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貫之”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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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明善誠身的事。

    後儒不理解聖學,不懂得從自心的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還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會做的,一味好高骛遠。

    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纣,動不動就要做堯、舜的功業,如此怎麼行得通?終年勞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麼,真可悲啊!” 〔評析〕 楚王向詹子請教治國的道理,詹子說:“我隻聽說過如何治身,沒聽說過如何治國。

    ”詹子認為,治國之本在于治身,以修身來齊家,以齊家來治國,以治國來平天下。

    所以,聖人的事業,從大的方面看,可以包羅宇宙、概括日月;從小的方面看,又超不出自身。

     【原文】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

    動靜,時也。

    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

    是謂‘體用一源’。

    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 【譯文】 薛侃問:“先儒說心的靜是體,心的動是用,這樣講是否正确?” 先生說:“心不可以動靜來區分體用。

    動靜是暫時的。

    就本體而言,用在體;就作用而言,體在用。

    這稱作‘體用一源’。

    倘若說靜時可見心的本體,動時可見心的作用,倒也無事。

    ” 〔評析〕 靜止的東西不讓它運動,運動的東西不讓它靜止。

    依照事物的特性各盡所用,不為外物所牽累,不為外物所役使。

    心的本體清靜而公正,精神就可以通達于上下四方,德澤就可以照耀到四海之外。

    這就叫“體用一源”,聖人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遠處。

     【原文】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為效先覺之所為,如何?” 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

    從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

    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

    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隻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

    ‘時習’者,‘坐如屍’,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

    ‘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

    ‘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

    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

    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

    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浃,安得不說?” 【譯文】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說,學是效法先覺者的行為,這樣說正确嗎?”先生說:“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

    如果去人欲、存天理,就自然會求正于先覺,考求于古訓,就自然會下很多問辨、思索、存養、省察、克治的功夫。

    這些也不過是要除去己心的私欲,存養己心的天理罷了。

    至于說‘效先覺之所為’,那隻是說了學中的一件事,也似乎專門向外求取了。

    ‘時習’猶如‘坐如屍’,不是專門練習端坐,是在端坐時鍛煉這顆心。

    ‘立如齋’,不是專門練習站立,是在站立時鍛煉這顆心。

    ‘悅’是‘理義之說我心’的‘說’。

    人心原本就歡喜義理,好比眼睛本來歡喜美色,耳朵歡喜音樂一樣。

    隻因為私欲的蒙蔽和拖累,人心才有不悅。

    如果私欲一天天減少,那麼,理義就能一天天滋潤身心,人心又怎能不悅呢?” 〔評析〕 曆來賢德之士不偏私、不結黨。

    他們溫柔而又剛強,清虛而又充實。

    他們超然脫俗,好像忘記了自身的存在。

    他們藐視細碎小事,志在做大事情。

    他們看上去沒有勇力,但卻不怕恐吓、威脅,堅定果敢,不受污辱、傷害。

    遭遇患難能夠守義不失,行事高瞻遠矚而不貪圖小利。

    視聽超塵絕俗可以安定社會,德行尊重道理而恥于耍奸弄巧。

    胸懷寬廣不诋毀他人而心志非常高遠,難被外物打動而決不妄自屈節。

    為什麼?理義天天滋潤着他們的身心,愉悅時時在他們心中。

     【原文】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 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

    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

    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

    此恐未盡。

    ” 【譯文】 國英問:“曾參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功夫雖然真切,大概還不理解‘一以貫之’的功夫。

    ” 先生說:“一以貫之是孔子看到曾子沒有掌握功夫要領才告訴他的。

    學者若真能在忠恕上下功夫,難道不是一貫嗎?‘一’如同樹的根,‘貫’如同樹的枝葉。

    沒有種根,哪有枝葉?體用一源,體未立存,用從哪來?朱熹說:‘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這句話大概還沒有說完全。

