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國骊姬之亂（僖公四、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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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獻公。
晉獻公在外打獵，骊姬把祭祀的酒肉在宮中放了六天。
晉獻公打獵回來，骊姬在酒肉中下了毒藥獻給獻公。
晉獻公灑酒祭地，地上的土凸起成堆；拿肉給狗吃，狗被毒死；給官中小臣吃，小臣也死了。
骊姬哭着說：“是太子想謀害您。
”太子逃到了新城，晉獻公殺了太子的師傅杜原款。
有人對太子說：“您要申辯。
國君一定會辯明是非。
”太子說：“君王如果沒有了骊姬，會睡不安，吃不飽。
我一申辯，骊姬必定會有罪。
君王老了，我又不能使他快樂。
”那人說：“您想出走嗎？”太子說：“君土還沒有明察骊姬的罪過，我帶着殺父的罪名出走，誰會接納我呢？”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自盡。
骊姬接着又誣陷重耳和夷吾兩個公于說：“他們都知道申生的陰謀。
”于是，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 當初，晉獻公派大夫士為為重耳和夷吾修築蒲城和屈城，不小心，在城牆裡放進了柴草。
夷吾把這件事告訴了獻公。
晉獻公反人責備了士芬。
士芬叩頭回答說：“臣下聽說，沒有喪事而悲傷，憂愁必定變為仇怨。
沒有戰事而築城，仇敵必定來占領。
既然仇敵會來占領，又何必那麼謹慎呢？在官位而不接受君命，這是不敬，加固仇敵的城池，這是不忠。
失去了恭敬和忠誠，拿什麼來事奉國君呢？《詩》說：‘心懷德行就是安甯，同宗子弟就是堅城。
’國君如果能修德行并鞏國宗子的地位，有什麼城池比得上呢？三年之後就要用兵，哪裡用得着那麼謹慎？”士芬退下來後作了首詩說：“狐皮袍于毛蓬松，一個國家有三公，我該跟從哪一個？” 到災禍發生時，晉獻公派寺人披去攻打蒲城。
重耳說：“君父的命令不能違抗。
”于是他通告衆人說：“違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敵。
”重耳翻牆逃走，寺人披砍掉了他的袖口。
重耳于是逃亡到了狄國。
...... 魯僖公六年的春天，晉獻公派賈華去攻打屈城。
夷吾堅守不住，與屈人訂立盟約後出走。
夷吾準備逃往狄國，卻芮說：“你在重耳之後逃到狄國去，這證明了你有罪，不如去梁國。
梁國靠近秦國，而且得到秦國的信任。
”于是夷吾去了粱國。
【讀解】 太子申生是個悲劇性的人物，是骊姬陰謀詭計的犧牲品，同時也是他所信奉的觀念的犧牲品：既已知道罪魁禍手是誰，卻為父親的“幸福”而不願揭露；出逃本可以成為一條出路，卻以自盡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種悲劇性的人物多半隻能在古代注重孝慈、仁義的氛圍中才能找到，他們把自己所信奉的道德準則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甯可自己含冤而亡，也不讓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損于應當忠孝的對象。
站在他們的立場之上，絕對不可能想到以牙還牙、以惡報惡，剩下的就隻有以犧牲自己來成全他人。
這樣的行為雖然在今日不足以仿效，但其精神恐怕不應當過時；危難時刻想着他人，甘願為他人作出犧牲。
當然，這其中有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所付出的犧牲，應當是有價值的，像中生為之犧牲的對象，在我們看來肯定是不值得的。
實際上，他還可以有更好的選擇，完全可以既避過陷害，使搞陰謀者得到應有的懲罰，又以此來表明對父王的忠誠。
申生的悲劇使我們再次領悟到，心地過分善良純潔，在一個充滿邪惡的世界之中，往往會成為邪惡的祭品。
惡的力量無害，這尚可以理解；而當我們清醒地意識到了惡在向我們進攻時，是不應當向它讓步和妥協的。
有時候，可以正面地、理直氣壯地、大膽地反抗惡，有時候則可以憑智慧設法躲開惡，申生的兩個兄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正是這樣做的。
他們兩人比申生聰明的地方，在于明知自己沒有過錯，就完全沒有必要代人受過，沒有必要去做替罪羊，更沒有必要自動成為陰謀詭計的犧牲品。
既然父王的命令不能違抗，逃跑總是可以的。
再說，他們倆固執己見，也未執迷不悟，聽從了别人善意的勸告，在災禍臨頭時注意保護自己。
公子重耳日後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自然同他善于随機應變，不固守陳腐之見有很大關系。
這使我們想到一條最實際的生存法則：适者生存。
為理想、真理、道義獻身，固然可敬、高尚，值得贊頌。
在沒有理想、真理、道義可以獻身之時，保存自己，認清身處的環境，從中得到自己應當得到的東西，的确是一種切實可行的選擇。
在人們為了現實利益而互相傾軋、勾心鬥角的春秋時代，很難說有什麼值得為之奮鬥的崇高目标，在混亂紛争之中如何保護自己，是人們首要關心的問題。
“霸王”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大概正是認清了時勢，并能積極主動地适應時勢，從而成為強者。
強者不僅僅是善于适應環境，善于保存自己，同時也善于競争，善于把握進取和退守的時機，該進則進，該退則退，不放過任何一次可能獲得成功的機會。
