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師説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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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然周易於教義，雖未甚明，亦未甚失，蓋周易所失者象學，象學不傳，則無以窺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
若春秋，則自孔子沒，大義即乖。
左氏雖見國史，然其舛謬亦自不少，況公、穀乎？故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隻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
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莫此爲甚。
其間先儒之説，害義傷教者，不可枚舉，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識聖人維持世教之實，而其謬説足爲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説，以爲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爲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説者，以趙岐爲非，則是並晦菴皆非之矣。
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爲害不細。
前世士大夫學問，卻未見有如此者。
又見一説，以爲正月者，是魯之正月。
魯，諸侯也。
諸侯正朔禀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爲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爲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説妄誕不可解矣。
審如此，何不去卻「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説，添一「王」字是爲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别無異辭。
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説。
胡文定公雲：「以夏時冠周月。
」蔡九峯雲：「商、周不改月。
」蔡西山説亦同。
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雲：「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
」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説起矣。
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隻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
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隻證得個“行夏之時”四個字。
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隻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如孟子説“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
」晦菴之説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
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説，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説，亦引商、秦爲證，是不改月之説，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
按胡氏雲：「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
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
」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
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爲證，是周亦未嘗改月。
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
又雲：「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
」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
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注釋縱謬，卻不至此。
莊七年，「秋，大水。
無麥苗」。
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
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傳雲「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
」孟子雲：「宋人閔其苗之不長。
」又曰：「惡莠，恐其亂苗。
」漢書「立苗欲疏」，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
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
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爲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
今此是鬥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爲水所漂。
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並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
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
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爲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
澤謂：若以爲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
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
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
若以爲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決不書，二不通也。
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況書秋大水，若以爲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雲無麥苗乎？[1]三不通也。
據三傳，商、周皆改月。
據豳風，則三正之説，實不可破。
若據周禮，則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
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
若按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説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學者妄引商書之牽合。
今學者若辨得，看史記則周家改時月自明，但一向雷同是非，如侏儒觀戲，更不暇考耳。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
以澤觀之，史記年月甚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緻誤，但看年表等書，便見史遷詳密處，若曉得其法，然後可決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
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
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
孰隱？隱子也。
」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公羊此義當矣。
穀梁則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其説雖正，然不及公羊。
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
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
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
則胡文定「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
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説太矯激，非正矣。
夫莊公爲太子，蓋已誓於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
及君薨，則太子嗣位
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然周易於教義，雖未甚明，亦未甚失，蓋周易所失者象學，象學不傳，則無以窺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
若春秋，則自孔子沒，大義即乖。
左氏雖見國史，然其舛謬亦自不少，況公、穀乎？故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隻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
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莫此爲甚。
其間先儒之説，害義傷教者，不可枚舉，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識聖人維持世教之實，而其謬説足爲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説，以爲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爲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説者，以趙岐爲非，則是並晦菴皆非之矣。
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爲害不細。
前世士大夫學問，卻未見有如此者。
又見一説，以爲正月者，是魯之正月。
魯，諸侯也。
諸侯正朔禀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爲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爲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説妄誕不可解矣。
審如此，何不去卻「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説，添一「王」字是爲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别無異辭。
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説。
胡文定公雲：「以夏時冠周月。
」蔡九峯雲：「商、周不改月。
」蔡西山説亦同。
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雲：「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
」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説起矣。
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隻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
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隻證得個“行夏之時”四個字。
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隻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如孟子説“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
」晦菴之説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
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説，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説，亦引商、秦爲證，是不改月之説，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
按胡氏雲：「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
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
」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
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爲證，是周亦未嘗改月。
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
又雲：「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
」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
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注釋縱謬，卻不至此。
莊七年，「秋，大水。
無麥苗」。
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
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傳雲「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
」孟子雲：「宋人閔其苗之不長。
」又曰：「惡莠，恐其亂苗。
」漢書「立苗欲疏」，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
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
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爲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
今此是鬥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爲水所漂。
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並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
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
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爲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
澤謂：若以爲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
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
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
若以爲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決不書，二不通也。
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況書秋大水，若以爲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雲無麥苗乎？[1]三不通也。
據三傳，商、周皆改月。
據豳風，則三正之説，實不可破。
若據周禮，則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
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
若按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説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學者妄引商書之牽合。
今學者若辨得，看史記則周家改時月自明，但一向雷同是非，如侏儒觀戲，更不暇考耳。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
以澤觀之，史記年月甚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緻誤，但看年表等書，便見史遷詳密處，若曉得其法，然後可決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
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
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
孰隱？隱子也。
」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公羊此義當矣。
穀梁則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其説雖正，然不及公羊。
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
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
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
則胡文定「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
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説太矯激，非正矣。
夫莊公爲太子，蓋已誓於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
及君薨，則太子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