    ” 〔評析〕 考慮好事不必太細,防備禍患卻甯可周到細密。

    聖人警惕細小的事情發生,防範的方法在随事精察而力行。

    愚蠢的人能自覺省察自己,和聰明的人智慧相同;聰明人能時時反省自己,和聖人的功業相同。

     【原文】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

     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顔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

    而子貢所對又隻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

    ”“顔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 【譯文】 黃誠甫就《論語》中“汝與回也,孰愈”一章,請教于先生。

     先生說:“子貢認為多學而識,要在見聞上下功夫,顔回是在心地上下功夫,所以孔子用這個問題來啟發子貢。

    但是,子貢的回答隻停留在知識見聞上,因此孔子可惜他,并非贊揚他。

    ”“顔回不遷怒于人,不犯同樣的錯誤,能夠如此,也隻有未發之中的人才可做到。

    ” 〔評析〕 孔子強調作學問要在心地上下功夫,而不要在見聞上下功夫。

    見聞上的功夫下得越深,作學問的精力就減損越多。

    這是陽明先生反複提及的觀點。

     【原文】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

    欲樹之長,必于始生時删其繁枝。

    欲德之盛,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

    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洩在詩文上去。

    凡百外好皆然。

    ”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

    諸公須要信得及,隻是立志。

    學者一念為善之志。

    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隻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

    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

    初學時亦然。

    故立志貴專一。

    ” 【譯文】 “栽樹的人必須培養樹根,修德的人必須修養心性。

    要使樹木長高,必須開始時就裁去多餘的枝。

    要使德性盛隆,必須在開始學習時就除去對外物的喜好。

    如喜愛詩文,精神就會逐漸傾注在詩文上。

    其他諸多愛好都是如此。

    ”接着又說:“我在此處講學,講的是無中生有的工夫。

    各位所能相信的,隻有立志。

    學者一心為善的志向,猶如樹的種子,隻要不忘記,不助長,一直栽培下去,自然會日夜生長,生機日益完備,枝葉日益茂盛。

    樹剛長出來時,有了分枝,應該剪掉,然後樹幹才能長大。

    初學時也是如此。

    所以,立志最可貴的是‘專一’。

    ” 〔評析〕 孟子曾經向弟子講述過一則故事,故事說,全國的圍棋能手弈秋有兩個學生,其中一個集中精力和意志,隻聽弈秋講解圍棋棋理;另一個雖然也在聽講,但又時而想着天鵝将要飛臨,想張弓搭箭射擊天鵝。

    雖然兩個人一塊兒學習,可後者大不如前者。

    這并非是智力的差異,它說明了專心緻志對于作學問、辦事業的重要性。

     【原文】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

    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

    日不足者,日有餘矣。

    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 【譯文】 談話時順便論及先生的弟子,講某人是在涵養上用功,講某人在知識見聞上用功。

    先生說:’隻在涵養上用功,每天能發現自己的不足;隻在知識見聞上用功,每天都會覺得自己有餘。

    日感不足之人,德行将會逐漸有餘。

    日感有餘之人,德行将會逐漸衰微。

    ” 〔評析〕 貞觀年間,唐太宗同中書令岑文本談論學問,唐太宗說:“人雖然上天給予了好的品性,但還必須博學,才能有所成就。

    ”岑文本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認為人必須運用知識來修養自己的感情,成就美的本性。

    他們一緻認為:學問在修養,修養即是心地上用功,隻有這樣才能學無止境。

     【原文】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間隻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 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

    ” 曰:“存養個甚?” 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

    ” 曰:“如此,亦隻是窮理矣。

    ”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 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

    ” 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隻是窮此心之理矣。

    且道如何是敬?” 曰:“隻是主一。

    “如何是主一?” 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

    ” 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 【譯文】 梁日孚問:“居敬與窮理是兩碼事,而先生為什麼認為是一碼事呢?” 先生說:“天地間唯有一件事,怎麼會有兩件事?至于說到事物的千差萬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件?您不妨先說一下何謂居敬?何謂窮理?” 梁日孚說:“居敬是存養功夫,窮理是窮盡事物之理。

