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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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

    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

    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于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

    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

    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

    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

    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

    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

    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

    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複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

    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複以此為教,而學者不複以此為學。

    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

    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

    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

    既其久也,鬥争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于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撫回以先王之道。

    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于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複于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複可睹。

    于是乎有訓诂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

    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幾家。

    萬徑千蹊,莫知所适。

    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戲谑跳踉,聘奇鬥巧,獻笑争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

    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

    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滞,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

    聖人之學曰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

    其間雖嘗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

    雖又嘗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

    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浃于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

    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

    其出而仕也,理錢谷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铨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則望宰執之要。

    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

    記誦之廣,适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适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适以飾其僞也。

    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

    其稱名僭号,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滞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

    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

    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于誰與望乎? 【譯文】 來信寫道:“楊朱和墨子的行仁義,鄉願的近乎忠信;堯舜及子之的禅讓;湯武、項羽的放伐;周公、王莽及曹操的攝政,一概論之而沒有佐證,又将何去何從?同時,對于古今事變、禮樂名物都未曾鑒察區别,如果國家要修明堂、建辟雍(學校)、制曆律、行封禅,又将有何益?所以《論語集注》中說道:‘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共行事之實也。

    ’這個可以當成定論了。

    ” 你所講的楊朱、墨子、鄉願、堯、舜、子之、商湯、武王、項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區分,和前面說的舜與武王的情景大緻可以類推,對于古今事變,你心存疑慮,前面在講良知時,已經以規矩尺度作比而加以說明了,此處不再重述。

    至于說到修明堂、建學校之事,似應講幾句。

    然而,這些事情非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暫且就你所說加以辨析,或許能消除一點你的困惑。

    關于明堂與辟雍的記述,最早見于《呂氏春秋·月令》和漢代學者鄭玄的注疏中,《六經》與《四書》中,還未曾作詳細記載。

    豈不為呂不韋和漢代學者鄭玄的知識,比夏商周三代的聖賢還要淵博?齊宣王時,明堂還有未毀掉的,可知,周幽王、周厲王時,周的明堂還完好無損。

    堯舜遠古之時,用茅草蓋房屋、壘土作台階,明堂制度未必完善,但不因此而阻礙他們治理天下。

    周幽王、周厲王的明堂,依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時的舊模樣,但不能拯救周幽王和周厲王時的天下大亂。

    何也?這不是表明:能用憐恤他人的仁德之心來實施憐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階,也仿佛明堂;周幽王、厲王的蛇蠍心腸來實施幽王、厲王的暴政,即便是明堂,也是暴政實施的場所。

    漢代,漢武帝重新探讨明堂之事;唐朝,武則天大建明堂,他們治理國政的效果又如何?君主建的學校稱辟雍,諸侯建的學校稱泮宮,均是根據地形而命名。

    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學問,其是以講明人倫為核心,至于是否類似壁環,是否建在泮水邊,都無足重輕。

    孔老夫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須有中和之德。

     隻有以聲為音律,以身為尺度的人,才有能力制禮作樂。

    諸如禮儀樂器的細節和技巧,則是樂工和祝史的工作。

    因此曾參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則有司存也。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主要是為了讓人們把握時間;舜,“在璇玑玉衡”,主要是為了“以齊七政”。

    這些都是争取盡快地用仁愛百姓的心來施行養民的政策。

     制定曆法,掌握時令的根本,正是在于此。

    羲與和在曆法數學方面的才華,臯陶和契不一定有。

    禹和稷也不一定有這方面的才華。

    堯舜的智能對事情并不能面面俱到,即使堯舜也不一定能從事羲和的工作。

    但是,到現在,依照羲和的方法世代修習,即便是曲知小慧之人,鄙陋的占蔔之士,也可修訂曆法,占蔔天像而不會有閃失。

    難道這是後代的曲知小慧之人反比堯舜、禹稷更能幹嗎?封禅之說更不可信。

    此是後代奸佞之徒為了讨好獻媚,誇大其詞,借以迷亂君心而浪費國力。

    這種欺天騙人、無恥之極的卑劣行徑,君子不屑談論。

    這也正是司馬相如被後人恥笑的原因。

    然而,你則認為這是儒生應學的,隻怕有欠考慮吧!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因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引尹氏話說:“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

