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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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了中國哲學全部的演變和發展之後，讀者可能要問這樣的問題：當代的中國哲學，特别是戰争時期的中國哲學，是什麼樣子呢？中國哲學對于未來的世界的哲學，将有什麼貢獻呢？事實上，我經常被人詢問這些問題，而且感到有點為難，因為提問的人要問某種哲學，而他對這種哲學所代表的、所反對的各種傳統并不熟悉，那是很難向他解釋清楚的。
現在就好了，讀者對于中國哲學的各種傳統已經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繼續講前一章 所講的故事，來回答這些問題。
哲學家和哲學史家 這麼辦的時候，我想隻限于我自己的故事，這完全不是因為我認為這是唯一值得一講的故事，而是因為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許可以作為一種例證。
我想，這樣做，比隻寫出一連串的名字和什麼"論"，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釋，結果毫無印象的走過場，要好得多。
隻說某個哲學家是什麼"論者"，再不多說了，就會造成誤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國哲學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戰争爆發之前三年；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譯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戰争已經開始了三個月；這部書正是我在前一章 結尾提到的那種精神的表現。
我在這部著作裡利用了漢學家研究古代哲學家著作的成果，同時應用邏輯分析方法弄清楚這些哲學家的觀念。
從曆史家的觀點看，應用這種方法有其限度，因為古代哲學家的觀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現代解釋者所表述的那樣清楚。
哲學史的作用是告訴我們，哲學家的字句，這些人自己在過去實際上是意指什麼，而不是我們現在認為應當意指什麼。
在《中國哲學史》中，我盡量使邏輯分析方法的應用保持在适當限度裡。
可是從純哲學家的觀點看，弄清楚過去哲學家的觀念，把他們的理論推到邏輯的結論，以便看出這些理論是正确還是謬誤，這确實比僅僅尋出他們自己認為這些觀念和理論的意思是什麼，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
這樣做就有一個從舊到新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是上述時代精神的另一個階段。
可是這樣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個曆史家的陳述性工作，而是一個哲學家的創造性工作了。
我與王國維有同感，就是說，我不願隻做一個哲學史家。
所以寫完了我的《中國哲學史》以後，我立即準備做新的工作。
但是正在這個關頭，戰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發了。
戰時的哲學著作 在戰前，北京大學哲學系(我在此畢業)，清華大學哲學系(我在此任教)，被認為是國内最強的。
它們各有自己的傳統和重點。
北大哲學系的傳統和重點是曆史研究，其哲學傾向是觀念論，用西方哲學的名詞說是康德派、黑格爾派，用中國哲學的名詞說是陸王。
相反，清華哲學系的傳統和重點是用邏輯分析方法研究哲學問題，其哲學傾向是實在論，用西方哲學的名詞說是柏拉圖派(因為新實在論哲學是柏拉圖式的)，用中國哲學的名詞說是程朱。
北大、清華都設在北平(前名北京)，戰争爆發後遷往西南，在那裡與第三所大學，天津的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度過了整個戰争時期。
兩個哲學系聯合起來，陣容是罕見的，驚人的，擁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學的一切重要學派。
最初，聯大曾設在湖南省的長沙，我們哲學系和文、法學院其他各系設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嶽。
我們在衡山隻住了大約四個月，一九三八年春遷往昆明，最西南的邊陲。
在衡山隻有短短的幾月，精神上卻深受激勵。
其時，正處于我們曆史上最大的民族災難時期；其地，則是懷讓磨磚作鏡(見本書第二十二章 )，朱熹會友論學之處。
我們正遭受着與晉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運。
可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神奇的環境：這麼多的哲學家、著作家和學者都住在一棟樓裡。
遭逢世變，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動人心，令入神往。
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湯用彤教授、金嶽霖教授，把在此以前開始寫的著作寫完了。
湯先生的書是《中國佛教史》第一部分。
金先生的書是《論道》。
我的書是《新理學》。
金先生和我有許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書是程朱理學的發展，而他的書則是獨立研究形上學問題的成果。
後來在昆明我又寫了一系列的其他的書：《新事論》，又名《中國到自由之路》；《新原人》；《新原道》，又名《中國哲學之精神》(已由牛津大學的休士先生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新知言》(各書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往下我試将各書要點略述一二，作為舉例，以見當代中國哲學的一個趨勢；這樣做的時候，也許可以從側面透露出，中國哲學對未來的哲學會有什麼貢獻。
