣官沖突,緻連累及整個家族,這班兒孫常被逐出家庭而流入下流社會而仗義行俠的人民,因為太富熱情,太關懷公衆,緻常幹涉别人事務,替貧苦抱不平,這般人民常被社會逐出而流入綠林。
因為假使父母不忍與他們割絕,他們或許會破碎整個家庭——中國是沒有憲政制度的保障的。
一個人倘常替貧苦被壓迫者抱不平,在沒有憲法保障的社會裡一定是一個挺硬的硬漢。
很明顯那些剩留在家庭裡頭和那些剩留在體面社會裡頭的人是不堪挫折的人,這些中國社會裡的安分良民是以歡迎綠林豪俠有如一個纖弱婦人之歡迎面目黧黑、胸毛蓬蓬、絡腮胡子的彪形大漢。
當一個人閑卧被褥中而披讀《水浒傳》,其安适而興奮,不可言喻,讀到李逵之闖暴勇敢的行徑,其情緒之亢激舒暢更将何如?——記着,中國小說常常系在床卧讀着。
神怪小說記載着妖魔與神仙的鬥法,實網羅着大部分民間流傳之故事,這些故事是很貼近中國人的心坎的,本書第三章《中國人的心靈》中,曾指出中國人的心理,其超自然的神的觀念,常常是跟現實相混淆的,《西遊記》,李加德博士(DrTimothyRichards)曾把它摘譯成英文,稱為《天國求經記》(AMissiontoHeaven),系叙述玄奘和尚的印度求經的冒險壯舉,可是他的此番壯舉卻是跟三個極端可愛的半人形動物做夥伴。
那三個夥伴是猴子孫悟空、豬猡豬八戒和一個沙和尚。
這部小說不是原始的創作,而是根據于宗教的民間傳說的。
其中最可愛最受歡迎的角色,當然是孫悟空,他代表人類的頑皮心理,永久在嘗試着不可能的事業。
他吃了天宮中的禁果,一顆蟠桃,有如夏娃(Eve)吃了伊甸樂園中的禁果,一顆蘋果,乃被鐵鍊鎖禁于岩石之下受五百年的長期處罰,有如盜了天火而被鎖禁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适值刑期屆滿,由玄奘來開脫了鎖鍊而釋放了他,于是他便投拜玄奘為師,擔任伴護西行的職務,一路上跟無數妖魔鬼怪奮力厮打戰鬥,以圖立功贖罪,但其惡作劇的根性終是存留着,是以他的行為的現行表象一種刁悍難馭的人性與聖哲行為的鬥争。
他的頭上戴着一頂金箍帽,無論甚麼時候隻要當他獸性發作,犯了規,他的師父玄奘便念一首經咒,立刻使他頭上的金箍愈逼愈緊,直到他的腦袋痛得真和爆裂一樣,于是他不敢發作了。
同時豬八戒表象一種人類獸欲的根性,這獸欲根性後來經宗教的感化而慢慢地滌除。
這樣奇異的人物作此奇異的長征,一路上欲望與誘惑的牴牾紛争不斷出現,構成一串有趣的環境和令人興奮的戰鬥,顯神通,施魔力,大鬥法寶,孫悟空在耳朵裡插一根小棒,這根小棒卻可以變化到任何長度。
不但如此,他還有一種本領,在腿上拔下毫毛,可以變成許許多多小猴子助他攻擊敵人,而他自身也能變化,變成各色各樣的動物器具,他曾變成鹭鸶,變成麻雀,變成魚,或變成一座廟宇,眼眶做了窗,口做了門,舌頭做了泥菩薩妖魔一不留神,跨進這座廟宇的門檻,準給他把嘴巴一阖,吞下肚去。
孫悟空跟妖魔的戰鬥尤為神妙,大家互相追逐,都會駕霧騰空,入地無阻,入水不溺,這樣的打仗,怎麼會不令小弟弟聽來津津有味?就是長大了的青年,隻要他還沒有到漠視米老鼠的程度,總是很感興趣的。
愛談神怪的習氣,不隻限于神怪說部,它間入各式各樣的小說,甚至像第一流作品《野叟曝言》亦不免受此習氣之累,因而減色,《野叟曝言》為俠義兼倫理說教的小說。
愛談神怪的習氣又使中國偵探故事小說如《包公案》為之減色,緻使其不能發展為完備的偵探小說,媲美歐美傑作。
它的原因蓋緣于缺乏科學的論理觀念和中國人生命的輕賤。
因為一個中國人死了,普通的結論就隻是他死了也就罷了。
包公可算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偵探家,本人又為裁判官,他的解決一切隐秘暗殺案件乃常賴夢境中的指示,而不用福爾摩斯那樣論理分析的頭腦。
中國小說結構松懈,頗似勞倫斯(DHLawrence)的作品,而其冗長頗似俄羅斯小說中之托爾斯泰(Tolstoy)和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ivsky)的作品。
中國小說之和俄羅斯小說的相像是很明顯的。
大家都具備極端寫實主義的技術,大家都沉溺于詳盡,大家都單純地自足于講述故事,而缺歐美小說的主觀的特性。
也有精細的心理描寫,但終為作者心理學識所限,故事還是硬生生的照原來的故事講。
邪惡社會的逼真的描寫,《金瓶梅》絲毫不讓于《卡拉馬助夫兄弟》(TheBrothersKaramazov)。
愛情小說一類的作品,其結構通常是最佳的,社會小說雖在過去六十年中盛行一時,其結構往往遊移而散漫,形成一連串短篇奇聞逸事的雜錦。
正式的短篇小說則直到最近二十年以前,未有完美之作品出世。
現代新作家正竭力想寫出一些跟他們所讀過的西洋文學一樣的作品,不論是翻釋的還是創作的。
大體上中國小說之進展速度很可以反映出人民生活的進展速度,它的形象是龐大而駁雜的,可是其進展從來是不取敏捷的态度的。
小說的産生,既明言是為了消磨時間,當盡有空閑時間可供消磨,而讀者亦無需乎急急去趕火車,真不必急急乎巴望結束。
中國小說宜于緩讀,還得好好耐着性兒。
路旁既有閑花草,誰管行人閑摘花? 十一、西洋文學之影響 當兩種不同文化接觸,那較豐富的一種将向外灌輸而較貧弱的一種将接受之,這是自然而合乎邏輯的。
但事實似有使人難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輸,其蒙受幸福卻是勝于承受外來文化者。
中國在最近三十年間,文學與思想方面分明進步了不少,這應該說是全部仰賴于西洋文化的輸入。
此種承認西洋文學内容豐富之一般的優越,在自号“文學國家”的中國人聽來,未免為之大吃一驚。
五十年前,中國人對于西洋的印象隻是炮艦三十年前,又多了西洋政治制度的印象到了二十年前,他們發覺西洋甚至也有很優美的文學而現在,人們方徐徐發覺西洋甚且有較優越的社會意識與禮俗風尚。
這對于一個老大而自傲的國家實在是過大而吞不下咽的一口東西,但以中國之大,或許竟能吞得下去。
無論怎樣,文學的變動終于臨頭了。
中國文學勢不得不在内容方面,在體裁方面,遭逢廣大的變遷,為過去二千年間所未經見者,直接受了外來的影響,口說的白話輪到被作為文學的手段語言的解放,從一個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來。
