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師説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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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趙汸編
論學春秋之要
晦菴言：「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 或問於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
」朱子亦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
」又曰：「三傳唯左氏近之。
」蓋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
據澤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義理錯誤處，而後春秋可説。
此乃簡要切實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
然杜元凱深信此書，而亦未見有以踰人者，此則理學未精之故。
今生於河洛、考亭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然伊川、晦菴於此一經，乃未嘗有成説者，此則不曾用得丘明、元凱工夫之故。
蓋用得元凱工夫，隻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隻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
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卻隻須虛心靜定涵養，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
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不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過據左氏見在之文，未嘗有所移易變更，而義理自然的當精妙。
今學者舍鄙言不肯從事，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學春秋隻當以三傳爲主，而於三傳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旨意之所歸。
蓋於其中自有脈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意推求爾。
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
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
大抵先於夫子未脩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
若隻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
學者隻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然自三傳已有不同，難以歸一。
至于近代，各信所見，視三傳甚輕，故晦菴先生不信諸家傳注，而亦自謂春秋難説，決意不解此一經。
澤一得之愚，以爲衆説雜亂難信，誠如晦菴之言，然若遂以爲決不可通，則亦太過矣。
蓋短中取長，未嘗不可。
今若於左丘明、杜預上，更加向上工夫，則考事既詳，義理分明，亦焉有不可通之理？澤既積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聖人書法。
嘗謂物極則變，變則自然須復其常。
應諸經要妙不傳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知之，則無如之何。
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則澤適乘其機，而悉得其説矣。
蓋用工既深，篤信聖人，天理亦有時而復故也。
説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説春秋者，未之聞也。
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醜，公薨于臺下。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兩卿如齊，雖桓公伯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
原其事情，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爲立宣公之地。
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爲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爲也。
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此爲説春秋要法。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聖人異者常多。
公羊、穀梁大義雖有可觀，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
然三傳去古未遠，三家之注，義例雖不同，然猶勝於近代去聖久遠，遂乃肆意創爲新奇一切汛濫不根之説者。
故澤於此每用先儒取蘇子由春秋説之意，隻據左氏事實而參以公、穀大義，其衆説不齊者，每虛心以求至當之歸，其不可彊通者，則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則亦多在左傳中，而二傳亦時有所益，是以不敢輕毀傳注。
嘗有言曰：「讀書之法，務要虛心，勿先以一説橫於胸中，遇有疑處，亦且存留，不可遽執所見。
如公羊、穀梁最難看，蓋事訛錯而義理時有可觀，善者從之，而可疑者闕之。
久之，事既順序，而義理亦明，然後是非可定。
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鄭康成、杜元凱。
元凱於義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亦最精詳，但得崇信左氏事實，於經甚有功。
學春秋者，若不出於此，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 説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采公、穀大義，此最爲簡要。
杜元凱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爲有功。
澤之用工大略亦倣此，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辯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爲主，然後可求書法。
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隻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爲先。
考事不精而欲説春秋，則失之疏矣。
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
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
史法要精熟，書法要委曲，求合于中。
近代解經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備文卷，雖可照刷，其若情實何？ 古人説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緊切數條之外，則太史公「予聞之董生」一段，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
又如「左氏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及三叛人名之類，皆理明義正，春秋大意，亦自可知。
但欲推究精密，旁通曲暢，使筆削之指曉然，則前之衆説，俱未得爲完備。
故春秋一經，所以自秦漢以迄于今，未得的當之説者，正以此爾。
晦翁深知其故，每答門人以爲不知孰爲筆，孰爲削。
又公羊雲：「其辭則丘有罪。
」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
」今讀春秋，亦未見得聖人許多擔當處。
凡春秋所以難説者，晦翁此言，已得其矣。
此是灼見，諸儒之病，深知聖道不可淺窺。
