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老與易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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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在人的一邊。

    莊子要把人重回歸到天,然又用力過重,故荀子說其"知有天而不知有人"。

    但荀子又把天與人斬截劃分得太分明了。

    老子始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明确口号,而在修身、治國、平天下一切人生界實際事物上,都有一套精密的想法。

    較之孟子是恢宏了,較之莊子是落實了,但較之孔子,則仍嫌其精明有餘,厚德不足。

    而且又偏重在自然,而放輕了人生文化之比重。

    《易傳》與《中庸》,則要彌補此缺憾。

    《中庸》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把自然扣緊在人性上,把道扣緊在人文教化上,這是把孟子來會通到莊老。

    《易傳》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将以順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這仍是把孔孟"仁義"來會通莊老之"天地""自然"。

    順性命之理,即是順自然。

    人道中之仁義,即是天道中之陽陰。

    地道中之剛柔,此即是道法自然。

    故曰: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此處特提"窮理"一觀念,極重要。

    《易傳》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即孟子所謂"盡心以知性,盡性以知天。

    "即孔子所謂之"下學而上達"。

     道家觀念重于"虛",虛而後能合天。

    儒家則反身内求,天即在人之中,即就人文本位充實而圓滿之,便已達"天德",便已順"天命",更不必舍人求天。

    《易傳》之窮理盡性,亦即是《中庸》之緻中和。

    《中庸》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即是人之性,"緻中和"即是盡性窮理。

    何以說"緻中和即能天地位,萬物育"呢?《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之生,在于有陰陽之分。

    人道之生,在于有夫婦之别。

    《中庸》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夫婦之"合"本乎人性,而夫婦有"别",又于别中見"和"。

    别生"敬",和生"愛"。

    别生"義",和生"仁"。

    夫婦之道,即是仁義愛敬之道,此見"人道"即"天道",人生界即是宇宙界。

     《易傳》《中庸》,一面認為人道本身就是天道,此義當溯源于孔孟。

    但另一方面也常先從認識天道入手來規範人道,此法則襲諸莊老。

    但莊老言天道,隻就"現象"言,《易傳》《中庸》則不肯就象言象,而要在現象中來籀繹出此現象所特具而顯著的"德性",此一點,與莊老發生絕大歧異。

    《易傳》裡所注重的"法象"觀念,顯然淵源于老子,但有一極大不同點。

    老子隻指出此現象之常對立,常反複,僅就現象來描述現象。

    《易傳》則就此現象而指出其一種無休無歇不息不已之性格,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健"乃天行之象之一種特性,一種本身内在固具之德。

    《中庸》也說: 至誠無息。

    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