它的字彙大大地增富起來,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學的、藝術的、文學的,大概總之比之吾們固有思想的故舊材料遠較為恰當而确定。
賴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補充,體裁上乃發生新變遷,這體裁的現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換了一個面目。
緻老學究們無力追随此新的規範——倘叫他寫一篇在内容上在體裁上趕得上現代标準的雜志文字,将使他茫然不知所措。
不但體裁上發生了變遷,形式上又産生了許多新的文學形式,于是吾們也有了自由詩、散文詩、短篇小說和現代戲劇劇本,而寫小說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過。
總之,老的批判标準業已廢棄,所謂老的批判标準,很近似法國新經典派之阻礙歐洲認識莎士比亞至百五十年之久。
吾們現在有較新穎較豐富較寬廣的文學理想來代替陳舊的批判眼光,結果使文學與人生獲得較接近的和諧,思想獲得較完美的正确和生命獲得較大的真實性。
當然文化輸出的民族是比較發皇的民族,而接觸外來文化的民族,由于環境的劇變,總不免引起紛亂。
進步是有味的,但進步也是痛苦的。
更不止此,進步還是險惡的。
青年中國的心田上,掀起了廣博的精神風浪,吾們喪失了思想的重心,吾們喪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識。
調整守舊與革新間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勝任,而現代中國思想界尤具有思維不成熟、性情輕躁、理想淺薄的特性。
了解舊的文化固甚困難,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
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義的又有一些自由主義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極端不能容忍任何舊式的和中國式的一切,無批判地接受每年外來的思想新範型,不斷地廣泛地搜尋最新作家,從南斯拉夫搜尋詩人,從保加利亞搜尋小說家。
對于外人之揭發任何中國的舊有範型,極度敏感,這僅足證其缺乏自信,一個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間歇的憂郁與過分的熱心,一年一年地追逐新的口号,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顯露于現代中國的作品。
吾們喪失了堅定的和全盤的人生觀立場。
今日,文學受着政治陰影的籠罩,而作家分成兩大營壘,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義,一方面捧出共産主義,兩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當作醫治一切社會病态的萬應藥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實獨立性,大緻無以異于古老的中國。
雖有明顯的思想解放之呼聲,可是那排斥異端的舊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過穿了一件現代名辭的外褂。
因為骨子裡,中國人的愛好自由,有如愛悅一個外國蕩婦,沒有真摯的愛情可言。
這些是文化變遷過渡期的惡劣一面的形象,但他們到了政治組織上了軌道,靈魂上減少靈智的污點時候,會自然滌蕩消滅的。
這些變遷,一切都是由歐洲文學的影響而傳來的。
這影響自然不限于文學,因為中國在一個收割期收獲了所有西洋學術的果實,無論在哲學方面,心理學方面,科學方面,工藝學方面,經濟學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于現代精密法則的文化者。
甚至小孩子的遊戲、歌唱、舞蹈,現在也都輸入了進來。
文學進步的真正結果,已概述于《文學革命》的一節中,此影響為翻譯歐洲作品之直接結果。
試一觀此等翻譯的内容與種類,将顯示此影響之形式與程度。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圖書年鑒》載有一羅列最近二十三年來翻譯的詩歌、短篇小說、長篇說部的書篇名單,原作之國籍達二十六國。
這一張表未見得是完全的,但很夠供給我們眼前的參考。
倘将原作者國籍依譯作原著者人數之多寡順次排列,則英國四十七人,法國三十八人,俄國三十六人,德國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國十八人,意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蘭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臘三人,阿菲利加二人,猶太二人,其餘則瑞典、比利時、芬蘭、捷克、奧國、拉脫維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羅、叙利亞各得一人。
先查考從英國翻譯的作品,則主要小說作家為:哀利奧脫(Eliot)、費爾亭、第福(《蕩女自傳》亦經譯出)、金絲萊(Kingsley)、史惠夫脫、高爾史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遊學記》和《狹路冤家》)、史高脫(Scott)、康拉特(Conrad)、加斯刻爾夫人(Gaskell)、狄更斯《塊肉餘生錄》、《賊史》、《二京記》、《聖誕述異》、《勞苦世界》、《孝女耐兒傳》、《冰雪因緣》,《滑稽外史》)、哈葛特(Haggard)的筆墨經過林纾譯筆的渲染,獲得的聲譽還遠過于原作的地位。