澤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晝夜以思者，不過爲此而已。
大抵先儒非是不曉大意，止是推測本原未盡，此經傳注已多，然隻當以丘明、元凱爲主，卻更加精思，别用一種工夫，上泝其源，下沿其流，遊心既廣，冀有觸悟，如此而後庶幾真有所得。
及見春秋本意之渾全，譬猶登泰山，日觀窮鹹池、扶桑，以覩大明之升，光輝爛然，萬象昭著，而宇宙間雲霾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見果能爾，則大義始明，而凡舊説之迂僻固滯、淺陋怪誕之説，不辯而自破。
靜而思之，雖於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義亦已明白，真曠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説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
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
經、史之辯既決，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説異端，不待緻詰而無所遁其情矣。
晦翁謂春秋所以難説者，如孟子所雲「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今看春秋，便不見得何者是聖人所削，亦便不見得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説如此，澤謂如書弑逆，直史所書是如此，聖人所書亦是如此，聖人與直史之功何以辯？若果無辯，則直史所書亦可以懼亂臣賊子，何必聖人乎？如此推尋，方有意味。
所謂直史所書與聖人同者，如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二國之史已如此書，其餘諸國書法亦必皆然。
據此則聖人果何以與直史異？如是推究，見得春秋果是難説，則始能不惑於傳注，卻方别下一種工夫，庶幾看到的當處耳。
澤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爲功。
今以其嘗涉歷者告人，人猶疑其誕謾也。
凡説周易、春秋，既看傳注了，須要換卻精神心術方可。
若有所得，自然觸機而悟。
其機括，亦初不離經傳中，但人自不見爾。
正如周易先天圖，在康節看，自然生出許多道理，在他人看，隻是見得伏羲布置亭當而已。
故凡讀書爲最難，世人隻是通其訓詁文義，於妙處實無所契。
澤於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慮既極，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説春秋所以難者，緣書法難考，端緒亦不一，聖人又未易知。
今説春秋，若將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義，亦未必能知春秋。
若將一二十年書法通看，亦未是知春秋。
唯是止將一二事詳細推校，看到的當不可移易處，然後知春秋果非聖人不能作。
周易雖失象學，春秋雖失書法，然經傳中未嘗無端緒可尋，但人自不曾精探力索耳。
若尋見端緒，自然合得經旨，不患人之不從，故周易、春秋廢墜，尚有復之理。
若禮，則本殘闕之文，遇有疑難，更難考據。
魯隱公居攝，凡事謙讓，故號令亦往往不行，如翬帥師是也。
無駭入極，無駭卒、挾卒，皆無氏，此皆謙不敢自謂爲君，所以如此。
及無駭卒，則不可無氏，所以始賜之，故後來都無不賜氏之例。
唯溺會齊師，然卻是貶，所以去族，非不賜也。
凡推春秋當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注腳。
所謂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須曉卦象、爻象，使之透徹。
及識其變處，則易之辭自然易曉矣。
春秋是事，卻須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須推原聖人所以作春秋或筆、或削之指，則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
學二經者，若知其有繩墨規矩，則始可學。
此二經者，若能探其旨，知其繩墨，識其規矩，則雖不下注腳，而經旨亦明。
澤於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錙銖計較，務適於中，用心既久，始能純熟，所以後來説易，又較易。
蓋二書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妙則一。
春秋方嚴而有溫厚者，在周易通變而有典常者存。
圓融以求之，則理可得矣。
昔張旭學草書，見舞渾脫劒器及擔夫争道而大進，彼執技者猶有所感發，則澤因春秋而悟易，
」 或問於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
」朱子亦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
」又曰：「三傳唯左氏近之。
」蓋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
據澤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義理錯誤處，而後春秋可説。
此乃簡要切實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
然杜元凱深信此書，而亦未見有以踰人者，此則理學未精之故。
今生於河洛、考亭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然伊川、晦菴於此一經，乃未嘗有成説者，此則不曾用得丘明、元凱工夫之故。
蓋用得元凱工夫，隻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隻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
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卻隻須虛心靜定涵養，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
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不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過據左氏見在之文，未嘗有所移易變更，而義理自然的當精妙。
今學者舍鄙言不肯從事，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學春秋隻當以三傳爲主，而於三傳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旨意之所歸。
蓋於其中自有脈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意推求爾。
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
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
大抵先於夫子未脩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
若隻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
學者隻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然自三傳已有不同，難以歸一。
至于近代，各信所見，視三傳甚輕，故晦菴先生不信諸家傳注，而亦自謂春秋難説，決意不解此一經。
澤一得之愚，以爲衆説雜亂難信，誠如晦菴之言，然若遂以爲決不可通，則亦太過矣。
蓋短中取長，未嘗不可。
今若於左丘明、杜預上，更加向上工夫，則考事既詳，義理分明，亦焉有不可通之理？澤既積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聖人書法。
嘗謂物極則變，變則自然須復其常。
應諸經要妙不傳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知之，則無如之何。
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則澤適乘其機，而悉得其説矣。
蓋用工既深，篤信聖人，天理亦有時而復故也。
説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説春秋者，未之聞也。
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醜，公薨于臺下。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兩卿如齊，雖桓公伯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