    ”若禮樂名物之類真與成聖的功夫相關,而聖人也須等學了之後才能知,那麼,聖人也就不能說是生而知之了。

    聖人生而知之,是專就義理而言的,并不是從禮樂名物方面說的,那麼,禮樂名物之類,亦與聖人毫無關系了。

    之所以說聖人是生而知之,僅指義理,而非指有關禮樂名物之類的知識;學而知之的人,也應該隻是學這個義理罷了;困而知之的人,也應該隻是在困難中學這個義理罷了。

    現在學者向聖人學習,對于聖人所知的,他們不去通過學習而知曉,相反迫切地把聖人所不能知的來作為學問,這不是将向聖人學習的方向給迷失了?所有這些論述,都是就你到困惑的地方加以闡釋剖析,關于拔本塞源這一根本問題還未談及。

    不能讓天下人理解拔本塞源的主張,那麼,天下向聖人學習的人,就會日益感到複雜,日益感到艱難,并将會漸漸倫為禽獸夷狄,還滿以為在修習聖人的學問。

    不懂拔本塞源,即便一時理解我的主張,最終将是問題此起彼伏,疑惑接踵而至。

    我即使唠叨不停,甘冒一死,也絲毫不能拯救天下。

    聖人之心,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他看全天下之人,并無内外遠近之别。

    隻要是有血性的,都是他的兄弟兒女。

    聖人想讓他們有安全感,并去教育他們,以實現他的萬物一體的心願。

    天下平常人的心,起初與聖人并無什麼不同。

    他們隻是被自我的私心迷惑,受到物欲的蒙蔽而間隔,公天下的大心變成為我的小心,通達的心變成有阻礙的心。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甚至有将自己的父子、兄弟當他人看待的。

    聖人為此深表憂慮,所以推廣他天地萬物一體的仁心來教育天下,讓每個人都能克制私心,剔除蒙蔽,借以恢複人們原本共有的心體。

    聖人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堯舜所傳授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教育的細枝末節就是舜命令契的五個方面,“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堯舜與夏商周三代,所教的、所學的隻有這些。

    其時,人們沒有不同的看法,戶戶沒有不同的習慣,能自然做到這些的稱聖,能努力做這些的稱賢。

    違背這些的,即使聰明如丹朱,也為不肖。

    在街巷田野之中,并從事農工商的人,均紛紛學習它,努力完善自己的德行。

    什麼原因?因為他們沒有紛繁的見聞、煩複的記誦、糜濫的詞章及對功利的追求,而隻讓他們去孝敬父母,敬重兄長,誠實待友,籍以恢複心體中原本隻有的,而這些是人性中固有的,并不是從外而借來的,又有誰不能做到?學校裡所做的事,隻是為了成就德行。

     人的才能各異,有的擅長禮樂,有的擅長政教,有的擅長治理水土和種植,這就需要依據他們所成就的德行,也們在學校中進一步培養各自的才能。

    依據德行讓他任職,并讓他在這個職位上終生不再更改。

    作為領導,隻需要讓大家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樂業,注意他的才幹是否稱職,而不憑地位的貴賤來分重輕,不憑職業種類來分優劣。

    作為被任用的人,也隻需同心同德,使天下的人民安居樂業,若自己的才能适宜,即便終生從事繁重的工作,也絲毫不感到辛苦,從事低賤瑣碎的工作也不認為卑下。

    此時,全天下的人高興快樂,和睦相處,親如一家。

    其中資質較差的人,就安守從事農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奮,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沒有好高務外的念頭。