詩人的主要者為:史賓塞(Spenser《荒唐言》)、布琅甯(Browning)、朋斯(Burns)、拜倫(Byron)、雪萊(Shelley)、華茲華斯(WordsWorth)、道生(Dowson),五種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皆大歡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遺事》、《羅密歐與朱麗葉》)亦經幾位譯者譯出。
戲劇的主要作者為:高而斯華綏(七種劇本)、比内羅(Pinero)、瓊斯(Jones)、薛立敦(Sheridan《造謠學校》)和蕭伯納(Shaw《華倫夫人之職業》,《英雄與美人》,《人與超人》,《賣花女》,《鳏夫之室》,《好逑者》等)。
愛爾蘭作家可以約翰沁孤(Synge)、鄧薩奈(Dunsany)為代表。
論文作家主要者為:萊姆(Lamb)、木涅特(Bennett)、馬克斯貝爾鮑(MaxBeerbohm)。
巴萊(Barrie)和王爾德(Wilde)引起了中國文藝界的廣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兩種譯本,《莎樂美》有三種譯本,《朵蓮格萊的畫像》和《獄中記》亦經譯出。
威爾斯(HGWells)以其《世界史綱》一書最被重視,其餘的作品為:《八十萬年後之世界》、《火星與地球之戰争》、《明眼人》。
哈代(Hardy)則僅以其短篇小說及詩著稱于中國,雖哈代之名傳遍一時。
曼斯菲爾德(Mansfield)經故徐志摩之推薦,亦甚著名。
這一張名單包括那些作者他的文學作品經譯成中文而有單行本印行的,但當然并不包括别種著作的作者像羅素,他的影響力是非常之大的。
在法國方面,較重要的作家為巴爾紮克(Balzac)、莫裡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種著作已經譯出,《黛絲》有二種譯本)、基特(Gide)、伏爾泰(Voltaire《甘地傳》)、盧梭(Rousseau《忏悔錄》、《愛彌兒》)、左拉(Zola)、福樓拜(Flaubert《波法利夫人》三種譯本,薩郎波及坦白)、大仲馬小仲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别是《茶花女》一書幾已成為中國人的共同愛物。
雨果(Hugo)的代表作為:《孤星淚》、《活冤孽》、《雙雄義死錄》、《呂伯蘭》、《歐娜尼》、《呂克蘭斯?鮑夏》、《噫有情》。
早期浪漫主義作家以沙多勃力盎(Chateaubriand《少女之誓》)和聖皮耳(BernardinedeSaintPierre)為代表。
都德(Daudet)的《莎茀》和普蘭伏(Prevest)的《漫郎攝實戈》當然是人人愛讀的作品。
波多萊爾(Baudelaire)享名甚盛,若斯當(Rostand)的《西哈諾》亦為一般所愛讀。
巴比塞(Barbusse)的小說《炮火和光明》各有二種譯本,就如羅曼?羅蘭(Rolland)的冗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譯本,他還有《白利與露茜》、《孟德斯榜夫人》、《愛與死之角逐》,等幾種的譯本。
德國的正統文學,自然推歌德(Goethe)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二種譯本)、《哀格蒙特》、《克拉維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業時代》的一部都經譯成中文。
席勒(Schiller)的作品譯出者為《瓦輪史丹》、《強盜》、《奧裡昂的女兒》、《威廉退爾》。
其餘重要作家為萊森(Lessing《英雄兒女》)、夫賴塔格(Freytag《新聞記者》)、海涅(Heine《哈爾次山旅行記》)、福溝(Fougue)的《渦堤孩》和史托姆(Storm)的《茵夢湖》(三種譯本)為極端風行的作品。
霍普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獺皮》、《織工》、《寂寞的人們》和新近出版的小說《異端》著稱,而他的《池鐘》一劇名曾經一度被用為一種雜志的名稱。
其餘為:蘇德曼(Sudermann)的《憂愁夫人》以及較為晚出的衛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富蘭克(LeonhardFrank)的《靈肉的沖突》。
除了幾種譯本像霍桑(Hawthorne)、斯陀夫人(MrsStowe)、歐文(Irving)、馬克?吐溫(MarkTwain)和傑克?倫敦(JackLondon)寥寥幾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對于美國文學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較現代的作品。
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萊(Sinclaire),他的盛名乃随着蘇聯共産主義文學狂潮的勃興而共來。
他的作品之譯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種之多。
而在這一張名單上,似不可忽略果爾德(MichaelGold)的短篇小說和他的說部《無錢的猶太人》。
劉易士(Lewis)的作品之較著的譯本隻有《大街》一種,德萊塞(Dreiser)則為短篇小說集,其實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
奧尼爾(ONeill)的戲劇有二種(《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經譯出。
賽珍珠女士(PearlSBuck)的《大地》有二種中文譯本,其餘她的短篇小說及《兒子們》等亦有經譯出者。
蘇俄文學之狂潮在一九二七年之際,當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黨運動之時開始卷入中國。
有似文學上的雅各賓主義之在英國繼乎政治上之雅各賓主義的失敗而勃興,文學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繼乎國民革命之成功而泛濫中國。
