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〇 羅汝芳、趙貞吉
關燈
小
中
大
是汝芳一人之自述，卻可透露出當時學術思想演變進趨之大消息。
宋、明學講到王守仁門下，實已發揮得最易簡，最切近，義無餘蘊了。
然而種種歧見，種種争辨，還是愈歧而愈狹，愈辨而愈細，使人入而不能出。
真用功人，不由得你不深感到這裡的苦處。
汝芳說：“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
”當知唐代禅宗，也正是在這一局面下進爆而出的。
從此卻把宋、明幾百年各家各派争辨歧見，隻把孔孟“孝弟”兩字來統括淨盡了。
但孝弟隻是盡人事，如何把來通天道？于是古經籍中《易經》一書，便成為汝芳最難打通的一關。
直從周、邵、張諸家，到朱熹之格物窮理而求一旦之豁然貫通，是一條路。
又從程颢之“學者先須識仁”，到王守仁的“人心一點靈明是天地萬物發竅最精處”，又是一段路。
此刻汝芳則隻把捉到天地生生之德，來和斯人孝弟之心绾合成一了，又可省卻許多葛藤與繳繞。
如是說來，真是愚夫愚婦，當下便知便能了。
卻不料正為如是，也把古聖人古經典地位，都讓世間愚夫愚婦日常心情代替占盡了。
試問：這一種精神，如何不說它是佛門中禅的精神呢？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隻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隻是一個仁。
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
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
如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隻立人即所以立己也。
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隻達人即所以達己也。
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
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
其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
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
而不取于民，方見是廉。
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
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
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内及外，更無分别，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
” 汝芳講學之着精神處，正在他不講理，隻講事，而正在事上顯出了理。
所以禅宗興起，同時便會有華嚴。
華嚴講“事理圓融”，卻要講到“事事圓融”。
必待講到這裡，才如行人到了家。
但行人到家了，也便無路可走了。
佛學如此，宋、明理學也如此。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緻力？”曰：“方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
辄恻然思曰：‘何獨于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途，客旅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
别去，又辄恻然思曰：‘何獨于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
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
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
甚至膚發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
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 這些處，全不是在講學，隻是在講生活，講日常。
程颢說：“觀雛雞可以識仁。
”但這話仍像在講學講義理。
必待一切落實到具體日常生活上，此種義理與此種學，才如行人到了家。
但行人到家了，便不再有路了。
因此王學傳統，實也不必再要有何心隐、李卓吾，自會衰歇了。
汝芳孫懷智，嘗閱《中峰廣錄》，汝芳辄命屏去，曰： 禅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
更能轉出頭來，複歸聖學者，百無一二。
可見汝芳不願講禅學。
但一種思想，隻要真能鞭辟近裡，真能笃實易簡，到真人人易知易能的階段，反身當下而即是，用不着對古聖賢古經籍傳統再追求。
這樣的思想，便早是佛教中的禅學了。
汝芳決不隻如禅宗祖師們，僅說運水搬柴是神通。
他還要說孝弟慈，要說仁恕一體。
但所說内容盡相異，而我們則仍不妨說他是理學中的禅。
許多人說陸王心學是禅，正為其早帶有這樣的精神。
再追溯上去，程颢早帶有這種精神了，甚至可說連孟子也有這一種精神。
禅宗本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由中國人自己開創的新宗派。
我們也可說，中國思想裡，本帶有這一種禅的意味呀！因此中國思想不易在宗教與哲學上演進。
這卻是中國思想一個特殊點。
但許多人不了解此意，如陳建《學蔀通辨》，把陸九淵主張教人靜坐，收拾精神，認為是禅學。
其實禅宗祖師們正反對靜坐。
陳建又說王守仁是禅，但如江右王門羅洪先，盡教人靜坐，并不能說他是禅學。
而汝芳則正從靜坐中解放逃出的。
他嘗說： 嘗過臨清，劇病，怳忽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勌而目辄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
”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随物感通，原無定執。
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
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随之矣。
”驚起叩首，流汗如雨。