哲學的推理，更精确地說，形上學的推理，其出發點是經驗中有某種事物。
這某種事物，也許是一種感覺，一種感情，或别的什麼。
從"有某種事物"這句話演繹出《新理
現在就好了，讀者對于中國哲學的各種傳統已經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繼續講前一章 所講的故事，來回答這些問題。
哲學家和哲學史家 這麼辦的時候，我想隻限于我自己的故事，這完全不是因為我認為這是唯一值得一講的故事，而是因為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許可以作為一種例證。
我想，這樣做，比隻寫出一連串的名字和什麼"論"，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釋，結果毫無印象的走過場，要好得多。
隻說某個哲學家是什麼"論者"，再不多說了，就會造成誤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國哲學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戰争爆發之前三年；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譯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戰争已經開始了三個月；這部書正是我在前一章 結尾提到的那種精神的表現。
我在這部著作裡利用了漢學家研究古代哲學家著作的成果，同時應用邏輯分析方法弄清楚這些哲學家的觀念。
從曆史家的觀點看，應用這種方法有其限度，因為古代哲學家的觀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現代解釋者所表述的那樣清楚。
哲學史的作用是告訴我們，哲學家的字句，這些人自己在過去實際上是意指什麼，而不是我們現在認為應當意指什麼。
在《中國哲學史》中，我盡量使邏輯分析方法的應用保持在适當限度裡。
可是從純哲學家的觀點看，弄清楚過去哲學家的觀念，把他們的理論推到邏輯的結論，以便看出這些理論是正确還是謬誤，這确實比僅僅尋出他們自己認為這些觀念和理論的意思是什麼，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
這樣做就有一個從舊到新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是上述時代精神的另一個階段。
可是這樣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個曆史家的陳述性工作，而是一個哲學家的創造性工作了。
我與王國維有同感，就是說，我不願隻做一個哲學史家。
所以寫完了我的《中國哲學史》以後，我立即準備做新的工作。
但是正在這個關頭，戰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發了。
戰時的哲學著作 在戰前，北京大學哲學系(我在此畢業)，清華大學哲學系(我在此任教)，被認為是國内最強的。
它們各有自己的傳統和重點。
北大哲學系的傳統和重點是曆史研究，其哲學傾向是觀念論，用西方哲學的名詞說是康德派、黑格爾派，用中國哲學的名詞說是陸王。
相反，清華哲學系的傳統和重點是用邏輯分析方法研究哲學問題，其哲學傾向是實在論，用西方哲學的名詞說是柏拉圖派(因為新實在論哲學是柏拉圖式的)，用中國哲學的名詞說是程朱。
北大、清華都設在北平(前名北京)，戰争爆發後遷往西南，在那裡與第三所大學，天津的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度過了整個戰争時期。
兩個哲學系聯合起來，陣容是罕見的，驚人的，擁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學的一切重要學派。
最初，聯大曾設在湖南省的長沙，我們哲學系和文、法學院其他各系設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嶽。
我們在衡山隻住了大約四個月，一九三八年春遷往昆明，最西南的邊陲。
在衡山隻有短短的幾月，精神上卻深受激勵。
其時，正處于我們曆史上最大的民族災難時期；其地，則是懷讓磨磚作鏡(見本書第二十二章 )，朱熹會友論學之處。
我們正遭受着與晉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運。
可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神奇的環境：這麼多的哲學家、著作家和學者都住在一棟樓裡。
遭逢世變，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動人心，令入神往。
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湯用彤教授、金嶽霖教授，把在此以前開始寫的著作寫完了。
湯先生的書是《中國佛教史》第一部分。
金先生的書是《論道》。
我的書是《新理學》。
金先生和我有許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書是程朱理學的發展，而他的書則是獨立研究形上學問題的成果。
後來在昆明我又寫了一系列的其他的書：《新事論》，又名《中國到自由之路》；《新原人》；《新原道》，又名《中國哲學之精神》(已由牛津大學的休士先生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新知言》(各書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往下我試将各書要點略述一二，作為舉例，以見當代中國哲學的一個趨勢；這樣做的時候，也許可以從側面透露出，中國哲學對未來的哲學會有什麼貢獻。
哲學的推理，更精确地說，形上學的推理，其出發點是經驗中有某種事物。
這某種事物，也許是一種感覺，一種感情，或别的什麼。
從"有某種事物"這句話演繹出《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