雄偉的青年的熱情,嘗大有助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革命者,由于不适宜的措置青年運動而失卻其發抒之出路,乃産生一種内向的活動作用,強有力的潛流因于一般的不滿當前之環境而奔騰着。
文學運動的潮流于是轉向了。
“革命文學”(同義于普羅文學)的号筒,喚起了廣大的信徒。
一九一七年文藝複興運動的領袖,成為過時人物,向之所謂青年中國者,不啻被唾棄而加以改造。
多數知識界領袖都學得乖乖地守口如瓶,轉而清興勃發,頗起勁地收集起古董古錢來。
隻有胡适繼續他的呼号,可是他的議論隻能抓住一些情緒比較冷淡的讀者,一般的讀者需要更急進的刺激。
周作人、郁達夫和語絲派的作家,似覺太偏于個人主義,而不甚參加大衆。
魯迅再接再厲地奮鬥着,抵抗着這個狂潮一年有餘,然後自己也加入了普羅文學陣線。
在短短的兩年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差不多有一百多種蘇聯文學作品,長篇和短篇,狂熱而迅速地蜂擁上中國的出版界,緻促起當局之嚴重注意。
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Luuts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
這裡,吾們不用說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羅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這幾位作家在這個時期以前,已經是很熟悉于中國文壇了。
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經譯出,托爾斯泰的作品,譯出者計二十種,包括冗長的《戰争與和平》(隻譯出了一部)、《複活》及《安娜小史》。
杜斯妥也夫斯基為一般所愛讀的作家,他的作品譯出者計七種,包括《罪與罰》。
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經譯出者有二十一種之多。
高爾基橫跨兩大時代,不用說,是一代的寵兒。
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綏夫,愛羅先珂因為列甯的影響也很受人歡迎。
一百零幾種後乎革命的蘇聯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種同時有二種譯本出版,且有四種作品至有三種譯本者。
舉其享名較盛之作品,則為哥倫泰夫人的《偉大的戀愛》(二種譯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種譯本)、奧古郁夫的《共産黨校童日記》(三種譯本)、阿志巴綏夫的《沙甯》(三種譯本)、西拉菲莫維支的許多作品(包括《鐵流》)和披裡涅克的許多作品。
戲劇方面有西希可夫和依凡諾夫的作品。
批評方面有盧那察爾斯基的作品。
這樣大量的産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國一時難于吞咽,中國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譴責者。
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過時了,是毫無疑義的。
當局對于文藝事業現正矚視而思有所作為。
他們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後果如何,無人能預料之。
檢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見之實施。
所困難者,在眼前的環境中将拿什麼來滿足人民。
這裡有三個方法。
第一是謀些好差缺給那班作家,這個方法有時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
第二為禁止他們表示不滿意,這個方法當然是下策。
第三為真實地謀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滿足,這光光是檢查制度是不行的。
中國人民現在可分為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二派,而後者實居大多數。
除非是積極進行建設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慮一切,但憑标語口号,華而不實的多言,不會賦予中國以新的生命,不論是共産主義抑或是法西斯主義。
上一輩,他們想把中國倒推進古舊的禮教思想的軌道,包括婦女的遮掩生活,寡婦的守節制度的崇拜,結果決不能使青年中國同情。
同時,那些共産主義理想者,肋下挾了大部馬克思著作,蓄長了亂蓬蓬的頭發,口吸蘇俄卷煙,不斷地攻擊這個那個,也不會救得中國的困難。
文學這樣東西,依著者鄙見,還是文人學士茶餘酒後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
有的喜歡晴雯,那他也許是未來的大作家有的喜歡史湘雲,他應該同樣愛好李白的詩。
而著者本人則歡喜探春,她具有黛玉和寶钗二人品性揉和的美質,後來她幸福地結了婚,做一個典型的好妻子。
寶玉的個性分明是軟弱的,一點沒有英雄的氣概,不值得青年崇拜。
但不問氣概如何,中國青年男女都把這部小說反複讀過七八遍,還成立了一門專門學問叫做“紅學”,其地位之尊崇與研究著作的卷帙之浩繁,不亞于莎士比亞與歌德著作的評注書。
《紅樓夢》殆足以代表中國小說寫作藝術的水準高度,同時它也代表一種小說的典型。
概括地說,中國小說根據它們的内容,可以區分為下述數種典型。
它們的最著名的代表作茲羅列于下: 一、俠義小說——《水浒傳》 二、神怪小說——《西遊記》 三、曆史小說——《三國志》 四、愛情小說——《紅樓夢》 五、淫蕩小說——《金瓶梅》 六、社會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七、理想小說——《鏡花緣》 八、社會寫實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嚴格的分類,當然是不容易的。
