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師説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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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趙汸編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説春秋者，往往流爲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
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鞅不請晉君，而誅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
”」澤謂若依史遷之説以説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可通之期，且形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
諸儒説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爲盧同發，而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爲時所尚，故歐陽公説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
蓋啖公佐始疑左傳爲作俑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説，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厭棄之。
觀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
夫不取左氏，而並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説。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
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
澤之所得，實在於此。
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
或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爲虛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説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
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
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並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斂華就實之説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
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羊以爲，宋與魯戰。
穀梁以爲，紀與齊戰。
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
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謂「内兵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其説尤誤。
蓋此是鄭求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耳。
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爲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
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内三與宋公會盟。
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
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内兵以紀爲主」乎？故傳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宋爲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之事，深可據焉。
故謂紀與齊讎，而爲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雲：「春秋者，聖人之刑書。
」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
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
」又曰：「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
」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説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此最説得好。
凡説春秋，不可惑虛辭，當務求切實，若胸中無主，更惑虛辭，則終無所得矣。
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稱，蓋解經文時或錯謬。
杜氏且如此，況其他乎？董仲舒説春秋，大義誠可觀，然在澤亦止作虛辭看，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
所説雖善，豈不近於虛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
如杜氏釋正月不書王，雲：「失不班曆。
」此是實無所見。
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
今雲不班曆，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
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
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
今有人能誦此説，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
故凡一切紛紜錯雜之説，誠亂人意。
若胸中無主，既爲三傳所惑，又益以二注及啖、趙、孫泰山、胡文定諸公參差不齊之論，則經旨何時而可明歟？如孫泰山雲：「春秋有貶而無褒。
」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
又或以爲，春秋皆是有過則書，亦豈有此理？惟孟子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此最爲平正，不失之偏。
澤所以多取左氏、杜預者，以其稍平，不甚矯激，可因以推求經旨，但世人多惑於韓退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徒學其文辭，而於經實無所推明耳。
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惑。
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説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説，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傳矣。
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爲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
先儒説春秋，大義雖可觀，及夷考其事，則所説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緻乖異。
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比之諸家，尚有繩凖。
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大義亦晦。
諸儒説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
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
夫其屈經也，不言可知其失矣；而屈傳者，亦未必真合於經。
如曰「經文脫漏」經誤之類，是屈經也，然不知有未嘗脫漏、未嘗誤者存。
如君氏爲尹氏，仲子非桓母之類，是屈傳也，而不知傳之事實，有不可誣者
”」澤謂若依史遷之説以説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可通之期，且形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
諸儒説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爲盧同發，而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爲時所尚，故歐陽公説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
蓋啖公佐始疑左傳爲作俑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説，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厭棄之。
觀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
夫不取左氏，而並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説。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
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
澤之所得，實在於此。
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
或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爲虛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説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
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
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並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斂華就實之説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
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羊以爲，宋與魯戰。
穀梁以爲，紀與齊戰。
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
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謂「内兵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其説尤誤。
蓋此是鄭求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耳。
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爲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
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内三與宋公會盟。
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
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内兵以紀爲主」乎？故傳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宋爲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之事，深可據焉。
故謂紀與齊讎，而爲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雲：「春秋者，聖人之刑書。
」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
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
」又曰：「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
」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説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此最説得好。
凡説春秋，不可惑虛辭，當務求切實，若胸中無主，更惑虛辭，則終無所得矣。
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稱，蓋解經文時或錯謬。
杜氏且如此，況其他乎？董仲舒説春秋，大義誠可觀，然在澤亦止作虛辭看，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
所説雖善，豈不近於虛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
如杜氏釋正月不書王，雲：「失不班曆。
」此是實無所見。
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
今雲不班曆，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
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
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
今有人能誦此説，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
故凡一切紛紜錯雜之説，誠亂人意。
若胸中無主，既爲三傳所惑，又益以二注及啖、趙、孫泰山、胡文定諸公參差不齊之論，則經旨何時而可明歟？如孫泰山雲：「春秋有貶而無褒。
」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
又或以爲，春秋皆是有過則書，亦豈有此理？惟孟子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此最爲平正，不失之偏。
澤所以多取左氏、杜預者，以其稍平，不甚矯激，可因以推求經旨，但世人多惑於韓退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徒學其文辭，而於經實無所推明耳。
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惑。
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説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説，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傳矣。
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爲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
先儒説春秋，大義雖可觀，及夷考其事，則所説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緻乖異。
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比之諸家，尚有繩凖。
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大義亦晦。
諸儒説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
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
夫其屈經也，不言可知其失矣；而屈傳者，亦未必真合於經。
如曰「經文脫漏」經誤之類，是屈經也，然不知有未嘗脫漏、未嘗誤者存。
如君氏爲尹氏，仲子非桓母之類，是屈傳也，而不知傳之事實，有不可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