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即是未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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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那麼工夫就有間斷了。
并且，這念頭的放失，多是因為私欲和氣的萌動引起的，猛然驚醒之後又可提起，但在放失而未提起時，由于心的昏暗與雜亂自己往往不能感覺到。
今天，要想念頭日益精進光明、常提不放，又使用什麼方法呢？隻要這念頭常提不放就是全部功夫了嗎？還是在這常提不放中，更應該有省察克治的功夫呢？雖然這念頭常提不放，然而，若不再有戒懼克治的功夫，私欲隻怕還是不能剔除。
如果有戒懼克治的功夫，又成為‘思善’的事情，這和本來面目又不相符，到底怎樣做才算正确呢？” 戒懼克治就是常提不放的功夫，就是“必有事焉”，這豈能當兩回事看待？關于你這一段問的問題，前面我已說得十分清楚。
這裡卻是你自我迷惑，言語說得支離破碎，零亂不堪。
至于與本來面目不相符的疑問，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的毛病引起的，剔除這個毛病，這個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
〔評析〕 中國禅宗中有許多這樣的故事，弟子向師父請教，“什麼是佛？”“祖師西來意是什麼？”等問題時，師父往往是即景發凡，應機施教，如：“祖師西來意？”答：“門前柏樹子。
”問：“什麼是佛？”答：（豎起食持不語）等。
此種教法實在是機鋒作略，大闡真谛。
【原文】 來書雲：“‘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
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
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緻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
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緻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
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譯文】 來信寫道：“前人說‘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明得盡指的是什麼？怎樣才能渾化？ 良知原本就是純淨的。
氣質差的人，不但渣滓多，遮蔽也厚，他的良知就不能光明顯現。
氣質好的人，本來渣滓少，遮蔽也薄，稍加緻知的功夫，他的良知就能晶瑩透徹，些許渣滓仿佛沸水中的浮雪，怎麼能成為障礙呢？這本來不怎麼難懂，這個問題你之所以存在疑問，大概是因為對“明”字不理解，其中也夾有欲速之心思。
從前，我曾與你當面探讨過明善的問題，“明則誠矣”，并不是像後世儒生所講的明善那樣簡單、淺陋。
〔評析〕 孟子認為，萬物的特點都具備于我的心中，反省我心而達到與萬物相通的“誠”的境界，是人生莫大的樂趣。
這一結論，是他将仁義道德從内心世界擴大到人的社會生活，又進而擴大到宇宙萬物而總結出來的。
“萬物皆備于我之心，就是‘明’，與萬物相通的境界則是‘誠’。
” 【原文】 來書雲：“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範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學知、困勉者乎？愚者竅雲，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诂之過也。
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
仁、義、禮、知，性之性也。
聰、明、睿、知，性之質也。
喜、怒、哀、樂，性之情也。
私欲、客氣，性之蔽也。
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
張、黃、諸葛及韓、範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
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
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
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
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将去，即無不是道。
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
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
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
謂之知學，隻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
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于多歧，疑迷于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
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
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于行不著，習不察。
此亦未為過論。
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于聞見之狹，蔽于沿習之非，而依拟仿像于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