例如《金瓶梅》雖其五分之四系屬猥亵文字,卻也可算為一部最好的社會寫實小說,它用無情而靈活的筆調,描寫普通平民,下流夥黨,土豪劣紳,尤其是明代婦女在中國的地位。
這些小說的正規部類上面,倘從廣義的說法,吾人還得加上故事筆記,這些故事都是經過很悠久的傳說,這樣的故事筆記,莫如拿《聊齋志異》和《今古奇觀》來做代表。
《今古奇觀》為古代流行故事中最優良作品的選集,大多系經過數代流傳的故事。
著者曾把許多中國小說依其流行勢力的高下加以分級,倘把街市上流行的一般小說編一目錄,則将顯出冒險小說,中國人稱為俠義小說者,允居編目之首。
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因為俠義和勇敢的行為,時常受到父母教師的訓斥摧抑,這種心理不是難于解釋的。
在中國,俠義的兒子容易與巡警或縣官沖突,緻連累及整個家族,這班兒孫常被逐出家庭而流入下流社會而仗義行俠的人民,因為太富熱情,太關懷公衆,緻常幹涉别人事務,替貧苦抱不平,這般人民常被社會逐出而流入綠林。
因為假使父母不忍與他們割絕,他們或許會破碎整個家庭——中國是沒有憲政制度的保障的。
一個人倘常替貧苦被壓迫者抱不平,在沒有憲法保障的社會裡一定是一個挺硬的硬漢。
很明顯那些剩留在家庭裡頭和那些剩留在體面社會裡頭的人是不堪挫折的人,這些中國社會裡的安分良民是以歡迎綠林豪俠有如一個纖弱婦人之歡迎面目黧黑、胸毛蓬蓬、絡腮胡子的彪形大漢。
當一個人閑卧被褥中而披讀《水浒傳》,其安适而興奮,不可言喻,讀到李逵之闖暴勇敢的行徑,其情緒之亢激舒暢更将何如?——記着,中國小說常常系在床卧讀着。
神怪小說記載着妖魔與神仙的鬥法,實網羅着大部分民間流傳之故事,這些故事是很貼近中國人的心坎的,本書第三章《中國人的心靈》中,曾指出中國人的心理,其超自然的神的觀念,常常是跟現實相混淆的,《西遊記》,李加德博士(DrTimothyRichards)曾把它摘譯成英文,稱為《天國求經記》(AMissiontoHeaven),系叙述玄奘和尚的印度求經的冒險壯舉,可是他的此番壯舉卻是跟三個極端可愛的半人形動物做夥伴。
那三個夥伴是猴子孫悟空、豬猡豬八戒和一個沙和尚。
這部小說不是原始的創作,而是根據于宗教的民間傳說的。
其中最可愛最受歡迎的角色,當然是孫悟空,他代表人類的頑皮心理,永久在嘗試着不可能的事業。
他吃了天宮中的禁果,一顆蟠桃,有如夏娃(Eve)吃了伊甸樂園中的禁果,一顆蘋果,乃被鐵鍊鎖禁于岩石之下受五百年的長期處罰,有如盜了天火而被鎖禁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适值刑期屆滿,由玄奘來開脫了鎖鍊而釋放了他,于是他便投拜玄奘為師,擔任伴護西行的職務,一路上跟無數妖魔鬼怪奮力厮打戰鬥,以圖立功贖罪,但其惡作劇的根性終是存留着,是以他的行為的現行表象一種刁悍難馭的人性與聖哲行為的鬥争。
他的頭上戴着一頂金箍帽,無論甚麼時候隻要當他獸性發作,犯了規,他的師父玄奘便念一首經咒,立刻使他頭上的金箍愈逼愈緊,直到他的腦袋痛得真和爆裂一樣,于是他不敢發作了。
同時豬八戒表象一種人類獸欲的根性,這獸欲根性後來經宗教的感化而慢慢地滌除。
這樣奇異的人物作此奇異的長征,一路上欲望與誘惑的牴牾紛争不斷出現,構成一串有趣的環境和令人興奮的戰鬥,顯神通,施魔力,大鬥法寶,孫悟空在耳朵裡插一根小棒,這根小棒卻可以變化到任何長度。
不但如此,他還有一種本領,在腿上拔下毫毛,可以變成許許多多小猴子助他攻擊敵人,而他自身也能變化,變成各色各樣的動物器具,他曾變成鹭鸶,變成麻雀,變成魚,或變成一座廟宇,眼眶做了窗,口做了門,舌頭做了泥菩薩妖魔一不留神,跨進這座廟宇的門檻,準給他把嘴巴一阖,吞下肚去。
孫悟空跟妖魔的戰鬥尤為神妙,大家互相追逐,都會駕霧騰空,入地無阻,入水不溺,這樣的打仗,怎麼會不令小弟弟聽來津津有味?就是長大了的青年,隻要他還沒有到漠視米老鼠的程度,總是很感興趣的。
愛談神怪的習氣,不隻限于神怪說部,它間入各式各樣的小說,甚至像第一流作品《野叟曝言》亦不免受此習氣之累,因而減色,《野叟曝言》為俠義兼倫理說教的小說。
愛談神怪的習氣又使中國偵探故事小說如《包公案》為之減色,緻使其不能發展為完備的偵探小說,媲美歐美傑作。
它的原因蓋緣于缺乏科學的論理觀念和中國人生命的輕賤。
因為一個中國人死了,普通的結論就隻是他死了也就罷了。
包公可算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偵探家,本人又為裁判官,他的解決一切隐秘暗殺案件乃常賴夢境中的指示,而不用福爾摩斯那樣論理分析的頭腦。
中國小說結構松懈,頗似勞倫斯(DHLawrence)的作品,而其冗長頗似俄羅斯小說中之托爾斯泰(Tolstoy)和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ivsky)的作品。
中國小說之和俄羅斯小說的相像是很明顯的。
大家都具備極端寫實主義的技術,大家都沉溺于詳盡,大家都單純地自足于講述故事,而缺歐美小說的主觀的特性。
也有精細的心理描寫,但終為作者心理學識所限,故事還是硬生生的照原來的故事講。
邪惡社會的逼真的描寫,《金瓶梅》絲毫不讓于《卡拉馬助夫兄弟》(TheBrothersKaramazov)。
愛情小說一類的作品,其結構通常是最佳的,社會小說雖在過去六十年中盛行一時,其結構往往遊移而散漫,形成一連串短篇奇聞逸事的雜錦。
正式的短篇小說則直到最近二十年以前,未有完美之作品出世。
現代新作家正竭力想寫出一些跟他們所讀過的西洋文學一樣的作品,不論是翻釋的還是創作的。
大體上中國小說之進展速度很可以反映出人民生活的進展速度,它的形象是龐大而駁雜的,可是其進展從來是不取敏捷的态度的。
小說的産生,既明言是為了消磨時間,當盡有空閑時間可供消磨,而讀者亦無需乎急急去趕火車,真不必急急乎巴望結束。
中國小說宜于緩讀,還得好好耐着性兒。
路旁既有閑花草,誰管行人閑摘花? 十一、西洋文學之影響 當兩種不同文化接觸,那較豐富的一種将向外灌輸而較貧弱的一種将接受之,這是自然而合乎邏輯的。