    才能卓著的人,如臯、夔、稷、契等,就出仕當官,以發揮自己的才能。

    國事宛如家事,有的經營衣食,有的互通有無,有的制造器物,大家團結合作、齊心協力,紛紛獻計獻策,以實現贍養父母、養育子女的願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時有所怠慢,因而特别重視自己的職責。

    所以,稷勤勉地種莊稼,不因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恥,把契的擅長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長教化;夔主掌音樂,不因為不懂禮而感到羞恥,把伯夷通曉禮,看成自己能通曉禮。

    他們心地純潔明亮,能夠徹底實現萬物一體達到仁的境界。

    因此,他們的胸懷寬廣、志氣通達,沒有彼此的區分和物我的差别。

    例如人的身體,眼看、耳聽、手拿、腳行,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服務于自身的。

    眼睛不因沒有耳朵的靈敏而感到可恥,但在耳朵聽時,眼睛一定會輔助耳朵。

    腳不因沒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恥,但在手拿東西時,腳也必定向前進。

    由于人身無氣周流充沛,血液暢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覺到,并有神奇的反應,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

    之所以聖人的學問至簡至易;易知易從;容易學會,容易成才,正是因為它把恢複心體所共同的義理當根本問題來抓,而非隻注重有關知識技能方面的事情。

     自夏商周三代之後,王道衰落而霸道盛行。

    孔子、孟子去世後,聖學颠覆而邪說橫行,教的人不肯再教聖學,學的人不肯再學聖學。

    行霸道的人,竊得與先王相似的東西,借助外在的知識來滿足私欲,天下的人競相模仿他們,聖人之道因此被叢生的荊棘阻塞了。

    人與人之間彼此效法,每天所關心的隻是富強的技巧、傾詐的陰謀和攻伐的戰略。

    隻要能夠欺天騙人得到一時的好處,可以獲取聲名利益的方法,人人都去追逐。

    比如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種人,簡直數不勝數。

    時間一長,人與人之間的鬥争、掠奪,禍患無窮,人與禽獸夷狄幾乎沒有兩樣,霸術再也行不通了。

    此時,世上儒者感慨悲痛,他們搜尋從前聖王的典章制度,在焚書的灰燼中拾掇修補,其意圖正是要恢複先王仁道。

    但是,距離聖學的時代太遙遠,霸術的廣泛流傳已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即便是賢慧之人,也不免深受霸術的薰陶。

    如此,他們希望講明修飾,以求在現實生活中重新發揚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道的勢力範圍。

    相對來說,聖學的痕迹再也極難找到了。

    于是,産生了訓诂學,為了名譽傳播它;産生了記誦學,為了顯示博學去談論它;産生了詞章學,為了華麗去誇大它。

    如此沸沸揚揚,競相在天下争鬥打鬧,不知有多少人!面對萬徑千蹊,人們無所适從。

    世上的學者,如同走進了百戲同演的劇場,處處都是嬉戲跳躍、競奇鬥巧、争妍獻笑之人,觀者瞻前顧後,應接不暇,緻使耳聾眼昏,神情恍惚,成天在那裡胡亂轉悠,樂不知返。

    他們仿佛精神失常,連自己的家竟也不知在哪。

    其時,國之君也被這些主張弄得神魂颠倒,他們終生從事無益的虛文,自己到底說什麼也一無所知。

    有時,雖有人覺得這些學問的荒謬怪誕、零亂呆滞而卓然奮起,欲有所作為,但他所能達到的,隻不過是為争取富強功利的霸業罷了。

    聖人的學問,越來越晦暗;功利的習氣,越來越嚴重。

    其間,雖也有人推崇佛老,但佛老的觀點始終不能消除人們的功利之心。

    雖也有人曾綜合群儒的主張,但群儒的主張最終也不能破解人們的功利之見。

    功利的毒汗,已深深滲透到人的心底骨髓,積習成性,時至今日已達幾千年之久。

    世人在知識上彼此炫耀、在權勢上彼此傾軋、在利益上彼此争奪、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聲譽上彼此競取。

