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師説卷上
關燈
小
中
大
「齊姜與穆姜，則不知其爲宣夫人歟？成夫人歟？」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爲楚人，此執一偏之説，而未嘗虛心以求故也。
凡作史，必須識大綱領，周雖微弱，終爲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
然晉、楚之事詳於周者，蓋周室微弱，號令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
他國如齊、如鄭、如宋、如衛，事亦最詳，齊是魯鄰，鄭亦同姓，事關齊、晉、楚諸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衛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深，故事亦最詳也。
如秦、如吳，事頗略，後來吳事稍詳者，漸以彊大，侵陵中國，而魯常與之會盟故也。
當來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傳何由可成？今卻以爲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嘗深求其故，祗見其可笑耳。
今止以晉、楚之事言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及趙武、屈建、公子圍爲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辭意之間多與晉而抑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爲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
凡疑左氏，他説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辯也。
説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真實？苟能略浮誇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
學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澤於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援經繫傳，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特不知左氏，亦並不知經。
[5] 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爲攝，而不明斷其是非。
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
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
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
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爲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請命于王。
王之此舉，雖亦失禮，然乃是爲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
又據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如此，則惠公已立桓公爲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爲夫人。
然惠公前已娶孟子，蓋已數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兩適，又難同姪娣，又非是待年於父母家。
當時宋人蓋要魯以爲夫人。
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
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
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貴，與隱母不同。
此雖失禮，然卻是事之情實。
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
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
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
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俟桓長。
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
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
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
桓公内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爲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導隱公爲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
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
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逹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
儒者生於後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逹事情故也。
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爲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説矣。
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導人爲不義。
此説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
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爲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
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説春秋者往往從其説，而深闢左氏之妄。
澤以爲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
凡史書之法，告則書。
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逹，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
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説，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卻爲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爲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
曰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
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别同姓。
若魯昭公、吳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爲重。
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隻應曰某官某卒。
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稱名，則決無之。
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稱氏以譏世卿，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使二百四十二年之例忽改自王臣，不然則寓貶之意究屬朦朧，使後人惑於男女不辨，夫子斷不出此也。
[6]公羊、穀梁不見國史，故所載之事與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辭耳。
公、穀之訛，本非容心，蓋不見事實而得之傳聞，亦無足深咎。
但後之學者，[7]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諸家説者，乃更采二傳之事以釋經，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
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
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爲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實非隱公之妻。
所以知其非隱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
蓋皆承父之志，爲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卻以夫人禮喪其妻，又況惠公即無爲子娶宋女之事。
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是國君故也。
隱特庶子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説春秋者，當據左氏事實，不當更惑他説。
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此蓋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雲爾。
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
所以知夫人子氏薨當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
仲子素貴，當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年長而授焉，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卒，理應書之史策，無沒而不書之理。
若據公羊以爲是隱母，穀梁以爲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傲然自以爲君而黜桓，不得爲讓國矣。
若據左氏，則惠公末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爲楚人，此執一偏之説，而未嘗虛心以求故也。
凡作史，必須識大綱領，周雖微弱，終爲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
然晉、楚之事詳於周者，蓋周室微弱，號令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
他國如齊、如鄭、如宋、如衛，事亦最詳，齊是魯鄰，鄭亦同姓，事關齊、晉、楚諸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衛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深，故事亦最詳也。
如秦、如吳，事頗略，後來吳事稍詳者，漸以彊大，侵陵中國，而魯常與之會盟故也。
當來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傳何由可成？今卻以爲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嘗深求其故，祗見其可笑耳。
今止以晉、楚之事言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及趙武、屈建、公子圍爲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辭意之間多與晉而抑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爲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
凡疑左氏，他説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辯也。
説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真實？苟能略浮誇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
學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澤於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援經繫傳，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特不知左氏，亦並不知經。
[5] 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爲攝，而不明斷其是非。
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
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
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
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爲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請命于王。
王之此舉，雖亦失禮，然乃是爲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
又據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如此，則惠公已立桓公爲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爲夫人。
然惠公前已娶孟子，蓋已數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兩適，又難同姪娣，又非是待年於父母家。
當時宋人蓋要魯以爲夫人。
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
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
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貴，與隱母不同。
此雖失禮，然卻是事之情實。
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
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
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
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俟桓長。
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
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
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
桓公内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爲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導隱公爲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
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
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逹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
儒者生於後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逹事情故也。
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爲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説矣。
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導人爲不義。
此説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
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爲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
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説春秋者往往從其説，而深闢左氏之妄。
澤以爲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
凡史書之法，告則書。
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逹，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
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説，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卻爲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爲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
曰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
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别同姓。
若魯昭公、吳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爲重。
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隻應曰某官某卒。
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稱名，則決無之。
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稱氏以譏世卿，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使二百四十二年之例忽改自王臣，不然則寓貶之意究屬朦朧，使後人惑於男女不辨，夫子斷不出此也。
[6]公羊、穀梁不見國史，故所載之事與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辭耳。
公、穀之訛，本非容心，蓋不見事實而得之傳聞，亦無足深咎。
但後之學者，[7]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諸家説者，乃更采二傳之事以釋經，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
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
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爲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實非隱公之妻。
所以知其非隱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
蓋皆承父之志，爲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卻以夫人禮喪其妻，又況惠公即無爲子娶宋女之事。
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是國君故也。
隱特庶子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説春秋者，當據左氏事實，不當更惑他説。
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此蓋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雲爾。
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
所以知夫人子氏薨當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
仲子素貴，當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年長而授焉，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卒，理應書之史策，無沒而不書之理。
若據公羊以爲是隱母，穀梁以爲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傲然自以爲君而黜桓，不得爲讓國矣。
若據左氏，則惠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