這個法則，不僅在春秋諸霸的紛争中得到了證明，恐怕也應當說是由社會本身的發展所決定了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社會中的人都是如此。
晉獻公在外打獵，骊姬把祭祀的酒肉在宮中放了六天。
晉獻公打獵回來，骊姬在酒肉中下了毒藥獻給獻公。
晉獻公灑酒祭地，地上的土凸起成堆；拿肉給狗吃，狗被毒死；給官中小臣吃，小臣也死了。
骊姬哭着說：“是太子想謀害您。
”太子逃到了新城，晉獻公殺了太子的師傅杜原款。
有人對太子說：“您要申辯。
國君一定會辯明是非。
”太子說：“君王如果沒有了骊姬，會睡不安，吃不飽。
我一申辯，骊姬必定會有罪。
君王老了，我又不能使他快樂。
”那人說：“您想出走嗎？”太子說：“君土還沒有明察骊姬的罪過，我帶着殺父的罪名出走，誰會接納我呢？”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自盡。
骊姬接着又誣陷重耳和夷吾兩個公于說：“他們都知道申生的陰謀。
”于是，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 當初，晉獻公派大夫士為為重耳和夷吾修築蒲城和屈城，不小心，在城牆裡放進了柴草。
夷吾把這件事告訴了獻公。
晉獻公反人責備了士芬。
士芬叩頭回答說：“臣下聽說，沒有喪事而悲傷，憂愁必定變為仇怨。
沒有戰事而築城，仇敵必定來占領。
既然仇敵會來占領，又何必那麼謹慎呢？在官位而不接受君命，這是不敬，加固仇敵的城池，這是不忠。
失去了恭敬和忠誠，拿什麼來事奉國君呢？《詩》說：‘心懷德行就是安甯，同宗子弟就是堅城。
’國君如果能修德行并鞏國宗子的地位，有什麼城池比得上呢？三年之後就要用兵，哪裡用得着那麼謹慎？”士芬退下來後作了首詩說：“狐皮袍于毛蓬松，一個國家有三公，我該跟從哪一個？” 到災禍發生時，晉獻公派寺人披去攻打蒲城。
重耳說：“君父的命令不能違抗。
”于是他通告衆人說：“違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敵。
”重耳翻牆逃走，寺人披砍掉了他的袖口。
重耳于是逃亡到了狄國。
...... 魯僖公六年的春天，晉獻公派賈華去攻打屈城。
夷吾堅守不住，與屈人訂立盟約後出走。
夷吾準備逃往狄國，卻芮說：“你在重耳之後逃到狄國去，這證明了你有罪，不如去梁國。
梁國靠近秦國，而且得到秦國的信任。
”于是夷吾去了粱國。
【讀解】 太子申生是個悲劇性的人物，是骊姬陰謀詭計的犧牲品，同時也是他所信奉的觀念的犧牲品：既已知道罪魁禍手是誰，卻為父親的“幸福”而不願揭露；出逃本可以成為一條出路，卻以自盡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種悲劇性的人物多半隻能在古代注重孝慈、仁義的氛圍中才能找到，他們把自己所信奉的道德準則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甯可自己含冤而亡，也不讓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損于應當忠孝的對象。
站在他們的立場之上，絕對不可能想到以牙還牙、以惡報惡，剩下的就隻有以犧牲自己來成全他人。
這樣的行為雖然在今日不足以仿效，但其精神恐怕不應當過時；危難時刻想着他人，甘願為他人作出犧牲。
當然，這其中有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所付出的犧牲，應當是有價值的，像中生為之犧牲的對象，在我們看來肯定是不值得的。
實際上，他還可以有更好的選擇，完全可以既避過陷害，使搞陰謀者得到應有的懲罰，又以此來表明對父王的忠誠。
申生的悲劇使我們再次領悟到，心地過分善良純潔，在一個充滿邪惡的世界之中，往往會成為邪惡的祭品。
惡的力量無害，這尚可以理解；而當我們清醒地意識到了惡在向我們進攻時，是不應當向它讓步和妥協的。
有時候，可以正面地、理直氣壯地、大膽地反抗惡，有時候則可以憑智慧設法躲開惡，申生的兩個兄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正是這樣做的。
他們兩人比申生聰明的地方，在于明知自己沒有過錯，就完全沒有必要代人受過，沒有必要去做替罪羊，更沒有必要自動成為陰謀詭計的犧牲品。
既然父王的命令不能違抗，逃跑總是可以的。
再說，他們倆固執己見，也未執迷不悟，聽從了别人善意的勸告，在災禍臨頭時注意保護自己。
公子重耳日後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自然同他善于随機應變，不固守陳腐之見有很大關系。
這使我們想到一條最實際的生存法則：适者生存。
為理想、真理、道義獻身，固然可敬、高尚，值得贊頌。
在沒有理想、真理、道義可以獻身之時，保存自己，認清身處的環境，從中得到自己應當得到的東西，的确是一種切實可行的選擇。
在人們為了現實利益而互相傾軋、勾心鬥角的春秋時代，很難說有什麼值得為之奮鬥的崇高目标，在混亂紛争之中如何保護自己，是人們首要關心的問題。
“霸王”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大概正是認清了時勢，并能積極主動地适應時勢，從而成為強者。
強者不僅僅是善于适應環境，善于保存自己，同時也善于競争，善于把握進取和退守的時機，該進則進，該退則退，不放過任何一次可能獲得成功的機會。
這個法則，不僅在春秋諸霸的紛争中得到了證明，恐怕也應當說是由社會本身的發展所決定了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社會中的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