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皆備于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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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格隻能當“正”字解，而“物”是心的附屬品，不是獨立外在的東西，因此格物隻是在身心上做，身、心、意、知、物便成了以心為基礎的統一體，“緻知在格物”便成了“緻知在誠意”。
在此基礎上，陽明先生又認為孟子的“良知”是心之本體，是先天固有的，良知與物無時，人們如果能夠使它完全顯現出來，便完成了對宇宙的認識，達到了道德修養的至高境界。
因此，王陽明在“格物”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倡揚發用人心固有的良知，這就是“緻良知”。
良知在内，不來源于外，這也是無可非議的。
“良知”發自于心，計算亦在心中進行，所謂的計算亦可稱之為“心算”。
聖人的心算即以良知為根本，以天理為準則。
【原文】 來書雲：“師雲：‘《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隻是天理，更無别思别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隻是要複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
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
’學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 “思曰睿，睿作聖。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
良智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
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纭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别得。
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所以認賊作子，正為緻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譯文】 來信寫道：“先生，您認為《易傳·系辭》中講的何思何慮，它是指所思慮的僅是天理，此外别無他慮，并不是說無思無慮。
心的本體即天理，還有什麼可思慮的？學者的功夫雖千思萬慮，也隻是要恢複他的本體，并不是靠私意去安排思考一個什麼出來。
若去安排思考，也就是自私弄智了。
’學者的弊病，多數不是死守空寂，就是去安排思考。
我在辛已到壬午期間（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即1521—1522年）犯有前一種毛病，最近又犯有後一種毛病。
但是，思考也是良知的作用，它與憑私意去安排的情況有什麼區分呢？我憂慮自己認賊作子，因受迷惑而不知道其間的區别。
”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可見，思怎麼會沒有呢？死守空寂與安排思考，正是自私弄智，它們同樣都丢棄了良知。
良知是天理的昭明靈覺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的作用。
如果思是從良知上産生的，那麼，所思的也不過是天理。
從良知上産生的思，自然簡易明白。
良知自然也就能夠知道。
如果憑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紛纭繁擾，良知自然能夠分辨。
因而思的是非正邪，良知沒有不知道的。
之所以會認賊作子，正是由于還不理解緻良知的學問，不懂得從良知上去體認、觀察。
〔評析〕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是《孟子·告子上》中的話，意思是說，心的職能是思維，思維就能獲得。
荀子也說：心，是形體的統帥，是精神的主宰；它是發布命令的機關；它是自我限制，自我指使；自我裁奪，自我求取；自我主動，自我休止。
它認為是的就接納，它認為非的就拒絕。
它對于事物的選擇是不受限制的，對于事物的認識是無限博雜的。
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心能思維，能思維就能明辨，就能“緻良知”，就能精于“聖算”。
【原文】 來書又雲：“師雲：‘為學終身隻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隻是這一件。
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
’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
甯不了事，且加體養，緻知也。
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
則持志以帥氣可矣。
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于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于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
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
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隻是“集義”一事。
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
能緻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隻是緻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緻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
在此基礎上，陽明先生又認為孟子的“良知”是心之本體，是先天固有的，良知與物無時，人們如果能夠使它完全顯現出來，便完成了對宇宙的認識，達到了道德修養的至高境界。
因此，王陽明在“格物”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倡揚發用人心固有的良知，這就是“緻良知”。
良知在内，不來源于外，這也是無可非議的。
“良知”發自于心，計算亦在心中進行，所謂的計算亦可稱之為“心算”。
聖人的心算即以良知為根本，以天理為準則。
【原文】 來書雲：“師雲：‘《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隻是天理，更無别思别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隻是要複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
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
’學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 “思曰睿，睿作聖。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
良智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
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纭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别得。
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所以認賊作子，正為緻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譯文】 來信寫道：“先生，您認為《易傳·系辭》中講的何思何慮，它是指所思慮的僅是天理，此外别無他慮，并不是說無思無慮。
心的本體即天理，還有什麼可思慮的？學者的功夫雖千思萬慮，也隻是要恢複他的本體，并不是靠私意去安排思考一個什麼出來。
若去安排思考，也就是自私弄智了。
’學者的弊病，多數不是死守空寂，就是去安排思考。
我在辛已到壬午期間（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即1521—1522年）犯有前一種毛病，最近又犯有後一種毛病。
但是，思考也是良知的作用，它與憑私意去安排的情況有什麼區分呢？我憂慮自己認賊作子，因受迷惑而不知道其間的區别。
”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可見，思怎麼會沒有呢？死守空寂與安排思考，正是自私弄智，它們同樣都丢棄了良知。
良知是天理的昭明靈覺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的作用。
如果思是從良知上産生的，那麼，所思的也不過是天理。
從良知上産生的思，自然簡易明白。
良知自然也就能夠知道。
如果憑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紛纭繁擾，良知自然能夠分辨。
因而思的是非正邪，良知沒有不知道的。
之所以會認賊作子，正是由于還不理解緻良知的學問，不懂得從良知上去體認、觀察。
〔評析〕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是《孟子·告子上》中的話，意思是說，心的職能是思維，思維就能獲得。
荀子也說：心，是形體的統帥，是精神的主宰；它是發布命令的機關；它是自我限制，自我指使；自我裁奪，自我求取；自我主動，自我休止。
它認為是的就接納，它認為非的就拒絕。
它對于事物的選擇是不受限制的，對于事物的認識是無限博雜的。
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心能思維，能思維就能明辨，就能“緻良知”，就能精于“聖算”。
【原文】 來書又雲：“師雲：‘為學終身隻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隻是這一件。
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
’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
甯不了事，且加體養，緻知也。
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
則持志以帥氣可矣。
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于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于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
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
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隻是“集義”一事。
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
能緻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隻是緻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緻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