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師説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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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
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
今經皆不書諸侯救晉，而獨魯遣豹，次于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爲罪？且夫救晉者獲貶，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褒乎？其非經旨決矣。
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
[2]推變例以正褒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爲法，[3]傳之萬世而無弊也。
蓋事之異同，雖有其例，而必以義爲斷，方與聖經不背。
[4]今人卻去了「義」字，隻説元凱以例説經，亦可歎也。
杜元凱説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卻少。
如説「春秋」二字，雲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
如説「東宮」二字，杜氏卻雲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澤卻取之者，以其説簡質正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
杜元凱信左氏，澤亦隻是信左氏，但立意卻微有不同，亦隻是毫釐之差，中間卻有大相遠處。
年四十時，周正之説已分明。
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
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蓋未之思也。
凡此皆拘滯，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此是予忽也。
予忽，正也。
世子則明當爲君；明當爲君，則突之彊暴簒奪可見矣。
杜氏以爲貶忽，非也。
魯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爲是齊桓公兄弟同出于齊僖。
據傳則僖公即位之初，距齊僖之後四十年矣，元凱何不思之甚歟？若以爲是齊襄公女，則於適母哀姜爲妹，父子同娶於齊襄，亦恐無此理。
若以爲是齊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況齊女素貴，魯若無慶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緻夫人。
説者遂謂立妾爲妻，其誣罔甚矣。
夫姜者，齊姓。
僖公既未嘗娶于齊，何故有姜姓娣姪，立以爲妻乎？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
」則昭以前，皆須請命于周，無立妾之事。
又傳稱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
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如此則謂僖立妾緻廟以當廟見者，豈非誣罔之甚哉？曰：「然則此夫人姜氏兩書于經者，誰女也」？曰：「去古既遠，雖無明文可憑，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糾之女耳。
」子糾死，而其妻孥在魯。
僖公爲庶公子，年長，故得聘其女焉。
事既在前，經傳無由得見，然則姜氏自與齊桓爲讎，但僖公卻又與齊桓共修伯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5]又會齊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焉可無勞？爲其舊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
[6]此固無明文，但以胡文定推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
[7]蓋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
若不得其事之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如杜氏之詳密，亦不免於誤也。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然獨莊公經傳皆見，成公則經傳皆無明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爲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氏之説亦未可據也。
又陸氏作音義，十二公惟成公不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
然又有説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情知之。
説春秋，如杜預、範甯儘精詳，蓋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憑依，特識見尚有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裡。
近世説春秋，謂孔子用夏正。
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
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
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雲：「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
」惟「西狩獲麟」，解雲：「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
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詳其説，亦隻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醜之月，於夏時爲冬，故書狩。
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
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據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
又按何氏雲：「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
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
」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
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絶。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觀何氏此説，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
然何氏亦隻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説春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齊人取子糾，殺之。
」穀梁以爲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
範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爲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
」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8]故卑之曰人。
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晩，恩義相違，莫此之甚。
」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
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
至於伐齊納糾，譏當納而不納耳。
此自正義，不相反也。
」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
縱納之遲晩，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内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
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
内之大惡，不待貶絶，居然顯矣。
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
惡内之言，傳或失之。
」澤謂鄭君之説，雖或未備，然大抵卻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説春秋者不同。
範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説，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
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卻如何説？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
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
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爲國人所弑，則魯又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緻其意矣。
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内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兇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
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
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 [1]「内夏外夷」，四庫本作「詳内略外」。
[2]「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3]「推變例以正褒貶……可以爲法」，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4]「傳之萬世而無弊也……方與聖經不背」，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5]「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6]「焉可無勞？……久而後見」，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作「焉可無勞？爲其夙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
[7]「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8]「郜」，四庫本作「禚」。
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
今經皆不書諸侯救晉，而獨魯遣豹，次于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爲罪？且夫救晉者獲貶，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褒乎？其非經旨決矣。
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
[2]推變例以正褒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爲法，[3]傳之萬世而無弊也。
蓋事之異同，雖有其例，而必以義爲斷，方與聖經不背。
[4]今人卻去了「義」字，隻説元凱以例説經，亦可歎也。
杜元凱説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卻少。
如説「春秋」二字，雲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
如説「東宮」二字，杜氏卻雲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澤卻取之者，以其説簡質正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
杜元凱信左氏，澤亦隻是信左氏，但立意卻微有不同，亦隻是毫釐之差，中間卻有大相遠處。
年四十時，周正之説已分明。
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
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蓋未之思也。
凡此皆拘滯，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此是予忽也。
予忽，正也。
世子則明當爲君；明當爲君，則突之彊暴簒奪可見矣。
杜氏以爲貶忽，非也。
魯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爲是齊桓公兄弟同出于齊僖。
據傳則僖公即位之初，距齊僖之後四十年矣，元凱何不思之甚歟？若以爲是齊襄公女，則於適母哀姜爲妹，父子同娶於齊襄，亦恐無此理。
若以爲是齊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況齊女素貴，魯若無慶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緻夫人。
説者遂謂立妾爲妻，其誣罔甚矣。
夫姜者，齊姓。
僖公既未嘗娶于齊，何故有姜姓娣姪，立以爲妻乎？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
」則昭以前，皆須請命于周，無立妾之事。
又傳稱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
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如此則謂僖立妾緻廟以當廟見者，豈非誣罔之甚哉？曰：「然則此夫人姜氏兩書于經者，誰女也」？曰：「去古既遠，雖無明文可憑，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糾之女耳。
」子糾死，而其妻孥在魯。
僖公爲庶公子，年長，故得聘其女焉。
事既在前，經傳無由得見，然則姜氏自與齊桓爲讎，但僖公卻又與齊桓共修伯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5]又會齊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焉可無勞？爲其舊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
[6]此固無明文，但以胡文定推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
[7]蓋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
若不得其事之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如杜氏之詳密，亦不免於誤也。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然獨莊公經傳皆見，成公則經傳皆無明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爲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氏之説亦未可據也。
又陸氏作音義，十二公惟成公不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
然又有説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情知之。
説春秋，如杜預、範甯儘精詳，蓋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憑依，特識見尚有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裡。
近世説春秋，謂孔子用夏正。
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
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
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雲：「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
」惟「西狩獲麟」，解雲：「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
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詳其説，亦隻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醜之月，於夏時爲冬，故書狩。
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
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據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
又按何氏雲：「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
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
」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
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絶。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觀何氏此説，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
然何氏亦隻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説春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齊人取子糾，殺之。
」穀梁以爲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
範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爲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
」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
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8]故卑之曰人。
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晩，恩義相違，莫此之甚。
」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
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
至於伐齊納糾，譏當納而不納耳。
此自正義，不相反也。
」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
縱納之遲晩，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内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
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
内之大惡，不待貶絶，居然顯矣。
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
惡内之言，傳或失之。
」澤謂鄭君之説，雖或未備，然大抵卻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説春秋者不同。
範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説，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
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卻如何説？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
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
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爲國人所弑，則魯又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緻其意矣。
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内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兇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
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
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 [1]「内夏外夷」，四庫本作「詳内略外」。
[2]「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3]「推變例以正褒貶……可以爲法」，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4]「傳之萬世而無弊也……方與聖經不背」，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5]「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6]「焉可無勞？……久而後見」，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作「焉可無勞？爲其夙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
[7]「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8]「郜」，四庫本作「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