但事實似有使人難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輸,其蒙受幸福卻是勝于承受外來文化者。
中國在最近三十年間,文學與思想方面分明進步了不少,這應該說是全部仰賴于西洋文化的輸入。
此種承認西洋文學内容豐富之一般的優越,在自号“文學國家”的中國人聽來,未免為之大吃一驚。
五十年前,中國人對于西洋的印象隻是炮艦三十年前,又多了西洋政治制度的印象到了二十年前,他們發覺西洋甚至也有很優美的文學而現在,人們方徐徐發覺西洋甚且有較優越的社會意識與禮俗風尚。
這對于一個老大而自傲的國家實在是過大而吞不下咽的一口東西,但以中國之大,或許竟能吞得下去。
無論怎樣,文學的變動終于臨頭了。
中國文學勢不得不在内容方面,在體裁方面,遭逢廣大的變遷,為過去二千年間所未經見者,直接受了外來的影響,口說的白話輪到被作為文學的手段語言的解放,從一個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來。
它的字彙大大地增富起來,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學的、藝術的、文學的,大概總之比之吾們固有思想的故舊材料遠較為恰當而确定。
賴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補充,體裁上乃發生新變遷,這體裁的現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換了一個面目。
緻老學究們無力追随此新的規範——倘叫他寫一篇在内容上在體裁上趕得上現代标準的雜志文字,将使他茫然不知所措。
不但體裁上發生了變遷,形式上又産生了許多新的文學形式,于是吾們也有了自由詩、散文詩、短篇小說和現代戲劇劇本,而寫小說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過。
總之,老的批判标準業已廢棄,所謂老的批判标準,很近似法國新經典派之阻礙歐洲認識莎士比亞至百五十年之久。
吾們現在有較新穎較豐富較寬廣的文學理想來代替陳舊的批判眼光,結果使文學與人生獲得較接近的和諧,思想獲得較完美的正确和生命獲得較大的真實性。
當然文化輸出的民族是比較發皇的民族,而接觸外來文化的民族,由于環境的劇變,總不免引起紛亂。
進步是有味的,但進步也是痛苦的。
更不止此,進步還是險惡的。
青年中國的心田上,掀起了廣博的精神風浪,吾們喪失了思想的重心,吾們喪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識。
調整守舊與革新間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勝任,而現代中國思想界尤具有思維不成熟、性情輕躁、理想淺薄的特性。
了解舊的文化固甚困難,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
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義的又有一些自由主義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極端不能容忍任何舊式的和中國式的一切,無批判地接受每年外來的思想新範型,不斷地廣泛地搜尋最新作家,從南斯拉夫搜尋詩人,從保加利亞搜尋小說家。
對于外人之揭發任何中國的舊有範型,極度敏感,這僅足證其缺乏自信,一個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間歇的憂郁與過分的熱心,一年一年地追逐新的口号,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顯露于現代中國的作品。
吾們喪失了堅定的和全盤的人生觀立場。
今日,文學受着政治陰影的籠罩,而作家分成兩大營壘,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義,一方面捧出共産主義,兩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當作醫治一切社會病态的萬應藥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實獨立性,大緻無以異于古老的中國。
雖有明顯的思想解放之呼聲,可是那排斥異端的舊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過穿了一件現代名辭的外褂。
因為骨子裡,中國人的愛好自由,有如愛悅一個外國蕩婦,沒有真摯的愛情可言。
這些是文化變遷過渡期的惡劣一面的形象,但他們到了政治組織上了軌道,靈魂上減少靈智的污點時候,會自然滌蕩消滅的。
這些變遷,一切都是由歐洲文學的影響而傳來的。
這影響自然不限于文學,因為中國在一個收割期收獲了所有西洋學術的果實,無論在哲學方面,心理學方面,科學方面,工藝學方面,經濟學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于現代精密法則的文化者。
甚至小孩子的遊戲、歌唱、舞蹈,現在也都輸入了進來。
文學進步的真正結果,已概述于《文學革命》的一節中,此影響為翻譯歐洲作品之直接結果。
試一觀此等翻譯的内容與種類,将顯示此影響之形式與程度。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圖書年鑒》載有一羅列最近二十三年來翻譯的詩歌、短篇小說、長篇說部的書篇名單,原作之國籍達二十六國。
這一張表未見得是完全的,但很夠供給我們眼前的參考。
倘将原作者國籍依譯作原著者人數之多寡順次排列,則英國四十七人,法國三十八人,俄國三十六人,德國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國十八人,意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蘭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臘三人,阿菲利加二人,猶太二人,其餘則瑞典、比利時、芬蘭、捷克、奧國、拉脫維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羅、叙利亞各得一人。
