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公伐楚（僖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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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你都有權征讨他們，從而共同輔佐周王室。
’召康公還給了我們先君征讨的範圍：東到海邊，西到黃河，南到穆陵，北到無隸。
你們應當進貢的包茅沒有交納，周工室的祭祀供不上，沒有用來滲濾酒渣的東西，我特來征收貢物；周昭王南巡沒有返回，我特來查問這件事。
”楚國使臣回答說：“貢品沒有交納，是我們國君的過錯，我們怎麼敢不供給呢？周昭工南巡沒有返回，還是請您到水邊去問一間吧！”于是齊軍繼續前進，臨時駐紮在陉。
這年夏天，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齊軍中去交涉，齊軍後撤，臨時駐紮在召陵。
齊桓公讓諸侯國的軍隊擺開陣勢，與屈完同乘一輛戰車觀看軍容。
齊桓公說：“諸侯們難道是為我而來嗎？他們不過是為了繼承我們先君的友好關系罷了。
你們也同我們建立友好關系，怎麼樣？屈完回答說：“承蒙您惠臨敝國并為我們的國家求福，忍辱接納我們國君，這正是我們國君的心願。
”齊桓公說：“我率領這些諸侯軍隊作戰，誰能夠抵擋他們？我讓這些軍隊攻打城池，什麼樣的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說：‘如果您用仁德來安撫諸侯，哪個敢不順服？如果您用武力的話，那麼楚國就把方城山當作城牆，把漢水當作護城河，您的兵馬雖然衆多，恐怕也沒有用處！” 後來，屈完代表楚國與諸侯國訂立了盟約。
【讀解】 據說，“春秋無義戰”。
這意思是說，春秋是一個諸侯（軍閥？）混戰的時代，大家都是為了實際的利益（攻城掠地、搶奪财富之類）而打仗，大國憑借實力搶奪、吞并小國，弱肉強食，沒有誰是為了真理、正義而戰。
這種說法也許過于誇張，但齊桓公伐楚，似乎證明了戰争的不合道義。
齊桓公尋找的借口一望而知是站不住腳的，無法掩蓋住恃強淩弱的本來面目，繼而赤裸裸地以武力相威脅。
這一典型事例足以讓人相信那時大多數戰争的非正義性質，相信強者為王的競争邏輯。
不過，這場戰争之所以載入史冊，引起人們的興趣，并不是誰是誰非、誰代表正義和非正義的問題，而是在一個“無法無天”、憑強力攫取利益的時代之中，弱者如何憑借智慧保護自己的技巧，以及在強大的武力面前不甘稱臣的精神。
内在的智慧，通過巧妙的外交辭令表達出來，不費一兵一卒，以智慧的力量使敵手心理上先行崩潰，從而達到保存自己的目的。
即使是撇開利益之争一類背景，單是那些外交辭令本身，也足以讓人贊賞和驚歎不已：一來一往，針鋒相對，表面顯得謙恭、溫和、禮讓，言辭又讓人聽起來不刺耳，而内在的凜然正氣，卻透過溫和的表面使放手膽戰心驚。
可以說，咱們的祖先在這方面發展出了一整套曾在世界上無人可比拟的智謀，使他們在戰争藝術和戰争謀咯方面處于世界上的領先地位，至今仍讓我們向往不己。
智謀本身是中性的，是一種手段和技巧，可以用于各種目的和各種場合。
弱者可以憑借它來保護自己，強者可以憑借它來巧取豪奪，陰謀家也可以憑借它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實際上，我們也看到了不少把智謀用于各種目的和場合的實例，從宮廷政變，到坑蒙拐騙，從高層次，到低層次，應有盡有。
由此讓我們想到，咱們國人熱心并擅長于人與人之間的争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争鬥。
我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過多地用在了人與人之間的争鬥之上，而不是用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為更多的人造福之上。
這是否同我們的謀略自古以來就特别發達有關系呢？
’召康公還給了我們先君征讨的範圍：東到海邊，西到黃河，南到穆陵，北到無隸。
你們應當進貢的包茅沒有交納，周工室的祭祀供不上，沒有用來滲濾酒渣的東西，我特來征收貢物；周昭王南巡沒有返回，我特來查問這件事。
”楚國使臣回答說：“貢品沒有交納，是我們國君的過錯，我們怎麼敢不供給呢？周昭工南巡沒有返回，還是請您到水邊去問一間吧！”于是齊軍繼續前進，臨時駐紮在陉。
這年夏天，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齊軍中去交涉，齊軍後撤，臨時駐紮在召陵。
齊桓公讓諸侯國的軍隊擺開陣勢，與屈完同乘一輛戰車觀看軍容。
齊桓公說：“諸侯們難道是為我而來嗎？他們不過是為了繼承我們先君的友好關系罷了。
你們也同我們建立友好關系，怎麼樣？屈完回答說：“承蒙您惠臨敝國并為我們的國家求福，忍辱接納我們國君，這正是我們國君的心願。
”齊桓公說：“我率領這些諸侯軍隊作戰，誰能夠抵擋他們？我讓這些軍隊攻打城池，什麼樣的城攻不下？”屈完回答說：‘如果您用仁德來安撫諸侯，哪個敢不順服？如果您用武力的話，那麼楚國就把方城山當作城牆，把漢水當作護城河，您的兵馬雖然衆多，恐怕也沒有用處！” 後來，屈完代表楚國與諸侯國訂立了盟約。
【讀解】 據說，“春秋無義戰”。
這意思是說，春秋是一個諸侯（軍閥？）混戰的時代，大家都是為了實際的利益（攻城掠地、搶奪财富之類）而打仗，大國憑借實力搶奪、吞并小國，弱肉強食，沒有誰是為了真理、正義而戰。
這種說法也許過于誇張，但齊桓公伐楚，似乎證明了戰争的不合道義。
齊桓公尋找的借口一望而知是站不住腳的，無法掩蓋住恃強淩弱的本來面目，繼而赤裸裸地以武力相威脅。
這一典型事例足以讓人相信那時大多數戰争的非正義性質，相信強者為王的競争邏輯。
不過，這場戰争之所以載入史冊，引起人們的興趣，并不是誰是誰非、誰代表正義和非正義的問題，而是在一個“無法無天”、憑強力攫取利益的時代之中，弱者如何憑借智慧保護自己的技巧，以及在強大的武力面前不甘稱臣的精神。
内在的智慧，通過巧妙的外交辭令表達出來，不費一兵一卒，以智慧的力量使敵手心理上先行崩潰，從而達到保存自己的目的。
即使是撇開利益之争一類背景，單是那些外交辭令本身，也足以讓人贊賞和驚歎不已：一來一往，針鋒相對，表面顯得謙恭、溫和、禮讓，言辭又讓人聽起來不刺耳，而内在的凜然正氣，卻透過溫和的表面使放手膽戰心驚。
可以說，咱們的祖先在這方面發展出了一整套曾在世界上無人可比拟的智謀，使他們在戰争藝術和戰争謀咯方面處于世界上的領先地位，至今仍讓我們向往不己。
智謀本身是中性的，是一種手段和技巧，可以用于各種目的和各種場合。
弱者可以憑借它來保護自己，強者可以憑借它來巧取豪奪，陰謀家也可以憑借它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實際上，我們也看到了不少把智謀用于各種目的和場合的實例，從宮廷政變，到坑蒙拐騙，從高層次，到低層次，應有盡有。
由此讓我們想到，咱們國人熱心并擅長于人與人之間的争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争鬥。
我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過多地用在了人與人之間的争鬥之上，而不是用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為更多的人造福之上。
這是否同我們的謀略自古以來就特别發達有關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