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 高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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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為盡。
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
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
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
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于吾人，斃而後已雲爾！ 黃宗羲雲： 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
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雲心如太虛，本無生死。
劉先生宗周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
這裡鈔摘他這一長篇的自序，一則宋、元、明三代已過六百年的理學，正到結穴時，我們可以把他來作這六百年理學家最後歸宿的一典型。
二則他為學一本程朱，我們若避開理論，專從實際工夫上來看程朱、陸王之異同，則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出許多極接近陸王的成分。
問：“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
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于象山，象山心粗于孟子。
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
濂溪、明道，與顔子一脈。
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
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
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
敬齋、康齋、尹和靖，與子夏一脈。
”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
” 問：“整庵、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
陸子之學直捷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處。
朱子卻确守孔子家法，隻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以漸而入。
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
” 又曰： 除卻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
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
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
此兩者之分，孟子于夫子微見朕兆，陸子于朱子遂成異同。
本朝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是兩樣。
宇内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
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
這些話，也顯可看出學術思想轉變之痕迹。
從前都在理上争，以謂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
此刻則漸漸轉換眼光，來看各家學派之脈絡，側重在學術本身之流變與異同。
如是則争傳統的宗教氣，将轉成為學術史的研究。
因于如此的轉變，故其論學精神，亦将不再懸空去争辨宇宙人生的大原理，而自會更注重在針對時弊上發腳。
他曾說：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究而任心而廢學，于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
始也掃善惡以空念，究且任空而廢行，于是乎名節忠義鮮而士鮮實修。
故他說： 嘗妄意以為今日之學，甯守先儒之說，拘拘為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于不知之妄作。
甯禀前哲之矩，硁硁為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于無忌憚之中庸。
積之之久，傥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
根據上引，可見攀龍與憲成，在其講學的外貌上，雖似有不同，而内裡精神，則實有他們的一緻。
他們都不在憑空追尋宇宙或人生之大原理，再把此原理運用到現實，或憑此原理衡量已往的曆史。
他們似乎更着眼在當前時代的實際情況，和已往曆史的客觀經過上。
因此他們的理論，更像是針對着現實，客觀了已往。
因此他們在思想上，似乎都沒有要自己建立一完整的體系，或信守某家某派的理論和主張。
這一點，顯然是一種新态度。
六百年來的理學，便會在這一新态度上變了質。
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
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
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
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于吾人，斃而後已雲爾！ 黃宗羲雲： 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
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雲心如太虛，本無生死。
劉先生宗周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
這裡鈔摘他這一長篇的自序，一則宋、元、明三代已過六百年的理學，正到結穴時，我們可以把他來作這六百年理學家最後歸宿的一典型。
二則他為學一本程朱，我們若避開理論，專從實際工夫上來看程朱、陸王之異同，則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出許多極接近陸王的成分。
問：“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
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于象山，象山心粗于孟子。
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
濂溪、明道，與顔子一脈。
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
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
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
敬齋、康齋、尹和靖，與子夏一脈。
”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
” 問：“整庵、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
陸子之學直捷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處。
朱子卻确守孔子家法，隻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以漸而入。
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
” 又曰： 除卻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
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
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
此兩者之分，孟子于夫子微見朕兆，陸子于朱子遂成異同。
本朝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是兩樣。
宇内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
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
這些話，也顯可看出學術思想轉變之痕迹。
從前都在理上争，以謂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
此刻則漸漸轉換眼光，來看各家學派之脈絡，側重在學術本身之流變與異同。
如是則争傳統的宗教氣，将轉成為學術史的研究。
因于如此的轉變，故其論學精神，亦将不再懸空去争辨宇宙人生的大原理，而自會更注重在針對時弊上發腳。
他曾說：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究而任心而廢學，于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
始也掃善惡以空念，究且任空而廢行，于是乎名節忠義鮮而士鮮實修。
故他說： 嘗妄意以為今日之學，甯守先儒之說，拘拘為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于不知之妄作。
甯禀前哲之矩，硁硁為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于無忌憚之中庸。
積之之久，傥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
根據上引，可見攀龍與憲成，在其講學的外貌上，雖似有不同，而内裡精神，則實有他們的一緻。
他們都不在憑空追尋宇宙或人生之大原理，再把此原理運用到現實，或憑此原理衡量已往的曆史。
他們似乎更着眼在當前時代的實際情況，和已往曆史的客觀經過上。
因此他們的理論，更像是針對着現實，客觀了已往。
因此他們在思想上，似乎都沒有要自己建立一完整的體系，或信守某家某派的理論和主張。
這一點，顯然是一種新态度。
六百年來的理學，便會在這一新态度上變了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