先查考從英國翻譯的作品,則主要小說作家為:哀利奧脫(Eliot)、費爾亭、第福(《蕩女自傳》亦經譯出)、金絲萊(Kingsley)、史惠夫脫、高爾史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遊學記》和《狹路冤家》)、史高脫(Scott)、康拉特(Conrad)、加斯刻爾夫人(Gaskell)、狄更斯《塊肉餘生錄》、《賊史》、《二京記》、《聖誕述異》、《勞苦世界》、《孝女耐兒傳》、《冰雪因緣》,《滑稽外史》)、哈葛特(Haggard)的筆墨經過林纾譯筆的渲染,獲得的聲譽還遠過于原作的地位。
詩人的主要者為:史賓塞(Spenser《荒唐言》)、布琅甯(Browning)、朋斯(Burns)、拜倫(Byron)、雪萊(Shelley)、華茲華斯(WordsWorth)、道生(Dowson),五種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皆大歡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遺事》、《羅密歐與朱麗葉》)亦經幾位譯者譯出。
戲劇的主要作者為:高而斯華綏(七種劇本)、比内羅(Pinero)、瓊斯(Jones)、薛立敦(Sheridan《造謠學校》)和蕭伯納(Shaw《華倫夫人之職業》,《英雄與美人》,《人與超人》,《賣花女》,《鳏夫之室》,《好逑者》等)。
愛爾蘭作家可以約翰沁孤(Synge)、鄧薩奈(Dunsany)為代表。
論文作家主要者為:萊姆(Lamb)、木涅特(Bennett)、馬克斯貝爾鮑(MaxBeerbohm)。
巴萊(Barrie)和王爾德(Wilde)引起了中國文藝界的廣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兩種譯本,《莎樂美》有三種譯本,《朵蓮格萊的畫像》和《獄中記》亦經譯出。
威爾斯(HGWells)以其《世界史綱》一書最被重視,其餘的作品為:《八十萬年後之世界》、《火星與地球之戰争》、《明眼人》。
哈代(Hardy)則僅以其短篇小說及詩著稱于中國,雖哈代之名傳遍一時。
曼斯菲爾德(Mansfield)經故徐志摩之推薦,亦甚著名。
這一張名單包括那些作者他的文學作品經譯成中文而有單行本印行的,但當然并不包括别種著作的作者像羅素,他的影響力是非常之大的。
在法國方面,較重要的作家為巴爾紮克(Balzac)、莫裡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種著作已經譯出,《黛絲》有二種譯本)、基特(Gide)、伏爾泰(Voltaire《甘地傳》)、盧梭(Rousseau《忏悔錄》、《愛彌兒》)、左拉(Zola)、福樓拜(Flaubert《波法利夫人》三種譯本,薩郎波及坦白)、大仲馬小仲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别是《茶花女》一書幾已成為中國人的共同愛物。
雨果(Hugo)的代表作為:《孤星淚》、《活冤孽》、《雙雄義死錄》、《呂伯蘭》、《歐娜尼》、《呂克蘭斯?鮑夏》、《噫有情》。
早期浪漫主義作家以沙多勃力盎(Chateaubriand《少女之誓》)和聖皮耳(BernardinedeSaintPierre)為代表。
都德(Daudet)的《莎茀》和普蘭伏(Prevest)的《漫郎攝實戈》當然是人人愛讀的作品。
波多萊爾(Baudelaire)享名甚盛,若斯當(Rostand)的《西哈諾》亦為一般所愛讀。
巴比塞(Barbusse)的小說《炮火和光明》各有二種譯本,就如羅曼?羅蘭(Rolland)的冗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譯本,他還有《白利與露茜》、《孟德斯榜夫人》、《愛與死之角逐》,等幾種的譯本。
德國的正統文學,自然推歌德(Goethe)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二種譯本)、《哀格蒙特》、《克拉維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業時代》的一部都經譯成中文。
席勒(Schiller)的作品譯出者為《瓦輪史丹》、《強盜》、《奧裡昂的女兒》、《威廉退爾》。
其餘重要作家為萊森(Lessing《英雄兒女》)、夫賴塔格(Freytag《新聞記者》)、海涅(Heine《哈爾次山旅行記》)、福溝(Fougue)的《渦堤孩》和史托姆(Storm)的《茵夢湖》(三種譯本)為極端風行的作品。
霍普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獺皮》、《織工》、《寂寞的人們》和新近出版的小說《異端》著稱,而他的《池鐘》一劇名曾經一度被用為一種雜志的名稱。
其餘為:蘇德曼(Sudermann)的《憂愁夫人》以及較為晚出的衛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富蘭克(LeonhardFrank)的《靈肉的沖突》。
除了幾種譯本像霍桑(Hawthorne)、斯陀夫人(MrsStowe)、歐文(Irving)、馬克?吐溫(MarkTwain)和傑克?倫敦(JackLondon)寥寥幾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對于美國文學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較現代的作品。
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萊(Sinclaire),他的盛名乃随着蘇聯共産主義文學狂潮的勃興而共來。
他的作品之譯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種之多。
而在這一張名單上,似不可忽略果爾德(MichaelGold)的短篇小說和他的說部《無錢的猶太人》。
