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楚鄢陵之站(成公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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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可擔心的?”士燮聽了氣得拿起戈趕他出去,并說:“國家的存亡,是天意決定的,小孩子知道什麼?”弈書說:“楚軍輕浮急噪,我們堅守營壘等待著,三天之後楚軍一定會撤退。

    他們退走時我們再出擊,必定會取得勝利。

    ”欲至說:“楚軍有六個弱點,我們不要放過機會:他們的兩個統帥彼此不和;楚王的親兵都是貴族子弟;鄭國軍隊雖然擺出了陣勢,但是軍容不整;楚軍中的蠻人雖然成軍,但不能布成陣勢;布陣不避開月末這天;他們的士兵在陣中很吵鬧,遇上交戰會更吵鬧。

    個人隻注意自己的退路,沒有鬥志,貴族子弟也并非精兵,月末用兵又犯了天忌,我們一定能戰勝他們。

    ” 楚共王登上了巢車‘觀望晉軍的動靜。

    子重派太宰伯州犁在楚王後面陪著。

    楚王問道:“晉軍正駕著兵車左右奔跑,這是怎麼回事?”伯州犁回答說:“是召集軍官。

    ”楚王說:“那些人都到中軍集合了。

    ”伯州犁說:“這是在開會商量。

    ”楚王說:“搭起帳幕了。

    ”伯州犁說:“這是晉軍虔誠地向先君蔔吉兇。

    ”楚王說:“撤去帳幕了。

    ”伯州犁說:“快要發布命令了。

    ”楚王說:“非常喧鬧,而且塵土飛揚起來了。

    ”伯州犁說:“這是準備填井平竈,擺開陣勢。

    ”楚王說:“都登上了戰車,左右兩邊的人又拿著武器下車了。

    ”伯州犁說:“這是聽取主帥發布誓師令。

    ”楚王問道:“要開戰了嗎?”伯州犁回答說:“還不知道。

    ”楚王說:“又上了戰車,左右兩邊的人又都下來了。

    ”伯州犁說:“這是戰前向神祈禱。

    ”伯州犁把晉侯親兵的位置告訴了楚共王。

    苗贲皇在晉厲公身旁,也把楚共王親兵的位置告訴了晉厲公。

    晉厲公左右的将士都說;“楚國最出色的武士都在中軍,而且人數衆多,不可抵擋。

    ”苗贲皇對晉厲公說:“楚國的精銳部隊隻不過是中軍裡那些楚王的親兵罷了。

    請分出一些精兵來攻擊楚國的左右兩軍,再集中三軍攻打楚王的親兵,一定能把它們打得大敗。

    ”晉厲公蔔筮問吉兇,蔔官說:“大吉。

    得的是個‘複’卦,卦辭說:‘南國窘迫,用箭射它的國王,射中他的眼睛。

    ’國家窘迫,國君受傷,不打敗仗還會有什麼呢?”晉厲公聽從了蔔官的話。

     【讀解】 這是一場晉、楚兩國為争取小國附庸而進行的戰争,最後以晉軍獲勝結束。

    這場戰争真正充分證明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古訓。

    彼此間的争鬥沒有什麼正義和非正義可言,無非是為了撈取各自的好處。

     使人感興趣的不是誰勝誰負,而是對立雙方在交戰過程中的表演。

     士燮所說的“外甯必有内憂”,給人的感覺似乎是隻有靠不斷地進行對外戰争,才能保證自己國内的安甯。

    換句話說,如果治理不好國家内部,就靠對外戰争來轉移國内人們的視線和注意力。

    當國家命運的決策人當到這個地步,可以說已經到了黔驢技窮、山窮水盡的境地。

    這樣的統治者不下台,還呆在權利位置上趕什麼? 認真的想,這實在是一種強盜邏輯,都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強國打仗、吞并弱小國家之上。

    或許,這種強盜邏輯在春秋時代行得通而在現在則行不通。

    統治者的主要職責是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為此可做的事和必須做的事太多了,必須要付出太多的精力。

     再說,内患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在根本上是由統治者自己造成的。

    如果天下太平,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政治清明,統治者廉潔奉公,誰會起來造反?還是《水浒傳》當中那句話說得好: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老百姓盼望的是過和平安甯的日子,平白無故造什麼反? 國家的内亂,要麼是政治腐敗、治理無方、統治者荒淫無道,緻使民不聊生造成的,要麼是由統治集團内部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争權奪利造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試圖以對外擴張和侵略來治病,充其量是治表而無法治根,甚至更有可能加重内亂,使毛病積重難返,直到病入膏育,不可救藥。

     話雖然這麼說,晉軍畢竟會打仗,最終獲得了鄢陵之戰的勝利。

    他們所憑借的,不是正氣和道義,不過是正确的戰略戰術罷了。

    這同政治腐敗、擴張野心膨脹是兩回事。

    他們首先做到了知己知彼,摸透了楚軍的六大弱點,這六個弱點中幾乎每一個都是緻命的。

    比如主帥不和,在兩軍對壘的殘繪戰鬥中必然會令出兩端,弄得士兵不知所措。

    比如貴族子弟參戰,這些個公子哥兒養尊處優慣了,趾高氣昂,志滿意得,卻吃不了苦,沒有戰鬥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這樣一來,對敵方的弱點了如指掌,因此胸有成竹,怎能不打勝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