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師説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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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説。
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爲史官者，亦隻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
記事者隻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
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
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
後世作史者隻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
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
夫子春秋，隻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
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
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1]百出，弑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
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
若非聖人删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
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爲元惡，盾若不知情，當隻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爲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兇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情同。
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況庇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
以位言之，則盾爲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爲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末減者。
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爲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弑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
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
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爲魯亂之本。
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
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
祭伯來，則不稱使。
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
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
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卻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説。
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説，不透此關，則縱饒説得好，亦多是彊説而已。
説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
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 史者，事也。
經者，理也。
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
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 [1]「證」，四庫本作「誕」。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
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
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
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
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説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而實亡也，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邪？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
澤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閲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
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已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大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
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
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
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切[1]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
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
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
然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
故切[2]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説，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常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閲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爲戰國時文字者，非也。
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
戰國文字粗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
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艶，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
其列於學宮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後漢書成於範曄[3]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
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粗豪意思。
若以爲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隻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臘」字，考字書，别無他義，隻是臘祭耳，從巤者，蓋取狩獵爲義。
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爲有天下之稱也。
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韋昭謂古「車」字音尺奢反[4]，居音。
其誤皆類此。
戴宏序春秋傳授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
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
」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
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以是知君之累之也。
」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
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
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
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
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元年，己醜，葬我小君齊姜。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説。
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爲史官者，亦隻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
記事者隻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
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
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
後世作史者隻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
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
夫子春秋，隻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
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
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1]百出，弑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
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
若非聖人删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
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爲元惡，盾若不知情，當隻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爲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兇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情同。
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況庇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
以位言之，則盾爲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爲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末減者。
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爲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弑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
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
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爲魯亂之本。
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
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
祭伯來，則不稱使。
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
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
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卻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説。
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説，不透此關，則縱饒説得好，亦多是彊説而已。
説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
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 史者，事也。
經者，理也。
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
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 [1]「證」，四庫本作「誕」。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
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
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
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
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説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而實亡也，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邪？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
澤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閲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
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已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大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
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
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
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切[1]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
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
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
然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
故切[2]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説，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常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閲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爲戰國時文字者，非也。
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
戰國文字粗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
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艶，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
其列於學宮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後漢書成於範曄[3]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
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粗豪意思。
若以爲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隻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臘」字，考字書，别無他義，隻是臘祭耳，從巤者，蓋取狩獵爲義。
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爲有天下之稱也。
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韋昭謂古「車」字音尺奢反[4]，居音。
其誤皆類此。
戴宏序春秋傳授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
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
」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
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以是知君之累之也。
」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
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
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
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
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元年，己醜，葬我小君齊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