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
這一節話，可與他臨田寺閉關遇顔鈞指點一節合看。
汝芳近禅的
宋、明學講到王守仁門下，實已發揮得最易簡，最切近，義無餘蘊了。
然而種種歧見，種種争辨，還是愈歧而愈狹，愈辨而愈細，使人入而不能出。
真用功人，不由得你不深感到這裡的苦處。
汝芳說：“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
”當知唐代禅宗，也正是在這一局面下進爆而出的。
從此卻把宋、明幾百年各家各派争辨歧見，隻把孔孟“孝弟”兩字來統括淨盡了。
但孝弟隻是盡人事，如何把來通天道？于是古經籍中《易經》一書，便成為汝芳最難打通的一關。
直從周、邵、張諸家，到朱熹之格物窮理而求一旦之豁然貫通，是一條路。
又從程颢之“學者先須識仁”，到王守仁的“人心一點靈明是天地萬物發竅最精處”，又是一段路。
此刻汝芳則隻把捉到天地生生之德，來和斯人孝弟之心绾合成一了，又可省卻許多葛藤與繳繞。
如是說來，真是愚夫愚婦，當下便知便能了。
卻不料正為如是，也把古聖人古經典地位，都讓世間愚夫愚婦日常心情代替占盡了。
試問：這一種精神，如何不說它是佛門中禅的精神呢？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隻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隻是一個仁。
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
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
如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隻立人即所以立己也。
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隻達人即所以達己也。
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
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
其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
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
而不取于民，方見是廉。
說官之慈，即其不虐民者是也。
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
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内及外，更無分别，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
” 汝芳講學之着精神處，正在他不講理，隻講事，而正在事上顯出了理。
所以禅宗興起，同時便會有華嚴。
華嚴講“事理圓融”，卻要講到“事事圓融”。
必待講到這裡，才如行人到了家。
但行人到家了，也便無路可走了。
佛學如此，宋、明理學也如此。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緻力？”曰：“方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
辄恻然思曰：‘何獨于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途，客旅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
别去，又辄恻然思曰：‘何獨于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
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
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
甚至膚發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
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 這些處，全不是在講學，隻是在講生活，講日常。
程颢說：“觀雛雞可以識仁。
”但這話仍像在講學講義理。
必待一切落實到具體日常生活上，此種義理與此種學，才如行人到了家。
但行人到家了，便不再有路了。
因此王學傳統，實也不必再要有何心隐、李卓吾，自會衰歇了。
汝芳孫懷智，嘗閱《中峰廣錄》，汝芳辄命屏去，曰： 禅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
更能轉出頭來，複歸聖學者，百無一二。
可見汝芳不願講禅學。
但一種思想，隻要真能鞭辟近裡，真能笃實易簡，到真人人易知易能的階段，反身當下而即是，用不着對古聖賢古經籍傳統再追求。
這樣的思想，便早是佛教中的禅學了。
汝芳決不隻如禅宗祖師們，僅說運水搬柴是神通。
他還要說孝弟慈，要說仁恕一體。
但所說内容盡相異，而我們則仍不妨說他是理學中的禅。
許多人說陸王心學是禅，正為其早帶有這樣的精神。
再追溯上去，程颢早帶有這種精神了，甚至可說連孟子也有這一種精神。
禅宗本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由中國人自己開創的新宗派。
我們也可說，中國思想裡，本帶有這一種禅的意味呀！因此中國思想不易在宗教與哲學上演進。
這卻是中國思想一個特殊點。
但許多人不了解此意，如陳建《學蔀通辨》，把陸九淵主張教人靜坐，收拾精神，認為是禅學。
其實禅宗祖師們正反對靜坐。
陳建又說王守仁是禅，但如江右王門羅洪先，盡教人靜坐，并不能說他是禅學。
而汝芳則正從靜坐中解放逃出的。
他嘗說： 嘗過臨清，劇病，怳忽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勌而目辄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
”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随物感通，原無定執。
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
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随之矣。
”驚起叩首，流汗如雨。
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
這一節話，可與他臨田寺閉關遇顔鈞指點一節合看。
汝芳近禅的