劉易士(Lewis)的作品之較著的譯本隻有《大街》一種,德萊塞(Dreiser)則為短篇小說集,其實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
奧尼爾(ONeill)的戲劇有二種(《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經譯出。
賽珍珠女士(PearlSBuck)的《大地》有二種中文譯本,其餘她的短篇小說及《兒子們》等亦有經譯出者。
蘇俄文學之狂潮在一九二七年之際,當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黨運動之時開始卷入中國。
有似文學上的雅各賓主義之在英國繼乎政治上之雅各賓主義的失敗而勃興,文學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繼乎國民革命之成功而泛濫中國。
雄偉的青年的熱情,嘗大有助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革命者,由于不适宜的措置青年運動而失卻其發抒之出路,乃産生一種内向的活動作用,強有力的潛流因于一般的不滿當前之環境而奔騰着。
文學運動的潮流于是轉向了。
“革命文學”(同義于普羅文學)的号筒,喚起了廣大的信徒。
一九一七年文藝複興運動的領袖,成為過時人物,向之所謂青年中國者,不啻被唾棄而加以改造。
多數知識界領袖都學得乖乖地守口如瓶,轉而清興勃發,頗起勁地收集起古董古錢來。
隻有胡适繼續他的呼号,可是他的議論隻能抓住一些情緒比較冷淡的讀者,一般的讀者需要更急進的刺激。
周作人、郁達夫和語絲派的作家,似覺太偏于個人主義,而不甚參加大衆。
魯迅再接再厲地奮鬥着,抵抗着這個狂潮一年有餘,然後自己也加入了普羅文學陣線。
在短短的兩年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差不多有一百多種蘇聯文學作品,長篇和短篇,狂熱而迅速地蜂擁上中國的出版界,緻促起當局之嚴重注意。
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Luuts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
這裡,吾們不用說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羅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這幾位作家在這個時期以前,已經是很熟悉于中國文壇了。
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經譯出,托爾斯泰的作品,譯出者計二十種,包括冗長的《戰争與和平》(隻譯出了一部)、《複活》及《安娜小史》。
杜斯妥也夫斯基為一般所愛讀的作家,他的作品譯出者計七種,包括《罪與罰》。
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經譯出者有二十一種之多。
高爾基橫跨兩大時代,不用說,是一代的寵兒。
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綏夫,愛羅先珂因為列甯的影響也很受人歡迎。
一百零幾種後乎革命的蘇聯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種同時有二種譯本出版,且有四種作品至有三種譯本者。
舉其享名較盛之作品,則為哥倫泰夫人的《偉大的戀愛》(二種譯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種譯本)、奧古郁夫的《共産黨校童日記》(三種譯本)、阿志巴綏夫的《沙甯》(三種譯本)、西拉菲莫維支的許多作品(包括《鐵流》)和披裡涅克的許多作品。
戲劇方面有西希可夫和依凡諾夫的作品。
批評方面有盧那察爾斯基的作品。
這樣大量的産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國一時難于吞咽,中國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譴責者。
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過時了,是毫無疑義的。
當局對于文藝事業現正矚視而思有所作為。
他們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後果如何,無人能預料之。
檢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見之實施。
所困難者,在眼前的環境中将拿什麼來滿足人民。
這裡有三個方法。
第一是謀些好差缺給那班作家,這個方法有時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
第二為禁止他們表示不滿意,這個方法當然是下策。
第三為真實地謀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滿足,這光光是檢查制度是不行的。
中國人民現在可分為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二派,而後者實居大多數。
除非是積極進行建設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慮一切,但憑标語口号,華而不實的多言,不會賦予中國以新的生命,不論是共産主義抑或是法西斯主義。
上一輩,他們想把中國倒推進古舊的禮教思想的軌道,包括婦女的遮掩生活,寡婦的守節制度的崇拜,結果決不能使青年中國同情。
同時,那些共産主義理想者,肋下挾了大部馬克思著作,蓄長了亂蓬蓬的頭發,口吸蘇俄卷煙,不斷地攻擊這個那個,也不會救得中國的困難。
文學這樣東西,依著者鄙見,還是文人學士茶餘酒後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