    那些從政為官的人,主管錢糧還想兼事軍事刑法;主管禮樂還想兼事官員選拔。

    身為郡縣長官,還想提升到藩司和臬司;身為禦史,又窺視着宰相這一要職。

    不能作那樣的事,就不能擔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曉那一方面的知識,就不能謀求那方面的名譽。

    記誦的廣博,恰好滋長了他的傲慢;知識的增多,恰好讓他去為非作歹;見聞的廣泛,恰好使他恣意狡辨;辭意的華麗,恰好掩飾了他的虛僞做作。

    因此,臯、夔、稷、契不能兼作的事情,現在,剛入學的小孩子都想通曉他們的主張,窮盡他們的方法。

    他們樹的名義招牌,都是為了什麼共同促進天下的事業,但真正的意圖是,以此為幌子來滿足他們的私欲,實現他們的私心。

    唉!憑如此的積習,憑如此的心志,而又講如此的學術,當他們聞聽聖人的教導,就把它當成累贅包袱,從而格格不入,如此看來,此舉也就不足為怪了。

    因此,他們認為良知并不完美,認為聖人的學問是無用之術,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唉!士者此生,又豈能求得聖人的學問?又豈能講明聖人的學問?士者此生,以學為志,不也是太勞累,太拘泥、太艱難了嗎?唉,真可悲啊!有幸的是,人心中的天理始終不會泯滅覆沒,良知的光明,萬古如一日。

    那麼,傾聽了我所講的拔本塞源的主張,一定會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拍案而起,如決口的河水,一瀉千裡而勢不可擋!若非豪俠之士,自覺勇敢地奮起,我又對誰寄予厚望呢? 〔評析〕 文中的“拔本塞源”應為對時事的看法,而不是“主張”,如果當作主張解,就是“溯本浚源”,“正本清源”了。

    陽明先生這一大段議論和論述,說的就是對時事學風正本清源的問題。

    鑒于當時社會上士大夫階層到學者都拔除了先聖學說中的根本教義——天理,阻塞了傳統文化的弘揚。

    各種反常現象的出現,不但擾亂了人心,而且污染了社會。

    所以,陽明先生最後大聲疾呼,把正本清源的希望寄托于學生們。

     磨練于事上 啟問道通書 道通,姓周,名衡,号靜庵,常州宜興人。

    曾從學于王陽明,後又從學湛若水,合會王、湛兩家。

    曾曆任知縣。

    見《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原文】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相念。

    若道通真可謂笃信好學者矣。

    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辄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于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

    臨别以此冊緻道通意,請書數語。

    荒愦無可言者,辄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

    奉酬草草,殊不詳細。

    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譯文】 有吳氏、曾氏二位後生到我這裡來,詳細談了你懇切為道的志向,甚感欣慰,并十分思念你。

    如此,你真可算得上笃信好學的人了。

    隻是現在我正為父守喪,未曾和他們二人細談。

    然而,他們兩人也極有志向,肯下苦功。

    每次相見,均感他們有所進步。

    在我來說,确實不能辜負于他們的遠道來訪;在他們來說,也可說是無負于他們遠來的意願。

    他們臨走之前,我寫了這封信以轉達對你的問候。

    荒亂困頓中我也無言可講,僅就你在信上所問及的幾個問題,稍作說明。

    匆匆奉答,極不詳盡,兩位後生想必也會向你作仔細的表述。

     〔評析〕 道通,即周道通,名衡,号靜庵。

    常州宜興人,曾從學于陽明學生。

    這是陽明先生給周道通的信的開篇。

     【原文】 來信雲:“日用工夫隻是立志,近來于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

    然于朋友不能一時相離。

    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才精健闊大,才有生意。

    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

    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隻靜坐,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