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
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
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
“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譯文】 來信寫道：“聰明睿智的确是人天生的資質嗎？仁義禮智的确是人的本性嗎？喜怒哀樂的确是人的情感嗎？私欲與虛僞，究竟是一回事還是兩碼事呢？古代許多偉大的人物，諸如張良、董仲舒、黃憲、諸葛亮、王通、韓愈、範仲淹等，他們功德卓著，其中，他們的良知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又不能講他們是通曉道的人，這是怎麼回事？若說這僅是他們天生的資質好，那麼，生知安行的人豈不比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更好嗎？我以為，說他們所見的道不完全還可以，說他們完全不通曉道，大概是後世儒生因推崇記誦訓诂，對他們産生了錯誤的看法，我們這種理解是否正确呢？” 性唯有一個。
仁義禮智是人性的本質，聰明睿智是人性的資質，喜怒哀樂是人性的情感，私欲虛僞是人性的障蔽。
資質有清濁之分，因此，情有過與不及，而蒙蔽也就有了深淺之别。
私欲和虛僞是一種病，兩處痛，并非兩回事。
古代的張良、董仲舒、諸葛亮、王通等人，天資極佳，自然與神妙的道多有符合。
雖不能說他們是完全聞道知學的人，但是，他們也自有其學與道相隔不遠之處。
如果他們完全聞道知學了，就成為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了。
比如文中子王通，不能認為他是不知學的人，他的書雖大部分出自于他門人弟子之手，也有很多錯誤的地方，但也能看出其大概。
隻是時代相隔久遠，今天沒有确切的憑證，不能妄斷他的學與道到底達到了什麼火候。
良知，即為道，它就在人的心中，不僅聖賢，就是平常人都是如此。
若沒有物欲牽累蒙蔽，隻靠良知去發揮作用，那将會無處無時不是道。
然而，平常人大多被物欲牽累蒙蔽，不能遵從良知。
就象上述諸位人物，資質已十分清明，自然很少有物欲的牽累蒙蔽，那麼，他們的良知産生作用的地方自然會多一些，自然離道較近。
學者就是學遵從良知。
說知學，隻是能知道專一地去學習遵從良知。
上述的人物，他們不知道專門在良知上下功夫，有的興趣太濃，受到影響和迷惑，因此，他們對于道就時偏時合，沒有達到純正的境界。
若他們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是聖人了。
後世儒生曾認為上述諸位都是憑天生的資質行事，不免會“行不著”、“習不察”，這種說法并不為過。
但是，後世儒生所說的著和察，也隻拘泥于狹小的見聞中，遭受不良風氣的蒙蔽，隻是把似是而非的現象加以模仿，還不是聖人所講的著和察。
那麼，這又怎麼能以己之昏昏而使他人昭昭呢？所謂生知安行，這“知行”二字也是就用功而言的。
至于知行的本體，就是良知良能。
即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能
并且，這念頭的放失，多是因為私欲和氣的萌動引起的，猛然驚醒之後又可提起，但在放失而未提起時，由于心的昏暗與雜亂自己往往不能感覺到。
今天，要想念頭日益精進光明、常提不放，又使用什麼方法呢？隻要這念頭常提不放就是全部功夫了嗎？還是在這常提不放中，更應該有省察克治的功夫呢？雖然這念頭常提不放，然而，若不再有戒懼克治的功夫，私欲隻怕還是不能剔除。
如果有戒懼克治的功夫，又成為‘思善’的事情，這和本來面目又不相符，到底怎樣做才算正确呢？” 戒懼克治就是常提不放的功夫，就是“必有事焉”，這豈能當兩回事看待？關于你這一段問的問題，前面我已說得十分清楚。
這裡卻是你自我迷惑，言語說得支離破碎，零亂不堪。
至于與本來面目不相符的疑問，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的毛病引起的，剔除這個毛病，這個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
〔評析〕 中國禅宗中有許多這樣的故事，弟子向師父請教，“什麼是佛？”“祖師西來意是什麼？”等問題時，師父往往是即景發凡，應機施教，如：“祖師西來意？”答：“門前柏樹子。
”問：“什麼是佛？”答：（豎起食持不語）等。
此種教法實在是機鋒作略，大闡真谛。
【原文】 來書雲：“‘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
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
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緻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
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緻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
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譯文】 來信寫道：“前人說‘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明得盡指的是什麼？怎樣才能渾化？ 良知原本就是純淨的。
氣質差的人，不但渣滓多，遮蔽也厚，他的良知就不能光明顯現。
氣質好的人，本來渣滓少，遮蔽也薄，稍加緻知的功夫，他的良知就能晶瑩透徹，些許渣滓仿佛沸水中的浮雪，怎麼能成為障礙呢？這本來不怎麼難懂，這個問題你之所以存在疑問，大概是因為對“明”字不理解，其中也夾有欲速之心思。
從前，我曾與你當面探讨過明善的問題，“明則誠矣”，并不是像後世儒生所講的明善那樣簡單、淺陋。
〔評析〕 孟子認為，萬物的特點都具備于我的心中，反省我心而達到與萬物相通的“誠”的境界，是人生莫大的樂趣。