原其事情，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爲立宣公之地。
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爲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爲也。
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此爲説春秋要法。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聖人異者常多。
公羊、穀梁大義雖有可觀，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
然三傳去古未遠，三家之注，義例雖不同，然猶勝於近代去聖久遠，遂乃肆意創爲新奇一切汛濫不根之説者。
故澤於此每用先儒取蘇子由春秋説之意，隻據左氏事實而參以公、穀大義，其衆説不齊者，每虛心以求至當之歸，其不可彊通者，則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則亦多在左傳中，而二傳亦時有所益，是以不敢輕毀傳注。
嘗有言曰：「讀書之法，務要虛心，勿先以一説橫於胸中，遇有疑處，亦且存留，不可遽執所見。
如公羊、穀梁最難看，蓋事訛錯而義理時有可觀，善者從之，而可疑者闕之。
久之，事既順序，而義理亦明，然後是非可定。
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鄭康成、杜元凱。
元凱於義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亦最精詳，但得崇信左氏事實，於經甚有功。
學春秋者，若不出於此，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 説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采公、穀大義，此最爲簡要。
杜元凱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爲有功。
澤之用工大略亦倣此，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辯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爲主，然後可求書法。
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隻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爲先。
考事不精而欲説春秋，則失之疏矣。
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
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
史法要精熟，書法要委曲，求合于中。
近代解經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備文卷，雖可照刷，其若情實何？ 古人説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緊切數條之外，則太史公「予聞之董生」一段，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
又如「左氏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及三叛人名之類，皆理明義正，春秋大意，亦自可知。
但欲推究精密，旁通曲暢，使筆削之指曉然，則前之衆説，俱未得爲完備。
故春秋一經，所以自秦漢以迄于今，未得的當之説者，正以此爾。
晦翁深知其故，每答門人以爲不知孰爲筆，孰爲削。
又公羊雲：「其辭則丘有罪。
」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
」今讀春秋，亦未見得聖人許多擔當處。
凡春秋所以難説者，晦翁此言，已得其矣。
此是灼見，諸儒之病，深知聖道不可淺窺。
澤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晝夜以思者，不過爲此而已。
大抵先儒非是不曉大意，止是推測本原未盡，此經傳注已多，然隻當以丘明、元凱爲主，卻更加精思，别用一種工夫，上泝其源，下沿其流，遊心既廣，冀有觸悟，如此而後庶幾真有所得。
及見春秋本意之渾全，譬猶登泰山，日觀窮鹹池、扶桑，以覩大明之升，光輝爛然，萬象昭著，而宇宙間雲霾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見果能爾，則大義始明，而凡舊説之迂僻固滯、淺陋怪誕之説，不辯而自破。
靜而思之，雖於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義亦已明白，真曠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説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
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
經、史之辯既決，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説異端，不待緻詰而無所遁其情矣。
晦翁謂春秋所以難説者，如孟子所雲「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今看春秋，便不見得何者是聖人所削，亦便不見得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説如此，澤謂如書弑逆，直史所書是如此，聖人所書亦是如此，聖人與直史之功何以辯？若果無辯，則直史所書亦可以懼亂臣賊子，何必聖人乎？如此推尋，方有意味。
所謂直史所書與聖人同者，如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二國之史已如此書，其餘諸國書法亦必皆然。
據此則聖人果何以與直史異？如是推究，見得春秋果是難説，則始能不惑於傳注，卻方别下一種工夫，庶幾看到的當處耳。
澤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爲功。
今以其嘗涉歷者告人，人猶疑其誕謾也。
凡説周易、春秋，既看傳注了，須要換卻精神心術方可。
若有所得，自然觸機而悟。
其機括，亦初不離經傳中，但人自不見爾。
正如周易先天圖，在康節看，自然生出許多道理，在他人看，隻是見得伏羲布置亭當而已。
故凡讀書爲最難，世人隻是通其訓詁文義，於妙處實無所契。
澤於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慮既極，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説春秋所以難者，緣書法難考，端緒亦不一，聖人又未易知。
今説春秋，若將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義，亦未必能知春秋。
若將一二十年書法通看，亦未是知春秋。
唯是止將一二事詳細推校，看到的當不可移易處，然後知春秋果非聖人不能作。
周易雖失象學，春秋雖失書法，然經傳中未嘗無端緒可尋，但人自不曾精探力索耳。
若尋見端緒，自然合得經旨，不患人之不從，故周易、春秋廢墜，尚有復之理。
若禮，則本殘闕之文，遇有疑難，更難考據。
魯隱公居攝，凡事謙讓，故號令亦往往不行，如翬帥師是也。
無駭入極，無駭卒、挾卒，皆無氏，此皆謙不敢自謂爲君，所以如此。
及無駭卒，則不可無氏，所以始賜之，故後來都無不賜氏之例。
唯溺會齊師，然卻是貶，所以去族，非不賜也。
凡推春秋當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注腳。
所謂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須曉卦象、爻象，使之透徹。
及識其變處，則易之辭自然易曉矣。
春秋是事，卻須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須推原聖人所以作春秋或筆、或削之指，則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
學二經者，若知其有繩墨規矩，則始可學。
此二經者，若能探其旨，知其繩墨，識其規矩，則雖不下注腳，而經旨亦明。
澤於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錙銖計較，務適於中，用心既久，始能純熟，所以後來説易，又較易。
蓋二書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妙則一。
春秋方嚴而有溫厚者，在周易通變而有典常者存。
圓融以求之，則理可得矣。
昔張旭學草書，見舞渾脫劒器及擔夫争道而大進，彼執技者猶有所感發，則澤因春秋而悟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