    ” 先生問:“存養什麼?” 梁日孚說:“存養己心中的天理。

    ” 先生說:“這樣也就是窮盡事物之理了。

    ” 先生又說:“暫且談一下怎樣窮盡事物之理?” 梁日孚說:“例如,侍奉父母就要窮盡孝的理,事君就要窮盡忠的理。

    ” 先生說:“忠和孝的理,是在國君、父母身上,還是在自己心上? 如果在自己心上,也就是要窮盡此心的理了。

    先談一下什麼是敬?” 梁日孚說:“敬,就是主一。

    ” 先生問:“怎樣才算是主一?” 梁日孚說:“例如,讀書就一心在讀書上,做事就一心在做事上。

    ” 先生說:“這樣一來,飲酒就一心在飲酒上,好色就一心在好色上。

    這是追逐外物,怎麼能稱為居敬功夫呢?” 〔評析〕 “天地間隻此一事,安有兩事?”聖人隻有一算,常人為什麼會有千算?這都是由于心地境界的不同。

    聖人的心地中存養着天理,天理中包涵了天地萬物的本體;常人心地常起雜念,念頭雜蕪,事理自然出現了差異。

     【原文】 日孚請問。

     曰:“一者,天理。

    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

    若隻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

    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

    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

    卻不是居敬了,别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别有個心居敬。

    名雖不同,功夫隻是一事。

    就如《易》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

    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

    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

    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

    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

    ” 【譯文】 梁日孚向先生請教有關問題。

     先生說:“一就是天理,主一就是一心在天理上。

    如果隻懂得主一,不明白它就是理,那麼,有事時就是追逐外物,無事時就是憑空臆想。

    隻有不管有事無事都一心在天理上下功夫,如此居敬也就是窮理。

    就窮理的專一而言,即為居敬;就居敬的精密而言,即為窮理。

    并非居敬後,又有一個心去窮理,窮理時,又有一個心去居敬。

    名稱雖然不同,功夫隻有一個。

    正如《易經》中講‘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即無事時的義,義即有事時的敬。

    敬義結合仍是一回事。

    孔子說‘修己以敬’,義就不用說了。

    孟子說‘集義’,敬也不必說了。

    體悟了這些後,橫說直說,功夫總是一樣。

    如果局限于文句,不了解根本,隻會支離決裂,工夫就沒有着落處。

    ” 〔評析〕 《荀子·解蔽》中有這樣一段精辟的論述:心生下來就有知覺,有知覺就有差異。

    然而它卻有所謂專一而本能。

    不以那件事物妨害了這件事物,這就叫做一。

    沒有得到“道”而追求“道”的這種階段,又叫做虛曠、專一而穩靜。

    心一有所動作,就需要用得“道”之人的專一。

    專一,就能夠窮盡事物。

    他還說:明智的人是選擇一端而專一于思想的。

    專一于思想,就意志端正。

    他又說:“他(指帝舜)持守專一,而知所戒懼,所以他的榮譽充滿左右;涵養專一,而極于精微,所以他受到榮譽,而不自知。

    ” 【原文】 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 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

    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

    仁、義隻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

    如孟子說‘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

    ” 【譯文】 梁日孚問:“為什麼說窮理就是盡性呢?” 先生說:“心的體是性,性即理。

    窮盡仁的理,是使仁成為至仁;窮盡義的理,是使義成為至義。

    仁與義隻是我的性,因此,窮理就是盡性。

    孟子所說的‘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勝用’,就是窮理的工夫。

    ” 〔評析〕 心的本體是性,孟子說人性本善,荀子說人性本惡。

    其實,人性本體為無善無惡,隻是與天地同體,與萬物同理的本源之體。

    但是,性是一個活體,它始終都在運動。

    經過強學、修養可以得到仁、義——善;染于外物即可産生偏邪、悖亂——惡。

    這就是心即性,性即理的道理。

     【原文】 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何如?” 先生曰:’夫我則不暇。

    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

    ” 日孚悚然有悟。

     【譯文】 梁日孚說:“程頤先生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