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師説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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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趙汸編
論春秋述作本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事爲春秋，言爲尚書。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
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
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
弟子退而異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
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澤謂此篇叙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説，大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此説尤當。
杜氏雲：「凡策書，皆有君命。
」謂如諸國之事，應書于策，須先禀命於君然後書。
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
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
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
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大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
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禀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
自此，伯者疊興，其勢盛彊。
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爲義不盡，寡弱王室。
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苟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
是故齊之伯也，釋晉裡克及魯慶父。
弑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
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溫，而使諸侯朝之。
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爲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弑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
逮其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智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
田氏得志於齊，而篡滅之惡已著。
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
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寬縱不討弑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
嗚呼！齊、晉之事，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
天下之大，有臣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頽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
聖人憂焉，遠則激於陳恒，近則傷於麟獲。
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
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
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
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
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讀者莫不敬懼心服。
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叙彜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
至孔子時，微弱已甚。
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
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以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爾。
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東周之心，而於文王、周公，蓋夢想若將見之，其心於周室至矣。
學者當虛心以求聖人，則庶幾有以得聖人之心，而後春秋之正説可得而伸也。
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
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
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
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
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
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是看春秋之要。
孔門高弟，惟顔、曾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遊、夏雖高弟，卻恐未及。
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爲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説。
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
近時説者，則以爲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録，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是以恩録，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例。
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
若説聖人止備録，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爲，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爲宰相。
」此説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奸名犯分之罪。
其夏適有陳恒弑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姦兇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緻仕，不敢憚煩，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
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後討賊之義例始定。
然事雖不行，而爲惡者已知所懼，惴惴焉亦惟恐人之議己，是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下之亂矣。
此沐浴告君，所以爲二百四十二年討賊之義例也。
陳恒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衆加齊半之説，蓋聖人德義雖孚於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彊弱之勢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脩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沒也。
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視人，想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
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説。
若左氏所説，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事爲春秋，言爲尚書。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
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
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
弟子退而異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
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澤謂此篇叙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説，大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此説尤當。
杜氏雲：「凡策書，皆有君命。
」謂如諸國之事，應書于策，須先禀命於君然後書。
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
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
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
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大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
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禀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
自此，伯者疊興，其勢盛彊。
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爲義不盡，寡弱王室。
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苟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
是故齊之伯也，釋晉裡克及魯慶父。
弑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
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溫，而使諸侯朝之。
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爲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弑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
逮其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智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
田氏得志於齊，而篡滅之惡已著。
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
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寬縱不討弑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
嗚呼！齊、晉之事，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
天下之大，有臣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頽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
聖人憂焉，遠則激於陳恒，近則傷於麟獲。
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
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
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
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
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讀者莫不敬懼心服。
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叙彜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
至孔子時，微弱已甚。
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
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以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爾。
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東周之心，而於文王、周公，蓋夢想若將見之，其心於周室至矣。
學者當虛心以求聖人，則庶幾有以得聖人之心，而後春秋之正説可得而伸也。
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
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
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
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
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
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此是看春秋之要。
孔門高弟，惟顔、曾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遊、夏雖高弟，卻恐未及。
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爲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説。
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
近時説者，則以爲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録，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是以恩録，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例。
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
若説聖人止備録，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爲，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爲宰相。
」此説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奸名犯分之罪。
其夏適有陳恒弑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姦兇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緻仕，不敢憚煩，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
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後討賊之義例始定。
然事雖不行，而爲惡者已知所懼，惴惴焉亦惟恐人之議己，是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下之亂矣。
此沐浴告君，所以爲二百四十二年討賊之義例也。
陳恒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衆加齊半之説，蓋聖人德義雖孚於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彊弱之勢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脩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沒也。
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視人，想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
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説。
若左氏所説，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