這一結論，是他将仁義道德從内心世界擴大到人的社會生活，又進而擴大到宇宙萬物而總結出來的。
“萬物皆備于我之心，就是‘明’，與萬物相通的境界則是‘誠’。
” 【原文】 來書雲：“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範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學知、困勉者乎？愚者竅雲，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诂之過也。
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
仁、義、禮、知，性之性也。
聰、明、睿、知，性之質也。
喜、怒、哀、樂，性之情也。
私欲、客氣，性之蔽也。
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
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
張、黃、諸葛及韓、範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
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
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
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
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将去，即無不是道。
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
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
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
謂之知學，隻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
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于多歧，疑迷于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
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
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于行不著，習不察。
此亦未為過論。
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于聞見之狹，蔽于沿習之非，而依拟仿像于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
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
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
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
“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譯文】 來信寫道：“聰明睿智的确是人天生的資質嗎？仁義禮智的确是人的本性嗎？喜怒哀樂的确是人的情感嗎？私欲與虛僞，究竟是一回事還是兩碼事呢？古代許多偉大的人物，諸如張良、董仲舒、黃憲、諸葛亮、王通、韓愈、範仲淹等，他們功德卓著，其中，他們的良知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又不能講他們是通曉道的人，這是怎麼回事？若說這僅是他們天生的資質好，那麼，生知安行的人豈不比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更好嗎？我以為，說他們所見的道不完全還可以，說他們完全不通曉道，大概是後世儒生因推崇記誦訓诂，對他們産生了錯誤的看法，我們這種理解是否正确呢？” 性唯有一個。
仁義禮智是人性的本質，聰明睿智是人性的資質，喜怒哀樂是人性的情感，私欲虛僞是人性的障蔽。
資質有清濁之分，因此，情有過與不及，而蒙蔽也就有了深淺之别。
私欲和虛僞是一種病，兩處痛，并非兩回事。
古代的張良、董仲舒、諸葛亮、王通等人，天資極佳，自然與神妙的道多有符合。
雖不能說他們是完全聞道知學的人，但是，他們也自有其學與道相隔不遠之處。
如果他們完全聞道知學了，就成為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了。
比如文中子王通，不能認為他是不知學的人，他的書雖大部分出自于他門人弟子之手，也有很多錯誤的地方，但也能看出其大概。
隻是時代相隔久遠，今天沒有确切的憑證，不能妄斷他的學與道到底達到了什麼火候。
良知，即為道，它就在人的心中，不僅聖賢，就是平常人都是如此。
若沒有物欲牽累蒙蔽，隻靠良知去發揮作用，那将會無處無時不是道。
然而，平常人大多被物欲牽累蒙蔽，不能遵從良知。
就象上述諸位人物，資質已十分清明，自然很少有物欲的牽累蒙蔽，那麼，他們的良知産生作用的地方自然會多一些，自然離道較近。
學者就是學遵從良知。
說知學，隻是能知道專一地去學習遵從良知。
上述的人物，他們不知道專門在良知上下功夫，有的興趣太濃，受到影響和迷惑，因此，他們對于道就時偏時合，沒有達到純正的境界。
若他們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是聖人了。
後世儒生曾認為上述諸位都是憑天生的資質行事，不免會“行不著”、“習不察”，這種說法并不為過。
但是，後世儒生所說的著和察，也隻拘泥于狹小的見聞中，遭受不良風氣的蒙蔽，隻是把似是而非的現象加以模仿，還不是聖人所講的著和察。
那麼，這又怎麼能以己之昏昏而使他人昭昭呢？所謂生知安行，這“知行”二字也是就用功而言的。
至于知行的本體，就是良知良能。
即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